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电影，阮用荣还是略知一二的。当年他曾在四马路“青莲阁”茶楼门前摆过水果摊，这“青莲阁”就是上海最早进行商业电影放映的场所之一。1895年电影正式在法国巴黎诞生，第二年就传入了中国，这一年的8月11日，在上海徐园的“又一村”，电影首次在中国放映。(据有的学者研究，早在1896年之前，尚处草创阶段的电影，亦可能曾传人中国。@据目前所得资料，1896年上海徐园的电影放映，当为举世公认的电影时代到来后中国的首次电影放映。)电影这个新奇的玩意儿传人中国后，人们称之为“西洋影戏”，以别于中国古时即有的同样是借助于光和影来表演的皮影戏。把电影带人中国的当然是洋人，电影传人中国，也是首先在上海这个冒险家的乐园站稳脚跟的。
作为时髦的新奇玩意儿，电影最初多在娱乐、消遣场所放映。1897年7月，美国电影放映商雍松到上海后，即在天华茶园、奇园、同庆茶园等处放映电影。1899年，西班牙商人加伦白克携带一架半新的放映机和几本残旧的短片，来到上海，想在这个人口众多的大城市发一笔横财，但由于不谙中国国情，不了解上海人的兴趣，加之放映地点较偏，影片又旧，效果不好，苦心经营四年，仍未遂愿，只得转手给了其朋友西班牙商人雷玛斯。雷氏久居上海，熟悉民情心理，深知小市民喜欢噱头和花样翻新，接手加伦白克的业务后，即弃其旧片，向设在上海的法国百代唱片公司上海分公司租购了数套新片，试图以新奇取胜。他租下了四马路“青莲阁”楼下一室专作放映室。“青莲阁”名日茶楼，实乃一游乐场所，楼内设有小型游乐场，又处在公共租界的繁华地段，电影开映后，更是热闹非凡。“青莲阁”的门口，于是就云集着许多卖花卖水果的小贩，阮用荣曾厕身其间，摆过水果摊。
虽然成天守在“青莲阁”的门口，阮用荣却从来不舍得掏钱买票去看一场电影这个“西洋景”，小本经营的水果生意并不好做，地痞流氓的骚扰、气候的突然变化，都会导致亏本，日子过得很艰难，哪里有那份心思和闲钱来看电影。可大上海有钱人多得是，阮用荣守着水果摊，看着那些有钱的“白相人”熙熙攘攘地从电影放映室中涌进涌出，兴奋地谈论着电影中的所见所闻，对他的小水果摊却不屑一顾。电影放映室门口，成天都有身着洋装的吹鼓手击鼓奏乐，每当有新片上映，雷玛斯总会雇人掮着写有诱人的广告词和绘有醒目图片的广告牌穿行于附近的大街小巷，以招徕观众。几年下来，“青莲阁”外的水果小贩阮用荣仍一贫如洗，而“青莲阁”内的电影商人雷玛斯已腰缠万贯。1908年，雷玛斯在海宁路乍浦路口，修建了上海第一座正式电影院——虹口大戏院，这个以铅铁皮修建的影院可以容纳250名观众。而此时，阮用荣也已告别水果贩的生涯，在亚细亚油栈当上了一名工人。P6-7
因为要写阮玲玉，所以首先找来了我所能找到的关于阮玲玉的种种资料，有当年的报刊书籍，也有她的同时代人几十年后写的回忆，还有研究阮玲玉表演艺术的大量书籍论文，当然也包括已出版的数本阮玲玉的传记(最早的出版于阮玲玉去世的当年，最晚的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其中的许多资料我在十多年前就读过了，也有一些是近年来才问世的，总之，能找到的都找来了。面对这一大堆资料和前人的写作成果，该如何来完成本书的写作，的确是件很令人为难的事。
在一篇舒琪先生所作题为《阮玲玉神话》的文章(载舒琪等：《阮玲玉神话》，香港创建出版公司，1992年)中，有一种说法使我颇感兴趣，该文的大意是，写阮玲玉大致可有三种写法，其一，因为“无法摆脱‘神话’——或‘传奇’——的角度”来写阮玲玉，因而必然是一篇“充满赞美的文字”，这是一种继续制造“阮玲玉神话”的写法，作者认为，这样的神话已经有不少了；其二，“重新组织”“已有的资料，把阮玲玉的一生较完整地述说出来”，作者认为这种方法的危险在于“重复别人说过的一些东西而已”；其三，在尽可能搜集和阅读所占有的资料的基础上，“幻想出种种的猜测，这些猜测／推想，比起那些传说，可能会更为不真实”，但却是作者“与阮玲玉之间最直接且私人的关系”。
