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龙，一位富有道义感的历史学家、善良、仁爱的人道主义者，在“二战”中，为捍卫面临危亡的民主，变成了主战的斗士，向希特勒、向纳粹政权发起挑战，写下慷慨激昂的檄文。

本书为房龙的重要作品之一，首次在中国大陆出版。记录了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社会思想和精神面貌。

面对独裁者，我们最犀利的武器是正义！

畅销全球一个世纪的经典，权威译本完美展示房龙人文情怀，房龙用睿智幽默的笔探索这个世界，及其包括的一切……

译者前言

作者小序

1 希特勒的宣传单

2 本尼托·墨索里尼

3 希特勒和罗伯斯庇尔是什么关系？

4 希特勒的黑暗战士已倾巢而动

除了一点，我实在没有什么可恭维阿道夫·希特勒的。我得承认在我们的敌人中，他无疑是最为危险的，因为他真正相信自己所宣扬的一切，而这样的人非常罕见。

纳粹的政治宣传已经渗透到我们社会的各个角落，因而我的话立即会激起这样的质疑：“为何要盯着希特勒不放？为何不去攻击斯大林和墨索里尼？为何不去关注日本和土耳其？”

尽管斯大林和墨索里尼当然并不比他们在德国的竞争对手要好，但他们不像这位已故奥匈帝国海关第十一级助理阿洛伊斯·施克尔格鲁伯的儿子那样对我们这个社会构成这么直接的威胁。此人是第三帝国的元首，可以对整个欧洲大陆发号施令，要是没有美利坚合众国存在，他也会傲慢地对欧洲以外的世界发号施令。

在我开始探讨这个不愉快的话题之前，请允许我对自己说几句警醒的话。我绝不允许自己陷入常有的诱惑，把这位德国独裁者视同某种令人痛心的玩笑。至少在一个方面，我们最好以他为楷模，认真地对待他如同他认真地对待他自己。

其次，假如别人怀疑我对他怀有些许个人怨恨，我会克服自己的这种意图。我正在这么做。他谋杀了几个我最好的朋友，那是冷酷、蓄意的谋杀。但我的职业是历史学家，真是不幸，身为历史学家不能带有个人情感。从某方面来说，历史学家跟受命处置一种危险传染病的医生非常相像。那些可怜的医生可能不得不眼看着自己最亲近的亲戚悲惨地被疾病夺去生命，但不管发生什么，他们都不得有任何偏向。对细菌、虱子或蚊子，尽管它们对成千上万无辜之人的死亡负有责任，但他们必须对它们保持完全客观的态度。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试着找出真凶，随后研究它们，直到他们能提出可用来消灭这些生物的方式和手段。

可为了成功地做到这一点，这些医生必须以完全超然的姿态去处置他们的难题，因为他们自始至终认识到，假如社会本身未曾严重触犯健全生活的某些基本规则，这个他们受命与之奋战的灾祸就绝不可能发生。而长久、持续的置若罔闻，恰恰为那些如今威胁到社会生存的死敌准备了能迅速有效孳生的肥沃土壤。

对于医学界的从业人员，所有的细菌没有什么不同。它们只是作为世间万物根基的“生存意愿”的另一种体现而已。同样，对那些偶尔攻击我们的社会体系、随后造成比十多场瘟疫和黄热病更多死亡和毁坏的可恶“细菌”，历史学家应该以一种完全超然的精神加以接受。他应该把这些生物置于常识的显微镜下，应该在自己以往经验的启发下研究它们。然后经过适当的分类，把它们描述到每个门外汉都能认清它们的地步。他应该尽其所能告诉社会群体如何才能在未来防范这种最危险瘟疫的再度暴发。

因此，我将更为关注作为最近这场“致命独裁”发作起因的种种境况，把它们看做是造成我们现今苦难的“病菌”。

就像许多医生对一个新病人进入诊室不会表现得大惊小怪那样，我也会漫不经心地说，我可能要重复以前研究到独裁这个课题时经常说的结论。一定要我给个结论的话，我的看法始终是这样的：独裁一向是糟糕的民主政治造成的后果。

我希望你会重读一遍这句话，因为这是我们现今一切麻烦的根源。独裁一向是糟糕的民主政治造成的后果，正像斑疹伤寒、霍乱和天花从来都是糟糕的身体状况和经济境况造成的后果。

