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金陵古都到青藏高原
我的故事要从我的母校——南京地质学校(简称南京地校)说起。
做一个地质队员到深山找宝是我儿时的梦想。我在青岛第四中学读初中二年级时，有幸参加了青岛市少年夏令营，营员们站在海军的大卡车上高声唱着歌到了崂山，将大大的军绿色帐篷安扎在崂山脚下。我与小伙伴们一起上山去找可做矿石收音机的黄铁矿晶体(花岗岩中有时能找到立方晶体)，这种单晶具有半导体效应，可以用于制作矿石收音机。虽然那时没有找到理想的矿石，但在我心中已经埋下了当地质队员去深山探宝的种子。
读初中时，我对地理课喜爱有加，在张大楷老师的指导下，我和谭培英、曲松河等八位同学用棉花、胶料和色材制作了一个很大的，中国地图立体沙盘，在这一过程中对青藏高原的地貌特点已有了粗浅的认识。或许冥冥之中，这次的中国地图沙盘的制作，使我的一生注定要与地质，尤其是青藏高原结下不解之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工农业百废待兴，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急需矿产资源，国家高度重视地质勘探事业的发展。为此，地质部在全国各大区开办了地质学校。1953年我初中毕业前夕，正好宣化地质学校到青岛招生，全青岛市报考人数1200人，我兴奋地报名参加考试，成为被录取的300人之一。因为宣化地校尚在建设中，录取的300人中，100人被分配到长春地校探矿工程专业，另200人被分配到南京地质学校，我有幸成了南京地校的一员。
古都金陵，钟灵毓秀，虎踞龙盘。南京地质学校是原地质部所属的重点培养地质勘探专业人才的全国重点中专学校，她的前身是创建于1950年10月1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测绘学校。这个学校是在华东军区暨第三野战军司令部测量大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1953年到1956年，我在这里度过了快乐而难忘的学习时光。
南京地校坐落在南京市玄武区大石桥，学校中心大型椭圆形运动场的北侧有地质和测绘两座教学大楼。
1953年入校的我们是第一届学生，分为地质、测绘两个专业，每个专业600人，共分为12个班。国家地质部为加强地质专业的教学力量，抽调了汤克诚、殷维翰、张仁山及从美国回来的朱熙人等老专家主持教学工作，还安排了一批经验丰富的中年教师如汪龙文、徐邦良、车书正等担任骨干教师。还有一批优秀的年轻教师热忱投入，更令整个教师团队焕发出了活力与激情，张家骥、童永生、马祖旺、常安之、汪金培、胡右道等都是我永远铭记的好老师。学校制定了科学的教学计划，开设了文化基础课、地质专业基础课、地质勘探专业课、电工学、材料与工程力学、机械学与机械制图学等共22门课程，学习任务十分繁重。学校还注重教学与实践的紧密结合，我们先后有三次教学实习(分别在栖霞山、龙潭和黄龙山)、一次方山测绘实习、两次生产实习(我两次生产实习分别是在安徽庐江铜矿和拔茅山铜矿区)。1955年冬季，我们还到江苏海州磷矿进行矿山坑道工程测量和钻探操作实习，并进行岩心记录编录实习。地质填图、矿区探矿工程布置、采样编录技术方法等操作课程，对我们每个人都是极大的锻炼。在校内还完成了岩矿鉴定、快速吹管分析和电工车间实验实习课程，旨在把学员打造成到野外地质队能立刻上手工作的地质专业人才。最后的生产实习结束时，每人都要按实习矿区地质情况编制矿床勘探设计书，最终要通过国家的考试和答辩。
学校还非常重视体育锻炼，要求毕业生必须达到劳卫制…一级标准。全校达到劳卫制二级的共24人。让我很自豪的一点就是，我也是这24个学子中的一位。我努力学习，各科成绩优秀，顺利通过了各项毕业考试。
1956年8月16日，是我们毕业的日子。在南京地质学校举办的隆重的毕业典礼上，当时兼任校党委书记的印通校长亲自宣读了向各省分配的毕业生名单。
首先宣布的是分配到江苏的队员名单。先宣布领队，然后是队员名单。听到自己名字的同学们大都反应平淡，甚至有些失落。P3-5
2013年11月，曾经一同奔赴青藏高原的地质队员们在上海聚会，尹家衡热情洋溢地朗诵了他即兴创作的《难忘青藏高原》抒情诗篇，引得大家眼睛湿润，思绪万千。大家一致认为，如果能出版一本图文并茂的图书，随时翻阅，足以慰地质人对青藏高原的眷恋之心，也更能增强我们这一代人的幸福感。有人知道我存留了不少老照片，建议由我来写。
