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世界去:都市重压下的心灵回归》是一部都市重压下的心灵回归之作,是著名青年作家徐则臣的首部散文随笔集,也是一部让你远离城市喧嚣和烦恼的心灵笔记。
本书记述了一位乡村少年从美丽的故乡到首都北京、再到世界各地十余年的心路历程,整部作品融文学、旅游于一体,让我们在作者如水般清澈透明的语言中,感受他对大自然、繁华都市以及繁复人生的描述和感悟。
整部作品由四辑组成,分别为:第一辑生活在北京,记录在繁华都市里恬淡而智慧的生活;第二辑近乡,呈现让你远离城市喧嚣的纯净文字;第三辑世界两侧,是朴实、亲切的国内行走记述,第四辑三十岁出门远行,讲述对世界明亮而独特的感悟。这四辑内容构成本书的精彩篇章,是作者多年漫游生活中的沉淀和感悟,都市重压下的心灵回归之作。
徐则臣,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毕业,70后最具影响力的青年作家,曾获春天文学奖、西湖·中国新锐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庄重文文学奖、小说月报百花奖等文学大奖。根据作品《我们在北京相遇》改编的《北京你好》获第十四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佳电视电影奖,参与编剧的《我坚强的小船》获好莱坞AOF最佳外语片奖。2009年赴美国克瑞顿大学做驻校作家,2010年参加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IWP)。部分作品被译成德、韩、英、荷、日、蒙等语。
《到世界去》是徐则臣首部散文随笔集,文字朴素旷远,语言清澈透明。作者通过充满灵性的语言和充满悟性的思想记述一位乡村少年从美丽的故乡到首都北京、再到世界各地十余年的心路历程,整部作品融文学、旅游于一体,阳光充沛,富有质感,把散文闲适的特色表现得淋漓尽致,不仅让阅读者能获得心灵的纯净,更能得到精神的升华,深受读者喜爱,被称为“都市重压下的心灵回归”!
《到世界去》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美国行记之镇与小镇
从奥马哈出发,去西北方向的坏土地。名为“坏土地”的地方在南达科他州,需要穿越的高速公路在地图上像条丝线一直往西北飘,上北下南,这条线到了地图的左上方就被风吹乱了,极尽曲折,复杂的地形让我们不得不从一条道转到另外一条道上。我向来喜欢野游,从小就有成为卡车司机的宏伟志向,希望能够驾着长数米的大卡车在西部的大地上狂奔。这个理想没能实现,现在我还不会开车,你总会有很多实现不了的理想。这地方是美国的中北部,但有着货真价实的西部的辽阔,放眼望去除了天就是地。我们往西北走,四月底的春天开始大规模苏醒,雨水洗过的草木养人眼目。出发前Y教授买了一堆吃食,以防我们半路上忍饥受饿,此去坏土地路远程长,开车要跑八个钟头,经常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事实正是如此,中北部和西部一样地广人稀,等你渴了饿了再想去找村和店,没准儿会出人命。
没几家店,更没有村——美国人喜欢把村叫镇,我们的村他们叫镇,我们的镇他们也叫镇,一概称之为town。再大一点儿的,他们才叫city。所以全美国只有两个地方:town和city,哪一个听起来都挺隆重和壮观。如果不是文化或者语言习惯使然,那是否和咱们的北方一样,像样点儿的水就叫海,前海、后海、什刹海,或者类似于我们的学院迫不及待要升级为大学、大学里的系科迫不及待要升级为学院才认为是体面?
