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禁城墙高宫深，珍藏百万，典籍无数，足资代代承传研发，各各昭示于众，故编者编此紫禁书系。

凡涉中国宫廷文化艺术之专题专论，以文论，以图示，说史证物者，均可入系。

孟嗣徽《元代晋南寺观壁画群研究》、许晓东《中国古代琥珀艺术》、徐琳《中国古代治玉工艺》、张淑娴《明清文人园林艺术》，此四种四册为紫禁书系第五辑。

《中国古代琥珀艺术》为其中一册，作者许晓东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利用近一个世纪的考古材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古代琥珀艺术，特别是对契丹琥珀艺术作全面系统地回顾和探讨，以揭示中西琥珀艺术的特征和异同，契丹琥珀艺术的成就及其内涵，以及中国古代琥珀原料来源本身所包含的古代中西文化交流。

《中国古代琥珀艺术》是目前国内所知唯一一本关于中国古代琥珀的专著，《中国古代琥珀艺术》作者许晓东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利用近一个世纪的考古材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古代琥珀艺术，特别是对契丹琥珀艺术作全面系统地回顾和探讨，以揭示中西琥珀艺术的特征和异同，契丹琥珀艺术的成就及其内涵，以及中国古代琥珀原料来源本身所包含的古代中西文化交流。

序言

第一章 琥珀及其研究的回顾

 第一节 关于琥珀

 一 特性与产地

 二 欧洲先民的北方之金

 三 中国古代文献中的琥珀

 第二节 研究回顾 

 一 西方

 二 中国

第二章 中国古代琥珀艺术

 第一节 汉代

 第二节 三国两晋南北朝

 第三节 隋唐

 第四节 宋元

 第五节 明代

 第六节 清代

 一 关于蜜蜡、琥珀、金珀和龙油珀

 二 清代琥珀制品的分类

第三章 辽代琥珀艺术

 第一节 分类与分期 

 一 早期类型

 二 中期类型

 三 晚期类型

 第二节 艺术特色

 一 材质

 二 题材

 三 工艺

 第三节 辽代琥珀的使用 

第四章 辽代琥珀的多元文化因素及盛行原因

 第一节 多元文化因素 

 一 草原文化

 二 中原文化

 三 西方文化

 第二节 盛行原因

 一 交通路线的畅通

 二 佛教的影响

 三 标志民族身份的需要

第五章 中国古代琥珀原料的来源

 第一节 缅甸

 第二节 大秦与波斯

 第三节 波罗的海 

 一 春秋战国

 二 汉代

 三 隋唐

 四 宋辽

 五 元明清

 第四节 日本

第六章 中国与欧洲古代琥珀艺术之比较

 第一节 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公元前11000～前500年]

 第二节 罗马铁器时代(公元前500～400年]

 一 伊特鲁里亚文化

 二 意大利时期

 三 罗马时期

 第三节 维京时期[800～1200年]

 第四节 中世纪及之后

结语

参考书目

附录

 附录一 历代土琥珀简表

 附录二 辽代出土琥珀简表

后记

埃玛·邦克的文章，主要结合1999年香港大学有关中国古代饰物的展览所作，对辽代琥珀作了专门探讨。作者认为琥珀对于契丹人而言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清人虽有使用，但其重要性根本不能与辽时相提并论。文章结合出土品以及传世品，对辽代佩饰的一些题材、设计、使用以及所体现的宗教含义，作了初步的探讨。文章亦提及琥珀对于契丹族的象征意义，以及辽代琥珀原料的来源问题，但未及详论。对于辽代琥珀来自波罗的海一说，认为应该做更多的标本检测，才可以下结论。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这是第一篇有关中国琥珀艺术，特别是辽代琥珀艺术的专题文章。它第一次凸显了辽代琥珀艺术的独特魅力，琥珀对契丹人而言可能存在的深刻内涵，以及据此可以引发的中西交通方面的深层探讨，可谓中国琥珀艺术研究领域的开山之作。

二 中国

中国有关琥珀的第一篇文章，是陈夏生1990年发表于《故宫文物月刊》上的《溯古话今谈宝石：琥珀》。这是有关宝石的系列文章之一。文章内容涉及有关琥珀的方方面面，如琥珀的成分、特性、名称的由来、各产区琥珀的特点、中国古籍记载中的琥珀、琥珀的辨伪等，涵盖许多常识性的问题。文章附有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不少琥珀制品，如鼻烟壶、盒子、罐、手串、手镯、陈设性的琥珀山子等，展示了清代琥珀艺术的风采。这也是迄今为止首次馆藏琥珀制品的展示。文章未涉及对这些藏品的探讨。

