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文学发展来说，作家众多、多种力量并存当然是好事。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到今天称得上是诸侯林立、王安忆、余华、莫言、贾平凹、张炜、张承志可谓其中的“六国”。与历史上的“六国”不同，作家在创作中没“敌”无“友”。

时至今日，文学的世俗地位及其对人们精神生活的影响力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少人早就以一种轻浮的口吻说叨文学，甚至说文学即将或者已经灭亡。有了包括这“六国”在内的众多作家及其作品的存在，有帮助作家寻找“敌人”的评论家和文学的“好心人”，当代文学应该变好！

本书为中国文学评论界六大评论家黄发有、贺仲明、洪治纲、张光芒、何平、何言宏评介中国当代文坛六大作家王安忆、余华、莫言、贾平凹、张炜、张承志其人其作的图书。全书主要包括了余华的惯性、论张承志近期创作及其精神世界、困顿中的挣扎——贾平凹论、莫言的欲望叙事及其他、张炜创作局限论、王安忆的精神局限这几部分内容。

祸莫大于无敌（前言）

余华的惯性

论张承志近期创作及其精神世界

困顿中的挣扎——贾平凹论

莫言的欲望叙事及其他

张炜创作局限论

王安忆的精神局限

由“创作局限论”引出的问题（代后记）

胸外科医生已将肺取出来了，接下去他非常舒畅地切断了山岗的肺动脉和肺静脉，以及所有从心脏里出来的血管和神经。他切着的时候感到十分痛快。因为给活人动手术时他得小心翼翼避开它们，给活人动手术他感到压抑。现在他大手大脚地干，干得兴高采烈。他对身旁的医生说：“我觉得自己是在挥霍。”这话使旁边的医生感到妙不可言。

由于获得了合法性的庇护，医生的暴力倾向如疯狂的野马一样，在山岗的尸体上纵横驰骋，这意味着权力与暴力之间勾连着一根隐蔽的天然纽带，而且，暴力的特殊魅力正在于它既是被禁止又是让人跃跃欲试的东西，其与众不同的神秘感既给施暴者带来恐惧，也带来了一种夹杂着震惊和痛恨的强烈快感。

我们总是习惯于认为先锋作家关注的不是小说“写什么”而是小说“怎么写”，他们在语言、结构、意象和文本生成过程等方面充分地施展了自己的才华。事实上，先锋作家在形式实验的掩体下，对文学的主题禁区进行了具有冒险意味的突击。像死亡、罪恶、灾难、性欲、宿命等一度被主流话语所排斥的主题，都成为激发先锋作家的艺术灵感的兴奋地带。他们通过对这些题材的荒诞化、变形化的艺术表现，阳奉阴违地反抗主流话语的压抑。同时挣脱受日常生活支配的习惯化感受的笼罩，宣泄对依然主宰文坛的腐朽、脆弱、外强中干的审美秩序的不满。别扭的形式带来的阅读困难与颓废的趣味所带来的道德晕眩，将受各种习惯和各种社会生活要求所控制的读者的感受力，推入了不知所措的迷茫之中。与那些让人麻木不仁的说教文学相比，让人迷茫的先锋文学显然更能激发读者的好奇与认知冲动。余华所宣扬的“虚伪的形式”，其价值正在于突破了那种要求事实必须令人可信的真实观的束缚，恢复对生活的鲜活感受与敏锐洞察。

从《十八岁出门远行》开始，暴力的影子在余华八十年代的写作中穿梭不停。《世事如烟》中那个年逾九十的算命师，他通过克死五个子女来获得自己的长生，甚至诱奸幼女以采阴补阳。在欲望疯长的土壤上，暴力如同罂粟花一样，开得妖艳而诱人，而宿命与迷信都是助纣为虐的肥料。《河边的错误》中疯子接二连三地杀人，警察却对他无可奈何，最后只好以杀死疯子的暴力来阻止暴力，并以疯狂的名义来逃避惩罚。《古典爱情》在写到“菜人”时，先后写到店主屠杀幼女和小姐被杀的场景，这些文字被刀锋的冷光所笼罩，其中有做母亲的哀求店主：“行行好，先一刀刺死她吧。”店主说：“不成，这样肉不鲜。”《死亡叙述》中的司机第一次撞死人时，逃逸后没有受到任何惩罚，第二次撞倒人时良心发现，想要救人，却被村民活活打死。《偶然事件》中的暴力叙述具有最为鲜明的形式意味：两个偶然目击了咖啡馆谋杀案的男人陈河与江飘。通过书信反复探讨这起谋杀案的细节与根源，结果是在同一个咖啡馆，陈河以同样的方式和同样的理由(情杀)杀死了江飘。这种迷宫式的叙述构造了暴力循环的圆形结构，但作家对叙述的过度控制使叙述显得凝滞而刻板，《难逃劫数》中的广佛因为一个小孩窥探了其偷情的场面，就残酷地将其打死，其中有这样的叙述：“他觉得能够听听肋骨断裂的声音倒也不错。”这些暴力叙述具有鲜明的反讽意味，通俗小说所惯用的正义战胜邪恶的叙事模式遭到了体无完肤的嘲弄，道德在残酷的暴力面前显得苍白无力。正如帕斯卡的名言：“人类必然会疯癫到这种地步，即不疯癫也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P004-007