这个不是我想说的,我想说的就是几个town。对这些镇我很有感觉。美国人口刚及三亿,国土面积比中国稍微少一点儿,平原面积又大,所以分摊到人头上,每个人都是地主。反过来计算,把人头分摊到土地上,那很有可能千里无鸡鸣。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沿途镇很少镇又很小了。但是这些镇子总会有哪个地方让你心动那么一下。
离坏土地不远有个小镇叫沃尔。到1931年12月,这里只有326个人,1978年后,我一大早起来在仅有的三条街上转了一圈,估计这地方人口到不了四位数。在中国的平原上随便找个村子就能把它比下去。但它看上去很有来头,小镇的宣传册上就这么说,本镇历史悠久,咱们有传统。美国人很在乎这个,历史、底蕴、文化,恨不得任何一个角落都弄出点儿说头来。不过沃尔镇的确有个相当有意思的传统,那就是多少年来行人路过此地,喝冰水一概免费。
说来话长,要从1936年开始。这一年,沃尔杂货店的老板泰德,觉得生意做不下去了,前往坏土地和黄石公园等地的旅人和过路客都不愿停下来买东西,本地的农民生活又拮据,恨不得把嘴吊起来,所以该店门可罗雀。眼看着营业额渐趋为零,泰德急得嘴唇上直冒泡。尤其到了这一年夏天,天还热得要死,孤寂的大太阳让泰德老板有点儿绝望,考虑是不是该关门大吉了。7月里的一个星期天,一个被过往车辆吵得睡不着的伙计跟他抱怨,老板,你知道这帮人为什么开着车从我们路边没命地跑过吗?他们急着找点儿冰水降温解渴。然后伙计脑子里闪过一道金光,我有办法帮你拉客了。泰德脖子一下子伸长了,快,说说看。伙计说,咱们现在有冰也有水,为什么不搞个牌子挂到高速路口,上面写着:下一个街角拐弯——沃尔店,有汽水、啤酒……还有免费的冰水。
泰德死马当活马医,试了一下,果然奏效。老头老太太、姑娘小伙子,都打了一下方向盘拐过来了:请给一杯冰水。
人气上来了生意就好做了,再说谁好意思只闷头喝水不买点儿东西。小店的销售额就像坐了火箭似的噌噌往上跑。老板尝到了甜头,生意越做越大,就把“免费冰水”作为传统坚持了下来。接着普及到了整个沃尔镇,继起的店铺都来虚心学习,所以这地方很小,客流量却越来挺大,免费的东西总是让人向往。我们到时,南来北往的车公路边已经停了不少,可见半个多世纪了生意一直很好。
那天早上我进了古老的沃尔杂货店吃早餐。那里已经不再是一个店了,而是扩大成了一个繁华的市场,很多家店铺在里面营业,吃喝玩乐都有,还有一间窄窄的小教堂,不到两张长条凳的宽度。我没开闪光灯拍了几张照,光线温暖,小教堂庄重安详,在两边卖旅游纪念品店的喧嚣里,空着所有的长条凳,等数钱数累了的人坐上来,等候上帝发落。
从门外还能看出1936年的模样,当年印第安人拴马的铁桩子还在,但里面显然已经是2009了,先进、时髦、琳琅满目,还有众多“中国造”的小商品,足够全球化。岁月流逝,现在美国绝大多数餐馆里冰水都免费,不知道跟这家店是否有渊源。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沃尔镇已经成了标本、传奇和文化,对很多旅行者来说,他们绕道来此未必就为了打尖住宿,可能仅仅是想看一看,喝冰水不要钱的地方到底长啥样。市场里的老板们,半夜醒来想起开创出新的营销策略的前老板泰德和他的睡不着觉的伙计,应该会屡屡心怀感激吧。