苏芳淑在其2000年发表的《契丹玉和琥珀雕饰初论》一文中，首先提出琥珀艺术在辽代艺术研究中无可替代的独特地位。文章通过辽代玉饰、琥珀饰的材料、工艺、用途、题材和表现风格的对比，认为“契丹人用玉有浓厚的中原文化味道，辽玉器的工艺、器形、题材和花纹都和唐宋玉器分别不大，因而或可将辽玉视为契丹人汉化程度的重要标志。相对来看，他们[契丹人]的琥珀饰件具备丰富的游牧民族特色，无论工艺、器形、用途和花纹——特别是其重叠繁密堆砌的构思——都有它的别出的风格，所以辽代的琥珀饰物应当为契丹文化艺术的重要代表。因此，若要深入认识契丹自身文化的特殊性，我们或应在他们的琥珀中寻找”。文章作为立论根据所分析的小型佩饰和饰物、各式盒形或瓶形佩、璎珞组佩类饰件，都是典型的辽代琥珀类型。所以，文章的主旨虽然是“希望通过辽代文化玉饰和琥珀饰的对比，能够更深入地认识两者的独特风格，从而尝试探讨契丹人与宋人用玉风尚的分别”。但是琥珀艺术之于契丹人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也因与辽玉的对比，而得到了进一步的衬托和体现。

笔者于2003年发表的《辽代的琥珀工艺》一文，主要依据出土材料，对辽代琥珀的具体使用作了分类，并对辽代琥珀的题材、工艺等作了初步的论述和探讨。文章主要将辽代琥珀器分为首饰、服饰、镶嵌和附饰、丧葬用品、宗教用品等几大类。认为虽然契丹人使用琥珀为原料制作装饰品，在其选材上具有独特性，但其题材与中原唐、宋文化密不可分；其工艺，亦多借鉴玉雕。2004年，在《辽代的东西方交通和琥珀的来源》一文中，笔者通过零星的中外文献，以及辽文化圈内出土的域外器物或器物上体现的西方文化因素，进一步论证辽代与中亚、西亚地区存在着文化和经济上的交流。辽代的琥珀原料，很可能来自波罗的海。其路线可能有三条：一是北方的皮毛之路，二是自河中沿古丝绸之路的北线，三是自河中经古丝绸之路的南线。

通过上述研究回顾可以看到，对波罗的海以及缅甸琥珀的研究至晚在19世纪下半叶即已开始，当时更多的是其生成及成分上的探讨。随着20世纪大量古代琥珀制品的出土，对古代琥珀艺术以及琥珀贸易的探讨逐渐展开。特别是90年代以后，更加引发欧洲学者的关注。举办国际研讨会、公布最新发掘成果和研究进展，渐成定制。20世纪80年代以及90年代以来，随着科技的发展，对琥珀产地的检测和判定技术取得了突破。同时，对琥珀内部所包含的古代生物、植物进行古生物学上的探讨，也是西方一些实验室的专门课题。

中国琥珀艺术史的研究，始于19世纪中晚期，但多是汉文文献的检索和翻译。真正意义上的发轫，应该是20世纪初劳弗尔的《亚洲琥珀史论》。篇名虽为亚洲琥珀，但实际上绝大部分内容集中在中国，而且汉文文献是文章立论的根本。文章主要是对中国古代琥珀原料来源的探讨，而非琥珀艺术本身。此后将近80年的时间里，琥珀几乎未曾被学术界提及，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陈夏生将琥珀作为宝石的一种所撰通识性文章的面世。其后90年代末21世纪初埃玛·邦克、苏芳淑以及笔者的文章，均是围绕辽代的琥珀艺术展开。这主要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批辽墓的发掘，使得众多精美的契丹古物面世，其独特的草原风情和工艺成就令人刮目。这些文物是对匮乏的辽代文献的重要实物补充，辽代文化的多角度研究因此在海内外逐渐升温。

虽然，自商始至明代，都有不同时期琥珀制品的出土报道，但由于与同墓出土的其他材质的器物比较，琥珀制品在数量上很少，所以，从来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故宫博物院以及台北故宫虽有琥珀传世品的收藏，但均被淹没在清宫所藏洋洋文物之中，不曾引起人们的关注。因此，辽代之外的其他时期的琥珀艺术，鲜有文章涉及。笔者通过整理历代考古出土的琥珀资料，加之私人或博物馆的传世品收藏，发现其在数量上已经有一定的规模，而且不同时期在使用和题材上各有特色。可以据此初步勾勒出中国古代琥珀艺术史的发展脉络。古代西方和东方对琥珀本身的一些相同和相似的理解，在工艺方面体现的一些共性，都留下了东西交流的线索。而古代中国琥珀原料的来源问题，更涉及中国与外围邻国乃至欧洲国家的交通。劳弗尔在其1905年的那篇文章的开头就说，相对所有有助于解决考古学问题的自然产物而言，没有比琥珀更引人关注。因为它涉及古代的贸易及与亚洲的关系等问题。而今距劳弗尔的论述已有百年。在这百年里，考古出土材料的丰富，是劳弗尔那个时代所不能期及的。笔者希望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利用近一个世纪的考古材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古代琥珀艺术，特别是契丹琥珀艺术作回顾和探讨，以揭示中西琥珀艺术的特征和异同，契丹琥珀艺术的成就及其内涵，以及中国古代琥珀原料来源本身所包含的古代中西文化交流。以期引发更多人对中国琥珀艺术的关注和兴趣，并将之纳入世界琥珀艺术史研究的范畴。P31-33