我对舒琪先生的这个说法虽不完全赞同，但却颇受启发，记得在去年我写《人生不负笑美人：胡蝶》一书时就曾在“后记”中说过，我不想把该书写成一本小说或传奇，同样的，’我也不想把阮玲玉写成一个神话或传奇。对学历史出身的我来说，自然更喜欢舒琪先生所说的第二种写法，即尽可能地“把阮玲玉的一生较完整地述说出来”，同时，我也不排斥第三种写法，这两种看似矛盾的写法，我想在写阮玲玉时也许能较好地统一起来。关于阮玲玉的生平事迹，我尽可能地用第二种方法来写，尤其是她的从影历程和她所处的特定的时代环境，凭我所占有的资料是可以真实地写出来的，若写得好的话，大概也不一定只是“重复别人说过的一些东西而已”；关于阮玲玉的情感世界，我以为，也许采用第三种写法更好一些，因为这方面我们所能见到的资料，绝大多数在严格意义上都不能说是第一手的，阮玲玉本人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反映其心路历程的文字，而即便是当时人包括她的友人留下的文字也只是反映了他们的看法，并不一定就和阮玲玉真实的想法所吻合，因此，在进行这方面内容的写作时，我在所能见到的资料的基础上，作了一些推论和假设。我并不是特别推崇这种写法，说白了，是不得已而为之。有一点应该是不成问题的，那就是在本书中哪些是用第二种方法哪些是用第三种方法所写，读者是能一目了然的。
本书的写作和出版得到了许多朋友的热情帮助，在此，谨致由衷的感谢。
清王朝灭亡，帝制变成了共和。民国成立。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从此不跪而立。原因简单，中国人心里的“王道”“祖宗成法”岂是重新挂一个牌子就能改掉的。自康梁以降，“变法”是那个时代最热门的精英语汇，跟我们现在讲的“改革”本质上没有任何不同。所谓仁人志士，无论保皇的还是革命的，最明白的就是，这两千年大一统，崇古泥古的泱泱大国，不变即亡。
变法何其难也！自宋明理学登上社会意识形态金字塔尖，“存天理灭人欲”成为金科玉律，须臾不可违背。女真统治者照单全收，变本加厉，无论GDP是不是真的占了全球四分之一，中国人继续按千年道德名教默守陈规是必需的。没有技术进步，没有商业蓬勃，没有企业、机器大生产，宗教不可能与政权平起平坐，更别提科学与民主的启蒙了。这就是一个好古拒变的大国遭遇近代西方文明后一触即溃的根源。
大梦谁先觉？民国人，准确地说是那些受到良好教育、具备相当智识的精英们，对这样的危机痛入骨髓。这些民国牛人的共同之处至少有以下三处：
一、使命感。从严复到谭嗣同、康梁、陈独秀、胡适和鲁迅，从同盟会到国共二党，从张大干到徐悲鸿，从詹天佑到翁文灏，这些人的使命感都不是与生俱来的，反过来说，与生俱来的恰恰是那些顽固的保守主义者、皇家儒门的既得利益者。使命感来自向西方学习后对中国文化的思考。他们学会了一个词——真理(须知言论自由，只是平实地说话求真理——严复)。这个词来自于西方，英文即觚曲，本身就有事实的意思。近千年来，“理”带上“天理”高大上的帽子，变成了中国人说一套做一套最有用的挡箭牌，只要大旗不倒，任凭旗杆下面男盗女娼。因此，推倒“理学”成为首要任务，“理”前带一“真”字，内涵全出。他们强调开民智，求独立，创富强，皆以真理为指针，当主义沿街叫卖、网罗党羽的时候，也须以真理开腔。当真理成为众望所归，使命即为应有之义。
二、本色、自由。由陈丹青先生首度混搭，“民国范儿”让颇有点儿鄙俗的北京土话引发了潮流。这个词绘声绘色，色香味俱全。民国人是什么“范儿”，是贵族精神吗？刘再复总结的四点自尊精神、讲求原则、保持低调、淡泊名利，这些都有，但似乎说得抽象了。从形式上来说，穿衣打扮，西式与中式互不干涉，新与旧相得益彰，没有谁看谁不顺眼的；生活上，除了抱拳、作揖等等中式动作，还包括气宇轩昂、自信满满的仪态万方，即使香烟广告上的美女姿势也十分从容雅致，全不见低俗媚态；语言上，文气十足慢条斯理，避开俚语俗话，这点现在在台湾街头里弄仍不难体会。