我们住的旅馆的老板,一个白头发大个子的老头,也很有文化,听J教授说我是作家,从吧台后拿出两份报纸,指着上面他的照片和文章说:Me too(我也是)。该老头曾在越南打过仗,不过当的是通信兵,没机会杀人和被人杀;现在开旅馆写文章。显然他对越战想法复杂,战后两次去越南,最近的一次在不久前,还找到了当年他的越南翻译,两人抚今追昔,重游了这个硝烟散尽的国家。说到越南,他摇头,一言难尽啊!他把报纸送给我们,希望我们拜读他写越南的文章。这两期报纸他一定收藏了不少,慷慨地送给所有感兴趣的人。
假如每期仅存一份,他可能会装进镜框挂到墙上,美国人对此毫不避讳,有种天真的慷慨——公共的就要展览,他们希望你能分享他们的历史、文化、思想和快乐,甚至家族史都愿意端出来给你看。从南达科他州回来,我们在黑尔塞镇上的TT酒吧吃晚饭,酒吧老板就把他们家的所有新老照片全摆在显眼地方,老板的女儿亲自讲解,这是谁谁,那又是谁谁谁。
该镇是我在美国见到的最小的镇,只有50个人。据Y教授说,她见过的最小的镇子只有23个人。前两年她为写一个美国小镇文化系列的文章,和J教授开车跑了上百个镇子。Y教授说,没准儿还有更小的也未可知。也许吧,但23个人也堂而皇之地建镇,我已经开眼了。设想一下,假如每家都生一串孩子,这个镇也就三四家人。23个人聚居在一块儿本身也许没什么稀奇的,问题在于一个镇的建制可能拥有的,基本上这23个人都有;它的公共空间和机制一应俱全,不过是碰巧人少点儿而已。够奢侈。
我们到达黑尔塞镇已经晚上9点多,都没抱希望还能找到吃饭的地方,这个点儿所有的饭馆都已经打烊。TT酒吧的灯亮着,和五百人、五千人的镇上的酒吧一样圆满,老板是前农场主,没有因为客人少就在装修和经营上偷工减料。也许他根本就不认为镇上人少,做农场主时,一家人守着成百上千亩土地,跑上几十里路才能见到一两个邻居,现在与40多人比邻而居,人口密度已经相当大了。
酒吧里的装修非常印第安化,充满了野性和粗犷之美。墙上挂着一只野生的鹿头,角上生满漂亮的叉。吊灯一半装在从天花板上垂下来的两个印第安人的木车轮上,另外两盏灯装在一个巨大的眼镜架上。在靠近酒吧门处的天花板上垂下来半截十分性感的女体模型,从腰部开始出现,没有上半身,屁股圆润娇小,细长的腿上穿着黑色透明长袜,然后是惊心动魄的尖头高跟鞋,活脱脱一个梦露的下半身山寨版。四周的墙上挂满印第安人的图片,牛仔的、酋长的、猎野牛和套马的,图片上呈现出的动感和爆发力让你感觉这酒吧随时可以动起来,而那些长腿翘屁股穿马靴和长满胸毛的印第安牛仔们,也会吹声口哨打个响指跳下墙,在酒吧中间摆的台球桌旁操起球杆,来两局斯诺克。电视里正在播放一部印第安专题片,讲一个著名的印第安男演员,此人演过《与狼共舞》和《最后一个莫西干人》。60多岁的老板戴一顶牛仔帽,我给他们酒吧里的大火炉拍照时,他端着一杯啤酒站在炉边,也许希望自己能以一个老牛仔的形象被拍进来。
我以为老板是印第安人,问过了才发现不是,他们只是喜欢印第安文化。这地方的确也很难有印第安人,我们已经在内布拉斯加州境内,过了内布拉斯加国家森林公园。他们希望让酒吧体现出一点儿文化来,即使只是50个人的酒吧。
这是我们家所有人。老板已过中年的女儿请我们看他们摆放在酒吧一角的照片,从一个世纪前的黑白老照片,到去年刚刚镶进镜框的彩色照片。祖先们长着白胡子,板着脸正襟危坐,好像所有人都对眼前的镜头疑虑重重;而彩照里的孩子,老板的儿女的儿女们,全都咧开大嘴,朵朵葵花向阳开。老板儿女希望我们能记住他们家的每一个成员,详细告诉我们哪一个叫什么,现居何处,在干什么。她希望能把她从这个庞大的家族里获得的自豪如数传递给我们,这些陌生的过路人。这个中年女人,连同她的爹妈,他们开朗、毫无防备:客人,也是朋友和亲戚。
