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遗产保护七十年沧桑巨变 再现重大文化事件之故事秘辛

“七十载矢志不移，七十载巧思笃行。”从1940年追随梁思成至今，罗哲文已经为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奉献了自己的70年光阴。《罗哲文传》使人们得以借此了解七十年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吉光片羽，向为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奉献了青春乃至一生的先驱致敬。

罗哲文几乎经历所有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重大事件，在很多领域都是开创者和意见领袖。此外，罗哲文还是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大运河申遗的首倡者之一，主持了赵州桥大修、永乐宫整体搬迁、布达拉宫首次大修等重大文化遗产抢救功能，是国内首屈一指的古建修复专家。

本书还涉及了很多鲜为人知的内幕，如“五朝元老”朱启钤在文化遗产保护上的重要地位、林徽因在李庄的凄惨生活及对罗哲文的精心培养、梁思成保护日本古建筑、清华大学的排外情结、梁思成与吴晗的冲突、大运河申遗为何由应者寥寥突然转向蜂拥而上……如此大量地揭露历史的“隐私”，在传记作品也并不多见。

罗哲文是中国当代古建研究第一人、长城研究第一人，也是中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倡始人和“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评选的发起人，参与了国徽设计、北海团城保护、长城等重要事件，是梁思成、林徽因的学生。从1950年开始从事文物保护工作，几乎经历了新中国文物保护的所有重要事件。现为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国家文物局古建专家组组长。

本书作者张海燕，笔名张天骥、凡夫，出生晋中，经历军人、报人、出版人，参与编著《中学生艺术素质教育大百科》、《大学生艺术素质教育大百科》等。作者查阅千余种图书、报刊资料，历时三年精心撰写而成。回顾和评价了罗哲文1924年到2009年间的生活、学习、工作经历，史料翔实、评价客观，是一本可读性和学术性兼备的好书。

第一章 早年

 客家子弟 革命后代

 无忧童年

 宜宾求学

第二章 在中国营造学社

 结缘中国营造学社

 罗哲文被录取的经过

 营造学社为何选择了罗哲文

 在中国营造学社的主要工作

 在李庄的生活

 为“学社”鼓与呼

第三章 与梁思成的32年师生情谊

 成为梁思成的徒弟

 梁思成的言传身教

 为罗哲文看病

 林徽因的精心培养和细致照顾

 保护日本古迹

 在清华——成为研究生

 参与编辑《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

 设计国徽

 保护团城

 首都文物建筑保护问题座谈会

 离开清华大学

 淡出梁思成的视野

 与梁思成的最后一面

 梁思成眼中的罗哲文

第四章 长城的故事

 “万里长城第一人”

 主持修复长城

 “月宫遥见”之争

 穿越罗布泊

 悲城万里

第五章 驰骋“文”坛七十年

 得到郑振铎、王冶秋等前辈的关照

 大修六十年

 保护中国历史文化名城

 古建修复的中国特色

 罗哲文在文物保护方面的其他成就

第六章 中国式申遗

 角逐“凯恩斯决议”

 心仪运河

 中国式申遗

第七章 工作之外的罗哲文

 罗哲文的爱情和婚姻

 罗哲文与罗杨

 多面矛盾体——生活中的罗哲文

罗哲文于1924出生在川南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

关于罗哲文的祖籍，已无稽可考。唯一涉及这一资料的《罗哲文》(中国文物出版社2006年9月，本章的初始资料均来源于该书)语焉不详，这本书里只是说罗哲文祖上是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时，沿着长江溯江而上的客家人。从这本书能够得到的资料以及它的出版背景推测，文章的内容可能得到了罗哲文的认可，这就意味着罗哲文本人可能也不知道自己的祖籍。

