第一章　请命

一、一个连年亏损的“大庆式企业”

东风电视机厂的前身，是一个隶属于北京市第二轻工业局的蜡纸厂。这个蜡纸厂做的“就是冰棍纸：冰棍一层纸烫上蜡，要不然冰棍进水就化了。糖果纸也是通过蜡烫的，所以这个蜡纸厂，做冰棍纸、糖果纸的，包装纸用”。厂子最初是景山学校的校办企业，所以成员都是景山街道的“老头老太太”。后来这个厂又合并了宣武誊印厂（其实就是一个誊印社，规模很小，但却是收容前国民党政府官员与国民党军队军官就业的单位）。

“1970年2月份，在民族饭店，江青通过陈伯达指示，召开全国电视专业会议，要求全国上彩色电视机，宣传毛主席的光辉形象。五年要把彩色电视机普及到各个生产大队”。陶必德参加了那个会之后，就被派到了这家工厂。当时这个厂已经改叫“东方红无线电二厂”了。

随着工厂的发展，成员也在不断吐故纳新，一方面，是一些

像高峰倩这样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军人转业来到这个厂子，另外上面还安排了一些干部子女在厂里就业。到了1975年和1976年，工厂又接收了一些应届高中生，这样工人就年轻化了。另一方面，1973年工厂又兼并了两个生产收音机与电子元件的小厂，壮大了技术力量。1974年挂出了东风电视机厂的牌子，定性为大集体企业，不过因为在管理体制上几乎与国营企业无异，所以可以称之为准国营企业，在行政上它隶属于北京市二轻局电子公司（该公司后并入北京市仪表工业局）。

工厂一开始是做无线电收音机的，据高峰倩回忆，1969年他刚来到厂子的时候，就参加了研发无线电收音机的工作。到了1970年陶必德进厂的时候，他们厂接受了研制电视机的任务，而且是晶体管的。搞这样的电视机，当时在全国他们厂还是第一家。搞了一年，1971年“五一”之前，终于搞出了三台9吋的晶体管电视机，取名“昆仑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在“从一座破庙起家的东风电视机厂”一文中对这一段也做过报道，特别指出：“五一”北京开庆祝大会时，中央广播事业局把它们安放在天安门城楼上试用。

陶必德曾在访谈中颇为自豪地回忆起这段历史：“咱们送J201给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事业局）。昆仑牌加上别的厂的，一共五台，然后给广播电视（总局）的人看，看来看去上海的那个不行，南京熊猫牌的不行，只有昆仑的能够稳住，他们要拿着天线来回地转，只有昆仑的才能稳住图像。后来决定把昆仑的送上天安门。”

从陶必德的回忆以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播发的文章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几点：那时中国电视机工业真的是落后；工厂的工人们和技术人员受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国家电视机工业的发展填补空白”的信念的鼓舞，确实有很高的生产积极性；这种试制强调的是能够做出来，即要“有”，但是不考虑这样的试制会花费什么样的代价，也就是说不计成本。这正是计划经济的特点。

所以，东风电视机厂自开始制造昆仑牌电视机到1978年底黄宗汉要去当厂长的前夕，有七年多的时间，在这样的近乎手工工艺的技术条件下生产各类电视机四万多台（黄宗汉得到的统计数字是44000台），但是却出现了严重的亏损。不过，在计划经济时代，这种亏损被称为“政策性亏损”，被政府认为是合理的，企业的领导也不会因此被问责。

P15-17

这本小书其实是一份具有史料价值的记录，它有助于后人综合研究改革开放初期的复杂社会现象，因为从最高领导层到基层，从将军到士兵，都被卷入其中。

——黄宗汉

读完本书初稿之后，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东风电视机厂的改革经历，过去出于对高层论争的避讳，从未详予披露。如今能以相关人士共同叙事的方式记录下来，并由社会学家进行一番评议，能在有生之年看到这样一本小书的出版，我真的十分欣慰。这本小书其实是一份具有史料价值的记录，它有助于后人综合研究改革开放初期的复杂社会现象，因为从最高领导层到基层，从将军到士兵，都被卷入其中。