希特勒、斯大林和墨索里尼之类可能让我们看不惯，我们甚至可能憎恨他们，厌恶他们。但请我们记住，我们自己就是他们存在的起因。因此，还得由我们出面去清除他们。

当我儿子从佛蒙特来看我时，我已经写到了这个地方。在停好了卡车(他似乎更喜欢把卡车用做他的交通工具)之后，他问我在忙什么。我说：“我想提醒我国人民警惕希特勒，就是这篇东西。”我把手稿递给了他。

他细细地读了(他居然细细地读了，这可几乎是前所未有的)。然后他把手稿还给了我。

“爸爸，挺不错的，”他说，“说冠冕堂皇的话当然是你的本分。但我想我知道一种方式，可以把这缩减成一段文字，你至少可以让美国所有的家庭主妇都懂得你的意思。你只要告诉她们，要是她们不去细心清洗厨房洗涤槽底下的那个地方，不用多久大个儿的蟑螂就要到处溜达了，她们得花费很多时间才能把它们消灭掉。”

我怀着感激之情把他这一席话视为我固有信念的证据。这个固有信念就是：至少就父母与子女关系而言，世界确实是在进步。

凡曾向医生吐露心思的人都知道，高明的大夫在为我们号完脉和进行一些常规检查之后，随后就会求教于忏悔神父，试图发现在我们这些凡人的灵魂深处到底什么在起驱动作用。显微镜和x光可以向医生显示他想了解的我们的身体状况，但他懂得“物质和精神”实在是统一的和同一的，心理失调与蚊子叮咬或不良饮食一样会要人性命。

个体构成了我们相当笼统地称为“人类”的整体。而整个人类群体与个体没有任何不同。人类群体也是由物质和精神构成的，而不是由单纯的“肠胃”或单纯的“心灵”构成的。

那些曾把已故卡尔·马克思的理论当做新福音接受的朋友，他们不同意这个说法，他们急切地想使周围的人相信：人的所作所为都只受一个动机的影响，那就是他对食物的需求。在这种新的生命哲学中只有肠胃存在，没有其他任何东西的位置。只要喂饱了这个野蛮人，他就有幸福感、富足感，就变得明智豁达！喂不饱他的话，他就变得卑鄙可耻、脾气暴躁！

从一个方面来看，他们当然完全正确。饥饿是可怕的事情。饥饿实在可怕。只要老婆孩子明日三餐都无着落的情况持续相当长的时期，都会驱使心智健全的人突然变得极端凶恶。其凶恶的程度连豺狼和鬣狗都要羞惭地自叹弗如。对上述观点我毫无保留地予以赞同。但我无法完全彻底地认同那些朋友，因为历史一直在向我显示，人并非只是靠面包活着，在同样的程度上人也靠头脑里的想法活着，靠童话故事，靠宗教观念，说得更为直截了当，靠所有那些我们喜欢称之为“幻想”的无形影响活着。

P1-5

对亨德里克·威廉·房龙(1882～1944)无须多加介绍，他的书的中译本早已铺天盖地。关于他的生平，在这里只需要简要说说以下五点。

第一，房龙是移民作家。出生于荷兰的他求学美国康奈尔大学，在慕尼黑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后加入美国国籍，娶了一位美国上层社会的小姐为妻。英语并非他的母语，他说英语始终带着浓重的荷兰口音，但他却用英文写作并成为著名作家。他在美国成名，但骨子里仍是欧洲人。只是当纳粹瘟疫横扫欧洲，隔绝了他与欧洲的联系之后，他才明确地称自己是美国人。

第二，房龙是多产作家，自处女作《荷兰共和国的衰亡》到去世后出版的《未完成的自传》，他连写带编带画完成了40多本书。如此之高产，授予他“写家”的称号当之无愧。从书的内容看，房龙主要是“历史写家”。

第三，房龙是畅销书作家。做畅销书本来就不易，把历史做成畅销书在当时的出版界堪称奇迹。房龙的书名列畅销书榜的有《人类的故事》、《房龙地理》、《艺术》等，其中《人类的故事》共印了32版。