如果罗哲文祖上是客家人，就基本排除了被动迁入的可能。

在明末清初的这一次迁民四川中，清政府主要考虑了几个因素：经过多年征战和掠杀，四川出现了“丁荒”，迁民是客观需要；湖广地区人口压力巨大，“湖广熟、天下足”，大规模的迁民有助于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大规模的迁入富庶地区的民众，对民族融合、地域文化都是有力的推动。因此，清廷的这次迁民行动，把主要精力放在湖广地区，所制定的极为优惠的政策，例如对官员的奖励(“招民垦荒功”)、对迁民的鼓励(赋税的“五年起科”到“永免升科”)等，目的都是为了激励湖广富庶地区的人口迁移，保证四川地区的快速发展。不过，由于乡土观念和生活习俗的不同，湖广居民显然不愿意背井离乡，一些地方为了出政绩，枉顾朝廷要求自愿的一再严令，还是出现了缚民迁移的事件。

相较于湖广，客家人的入川热情极高。“客家大部分于宋末至明初，徙至广东内部以后，经过朱明至清初的生息，系裔日繁，资力日充；而所占地域，山多地少，耕植所获，不足供用，以是，乃思向外移动；恰好当时有四川一省，因为张献忠多年屠杀，户口凋零，田园荒落，清廷不得已，下谕各地农民开垦，客家农民，得此机会，便跟着两湖农民，走上川去。”(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希山书藏1933年11月)

到了后期，客家人人川的期望已经由开始的苟延转为“发迹兴旺”，此时政府不再是鼓励，而是阻挠。雍正十一年(公元1788年)，广东龙川赴川的客家人遇到官府阻拦，便张贴了《赴川人民告帖》，表示：“我等进生退死，一出家门，一心只在四川。阻拦得我的身，阻拦不得我们的心肠。”

同样是入川，客家人和湖广人的态度泾渭。固然有地理条件的差距在内，但客家人的冒险精神和机会意识，独立、自强的秉性，与湖广及“大槐树情结”还是有本质区别的。

从康熙十年(1671)到乾隆四十一年(1776)的105年间，入川移民达600多万人，其中湖广占25%，河南、山东5%，陕西10%，云南、贵州15%，江西15%，安徽5%，江苏、浙江10%，广东、广西10%，福建、山西、甘肃5%o罗氏先人就在这600万人中，只是无法断定他们将是这些百分比中的哪一个而已。

客家人是个相对宽泛的概念，“山为主我为客”是客家人这一概念的最初发源。因此，罗哲文的先人有可能从上述地区的任何一个角落出发，跋山涉水来到四川。不过，之后的种种经历，说明罗家和云南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并因此受惠良多。

跟随着入川的滚滚人流，罗氏先人在“宜宾以北、紧靠乐山的边远山区安居下来”。在“难于上青天”的巴蜀腹地，罗氏先人世代农耕为业。

客家人的这种冒险精神，在之后的罗哲文身上也屡有体现，包括他16岁到李庄应聘，再追随梁思成上北京，选择到国家文物局，终于走出了巴山蜀水，成为全国翘首的专家。  罗哲文的父亲罗树培，原名罗明德，出生于光绪十六年(1890)，《罗哲文》一书中说罗氏先人地方“宜宾西北，紧靠乐山”，符合这个条件的，应该是罗哲文的母亲杨氏早年生活过的地方犍为县。这可能也是罗树培和杨氏最终走到一个屋檐下的原因之一，起码罗家和杨家有共同熟悉的人物能够起到牵线搭桥的作用。

罗树培接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这对他之后的职业选择和生活都产生了影响。他幼年曾经上过“时间不长的私塾”(《罗哲文》)，所接受的教育程度，大致相当于今天的高中毕业——上过学，却不能以此为生。由于相对自闭和民族杂居，四川教育在清以前一直落后于全国，从明代正德六年(1511)杨慎之后，一直到科举制度被废除，四川只出现了一个状元骆成骧。就此而言，罗树培的教育程度似乎不高，但在当时的四川似乎也说得过去。

