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旗风暖》是大家文库中的其中一本。收录台湾大学教授、现代小说家台静农的六十多部作品，有散文，有杂文，有序跋，有读后感。其中，散文、杂文大多是回忆文，有事件回忆，更有人物回忆。鲁迅、张大千、老舍、何子祥、寥音等名人均在其笔下。

台静农，现代小说家。字伯简，安徽霍丘人。早年系“未名社”成员，与鲁迅有过交往。曾先后执教于辅仁、齐鲁、山东、厦门诸大学及四川江津女子师范学院。现为台湾大学教授。书法家、作家。其书法广泛涉猎金文、刻石、碑版和各家墨迹，篆、隶、草、行、楷诸体皆精。亦擅篆刻、绘画。有《台静农书艺集》及小说、散文等书出版。

本书《酒旗风暖》收录的就是他的作品，主要是散文和杂文，共计62篇，分三个栏目编辑：“生平回顾”、“怀念忆旧”、“序跋读后”。

《酒旗风暖》是大家文库中的其中一本。

生平回顾

忆常维钧与北大歌谣研究会

记“文物维护会”与“圆台印社”

北平辅仁旧事

始经丧乱

我与书艺

怀念忆旧

鲁迅先生的一生

记张大千

老人的胡闹

我与老舍与酒

追思

平庐的篆刻与书法

记张雪老

何子祥这个人

谈谢次彭先生写竹

大千居士画学

记波外翁

大千居士事略

粹然儒者

诗画

有关西山逸士二三事

伤逝

怀诗人寥音

酒旗风暖少年狂

序跋读后

《关于鲁迅及其著作》序言

《地之子》后记

《建塔者》后记

《择偶的艺术》序

读知堂老人的《瓜豆集》

《叶广度诗集》序

跋自书鲁迅诗卷赠方重禹

读《国剧艺术汇考》的感想

《诗人与诗》序

《红楼梦的重要女性》序

《病理卅三年》序

《闲情集》序

《雪地里的春天》序

《<楚辞·天问>新笺》序

题显堂所藏书画录

李玄伯先生的古史研究

《乔大壮印蜕》序

《白话史记》序

大干居士吾兄八秩寿序

《张大干巴西荒废之八德园摄影集》序言

《六一之一录》序

《台静农短篇小说集》后记

《说俗文学》序

《郁昌经先生书画集》序

看了董阳孜书法后的感想

《钟声二十一响》序

《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读后

《艺术见闻录》序

《浮草》序

《印象之外》序

《董阳孜作品集》序

《<诗经>欣赏与研究》四集序

《海角·天涯·华夏》序

《静农书艺集》序

《静农书艺集》后记

《龙坡杂文》序

《静农论文集》序

《刘旦宅先生画集》序

《古典小说论丛》序

编后记

三

虽然维钧与鲁迅先生这样的接近，而知道的也不多。可是提到北大歌谣研究会，则无人不知有“常惠”其人。一九三五年《歌谣周刊》复刊，胡适之先生说“常维钧是歌谣会的老祖宗”，这话不特风趣，也是事实。他不是由于好事，而是具有歌谣文学的兴趣，这兴趣则是受了鲁迅先生的启示。当一九一三年鲁迅先生在教育部编纂处发表一篇《拟播布美术意见书》。其论“国民文术”云：“当立国民文术研究会，以理各地歌谣、俚谚、传说、童话等，详其意谊。辨其特性，又发挥而光大之，并以辅翼教育。”这是蔡元培先生主长教育部时候。至一九一七年蔡先生长北京大学，为筹备二十周年纪念，要作种种活动，于是受鲁迅先生的启示，学校印出《征集近世歌谣简章》，打算将来编成《歌谣汇编》与《歌谣选录》两书，作为将来二十周年的一种刊物。简章出来后，同学投稿甚多。因在《北大日刊》每天选登一首，后来成立“歌谣研究会”，并创刊《歌谣周刊》。“周刊”附在《北大日刊》发行，此一周刊的编辑校对，均由维钧担任。每当鲁迅先生来校时，便向他问及周刊的情况，以为歌谣已经引起大多数的青年注意，可将内容扩大到民间风俗与故事。一九二三年为北京大学二十五周年纪念，《歌谣周刊》编印增刊，内容以月亮为主题，鲁迅先生画了星月图作封面，由沈尹默先生题字。这一薄薄的增刊，不仅引起当时多少青年人的兴趣，也改变了传统的文学史的老观念，这么一来投稿者有来自各省各地，往往有令人意想不到的真情美妙的作品。顾颉刚在周刊上征集孟姜女的传说，没想到此一民间传说人物她的故事分布地域非常之广，资料一多纷纭得难以整理，使他不得不放弃而去研究“大禹”是一条虫了。