祸莫大于无敌(前言)

贾梦玮

对于文学发展来说，作家众多、多种力量并存当然是好事。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到今天称得上是诸侯林立、王安忆、余华、莫言、贾平凹、张炜、张承志可谓其中的“六国”。这各具风情、物产丰富、兵强马壮、幅员辽阔的“六国”，不能确定说是排在最前面的六家，起码也是最重要的文学诸侯之六，他们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有目共睹，《钟山》“河汉观星”的创作局限论栏目到目前为止也是选择了这六家。

与历史上的“六国”不同，作家在创作中没“敌”无“友”。作家没有身外的“敌人”，唯一的敌人就是他自己。可是，往往当局者迷，作家本人不一定能完全发现自身存在的问题——那些“敌人”鬼得很。老子说，“祸莫大于无敌”；其实，更大的祸在于不知敌而以为无敌。《当代文学“六国论”》试图做作家的诤友，帮助作家找到这些“敌人”，并揭示它们的本来面目。也因为是不想再“捧杀”，所以反其道而行之，采用了“挑刺儿”、“找毛病”的方式，试图找寻这“六国”的薄弱环节，提醒包括作家在内的众人。方式有点儿“犯嫌”，用心却是良苦。

要说历史上的“六国”，最终是要灭亡或者被统一的。作家最不能统一，如果一定要说“统一”，不会有一个“秦”的存在，不是统治不是疆域，姑且可以说统一于文学之下。作家为了避免灭亡的命运，当然也无需、也是没法“合纵”、“连横”的，作品及其作者的强大是根本。有一点也毋庸讳言，当代文学的众多诸侯中，大多数、甚至这“六国”中也有些注定了是要“灭亡”的，至于是留是灭、谁灭谁留，不以我的希望为转移，也只能“走着瞧”——看谁能找到和战胜那些“敌人”，保存和不断地战胜自己。

时至今日，文学的世俗地位及其对人们精神生活的影响力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少人早就以一种轻浮的口吻说叨文学，甚至说文学即将或者已经灭亡。有了包括这“六国”在内的众多作家及其作品的存在，有帮助作家寻找“敌人”的评论家和文学的“好心人”，作为一个多受文学滋养的文学从业者，我心里温暖了许多，也坚强了许多。

由“创作局限论”引出的问题(代后记)

朱小如贾梦玮

一 “创作局限论”不是对一个作家的全面评价，而是专找问题说

朱：《钟山》一直是我每期拿到后一口气就想读完的文学杂志，无论是发表的小说还是文学评论文章和人文随笔。自从你当《钟山》的执行主编，这两年我注意到《钟山》有些文学批评开始趋于“尖锐化”，如2006年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上，连续发表了黄发有对余华“惯性”写作的批评，贺仲明对张承志“精神”支点问题的讨论，洪治纲对贾平凹创作“困顿”的研究；以及2007年第二期、第三期、第五期上连续发表张光芒批评莫言的“欲望叙事”，何平批评张炜、何言宏批评王安忆的写作“局限”等等。尽管这些批评都不是那种媒体上习见的“酷评”但读者反响还是比较强烈。一般来说，这些被批评的作家在我看来都是当代文学创作特别旺盛，读者期待特别高，同时又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作为《钟山》的执行主编。你们杂志以前是以编发创作为主的，这次却有意识地组织了这样一些平时难见到的尖锐批评文章。你是怎么想的？

贾：谢谢你对《钟山》关注。据我的初步调查，《钟山》不但拥有广大读者，而且是两三本专业人士包括作家、评论家、编辑必看的文学期刊之一，并能时常听到朋友们对《钟山》的看法和建议。也借此机会表达《钟山》对业内人士的谢意。