酒吧右边是公路,左边是铁轨。从我们到酒吧至离开,三列火车从门口经过。透过玻璃门能看见火车雪亮暴力的灯光,呼啸声沉闷悠长。所有火车都无比漫长。我们赶了大半天的路,如果不是着急回到奥马哈,我真想在这个黑尔塞镇的TT酒吧住下来,喝啤酒喝到肚大腰圆。
在美国只要看到小镇,我总要在心里迅速列出个等式:美国小镇=中国小村。因为在中美的行政建制中,垫底的分别是镇和村,而在中国,村之上才是镇。所以尽管我明白美国佬的镇和咱们的村完全不是一码事,还是忍不住要画等号,忍不住要比较,然后忍不住要惊奇一下,惊奇那些镇的小,和它们那种自觉的文化意识。
我待的那段时间里,适逢克瑞顿大学的亚洲世界中心搞的亚洲文化周,活动之一是参加布朗维尔镇的诗歌朗诵会,而该朗诵会又是布朗维尔镇的“酒、作家和歌唱的节日”系列活动之一。小镇常住人口只有148人,却有着牢固的文学传统,每年都有一个诗歌节。去的路上我就在心里打鼓,就算全镇人都划拉上,又能写出几首诗?我就不信他们也搞小靳庄诗歌运动?到了布朗维尔我才发现,148人里头,起码一半人跟诗有关。
朗诵会在一家书店的二楼举行,我们到得早,正赶上一个乐队在书店一楼的咖啡馆里演奏,乐手都是镇上的居民,两个阿姨和大妈级的歌手边弹吉他边唱。据说歌是她们自己写的,没准儿歌词就是诗。听歌的时候我把咖啡馆里的所有雕塑拍了一圈。雕塑家是小镇土著,其艺术现在已经冲出布朗维尔走向全美了。看来148个人里还有一部分人和音乐和艺术有关。
二楼摆了很多书架,书架上有新书有旧书,旧书打折,一两个美元就可以拿一本。有的注明此书所售款额将捐赠慈善机构。我找到了纳博科夫和麦克尤恩等人的小说。我们看书时,越来越多的人聚集上来,主持人出现之前,一排排的椅子上已经坐满了人。加上那些等候在另外一个房间里准备上台朗诵的诗人,今天晚上还剩下几个布朗维尔人跟文学无关呢?同行的一个朋友开玩笑说,选择今晚下手的小偷要发了。没错,如入无人之境。
我们去的作家和诗人都是学院派,朗诵时得攥着诗稿。布朗维尔的文学爱好者们则两手空空,他们把诗歌充分地落实到了口头上,他们的传统就是即兴朗诵。有的完全是七步诗,在台上走一圈,拍一下脑袋朗诵开始。现炒现卖,否则你很难解释一个体重两百磅的阿姨可以一点儿磕巴不打背诵出几百行的诗来,而且诗之不足舞之蹈之,声情并茂。据熟悉内情者介绍,该阿姨已经蝉联好几次即兴诗歌朗诵会冠军。但她的诗太快,我来不及听懂,只能依靠声音的停顿在想象中替她分行。
有独诵,有双人合诵,还有情景诗剧。每一个布朗维尔人都激情澎湃,不需要麦克风。让我感动的是一个残疾小伙子,可能得过小儿麻痹症,一只胳膊抬不起来,一条腿必须拖着才能走路,脑袋必须永远朝左边歪着。他就歪着头朗诵了三首长诗。一首诗的最后两句是: 陌生人,请给我你的手
我想飞。
现场静下来。他希望我们伸出手拉他一把,他想飞。可是我们能给他的,只有廉价的、长久的难过和掌声。朗诵会结束,我没有去问这小伙子的身份,但我敢肯定,他是我那天晚上见到的最好的诗人,那两句诗是我那天晚上听到的最好的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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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前我想写一个小说,叫《到世界去》。