在读完私塾到21岁的这段时间内，罗树培～直在家乡务农。清末，由于国家财政接近崩溃，税赋无限量加重，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反被盛名所累，成为全国税赋最重的省份。光绪三年(1877)，四川各大县的田赋附加税，比19世纪50年代的地丁税增加了9倍，各小县增加了4.5倍。(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三联书店，1957年)由于赋税沉重，“一人一岁得钱17千文零，仅给衣食。若遇冠婚丧祭、水旱偏灾，则负债失业，流离转徙。此民之所以日即于贫，而人口之消耗于此可见矣”。(光绪《绵竹县乡士志·户口》)

按照习俗，尤其是到解放初还盛行早婚的川西南，罗树培应该在17岁左右结婚。或许是由于家境贫寒，罗树培一直到21岁还没有结婚。

宣统三年(1911)，罗树培突然“跑去参加了保路运动”，“有意无意地成了改朝换代的参与者”。(《罗哲文》)

这个“跑”字，说明贫穷给罗树培带来了精神、物质甚至可能身体上的压力，迫使他做出任何改变自己命运的选择，哪怕自己没有足够判断这个选择正确与否的能力。罗树培的“无意”，就像当年祖辈披荆斩棘来到四川一样——哪怕前途未卜，只要能改变现状就义无反顾地投入。

罗树培的“有意”，可能与保路运动的特殊背景有关。

1911年(宣统三年)5月以后，正当民主革命风声激荡，清王朝统治摇摇欲坠的时候，湖南、湖北、广东、四川发生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其中以四川的运动最为壮阔，它促进了武昌起义的爆发，加速了清王朝的覆灭。

保路运动是因英、美、德、法四个帝国主义国家勾结清政府夺取已准归商办的粤汉、川汉两路路权而激发起来的。借用外债修筑两路的谈判从1908年起已开始进行，由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到1910年5月他们才达成借款协定。1911年4月清政府代表、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与四国公使议定了借款合同细节，等待各该国政府批准后就要正式签字了。要批准这个出卖路权的合同，必须将商办铁路收归官办。于是，清政府在5月9日下达了“干路均归国有”的“上谕”，5月20日正式签订借款合同。

首先起来反对“国有”政策的是湖南。继湖南之后，湖北群众也行动起来，上书抗争，集会声讨；广东人民在得知“国有”政策后，反应异常强烈。也起来进行斗争。

“干路国有”的消息传到四川，群情汹汹，要求抵制。6月13日丧权卖国的“四国借款合同”寄到成都，原来赞成“国有”的立宪派们，转向了“保路”的立场，他们在6月17日发起成立“保路同志会”。保路同志会的成立受到群众的欢迎，仅仅四天，成都一地签名入会的已超过10万人。不久。成都以外地区也陆续成立“保路同志协会”，到9月7日为止，成立“协会”的共有64个县。

在各地组织保路同志会的过程中，秘密的哥老会会员得到公开活动的机会；同盟会的革命主张也不断渗透到群众中去。就在这时。以滥杀无辜著称的“赵屠户”——新任总督赵尔丰带着“从严干涉”的命令来到成都。这时，群众更加怒不可遏，由此导致8月24日从成都开始的罢市、罢课、抗粮、抗捐斗争。

清政府为了维护其统治，一面命端方率领鄂军入川“认真查办”，一面令赵尔丰“切实镇压”。赵尔丰以有人散布一种宣传君主立宪、地方自治主张的小册子《川人自保商榷书》作口实，硬把“隐含独立”的罪名扣在立宪派首要人物的头上。9月7日便将蒲殿俊、罗纶、邓孝可、颜楷、彭芬、张澜等人逮捕。

蒲、罗等被捕后，尽管赵尔丰马上贴出“只拿首要，不问平民”，“聚众人署，格杀勿论”的告示，但成千的群众奔向总督衙门请愿，要求释放被捕者。当他们拥向辕门时，赵尔丰下令开枪，并用马队来回驱逐。当场死者。经查明的有32人，伤者无法统计。这就是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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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追求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目标时，往往容易忽视祖先留下的遗产，忽视我们代代相依的精神家园。让人欣慰的是，总有一批先觉和义士率先觉醒并自觉承担起反思、呐喊的责任，以自己的博识和远见，洞察于前、忧患于前、行动于前、慷慨于前，不惜汗、不气馁、不居功地奋斗着。时下也是如此——当全球化的飓风向我们袭来时，他们保持着清醒，坚定地守护着民族文化的根脉，并以开放的态度，面向世界，承担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我所用、不囿于我的责任。

