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精)》是保罗·克鲁格曼所有作品中语言风格最为泼辣的一部。鲁格曼在这本书中回顾了将近一个世纪的美国历史,从镀金年代的政治经济,直到布什时代的经济停滞。他认为,这是保守主义运动掌控美国政府的必然结果。
克鲁格曼指出,这两种方向的发展都非自然演进的结果,都是由组织化的政治运动所引导的,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不断加剧的两极分化和社会不公。
他在书中深入地探讨了美国主张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保守主义运动”对美国经济、社会和政治的不良影响,呼吁重新展开社会政策的公共辩论,主张政府应发挥好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公正的作用,同时警醒世人不要冷漠对待社会经济不平等议题,以致错失改革良机。
克鲁格曼是个神一样的人物。
他是美国最受憎恨、也最受敬佩的专栏作家。
他是少有的文笔出色且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有人戏称,克鲁格曼也应该获得一块诺贝尔文学奖。
克鲁格曼擅于讲经济学故事,因为他实在不愿意在公众面前摆弄复杂的经济学术语,所以,“平民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头衔非他莫属。
克鲁格曼在中国时不时就会掀起轩然大波--他的观点常常激起中国经济学家的群起而攻之,但另一方面,他毫不留情的大胆言论也赢得众多的读者和粉丝。
奉献给读者的“诺将得主克鲁格曼系列”共有四本,分别是《现在终结萧条!》、《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精)》、《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和《兜售繁荣》。
其中,《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精)》是保罗·克鲁格曼所有作品中语言风格最为泼辣的一部。他以一个平民经济学家的身份对美国政府和美国政党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批判。政治裂痕、保守主义一手遮天、不平等的社会、金钱政治……克鲁格曼痛下杀手。
堪称“阴谋家”的尼克松、冷漠无情的里根、愚蠢的小布什……都粉墨登场,接受克鲁格曼体无完肤式地批判。在克鲁格曼的眼里,美国简直就是一个浑身长满刺的怪胎,到处是虚伪、到处是阴谋,搞笑的政府还时常进行着愚蠢的战争。
有什么证据表明,就最关键的特征而言,“镀金年代”确实贯穿了20世纪20年代呢?不需要翔实的统计数据便能计算出的一个有用数字就是美国超级富豪的人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家兼经济史学家J·布拉德福特·德龙(J.Bradford DeI_,ong)曾计算过“亿万富翁”的人数,他对“亿万富翁”的定义是,财富超过2万名普通美国工人年总产值的人(在他给出这一衡量尺度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该数字约为10亿美元,但今天已接近20亿美元)。根据德龙的计算,1900年美国有22名亿万富翁,到1925年达到32个。可见在整个“进步时代”,亿万富翁人数的增速与人口增速大致相当。只是在“新政”实施后,亿万富翁才大体退出人们的视野,在1957年降到16名,1968年降到13名(当今有约160名美国人符合德龙设定的标准)。
“镀金年代”的亿万富翁恰在人们的意料之中:那是一些以不义手段暴富的人,从铁路、制造业及石油、煤炭等开采业中大发横财的人。1915年洛克菲勒位居榜首,紧随其后的是两位钢铁大佬亨利·费利克与安德鲁·卡内基,然后是一群铁路修建商和金融家,以及亨利·福特。
亿万富翁数目的这项证据,与大地产规模等其余证据吻合,都说明20世纪20年代末财富集中于最富阶层的程度与1900年大体相当。之后,随着“新政”时代的到来,这一集中程度便迅速降低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最初几十年里,“镀金年代”的种种不平等都成了远去的传说,所有人都相信那样的社会一去不复返了。然而,它现已归来。
与现今的严重不平等一样,“长镀金年代”的严重不平等部分反映了劳工谈判地位的弱势。在这段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大雇主可以根据就业市场的供需状况随心所欲地决定薪资与工作条件,几乎不用担心会遭遇有组织的抵制。罢工往往会被武力破坏,一般情况下是被雇主雇用的工贼破坏,但有时是州一级的民兵组织或联邦军队介入,如1892年的卡内基霍姆斯特德钢厂罢工与1894年的普尔曼罢工。1900年之后,工会的数量逐渐增多,其影响也渐趋强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便达到一个高峰。但雇主的反攻迫使劳工再度后退,工会成员在1924年曾达到劳工总数的17%以上,到20世纪20年代末又降回到1l%以下,这与当前的水平大致相当。
P20-21
美国已经准备好迎接全新的、进步主义政治议程,即一场“新新政”,我所坚持的这一判断是本书的核心观点。早在2007年夏本书初版付印时,这个判断就被许多证据所佐证。当时的民意调查数据显示,美国选民已经在一些议题上持续左转,同时,民主党人在2006年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一举结束了似曾固若金汤的共和党多数局面。但在那个时候,人们仍然不能完全确信这个判断。甚至有人怀疑,2006年的选举结果其实只是反映了美国国民对伊拉克战争的不满,以及对小布什领导能力的失望,并不代表他们彻底摒弃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主宰美国政坛的保守主义理念。
对“新新政”前景持怀疑态度的人还有一个具体论点:除非出现一场经济危机,否则美国国内政策不会发生剧烈变化。而在2007年夏,美国的经济表现似乎还不错,至少在你只看那些被广为宣传的数字时,的确是不错的:失业率处在历史低位,道琼斯指数屡创新高。
在这种看似繁荣的表象深处,强烈的经济焦虑却暗流涌动: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享受不到医疗保险;工资增长速度几乎快要赶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虽然官方在2001年就宣布衰退已经结束,但时过六年,美国中等家庭的购买能力仍然低于2000年的水平。然而,公众的经济焦虑只有达到一定的程度,才能使国家发展方向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但可以说当时人们的焦虑还没有达到那样的程度。
显然,自2007年夏以来,经济状况和政治局面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就像本书认为的那样,美国历史上的“镀金年代”其实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结束,后来又出现了“新镀金年代”,其特点是保守派主宰美国政治,贫富分化达到1929年以来从未有过的水平。不过,正像当年的“镀金年代”一样,现在的“新镀金年代”也以一场大规模的金融与经济危机而告终。同时,民主党人又一次在选举中大获全胜,原因之一是公众认为保守派的经济政策是当前经济危机的诱因之一。所以,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十分类似于罗斯福上台之时,即最初的“新政”起步时的环境。在本书初版时,“美国已经准备好迎接一场‘新新政”’的主张还被一些读者视为堂吉诃德式的幻想,而现在已基本上成为流行的看法。
但这一流行看法有多大的依据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考察一下从本书初版到现在再版之间,美国经济与政治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