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墓丽影》创作原型,《达·芬奇密码》的悬念。国际都柏林文学奖获得者琳恩·汉弥尔顿情力作,荣登《纽维时报》畅销书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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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顾客听信劳拉的话买了个古董写字台,当发现写字台是赝品时,劳拉感到她的声誉受到了玷污。紧接着出售写字台的人莫名死亡,死时他的头上有一把斧子。
劳拉的这位顾客因有谋杀嫌疑而被捕了,但是总有一些事情让人觉得不太对劲。在协助警察调查时,劳拉找了两张和写字台有关的发票——她觉得第一次看到的写字台实际上真的。出售者制造了一个骗局,仿照真品又造了一个假写字台,以高昂的价格出售了两次。
为了挽救自己的声誉,证明顾客的清白,劳拉来到了远离苏格兰东北部海岸的奥克尼郡。在那里有梦幻般的美景和古代废墟,在那里劳拉被拉进几个世纪以前的维京冒险传奇中……
关于特雷弗·韦列亚历,人们会告诉你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流氓无赖。如果有他在附近,你应该用手紧紧地捂住自己的钱包.但是你不用因此焦躁不安太久。因为,早就有人忍无可忍.一怒之下把他杀了。
特雷弗是因为一件家具死掉的.至少表面上看来是这样的,然而,没用多久我们就都明白了,事情并非如此,但对特雷弗来说已经足够。事情的起因缘自于一张桌子,更准确地讲是一张写字台。曾经有一段时间,这张写字台是属于一个名叫布莱尔·鲍德温的律师的。把写字台卖给律师的正是古董商特雷弗。相对于特雷弗的迷人,鲍德温是一个很难讨人喜欢的家伙。这主要由于他的傲慢自大和糟糕的乱发脾气,哪怕一点微不足道的冒犯,也会让他暴跳如雷,尤其是面对摄像机镜头的时候,更是有恃无恐。但有一点我是可以肯定的,我知道布莱尔是把我当成他的朋友看待的。
我第一次遇到布莱尔是我刚开始从事古董生意的时候,有一天他带着一只刻着浮雕的玻璃杯出现在麦金托什&斯旺古董店的柜台前那只包裹地十分仔细的玻璃杯是他花大价钱买下来的,因为他相信这一定是新艺术主义的玻璃大师埃米尔·加勒的作品。布莱尔的律师事务所就在我们古董店南面的那条街上,我希望他有时间的时候,可以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到古董店里来,请欣赏它的人鉴赏一下,当然也可以找我鉴定他找到的宝贝。鉴于布莱尔的坏名声早已名扬在外,我万般无奈地向他指出存在于花瓶之都罗马尼亚的工厂和他的个人影响之间的关系,有人设法磨掉艺术品上的商标,以显示这些玻璃制品是加勒地区风格的艺术品,而非加勒这个人制造。
当时的气氛是紧张的,但奇怪的是,布莱尔却能够泰然处之。当我告诉他应该注意看哪里时,他的神情很是专注,还接过我递过来的放大镜仔细察看,并问我能不能帮他推荐几本这方面的图书。在他即将离开的时候,我们不再称呼对方布莱尔先生和麦金托什女士,而是该称布莱尔和劳拉,后来演变成布莱尔和小女孩。我很开心,不是因为“小女孩”这个称谓讨人欢心,而是觉得布莱尔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顾客。他在见面的第一天就给我建议,如果发现我觉得他可能喜欢的东西,就给他打电话。鲍德温对新艺术主义作品的喜爱几乎达到痴迷的程度,多年来我十分幸运地成为不断满足他艺术收藏胃口的古董商。我之所以说幸运,是因为他非常成功地为各种疑难杂案辩护,赢得足够多的资金,可以随心所欲地购买任何自己喜欢的艺术品。他住的是奢侈豪华的大房子,大到足够装下他买回家的所有东西,什么东西只要他看上了,就一定要把它买回家。在麦金托什&斯旺古董店,我们都叫他亿万富翁布莱尔。
几年来我对该如何看待鲍德温这个人一直举棋不定。我不止一次地看到在法院门口,面对众多的摄像机镜头,他自吹自擂自己的收藏品是如何丰富而珍贵,两手的手指插在吊带裤上,那份得意洋洋使他看上去像要飘飘欲仙,口无遮拦地吹嘘他是如何在法庭上将那些饭桶驳得体无完肤。饭桶当然不是他对他们的称呼,而是我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添加上去的,我想他用的法律术语应该是“对方律师”。
麦金托什&斯旺古董店依然处在破产的边缘,鲍德温看起来是心知肚明的,但他总是在接近月末的时候,过来购买几件古董,不管他是否真的需要那些东西。他还把我介绍给他那些富有的朋友,其中很多人都成为我们古董店的老顾客。当他的妻子伊丽莎白离他而去的时候,作为一名律师,他完全可以让她陷入无休止的麻烦之中,但他却没有那样做。他们理智而友善地分手,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的,伊丽莎白只带有一小笔财产,看来她已经完全看透。很显然,她对鲍德温的了解决不止亿万富翁布莱尔这一点。