后来沈兼士先生筹办北大研究所国学门，设考古、方言、歌谣、风俗四研究室，四室管理人，考古是庄尚严，方言是董作宾，歌谣是常惠，风俗是我。当时北京是各路军阀争夺的据点，大学教职员薪水都发不出，研究所自无力推展。可是我们几个年轻人终日相处，虽谈不上什么研究工作，却有朋友之乐。

四

维钧夫人葛孚英，他们结婚于一九二四年五月十八日，他俩结婚的年龄。颇合于中古礼：“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他俩的结合与研究法国文学有关系，维钧读的是北大法文系，孚英是直接受教于法国女老师的。婚礼席上由证婚人胡适之先生致辞，他说维钧是最早提倡研究歌谣的一个人，他在预科学生的时候就很注意于平民文学，这几年来他的成绩我们都很佩服的。他并且套用一首歌谣，算是祝词：

新娘笑迷迷，新郎笑嬉嬉，

大家甜蜜蜜，一对好夫妻。

《歌谣周刊》第五六号，有董作宾的《一对歌谣家的婚仪》记得翔实而有风趣，这儿不必引述了。鲁迅先生在婚礼前亲自到常家送了一部《太平乐府》作为贺礼，此书是元代乐府词汇编，足见鲁迅先生送这一书的含意。据说维钧夫妇对于这一纪念品，历经动乱，直保存到他们夫妇逝世。

我认识维钧夫妇，可能在他们结婚的这一年或第二年，已经记不清了。我所收辑的“淮南民歌”一百一十三首，就发表在第二年(一九二五)的《歌谣周刊》上。虽然，我们的结合，并不单纯由于歌谣的爱好，而是文学，因为我们当时的文学社，他虽不是其中分子之一，而是有’密切关系的。文学社在北大理学院对面西老胡同一号，是一座大的四合院，北房三间是社址，也就是我与李霁野的住处，西房两间庄尚严住在那儿，他是北大哲学系的学生，维钧先已认识的同学。维钧为人厚重，热诚正直，我们都以老大哥看待他，而他对我们也如兄弟一般。当我们遇到麻烦事。他挺身任之，决不回避。如一九二八年大军阀山东主席张宗昌向北京军头揭发未名社，于是未名社被查封，人被絷系，当时颇为严重。而维钧一面与师友联络营救，一面与被絷系者暗通消息，使之安心等待，果然经过五十天被释放了。那时的北京是极黑暗残暴，青年人的生命直同草莽，此五十天内就有一次十三人被枪决的公报，还有不公告的。而一般知识分子，大都吞声避祸，自是人的常情。像维钧这样的“急难风义”，也是由于时代的正义感。

谈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一事，一年春夏之际，维钧约我同去北京某一城根走走，方向与地名已经记不清了，去看他的朋友“李大哥”。这一带是老北京的真面目，在澹澹的春光下，却一片荒寒，疏落的矮房屋，有似贫民窟，却也有人家门前陈设小金鱼缸或两盆石榴树之类的。到了李大哥门口，他就出来了，略作寒暄后，边走边谈。李大哥高高个子，生意人样，短衣宽裤，扎“腿带子”，长衫背在肩上，说话走路都很急促，与维钧的态度迂缓正相反。与李大哥分手后，途中维钧告诉我，李大哥是“二次革命”，即反袁世凯帝制的志士，事发后，军警未捕到李大哥，却被抄了家。好像维钧是李大哥一伙的，也受过牵连，他没有详细告诉我，后来我也没有想到问他。