反思这段改革的经历，这其实是对建国以来极“左”路线的一次有力冲击，是以技术引进为主题的改革的“破冰之旅”。面对中国社会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人们认识上的分歧乃至行动上的对抗是不可避免的。简单地用改革派与保守派、好人与坏人之间的斗争来概括与论述显然是不妥当的。建国后“以俄为师”才是病根所在，俄国共产党总书记久加诺夫总结苏共失败的教训，盖源于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的垄断。中共仿照斯大林模式于建国后推行的路线，到了“文革”几近崩溃的边缘。这才引发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改革开放的路线。

回顾历史，我完全赞成拥护科学发展观，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领域全面推进改革，建设民主法治的社会主义社会，避免重蹈苏共的覆辙。希望这本小书能够引发人们对改革的反思和更深入的讨论。

黄宗汉

一个晚期癌症患者

2014年8月定稿

序

导言

第一章　请命

第二章　两个月：扭亏为盈

第三章　“东电”的悖论

第四章　螺丝钉引出的新思路

第五章　结构层面改革的深化

第六章　“东风方式”及其现实意义

第七章　一篇报告文学惹出的风波

第八章　“乱起萧墙”：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

第九章　黄宗汉调离与“东电”的最后结局

第十章 北京东风电视机厂的改革于社会学研究的意义

跋

附录

 1 东风方式——北京东风电视机厂对老生产线的改造 微力

 2 “东风方式”的由来与发展 王荣山

 3 国产电视机进入国际市场已不再是梦想理由

 4 “东风”的路一记北京东风电视机厂引进技术发展生产 张平力 

 5 从北京市电视工业的发展看技术密集型工业的技术引进（调查报告） 陈云汉、朱嘉明、黄江南

 6 希望在人间理由

 7 夜访中南海 周明

 8 赞成报告文学《希望在人间》获奖 王蛙

 9 对报告文学《希望在人间》及其主人公黄宗汉的几点看法理实

 10 陌生与熟悉理由

 11 关于检查东风电视机厂几个问题的情况报告 检查组

 12 北京东风电视机厂技术引进的风波 黄宗汉口述

参考文献

2008年底，因为与香港浸会大学社会学系阮丹青教授的合作，我们见面时她随便聊起，她的四叔黄宗汉先生当年在北京东风电视机厂曾搞过一段轰轰烈烈的改革。那时，他抱定“当厂长就要给国家挣钱”的宗旨，从效益人手，利用自己手中的关系资源，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从计划经济体制的重重藩篱中杀出一条路，为国家盈利两千多万。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定宜庄教授与黄宗汉先生进行了二十多个小时的访谈，也对这段历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觉得这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开放早期的一个缩影。我（杨善华，笔者之一）自1996年以来，一直在做城乡老百姓的口述史，听到这么一件事只觉得眼前一亮，因为以往讲改革初期的历史，要么是讲高层间的决策和斗争，要么是讲农村基层农民的决心和行动（比如安徽小岗村），而城市的改革，尤其是企业改革的肇始和实践，则鲜有记录和研究，能看到的，多是文艺作品的反映（比如《乔厂长上任记》）。因此，黄宗汉在北京东风电视机厂的改革实践，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按中国当时的行政等级来说，北京东风电视机厂只是一个县团级的小厂，在1970年代末计划经济体制仍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环境中，其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均很有限，面对强大的体制和对手，如何能冲破重重阻力，撬动计划经济体制这样的铜墙铁壁，从缝隙中为自己杀出一条新路？这正是引起我们兴趣的点。要知道自1949年以来，中国内地的社会在中央集权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双重主导下，逐渐形成了一个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权力的运作和资源的分配都是以自上而下的形式实施的。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就是支配与服从的关系，而且，从表面看，这种支配与服从的关系是绝对的、难以改变的。  但是，事实上，在进入这一课题前的研究经验已经告诉我们，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其实并非是简单的支配与服从关系。甚至在中国特有的行政层级（中央、省部、地厅或地局、县处、乡科）的每两级之间，我们都可以感受到有利于下级按自己意志行使权力的“自由政治空间”的存在。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这种关系又可以被概括为纵向的条与块内的上下之间的层级关系与横向的条块之间的关系。