更为重要的是，《钟山》可以说是中国惟一除发表文学作品外，一直坚持纯正文学批评的文学作品期刊。不是那种所谓的文化批评，而是紧贴文学，真正关注文学潮流、作家、作品的评论；不是新闻体的酷评，而是严肃的学术批评——但也不是那种学究式的批评，而是批评家用心体会作家作品后写成的文章，我将它称为“将心比心”的批评。无论是对新写实、新状态的理论探讨，对新生代创作群体和个体的评介，还是后来“河汉观星”栏目较为系统的作家论，可以说都产生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还一直显示着深远的趋势。2000年开始，由我策划主持，作家论栏目“河汉观星”至今已经坚持做了七年。我一直认为作家论是文学批评的基础和核心，但对于编辑和评论家来说，做作家论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正因为吃力不讨好，却因此更有意义，所以就这么坚持下来了，为什么总要想讨那么多好呢？。评谁、由谁来评，都是事先选定的，编辑和批评家往往经过多个回合的沟通，文章的写作提纲和初稿往往要多次修改完善，文章保持了较高的学术水准。首批十篇作家论后来由我编为《河汉观星：十作家论》，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除综合评价有重要影响的作家外。我们也曾推介过不少文学新人。

去年以来，“河汉观星”栏目侧重于做“创作局限论”，先后被“批评”的作家有余华、张承志、贾平凹、莫言、张炜、王安忆等六位，都是当代文学史上颇具实力颇具影响力(这也是我们选择批评对象的条件)的作家，应该说都是值得“批评”的。与前面的综合性的作家论相比。这次更是“有意为之”。胡适说，不同意见、不同的学术见解好比“磨刀石”，一家之言如果“少了四周的敌手与批评家，就如同刀子少了磨刀石，不久就要锈了，不久就要钝了”。说得简单一点，这两年的“创作局限论”，其目的也就是要做一些这样的磨刀石。辩证法告诉我们，“优点”的另一面往往是“缺点”，有点不可避免的意思，这一体两面的“另一面”常常就被人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很多人在作家的正面指指点点，我们是请一些论者走到他(她)的侧面、反面看一看，努力去看看作家的另一面，发现局限性(每个作家都不可避免地有其局限性)，作一番研究，探讨可能存在的负面的东西。这磨刀石的活儿，文学史上极少有人专门去做的，像我们这样有意为之地做一个系列，中外文学史上还从来没有过。

“创作局限论”不是对一个作家的全面评价，而是专找问题说。这种狭义的学术“批评”本与私怨无涉，但作家自己的作品如同自己的娃，长得壮你要说不秀气，而且说“将来是要死的”，总归是有些“犯嫌”。特别是在文学作品成为市场的一部分后，这种“犯嫌”事更没人愿意做了，你说人家的不好，就会影响销量，君子不挡财路嘛。“骂”有时候倒是能促进销售的，但这种事情我们不会做。所以表面上看来就更吃力不讨好了。我是一直在期待着一个系列的具备相当分量的作家“创作局限论”，可是等了这么多年，一直没有人做这样的事情，我有时就想：这件事看来只有我来做了。某种程度上，由我、由《钟山》来做这件事是有些不“合适”的，因为《钟山》毕竟是一本以发表文学作品为主的杂志，这六位作家也都是《钟山》的朋友和主要作者，有人就难免有这样的担心：这样做就不怕得罪这些作家吗？这个样子作家还会给《钟山》稿子吗？说实话，这样的顾虑我过去不是没有。但是，把所谓的文坛关系学搞得那么清楚，我还做什么文学呢？也有些朋友过高地评价这件事，说这是一种“担当”，其实，我的想法很简单：尽量去做一点对文学有意义的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有意义，既然没有人去做，那我就来做好了。事先我并未和任何一位被“批评”的作家打招呼。目前看来，我们并没有“得罪“作家朋友，也没有任何一位作家朋友被“得罪”。第五期我们刚刚发表了《王安忆的精神局限》，第6期的头条就是王安忆最新小说《红光》。这六位作家朋友没有一位通过任何方式表示他们对我们这种批评方式的不满，我真的也很感谢他们。当然不同的学术之争我们永远是欢迎的，虽然真理并非越辩越明，但大家发自内心的声音是最重要的。

过去有人说，“批评”活着的作家太难了，现在看来也不是那么难(其实，给某个活着的作家一个高的恰当的文学史定位也要冒很大的学术风险)。大家都抱着认真的真诚的态度，有话好好说，文学生态必将优化。但愿《钟山》的这种努力能有功于文坛风气的进一步改善。

朱：你说“批评”活着的作家太难了，我有过亲身经历。八十年代那时“批评”的环境还好一点，眼下是商业社会，文坛的关系学也是越来越复杂，尤其是作协系统和媒体的“批评家”的“利益”基本上和作家们捆绑在一起。所以现在的批评家都躲到大学里才获得一定的“批评，，空间。但是就文艺批评本身而言，“批评”活着的作家更有“在场阅读”的感受，这和我们读古典作品是不很相同的体验，因而有不可忽视的价值。有时候我们对于文学史的判断产生错位感的原因也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