第四，房龙是坚定的入文主义者。正像欧美文学专家钱满素女士所概括的，贯穿房龙著作的精神是“理性、宽容和进步”，“他的目标是向人类的无知与偏执挑战”，“他采取的方式是普及知识与真理，使它们成为人所皆知的常识”。他以一本《我们的奋斗》向希特勒公开宣战，历史学家的预见和责任感促使他成为反纳粹的斗士。

第五，房龙讲究文化品位和生活情趣。知识修养自不必说，他颇有画瘾，会拉小提琴，喜欢社交宴饮活动，谈吐风趣，交友广泛。个人的品位和情趣，决定了他的书通俗但不媚俗的文化层次和耐人寻味的文化意义。

写历史书的美国作家肯定不少，美国读者为何选择了房龙？因为当时的美国人需要在情感上拉近与旧大陆(欧洲大陆)的关系。尽管他们时常为大洋隔绝开那个大陆而感到庆幸——那里的麻烦不会蔓延到“独立”的美国，但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在全球的地位正因它积极参与国际事务而进行着重塑，美国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想重新找回与旧大陆的精神联系。读书界迫切需要一位甚至多位称职的沟通者和引导者脱颖而出。于是他们选中了房龙——一个有深厚欧洲背景的美国作家，一个能把欧洲历史文化讲述得生动活泼、趣味盎然的学者。

房龙的使命并不轻松，大题材、大信息量、以青少年读者为对象(其实大批成年读者都在读他的书)、图文结合、语言风趣是读者给他作品的基本定位。符合这个基本定位的书就畅销，如《人类的故事》、《房龙地理》、《艺术》。偏离这个定位的房龙作品往往受到读者的怠慢。作为精力充沛的多产作家，他一而再地k-尝试拓展新的空间，从传记小说、寓言漫画书到政论著作，却一次又一次被迫回到原先的定位上。表面上是出版商的销量问题，但就房龙这样的历史写家而言，销量多少倒是真切地折射出读者对其作品的认可程度。他内心既要装着读者的需求，又要装着自我表现的欲望；不顾前者他的书就没了畅销的前提，缺乏后者他的书就丧失了生命力。他那几部名作的诞生都是在两者之间找准平衡点的范例。

时隔40年，中国读者为何仍选择房龙？因为从20世纪80年代一直到今天，中国处于跟当时美国相似的境况之中。中国要摆脱长期与西方世界隔绝的状态，努力要在经济和文化方面融入世界。以往对西方文化关注的缺乏就凸显了出来，政治风向标下的片面阐释严重妨碍了中国与外部世界进行实质性的沟通。尽管以时尚内容为代表的欧美表层文化在中国“抢滩”，表面上热热闹闹，实际传达的文化内容却支离破碎，无法在中国人面前拼凑出西方文化比较完整的图景。正是在这种环境下，中国读者很偶然地重新发现了房龙。

第一次对房龙的发现是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几乎每一部房龙较重要的书问世，都能在当时的中国听到反响。郁达夫为《古代的人》(即《文明的开端》)中译本作序，认为房龙文笔的魔力在于将文学家的手法拿来用于讲述科学。曹聚仁多次强调《人类的故事》对他的吸引力，除了《儒林外史》和《红楼梦》，再没有别的书这么吸引他了。《万能的人》(即《奇迹与人》)中译本序言中指出房龙的这本书是“我国人民的暮鼓晨钟”，“在不注意发明的中国，把这本书译过来是对症下药，特别相宜的”。徐懋庸在《申报》发表杂感热情推荐《房龙地理》，称他是把这部书当小说来读的。这部大书竟有三种中译本几乎同时问世。《圣经的故事》中译本特地刊登房龙给译者的回信。当时已54岁的房龙在回答“为什么写作”这个问题时指出：“主要是因为我痛恨虚度时光和徒劳无益的暴虐。由于这两种令人不快的品性都产生于愚昧无知，我便想写书给普通男女读者和孩子们看，他们会从中学到他们所处世界的历史、地理和艺术方面的背景知识。我并非一门心思要把历史通俗化，我更注重的是使历史‘人性化’……”