在中国社会权力运作的过程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条条内部的关系、块块内部的关系，以及条块之间的关系会纠缠在一起，构成一种极其复杂的关系网络；因为这样的关系网络，不同行政层面所形成的板块会生出很多缝隙，从而使下级在贯彻高层制定的政令时有空子可钻。我们认为，这就是导致中国改革发生的社会结构层面的条件。正是因为这样的条件的存在，改革才有可能最终在中国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因此，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北京东风电视机厂改革的具体过程时，就会发现，“东电”的改革，其实就是作为社会行动者的、以黄宗汉为首的“东电”的改革先驱，根据自己在体制内工作和生活所取得的经验，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发现和利用行政板块各个层面的缝隙，为自己争得行动空间，最终走出一条改革的新路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北京东风电视机厂在改革方面取得的突破和所选择的路径，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后来选择改革的企业仿效的典范。就此而言，北京东风电视机厂当年的改革是基层改革的一个缩影。于是我们决定将北京东风电视机厂当年的改革作为一个课题来研究。

2009年夏天，课题启动，访谈集中在2009年8月。我们先访问了黄宗汉，然后在他的建议下，陆续访问了陶必德（当年东风电视机厂四车间主任，后任销售科科长）、吴明瑜（当年国家科委政策局局长，后曾任国家科委副主任）、理由（作家，报告文学《希望在人间》作者），高峰倩（当年东风电视机厂副厂长，后曾任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副局长）、稽国庆（当年东风电视机厂副厂长）、陈素锦（当年东风电视机厂工人）。后来，在陶必德先生的帮助和组织下，2010年1月我们又召开了工人座谈会与中层干部座谈会。参加职工座谈会的有程俊模（当年厂部小车司机）、王英明（当年四车间工人）、马淑蕴（当年三车间工人，后为工厂办公室主任）、马骅（当年工艺科技术员）和陶必德本人。参加中层领导干部座谈会的有朱振旺（当年设备动力科科长）、范录筠（当年厂长秘书）、崔莉笙（当年情报室主任）与陶必德。2010年4月，为了进一步了解东风电视机厂与北京电视机厂合并的细节，我们访问了焦长林（当年销售科成员，时任牡丹城际经营公司总经理）。我们的访谈终止于2011年8月底，最后访问的是王大明（当年为北京市经委主任，后来担任过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北京市第七届政协副主席）。按照我们原来的设想，是准备访问那些对当年这场改革持不同意见的干部和技术人员的，不过因为种种原因，他们最后还是婉拒了我们的访问，这也是令我们遗憾的一点。另外，定宜庄教授在宣武区档案馆的支持下，翻拍了黄宗汉档案中的部分文献资料，这为我们后续的研究奠定了一个文献资料的基础。

1978年，改革席卷中国大地，其最终目标是要破除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具体怎么走，谁也不知道，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杨善华、阮丹青、定宜庄编著的《缝隙中的改革：黄宗汉与北京东风电视机厂的破冰之旅》是一个改革先驱者的故事，更是1978年底开始的中国改革的一个缩影。

黄宗汉，1978年年底主动请命到严重亏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老厂——北京东风电视机厂就任厂长。黄宗汉在东风厂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在全国引起很大影响。由专业学者来记录、分析这一过程，使得杨善华、阮丹青、定宜庄编著的《缝隙中的改革：黄宗汉与北京东风电视机厂的破冰之旅》不同于一般的纪实作品，会令读者对肇始于1978年底的“改革”有更深入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