此后，我翻阅、整理了以往的照片，又向同学、同事征询他们手上现有的照片，从2014年6月开始动手编排。有朋友建议我对照片尽量多作说明，能详细地记述地质队员当年奋战在高原上找矿勘探的真实历史。到2015年春节前夕，编排图片的时候，我感到图片虽然较多，但缺失不少重要时期的照片，图片不够完整。我又觉得加上说明文字的话，篇幅较大。有朋友建议，那就将已有的照片加上简要的说明，另将文字整理成回忆录。我觉得这个建议很好。
从此，我拟定了《难忘青藏高原——地质人的纪念画册》和本书的编写计划，两个本子同步进行。在撰写本书书稿的过程中，深感自己文字表达能力的欠缺。在写了西藏回忆的系列故事之后，实在没有了继续写下去的信心。我请朋友拿给一位作家征求意见，问‘他我这样写行不行。如不值得写，我就终止写作，以免给世人增添垃圾印刷品。然而，这位作家一口气看完了这些故事。有的故事使他感动流泪。他鼓励我继续写下去，并称，现今时代，太缺这种真实感人的故事了。作家朋友的鼓励，使我把写作本书视为使命。我决心本着历史真实性、阅读趣味性和科普知识性并重的原则，努力去挖掘记忆，整理成文。2015年6月，我终于完成了初稿的大部分。因为还要集中一段时间来编印纪念画册，书稿的写作就暂时搁置了下来。
直到2016年2月，我才完成了本书的书稿。我请深圳的柯志诚先生帮助润色，特别请青岛经济职业学校的高智慧老师对书稿作了订正，有了第二稿。然后，由深圳的金文明先生，到北京找文学界的朋友征求对本书的意见。他的朋友们一致对出版此书热情关注，非常支持。收到了如许的鼓励，我从2016年4月开始，又收集补充了一些篇章，做了一些修改，在众多朋友、同事、同学的支持、鼓励、帮助之下，完成了本书的第三稿，以为定稿。几易其稿，虽是回忆之作，但是因为年代久远，记忆漫漶，加上史料缺乏，虽然我仔细回忆，认真整理，四处求证，费心费力，仍有所不逮，疏漏在所难免。我妄揣简陋，呈现给读者的，是我们这一代地质人的往事与理想，是我们用青春年华和人生酸甜苦辣所经历过的一段心路历程，是我们这一代地质人的人生笔记。
本书的成果，不单属于我，更属于大家，属于所有一同学习、生活、工作、战斗过的同学、同事、同仁，也属于那些为了理想而牺牲的伙伴们。不管岁月如何变迁，我们的友情、理想和荣耀，都如同青藏高原、祁连山和秦岭一样，永恒、坚固、沉静……
1937年，是中国历史上多灾多难的一年。
而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的个人命运，也注定了要见证并经历中国大地上的磨难与艰辛。
1937年，我出生在青岛。我的父亲赵世恪在青岛四方机车车辆厂做工。1898年3月6日，德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中德胶澳租界条约》，强占了青岛。1899年6月23日，德国人强迫中国人开始修筑胶济铁路。1900年10月，在四方站东侧、四方村南侧开工建设了为胶济铁路服务的工厂——胶济铁路四方工厂，也就是后来的四方机车车辆厂。当时的四方机车厂是青岛第一个工会的诞生地，也是青岛早期工人运动的发源地和大本营。它在1925年前后就成功地联合青岛的其他工厂，共同开展了青岛的大罢工。1925年4月底，日本在青岛的六大纱厂20余万枚纱锭全部停止了运转。这其中，就有四方机车厂的功劳。
1937年底，时任青岛市市长的沈鸿烈率军撤出了青岛，青岛落入了日本侵略者的魔爪。我父亲作为这个具有爱国和革命精神的工厂里的一员，当时也是一个激情满怀的爱国工人。他不愿为日本人制造屠杀中国人的枪炮，愤然带领一些工友离开了四方机车厂，回到山东即墨老家，组织起了抗日游击队，七战日寇，声名远扬。父亲在1938年6月与日寇的一场战斗中负伤，因缺少药品，伤病久治不愈，在1939年秋逝世于栖霞县山区。那时的我不满三岁，对父亲没有多少记忆。但是父亲的爱国情怀，他勇于抗日的形象，在我心里一直异常高大，每当我遇到困难时，总是会想起英勇抗日的父亲。
父亲牺牲后，意志坚强的母亲强忍着悲痛，拉扯着我们兄弟姐妹五人，流浪在胶东大地上。我们曾与当地村民一起躲在大豆地里，曰本兵就从近在咫尺的小路上通过，我们使劲屏住呼吸，甚至害怕日本兵听到我们的心跳声，这样的恐惧和危险，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到；我们也曾跟着母亲拼命奔跑，躲避日本飞机扔下的炸弹。这样颠沛流离的生活，一直持续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