裤子总是一不小心就提到腋下的年轻人,一年到头站在故乡边缘,看火车呼啸着奔向远方。此人从小被目为神经病,无正业可务,如同游魂到处飘荡。每天黄昏火车经过时,他会提前站上一处高台,看火车荒凉地来,茫然地走。最近的车站在百里以外,站多高都看不见,他从没去过。就这样歪歪斜斜生长的人,终年抱着一个隐秘的愿望,到世界去。他想到外面看看,看什么不知道,怎么看不知道,为什么要看同样不知道。他就是想看,仿佛怀揣一肚子的邪火。他的欲望无条件地指向远处,远,再远,更远,无穷远;他把故乡之外看不见的地方统称为“世界”,他要“到世界去”。
这个小说没有写,至今我也不知道怎么写。六年前我还在学校念书,和那个年轻人一样,肚子里郁积了巨大的出走欲望,想从自己单调狭窄的生活里冲出去,从此放浪不羁,周游世界,天涯飘零。外面的世界对我来说就是这三个抽象的四字词,我就是想出去,生理性的本能一般的愿望;而我们待在学校里领受的恰恰是与此相反的规范,是要去除野性,把自己规训成家畜——现在教育之要务正在于把你方方正正地塞进西装和晚礼服里,这是我们早已达成共识的“文明”与“成功”。我在内心里跟自己打架。只能打架,我要老老实实完成课业,将时间全部耗进去;就算我有大把的时间,出了门也多半饿死,像样的盘缠都凑不齐。这似乎是所有年轻人面临的共同问题:你有心力,你也有时间,但你出不去。
好了,我从学校里出来了。我开始工作、挣钱,我有心力,我也有了一点点盘缠,如你所想,我没有了时间。我开始面临另一个所有志在千里却被迫待在原地打转者的共同问题:想抽身出来痛痛快快地乱跑,是多么难哪,你被工作和家庭,被责任、义务和制度捆成了个粽子,你不得不过一个萝卜一个坑的日子。你还得憋着。所以我现在常想,如果几年前一咬牙一跺脚晕晕乎乎就写出了《到世界去》,那眼下,我很可能会认为那小说失之偏颇,必须写出个《到世界去》的续篇才能把真相完整地呈现出来。“到世界去”,没法到世界去的“到世界去”。
幸运的是,粽子偶尔也有松绑的时候,萝卜冷不丁也会形而上地挪挪窝,生活总得给我们喘口气的机会,然后因着各种理由,我到世界去了。的确,无论从哪个刁钻的角度看,坐飞机绕过半个地球都是到世界去;但我又在想,难道非要坐了火车和飞机一日千里才算到世界去?蚂蚁搬家一样地走,算不算?想来想去觉得也应该算。这些年,单是为念书我也换了不少地方,从村里的小学到镇上的初中,从县城里的高中到一座小城市里的大一大二,再到省会城市的大三大四,然后来北京读研,也算是一路在跑。倘若把到世界去理解成离家越走越远,那这么多年我其实已经在世界上了,一直在。事实上,故乡从来都是作为我们进入世界的起点,是每个人身心动荡的最恒久的参照和坐标。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也许可以生发一下:所谓到世界去,指的正是,眼睛盯着故乡人却越走越远。在这渐行渐远的一路上,腿脚不停大脑和心思也不停,空间与内心的双重变迁构成了完整的“到世界去”。也就是说,这些年我在持续的出走焦虑中早已经开始了到世界去的征程:站在故乡的高台上远望火车,在路上,停下来整顿和思量;此三者皆在“世界”上。断断续续我把三者形诸文字,成书一册,无从落笔的小说改作了散文,还叫它《到世界去》。
2011-8-11,知春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