P6-9

台静农先生是我非常景仰的前辈作家学人，约略记得我第一次拜访他是在1988年，托请他的高足，吴宏一兄带领前往。我知台老喜欢喝酒，因此遵嘱特地买了一瓶XO级的洋酒做为伴手礼，也遵嘱不谈有关鲁迅事。当时拜访的目的，系与好友陈子善兄约定合编一部除《地之子》、《建塔者》两本短篇小说集以及论文之外，台老在1948年以前所写的作品集，特地前往拜访，徵求同意。

第二次拜访系与当时访台的陈漱渝兄以及也系台老高足的王国良兄前往，因拍有照片，清楚知道系翌年的9月24日。两次访谈的结果，一为我在台老逝後第二天起，在此间《联合报·联合副刊》发表《台静农先生的文学艺术历程》一文，连载四天；一为与子善兄合编的《我与老舍与酒——台静农文集》一书，迟至台老逝後，始於1992年6月，由台北联经出版公司印行。

台老生前出有两本散文集，一为自编(乐蘅军女士负责校阅排比)的《龙坡杂文》，1988年7月由台北洪范书店出版；一为子善兄编辑的《台静农散文集》，1990年9月由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印行。逝後也出版了两本书，书中均收有台老部分散文作品。其一，即为前述之《我与老舍与酒——台静农文集》；其二，又系子善兄编辑的《回忆台静农》一书，1995年8月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印行。台老一生所写的散文大抵全收入上述四书中。

本书所收文章，除《祭傅孟真文》、《〈地之子〉後记》、《〈建塔者〉》三文外，均见於上述四书中。由笔者按照文章内容，编成三卷，即卷一、生平回顾，共5篇；卷二、怀念忆旧，共19篇；卷三、读後序跋，共39篇。并由笔者以文学史料的眼光，在每篇文章後面加注说明，并查明每篇文章第一次发表时的刊物名称，以及第一次收入成书时的书名及出版时间，希望有助於读者能更深入了然台老与所提人物之关系。在这一方面，笔者花费的时间，远多於文章的选择与排比。

在本书中，读者定会发现台老回忆自述的文章很少。需知在5、60年代的台湾，台静农及其台大外文系同事黎烈文(1904—1972)同系与鲁迅关系最深的两位文人，因此一直深受情治单位的盯梢所苦，这段往事成为台老挥之不去的生活阴影，平时即已噤若寒蝉，更不要谈为文发表。这也是台老中晚年转嗜书艺的最主要原因。

在台老的怀旧序跋文章中，提及的许寿裳、乔大壮(波外居士)、傅斯年、李宗侗(玄伯)、叶曙(奕白)、钱思亮均系台大同事；而交情最深的是他求学北京大学时的前後同学，如常惠(维钧)、庄严(尚严、慕陵、六一翁)、董作宾(彦堂、平庐)、张雪门(云程)、何容(子祥)；书画家中他最佩服的，年长者有张大千、溥仪(心畲、西山逸士)等；年轻者有董阳孜(女)；戏剧家中最令其心仪的，有京剧家的齐如山，新月诗人、戏剧家的俞大纲(廖音)。最後仍然要一提的是，师长如鲁迅、陈独秀在台老一生的某一段中，是他所认识的最重要人士。

本书之能编成，好友陈子善兄筚路蓝缕之功实不可没。此外，另要感谢《文讯月刊》的吴颖萍、国家图书馆的方美芬两位小姐，以及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图书馆的陈弘宽、旧香居古旧书店的吴浩宇两位先生，如非他们不辞辛苦为我代寻许多注记中的人物、记事，实无法彰显出本书的最大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