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课本绝不会告诉你的抗战细节和真相！

讲故事要用明白晓畅的语言才有代入感，李幺傻在该书中展现地非常好，是当今战史写作中的模范之作！字里行间能让人穿越历史的沧桑，看见炮火惨烈的战场，看见勇士们持枪跃进的雄姿，听到先辈们奋勇杀敌的呼喊声，甚至还能嗅到风中吹送的硝烟气味……

抗战老兵皆属民族英雄，但很多抗战老兵晚景很凄凉。

老兵昔日血浸战袍，余生饱经风霜。他们需要体肤和精神的倚靠。

李幺傻创作的《老兵口述抗战(2石牌常德衡阳桂林四大保卫战)》讲述了正面战场上比较有影响的防御战，包括石牌保卫战、常德保卫战、衡阳保卫战、桂林保卫战。

李幺傻创作的《老兵口述抗战(2石牌常德衡阳桂林四大保卫战)》讲述了正面战场上比较有影响的防御战，包括石牌保卫战、常德保卫战、衡阳保卫战、桂林保卫战。这些防御战尽管都打得惨烈悲壮，然而除了石牌保卫战外，其余的都失败了。

石牌保卫战（1943年5月—6月），中国军队坚守石牌村，硬生生地斩断了日军伸向重庆的一只魔爪，保证了重庆的安全。此后，日军彻底放弃了沿着水路深入大西南的梦想。被西方军事家赞誉为“东方斯大林格勒保卫战”。

常德保卫战（1943年11月—12月），余程万带着74军57师8000人，苦战16昼夜，抗击9万日军，几乎全军覆没，常德失守。然而，57师的坚守，为中国军队的反包围赢得时间。6日后，常德失而复得，交战双方恢复战前态势。

衡阳保卫战（1944年6月—8月），阻挡了日军的凶猛进攻，成功粉碎了日军企图3天拿下衡阳城、7天打通西南大陆交通线的美梦。

桂林保卫战（1944年10月—11月），仅战斗旬日，但守城将士在外无援兵、内无补充的情况下，面对强敌，孤军奋战，英勇抗击。被称为“最令日军胆寒的战役”。

引子 我为什么要写抗战

第一章 石牌保卫战

 老兵口述

 1700年后的夷陵之战

 中国海军的悲壮抗战

 日军战略部署

 三千尸骨背后的凄惨故事

 被遗忘的厂窖惨案

 每座山峰、每道河谷都在厮杀

 胡琏祭天盟誓

第二章 常德保卫战

 老兵口述

 三位师长壮烈殉国

 日军细菌战

 八路军这样打鬼子

 常德、沂蒙同抗战

 “中国万岁”

 “弹尽，援绝，人无，城已破”