许晓东在香港中文大学修读博士学位，2004年完成博士论文《契丹琥珀艺术研究》，将12～14世纪契丹人一辽代的琥珀归入中国艺术史的论述框架中讨论。6年后，晓东将这个极具开创性的课题展开更进一步的探讨，修改为《中国古代琥珀艺术》，成为第一部深入而全面研究中国琥珀的专著。和她早前出版的《辽代玉器研究》一样，皆是迄今为止研究辽代艺术的重要著作。身为她的论文指导老师，我非常荣幸为她的新书撰写序言。

近年丰富的考古发现显示出契丹人的辽代是中国制造琥珀的高峰时期，本书的研究重心必然以辽代琥珀为主。然而，书中还介绍了汉代至清代的琥珀，阐释了这种有机材质的独特之处，及其遍及欧亚的产地，并从中比较分析琥珀在中西背景下使用的异同。许晓东对材料的仔细分析，让她归结出个人独具的观点：如琥珀为契丹人民族身份的标志，正如玉是中国人的民族身份标志；亦发现当时契丹人的琥珀可能来自远在北欧的波罗的海，带出中古世纪中国与欧亚大陆之间的远距离贸易，这些都是当今研究文化交流和传播稀有且珍贵的新材料。

有关中国玉器的研究及论著甚多，研究琥珀的著作尚付之阙如。此书不但是首部深入研究并填补琥珀研究空白的专著，更从中带出玉器在中国人艺术及文化中的地位，透过不同材料的重视及运用，对比分析不同的文化及种族精神的内涵，并从传统艺术史研究的角度诠释当中的文化、社会和经济的意义。本书诚然是当今中国年轻的艺术史家优秀而创新的学术研究成果。

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教授

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

苏芳淑

2010年6月写于美国哈佛大学

将博士论文题目定为《契丹琥珀艺术研究》，既是偶然，也是必然。说偶然，是因为一直以来对琥珀甚少关注。偶尔在互联网上键人amber一词，检索结果令我瞠目：西方居然有着如此源远流长的琥珀艺术传统，其琥珀研究居然有着如此悠久的历史。随着了解的加深，不知不觉为之着迷。说是必然，是因为北方游牧民族的历史、文化及经由欧亚草原的中西艺术交流一直是我研究的兴趣所在，硕士论文《辽代玉器研究》是这一兴趣引导下的最初产物。而香港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为该研究的开展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随着中、西学界交流的日益广泛和深入，古代中、西艺术交流再次为学者所关注，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凭借天时、地利，我的博士论文设想得到了指导老师苏芳淑教授的认可。

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苏芳淑教授不仅给予总体的指导和把握，更创造一切可能的条件和机会，使我得以到欧洲和美国的博物馆观摩出土或传世的琥珀文物，亲身感受琥珀产地和使用地的历史和文化，结识当地的专家和学者，参加各种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尽可能与到访香港的国内外专家、学者接触，诚可谓获益良多、受用终身。

已故美国琥珀专家、琥珀研究实验室创始人Curt W．Beck先生曾对我的研究给予热情鼓励和支持。饶宗颐先生、林梅村教授为论文的写作和修改提供宝贵的意见和建议。David A．Grimaldi先生、Alxander Shedrinsky先生热情接待我的到访，井噱慨提供资料和帮助。Jean Todd教授至今一如既往地关心研究的新进展。他们的关心、鼓励和帮助，让我至深感铭。

美国亚洲文化协会、香港中文大学研究生院、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为我的欧、美研究之旅提供宝贵的资助。丹麦哥本哈根琥珀博物馆，瑞典国家文化历史博物馆、琥珀博物馆，美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哈佛大学博物馆提供所需研究资料，在此一并深表感谢。

最后，还要衷心感谢李文儒副院长的关心和支持，决定将我的博士论文纳入新一辑《紫禁书系》。同时，还要感谢紫禁城出版社方妍小姐辛勤、细致的编辑工作，使论文在短时间内得以付梓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