战争结束后，母亲领着我们回到了父亲的老家即墨。可是，战乱之后的老家家徒四壁，年迈祖父母靠着八分薄田艰难度日，我们的回来，徒增了他们的负担。无奈之下，母亲只好领着我们回到了阔别八年的青岛，向父亲原来做工的四方机车厂求助，但是一无所获。就这样，我们一家沦为难民，流浪青岛，过着风雨飘摇的日子。我们一家的遭遇，其实也是当时山东乃至全国人民苦难生活的缩影。动荡的时局，残酷的战争，家国飘零的惨状，充满饥饿、苦难、恐惧的生活，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深深扎根，也练就了我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性格。
好在大姐在市郊终于谋得了一份小学教员的差事，她还加入了基督教，得到了教友的接济和帮助。在她和她的教友的安排下，我以孤儿的名义被送到教会在青岛贮水山路办的孤儿院，可以边手工劳动边学习，再也不担心饿肚子了。在孤儿院半年以后，大姐又以抗日遗属的名义，把我送进以1931年至1937年任青岛市市长的沈鸿烈(1882—1969，字成章)之字命名的私立成章小学(现今的无棣四路小学)，免除了学费，从四年级读起。但是，当时家里无力为我置办童子军服装和绳棍装备，我只好从这个学校退学，进入教会在辽宁路办的求真补习学校，在这个学校读完了小学五年级和初中一年级。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12岁的我站在路边，与市民们一起拍手欢迎解放军进城。我知道，青岛人民从此将要过上新的生活了。
这一年，我的大哥在上海渔业公司海上捕捞船谋得工作，渐渐可以接济家庭生活了。在大哥的支持下，1951年，我考入了青岛第四中学，插班到初一年级，跟班学习下半学期课程。在校期间，我勤奋学习，成绩不断提升。1953年，我以优异的成绩从青岛四中初中毕业。
这时，恰逢宣化地质学校来青岛招生，我被该校录取。但因宣化地校尚未建设好，我被分配到南京地质学校就读地质与勘探专业，于1956年8月以优异的学习成绩毕业，被分配到西藏地质局工作。1957年初，西藏地质局暂时撤销，我随即转入青海省地质局工作。我先后在祁连山地质队、化隆地质队、门源地质队(第四地质队)、第九地质队、第七地质队及金矿专业队工作，连续野外地质工作25个春秋。1964年提任为地质工程师，连续18年担任地质大队技术负责人(队总工程师职务)。1984年，任青海省地矿局矿产勘查开发管理处处长，1988年获得高级地质工程师职称，1993年退休，在青岛市定居。我在青藏高原连续工作了38个年头，是巍巍青藏高原，磨炼出我坚强的心志和刚毅的品格；是荡荡青藏高原，赋予我饱满的智慧和充盈的才干；是天高云阔的青藏高原，塑造了我广阔的胸襟和一往无前的志向。
逝者如斯夫……在记忆的长河里，美好的时光总是闪耀，令我不能自已，令我不能忘怀。难忘的地质生活激励我穿越半个多世纪的时空，回忆那一代地质人刻骨铭心的故事，详实地记录那一代人的心路历程，与那些将青春献给青藏高原的朋友们交流，与现在正在为理想和生活打拼的年轻朋友们共勉……
作者赵以汉是一名老地质工作者，《行走高原--赵以汉地质漫记》是他在青藏高原从事地质工作期间的回忆录。书中以多个故事的形式，记述了作者在西藏、青海、甘肃期间从事地质找矿工作，以及后来从事矿政管理工作的经历，反映了地质工作者在艰苦的环境中为新中国找矿事业无私奉献的精神。
做一个地质队员到深山找宝，是作者赵以汉儿时就有的梦想。
在青岛第四中学读初中二年级时，心中就已经埋下了当地质队员去深山探宝的种子。
从南京地质学校深入学习地质学知识，到深入藏区一线探矿，不仅经历了各种自然气候的风云变幻，也经历了各种生死考验。饱览了边陲的秀丽风景，也与藏族同胞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学习中成长，在工作中进步，把青春，献给了地质事业，也献给了美丽的青藏高原。
这里记载的，不单单是工作经历，更是一个地质队员的青春梦想和我们难忘的深情厚谊。
《行走高原--赵以汉地质漫记》是作者在青藏高原从事地质工作期间的回忆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