 余程万的悲怆结局

第三章 衡阳保卫战

 老兵口述

 自断后路，决死一战

 立体防御让日军吃尽苦头

 东条内阁被迫下台

 最后的时刻

 投降？停战？

 逃出生天

第四章 桂林保卫战

 老兵口述

 广西俍兵雄于天下

 全民皆兵，焦土抗战

 看不懂的防御计划

 儒将阚维雍、黑将陈济桓、悍将吕旃蒙

 七星岩八百壮士

 城破，弹尽，粮绝，殉国

　　【三千尸骨背后的凄惨故事】　　“二战”史专家戈叔亚说，驼峰航线每天都有上百架飞机在运输战略物资，而每天坠毁的飞机就有两三架。这条航线运营了将近三年，算算中美双方会有多少优秀飞行员被掩埋在亘古无人的雪山之间？　　然而，依靠航运，是远远不能满足中国抗战时期的物资需求的。　　在1943年的鄂西会战中，有无数的中国伤病人员因为没有食物和医药而只能等死。　　石牌村的冯雪秀曾这样说，日军轰炸过后，粮仓起火了，大米都被烧焦了，国民党军队没有吃的，就把烧焦的大米熬成粥，放点盐，搅拌了吃。　　驻扎在石牌村的是国民党军队18军11师师部。18军是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赖以起家的部队，是嫡系中的嫡系，是国民党军队最精锐的部队之一。18军11师都如此艰苦，其他的部队便可想而知。　　驻扎在宜昌市夷陵区黄花乡南边村的第75军预四师不是嫡系，他们的境况比18军更惨。　　南边村距离石牌村有30多公里，第75军和第18军都是参加鄂西会战的军队。　　如果不是2010年的那场大雨，预四师的故事会永远掩埋在民间，在时间的推移中渐渐消亡，此后，再也不会有人知道曾经有过这样一支艰苦卓绝的军队。　　苍天有眼，就在2010年夏季，正在修建的宜万公路旁边，一场大雨，冲出了3000具尸骨。鄂西会战中的第75军预四师的悲壮故事才被人们得知。　　预四师5000人，现在我们能够知道的只是师长傅正模等少数几个人的姓名，其余的5000将士，已经融入了尘土中，他们像尘土一样默默无闻，不为后世的我们所知。　　鄂西会战中，几十万浴血奋战的抗战将士们，又有几个人留下了姓名？现在，11师和预四师走进了人们的视线，而其余部队壮怀激烈的故事依然掩藏在民间，像风中之沙一样，在消逝的岁月中渐渐飘散。　　也许，永远不会再被人提起。　　易升泉是宜昌市夷陵区黄花乡南边村一个普通的农民。鄂西会战的时候，他家是财主，金鱼坪村周边几百亩土地都是他们家的。他家的大宅院做了预四师的野战医院。易升泉的父亲易顺仓亲眼看到了当初抗战士兵的惨状，易顺仓已经去世十多年，但是他向儿子易升泉多次讲起了那时候战场的情景。　　金鱼坪村上了年纪的村民现在还能记得当时的情景，他们看到预四师师长傅正模每次来到野战医院的时候，都牵着马，马上坐着或者趴着一名伤兵，有时候是两个伤兵，警卫员跟在后面。等到傅正模回去的时候，马鞍上又坐着伤愈归队的老兵。傅正模虽然有一匹战马，可是村子里的人都没有看见他坐过，有人好奇地问他，作为师长，你咋能把马让给士兵乘坐？他说：“我师虽有5000人，但没有一个是多余的。”　　村子里的人说，傅正模是一个很和气的人，一点也没有将军的架子。　　村子里的人还说，傅正模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有一次他们站在山坡上，看到傅正模离开的时候，边走边擦眼泪。　　但是，善良的傅正模并不是一个软弱的人。易顺仓曾经给儿子易升泉讲过这么一件事情，有一次，傅正模在来战地医院的路上，突然看到前面有两个人，一见到他们撒腿就跑。傅正模让警卫员追上了这两个人，从他们背上的口袋里搜出了鸦片。傅正模非常气愤地说：“国家危难至此，你们竟敢贩卖鸦片，枪毙了。”两声枪响，这两个鸦片贩子被打死了。　　金鱼坪村村民易强的父亲刘邦瑞曾经是预四师的士兵，战争结束后，他入赘到了金鱼坪村。易强听父亲刘邦瑞说过，遇到战情危急，师长傅正模就挥枪冲在前面，军心大振。　　鄂西会战尚未结束，傅正模就被提升为副军长。后来，他一直留在大陆，于1968年去世。　　傅正模的儿子叫傅乐平，解放后一直在台湾。改革开放后，两岸可以互相往来，傅乐平来到了金鱼坪村，在当初野战医院外的乱坟堆边流着眼泪，站立了很久。　　傅乐平那次来的时候，在易升泉家住了一个夜晚。　　那时候，易升泉的奶奶还在，奶奶是预四师伤兵野战医院的见证人。奶奶说，当时中国军队死的人太多了，都来不及仔细掩埋。每天早晨，几个村民就拉着架子车，从野战医院里往外拉死尸，拉到村外山脚下的大坑里。铺一层死尸，撒一层土，再铺一层死尸，再撒一层土。就在村民们抬着死尸准备丢进大坑的时候，有的伤兵突然醒了，发出一声呻吟，或者眼睛睁开了，村民们又将其拉回野战医院。然而，第二天这个伤兵又死了，再拉过来掩埋。　　为什么会死这么多人？奶奶说，主要是没有食物，也没有医药，有的饿死，有的病死。　　现在，奶奶已经离去多年了。　　有时候，随同傅正模来到野战医院的还有一个副官，易升泉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也可能是忘记了他的名字，现在只知道他姓温，那时候的人们都叫他温副官。　　温副官第一次来到野战医院的时候，得了一场大病，野战医院的医生没法治愈，很多人都认为温副官没救了。易升泉的姑父说，让他试试。易升泉的姑父名叫周仁丰，是当地有名的中医。结果，周仁丰用土方子治好了温副官的病。温副官非常感激。p30-32