至于凡事有规矩，什么场合如何言行，更是自小的教育，必不可少。优雅是那个时代的时尚，比之当下国外不断诟病的中国式粗俗，真好像不是一国人似的。再说个人气质，自由主义、保守主义、马克思主义，都是知识界的时髦，既能看到徐志摩式的温和潇洒，也能看到闻一多式的感性甚至极端，而齐白石却坚守田园秉性，以朴实无华征服了大众。民国人物们各具人格魅力和风格做派，一生本色出演，没有谁刻意为之。身居国民政府监察院长的于右任，光头长须布袍，一辈子操着一口纯正的陕西话，现在若碰上，你相信他是国级干部？可叹一个混乱危机的时代，恰给个人挥洒自由的空间，任性不靠银钱。
三、行动力。“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自19世纪开始，到现在还是一个正在进行时。民国结束了治乱相替的千年史，华族这个“早熟的聪明孩子”头大身子小。为了打得过列强，肌肉筋骨必得迅速膨胀，为了更新智慧，必得满盘拿来，生吞活剥，哪怕消化不良。时代的进步必付出行动的勇气而不是瞻前顾后，这点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开始，着重点是行不再是知，心学从来都是小众的茶话会，而竭力避武平乱却是先生最有说服力的政绩。朱熹们只说不练，中国人不进化只等退化。梁启超一边疾呼，只许接受不许批评是中古精神而不是现代准则，一边身先士卒率众商议变法。而詹天佑一条人字铁路的成功赛过工程师再多的惊世之语。联想当代摸石头过河论的巨大推动作用，更加说明站在全世界最强大的保守主义的土壤上，做比说要重要。
自民国之后，中国人严重自我怀疑自我否定，姿势怎么摆都怕别扭。变革的力量与保守的力量缠斗，儒家作为守旧势力的基地被发起“斩首行动”。然而面对自西方而来的种种，理性、科学、民主这些现代世界的“重型武器”，人物们既兴奋又惊恐。很多人从一个主义跳到另一个主义，眼下的“是”迅疾反目为“非”，从中激进到西、晚年又遁回道统，让人无法片刻将息。20世纪是一个野蛮生长的时代，每一天都充满刺激，每一天个人的“变”与时代、国家的“变”相互角逐。
翻过20世纪的中下叶，我们终于狠狠地抛开传统之国，向现代之国疾步行进。不可否认的是，从承上启下来说，了解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也仅剩下民国一途。此言不赘。
因变，可爱；因变，可歌；因变，可叹。欲了解那个“逆天”的雄奇时代，亦唯有阅读民国人物们的心路历程一途。以此作为丛书《影响现代中国的人物》的题识，或许也正合其意，读者有眼。
李向晨
2015-3
朱剑创作的《阮玲玉(无法言说的痛)》讲述了：阮玲玉的一生是短暂的，留下最耀眼的璀璨，也带来更长久的哀婉叹息。她是人们心中的无冕影后，悲情的演绎令人心碎。她是感光最快的底片，哀婉的形象楚楚可怜。阮玲玉用自主和坚强做羽翼，试图冲破命运的牢笼与枷锁。
《故都春梦》《野草闲花》《城市之夜》《神女》让她大放异彩，与破落公子张达民和富商情人唐季珊的感情纠葛又将她推向无情的深渊。当阮玲玉不得不站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之上，她再也无力反抗，任由自己被黑暗彻底吞噬。
民国作为“逆天”的雄奇时代，因变可爱，因变可歌，因变可叹。诸多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发声”的民国人物诸如阮玲玉、闻一多、徐志摩、李宗仁等都将成为当下的我们了解民国的最佳途径。
阮玲玉作为中国最早走向独立自主的女性之一，她的一生也曾璀璨耀眼，却始终逃不过悲剧的命运。朱剑创作的《阮玲玉(无法言说的痛)》作为她的传记，将阮玲玉勇敢试图挣脱命运枷锁的精神讴歌，也为她曲折多舛的一生悲叹。在我们不禁要为阮玲玉的香消玉殒悲叹一声后，我们更应该感受和学习她的自强、自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