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能有今天成就，除国家昌盛、政通人和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得益于一批能人志士为之鼓呼奔走，罗哲文先生便是其中之一。七十年来，他服务中国文物保护事业的初衷不改，老而弥坚。可以说，七十载矢志不移，七十载巧思笃行，俨然如文博苑中的花匠，尽心呵护着满园春色。

在这翻天覆地的七十年里，罗哲文几乎参与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所有重大事件，很多还是由他倡议并参与实施的。从长城保护到大运河申遗。从历史文化名城到加入《世界文化遗产公约》，罗先生惟日孜孜，无敢逸豫，为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做出了杰出贡献。2009年，罗先生获得了由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评选的从事六十年文物工作杰出贡献奖和各个社会团体授予的“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终身成就奖”，这是对他七十年工作的充分评价和最好肯定。

这七十年的光阴可以从1940年追随梁思成先生算起。他从一个放牛娃成为梁思成的入室弟子。他的启蒙之路是极具中国文化色彩的口传心授的传统方式，勤奋敬业、躬身笃行、心无旁骛等这些中国传统文化赞颂的优秀品质，在他身上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扬。七十年来，他遍涉祖国各地，以我的家乡江苏为例，他先后到苏州100多次、常州数十次；至于长城，我们能说出的地名，他全都到过。同时，他出版了很多著作向国内外宣传中国的文化遗产，有的文章还被收入小学、中学、大学课本。为了更好地总结经验和留存资料，罗先生在青年时代就学会了摄影、自己’中洗照片，到现在依然背着相机东奔西跑、爬上爬下，精力和兴趣不让青年。

古往今来，凡有大成就者，在成功者的基础上还要具备三个能力。一是善时，所谓“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二是善始，所谓“以明防前，以智虑后”；三是善疑，所谓“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今天的大成就者也是如此。因为有着丰富的经验和阅历，罗先生往往能够独具于众识之前。目前举国关注的“大运河申遗”，最早是罗先生和一些老政协委员倡议的，现在已经是涉及六省市35个城市的大事了。我很同意罗先生在文物保护维修上一贯坚持要有中国特色的观点。他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文物古迹也是有体有形、有声有韵》，我专门写信给他，表示赞同和敬佩。其实，早在1989年，他就提出历史文化名城不仅要保护有形的文物古迹，也要保护无形的音乐、戏曲以及科学技术、医药技术、宗教风水等“文化活力”，在观念上已经很接近十年之后出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了。

罗哲文先生是文化部的老专家，又是全国政协的老委员；我到文化部和全国政协工作后有很多工作和他在一起，从他身上得到的教益匪浅。罗先生出生于1924年，今年已经87岁高龄，依然奔波在文化遗产保护的第一线，他是一位令人尊敬的文化遗产的守护者。在工作中，他提携后进、不吝私藏，以身示范，热情乐观，他真正做到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我国还有很多罗先生这样的老专家、老学者，为了祖国的繁荣昌盛、为了民族的伟大复兴，不念不苟，不堕不移，亲力亲为，积极为祖国建设出谋划策。他们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值得我们致敬和学习。

这本书收集了大量的详尽史料，客观、公正地记述了罗先生的一生，是一部很好的人物传记作品。我希望有更多的人通过这本书了解罗先生、了解他所追求的事业，进而了解中国遗产保护的历史和现状；更希望读者朋友能看到我国老专家、老学者们的廓影，被他们的精神所感召，被他们的事迹所启迪。期望有更多的人像他们那样无怨无悔地追求和奋斗，则中国的文化事业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