　　这二十年来，我主要做了两件事情：一件是做暗访记者，一件是寻找抗战老兵。　　寻找抗战老兵的念头产生了很久。早在1995年，那时候我还在机关上班，当时世界各大媒体都在庆祝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50周年，看着电视屏幕上那些欧美的“二战”老兵们，戴着勋章，鹤发童颜，被鲜花和掌声簇拥着，我就想，我们的抗战老兵在哪里？我想去看望他们。　　后来，我做了一名流浪记者。　　这些年，我先后采访了数百名抗战老兵和亲历者，现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默默谢世。甚至在临终前，周围的人也不知道这个老人曾经为了我们中华民族免于灭亡，而与日寇殊死抗争，浴血奋战。他们在沉默与凄苦中度过了余生。　　麦克阿瑟将军说：“老兵永远不死，他们只是渐渐隐去。”　　是的，我们的抗战老兵永远不死，现在，我们就要记住他们的名字和他们的事迹，并且代代相传。　　我所采访过的抗战老兵，有一部分晚景凄凉。他们当中，有人终身未娶，有人身有残疾，有人被贫穷压弯了腰。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很多战争故事，可惜一直不为人知。　　我的外公就是一名抗战老兵，他叫白朝定，曾和共和国少将丁本淳是战友。丁本淳原名丁子鉴，外公不知道丁本淳是谁，他只知道丁子鉴。他向我讲起抗战往事时，总是说丁子鉴怎么样，八路军怎么样。外公曾和丁本淳将军一起参加了红军，后又转为八路军，和丁本淳将军一起从陕西转战到山西，与日本鬼子面对面厮杀，头上留有日军的刀伤，身上留有日军的枪伤。新中国成立后，外公解甲归田，躬耕陇亩，关心稼穑，15年前去世的时候，每月领取国家36元补助。　　记得小时候我看到外公家有一把大刀，很沉重，我需要两只手才能提起来，而外公手持大刀，挥舞起来，虎虎生风。外公说，他过去的部队里，人人都会耍大刀，日本人看到大刀就害怕，这把刀砍下过日本人的头。　　外公身上一直有日军的弹片，夹在骨缝里，取不出来。这块弹片折磨了外公一辈子，外公干活一用力，身体就会疼痛。　　在我的老家，像外公这样的抗战老兵曾经很多。几十年前的战争年代，我的老家是国统区和解放区的交叉地带，青壮年几乎都去当兵了。那时候，没有当兵的人会被人看不起，尤其是在抗日战争年代。　　在我还很小的时候，外公这些年纪的老人，经常会坐在夏夜的打麦场上，望着满天星斗，听着夏虫鸣唱，说起当年打鬼子的事情。可惜那时候我少不更事，没有记住他们的话；等到我长大后，想要了解抗战往事，外公他们却都去世了。　　为外公这些抗战老兵写一本书，是我的夙愿。　　我从做流浪记者开始，就寻找抗战老兵，收集资料。　　我看到，这些步入暮年的老兵，他们中很多人都同样的衰惫，同样的沧桑，同样的孤寂，他们的一生都是传奇。　　然而，在我采访的时候，他们没有一个人怀有怨言，他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和那些牺牲在战场上的战友比起来，我已经很幸福了。”　　每次采访完一位抗战老兵，我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克制住自己狂躁而痛苦的心情，无论是一个人独自坐在房间里，还是走在人流熙攘的大街上，我只要一想到他们，就会泪流满面。我终于能够理解张纯如为什么会在写完《南京大屠杀》后就自杀了，那是一种彻入骨髓的悲愤，一种无力改变的绝望。我在采访完我们的抗战老兵后，也曾经想到过自杀。　　我们的抗战，原来如此悲壮，如此惨烈。　　我一直想写这么一本书，写写这些抗战老兵的经历，可整整14年漫长的抗战岁月，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直到1945年的日寇投降，材料芜杂，头绪繁多，我不敢下笔，我也无从下笔。　　我要写的书籍，要求每句话都是真实的，我真实地写出老兵们的所见和所想。我不愿意杜撰，杜撰是一种罪恶。我一直认为，只有每句话都有出处，每句话都是真实可靠的，这样的书籍才是真正的纪实作品。然而，要写出这样的书籍，无疑是一项很艰巨的工程。　　直到不久前，我看到一本崔永元团队的《我的抗战》，我的思路才豁然开朗。　　《我的抗战》是单个老兵的自述，而我采访过的老兵，他们所经历的事件可以互相印证，所以，我决定选择在大的历史背景中记述这些老兵的往事。我觉得这种体例会胜过孤立的个人讲述。　　说实话，我很羡慕崔永元的团队。他们有赞助商提供资金，有历史学家提供指导，有自己的交通工具，有摄影师、编导等一大批人协同作战。　　而我，孤立无援，只有一个人在孤独地寻找。　　在寻找抗战老兵的路途中，我坐过各种各样的车辆，从火车、汽车，到手扶拖拉机、牛车、马车、自行车，甚至徒步在山谷间攀缘。因为我是自费采访，为了省钱，我总是坐最便宜的车，住最便宜的旅社。有时候，因为交通不便和囊中羞涩，我不得不中途放弃。我想，如果我有他们那样的一支团队，我会找到更多的抗战老兵，让更多抗战老兵的事迹被后代的我们了解和熟知。　　然而，我是无名小卒。我注定了只能独自上路。我还会继续寻找。用我卑微的文字，向他们顽强、坚韧而风烛残年的生命致敬。

老兵永远不死，他们只是渐渐隐去。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