房龙的书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量译介，到了80年代现成地拿来是再自然不过了。选择房龙而不是外国别的历史作家有其一定的偶然性。但这种“拿来”不是仅供一时的怀旧或临时的将就，而是“热读”和“热销”了近30年，这样一来偶然中就有其必然了。房龙的作品浅显而不肤浅，坦诚而不偏执，生动风趣而不故弄玄虚。人们从房龙书中体味到的文化情感和历史感受，学究式作家同样大部头的作品根本无法企及。因此，中国读者对房龙的青睐，恰好证明他的书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通向西方历史文化的入门渠道。他将各个时代各个民族的历史地理以“人类的故事”、“人类的家园”为线索来贯穿，异常开阔的眼界令习惯于闭门思考的中国读者深受感动，因为在这个线索之中，中国的历史文化天然地纳入了人类发展的脉络。他对宽容的呼吁，凝聚了他对西方漫长的不宽容历史的反思，这种呼吁在中国读者对历史和惨痛经历的回眸中更是赢得了强烈的共鸣。一家美国报纸在刊登房龙去世消息时，用的标题是“历史成就了他的名声”；而在中国读书界，历史成就房龙的书成为长盛不衰的经典。

尽管房龙一生都处于出版商的追捧之中，但这位作家的价值不只是商业方面的。正是他让无数的人走进了原先他们不敢奢望走进的高雅文化和异域文化的殿堂。他甘心充当热心的向导，你从他嘴里听到的不是预先背出来的干巴巴的解说词，而是一个接一个生动的故事。说到兴头上，他就边讲边画，寥寥几笔，就足以激活你的想象力，启迪你深层次的思考。原来历史也有如此活泼的个性！房龙作品的许多读者都这么惊叹过。几乎所有的作家都希望能拉近自己与读者的距离，让读者信任自己，彼此视为亲密的朋友。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只能视这种愿望为奢望。他们无法做到的，房龙却做到了。凡读过房龙作品的，都会对他那一见如故、亲和坦诚的姿态留下深刻的印象。

1999年至2001年，北京出版社分两批推出共14册(收入17种著作)的《房龙文集》，在房龙著作出版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大手笔，为读者摆下了一桌房龙原汁原味的人文主义盛宴。如今他们又对房龙的作品进行重新整合和精心挑选，补入慷慨激昂的政论《我们的奋斗》和情趣盎然的房龙手绘画集，推出一套能体现作家完整著述人生和人格特征的《典藏房龙》。这次对房龙著作的重新整合走的是容易读、喜欢读、值得读的“亲民”路线，把厚书变薄书，把丛书变精致，使之更加符合如今读者的阅读习惯。这无疑是中国众多“房龙迷”的一大幸事，也是近30年中国房龙著作出版的一座新里程碑。房龙会很高兴，因为这恰恰是要把房龙一贯的做书理念发扬光大。

作为《典藏房龙》丛书热心的推荐者，笔者自认为跟房龙缘分不浅。

首先，是“房龙”这个名字引领我迈进了文学翻译的门槛。我翻译的第一本书是房龙创作的传记小说《伦勃朗的人生苦旅》，接着又译了房龙未完成的自传和房龙之子写的《房龙传》，还编译了《房龙精选集》，从此在译书的路上一发而不可收，梭罗、库切、卡波特、多丽丝·莱辛……这一连串文学界闪光的名字，成为我艰辛“译路”上的一个个驿站。

其次，是房龙启发了我做书的理念，是房龙示范了一种品味历史文化的方式。虽然我画不出房龙那样生动活泼的插图，但我编写了一系列图文并茂的品味西方文化的书。像房龙那样，这些书力求能循循善诱地为读者引路，而不是板起学者权威的长脸一味灌输。

再次，由房龙引出了我对这位也许是“不入三教九流”的通俗历史写家的一通学术追索。我认真地研究起专写非虚构畅销书的房龙。于是就有了《房龙与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出版界》、《品尝老房龙的人文主义盛宴》、《房龙四题》、《房龙：大象风格的历史写家》一系列文章在报刊上发表。

没想到从《房龙文集》到《典藏房龙》，十年构成了一个循环。随着《典藏房龙》进入北京出版集团公司的议事日程，我在协助策划这套丛书的同时，还受命翻译《我们的奋斗》和编写《房龙手绘画》。我感觉又回到“初识”房龙的那个时候，仿佛找回了当时“初生牛犊”的激情。尽管向希特勒宣战的房龙没有心思为《我们的奋斗》画一张插图，但我却不由自主地要做出一本充满图片、历史感、可掬可捧的《我们的奋斗》。把房龙的书做成意味隽永的经典……也许这是我发自内心地对房龙的感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