这么多年来,鲍德温对古董已经具备一定的鉴赏能力。有过第一次不幸的小插曲,他不再任人愚弄。他将加勒的艺术品扔到我的废纸篓里,发泄他的不满和愤懑,幸亏那个纸篓是满的,使我可以在他离开之后,立即将它找回来。我依然拥有它,它是那么可爱,不论是谁做的,但我买不起它,不像鲍德温那样可以随心所欲地购买自己喜欢的古董。在面临重大的抉择时,鲍德温首先想到要去咨询的还是我,这说明他依然信任于我,所以他打电话让我到特雷弗·韦列亚历的古董店“逃税人”,那里有他看中的古董,请我前去帮忙看看。
我去晚了,因为出了点意外,地方警察找我谈话,耽搁了一两个小时。事情是这样的,我们的古董店遭窃,巡逻的警官将其归因于南面那道街上“野人酒吧”的开业,事情的大概就是这样的,我不太肯定。与我有关的是两件事情,一个就是我名义上的继女珍妮芙出钱资助开了那家酒吧,她告诉我说是一群身穿黑衣的人,闯进来自说白话。另一件事就是这次盗窃案好像是冲着我订购的古董来的:有人想要一对十八世纪的烛台,还请来一个相当专业的人物仔细鉴定。那伙小偷用切割机将后门割开,各种贵重物品都没有拿,单单拿走了那对烛台。在防盗系统发挥作用之前,他们就火速逃离。我的情绪非常不好。
同布莱尔、特雷弗的约会一开始就非常不顺。首先,我不得不从特雷弗过道边那只硕大的德国杜宾犬身旁战战兢兢地挪过去:应该说我们的对峙是剑拔弩张,相持不下,杜宾犬看样子马上就要迎面扑过来,而狗的主人,那个体宽和身高几乎与狗的体格一致的家伙,却对狗的狂吠声置若罔闻,正站在前面我提起过的野人酒吧门口,而不是在古董店门口,欣赏着那根丑陋的棕铜色街灯柱,显然是借此做掩护,偷偷地窥视着我与狗的僵持不下。
布莱尔不耐烦地用手指叩击特雷弗古董店的前台桌面,好像要因为我的姗姗来迟而要把我的脸撕烂似的狂怒。而特雷弗的表情就好像正在吞食金丝雀的公主猫,现在我知道我必须对他发现的宝贝大加吹捧,不管他找到的是什么东西。
“你迟到了,小女孩。”鲍德温咬牙切齿地从唇缝里挤出这句话。这时,进来一个人,他穿着一套皱巴巴的米色西服,看起来肮脏不堪,形象十分不佳,裤腿上还夹着裤脚夹,他那两条肥硕的腿笨拙地掠过杜宾犬,踉踉跄跄地冲进古董店里来。新来者好像根本不属于这里,店里的人对他的到来不屑一顾。也许是因为我刚刚和警察交涉过一桩盗窃案,所以对这个人多瞄了几眼,目光中隐含着几许疑虑和猜测。
“你再不来就不想让你来了,女人。”特雷弗说着吻了我的两颊。特雷弗是苏格兰人,无论外表还是说话的腔调都有点像年轻的肖恩·康纳利,这也许就是我还可以勉强忍受他的原因。我相信“女人”一定是格拉斯哥称呼女性的粗话。无论是布莱尔称呼我的“小女孩”,还是特雷弗叫我的“女人”均让我很反感,令人作呕。“这边请。”特雷弗说着示意我到后面的房间。那个裤腿上夹着裤脚夹的男人碰倒一对熨斗,险些从货架上滚落下来,他却表现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我们准备好大开眼界了吗?”特雷弗故作神秘地问道,一手抓住盖在某样东西上的盖布,那东西好像有四英尺高,三英尺宽。鲍德温拼命地咽口水,并频频地点头。
“劳拉?”特雷弗转向我问道。
这场戏的关键全都集中到我紧张的神经上。“继续吧,特雷弗,”我故作镇定地说,“但也许你想先把门关上?”因为我看到杜宾犬先生和裤脚夹先生正朝着办公室走来。当特雷弗来到门边的时候,裤脚夹先生已经踢踢踏踏向古董店的二楼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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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疯癫之前,浪人布加尼曾将大锅炉藏在野兽的坟墓里。这番宣言当然非常耐人寻味,一个亟待被要求做出解释的人,极易采取一种怒不可遏的方式给故事画个完结。然而,对于某些人来说,这不是故事的终结,而是事情的开始,因为这一宣称蕴涵的希望和梦想,就像某种信仰一样,是会被人永远坚守下去的。要决定自己是否要反驳作为梦想家或者怀疑论者,抑或者是二者兼而有之的论调,你不得不回到开始,从头说起,而这就意味着要上溯到不止九百年前的历史。
我不知道布加尼的传奇是否真实。因为我的祖父过去常常提及,说这与事实不符。也许你不会觉得这是一个确凿的证据,但是你并不了解我的祖父。我可以告诉你,这个传说从我家祖上流传下来的历史要比任何人记忆中的长得多。我的祖父相信起初这个故事只是口头流传,无论结构还是韵律都是诗歌的形式,有助于人们记忆,所以流传下来的故事总是准确而真实的。但是后来某个时候,没有人知道确切的时间,只知道有人将它记录下来,也许是在诺恩,但第一版极有可能是用拉丁文书写的,这样的故事好像很受十二世纪传教士的钟爱,于是一代代流传下来。是我的祖父将它从拉丁文翻译过来。我就是因此学会写字母的,事实上有几个版本,我照着上面的文字一笔一划地抄写在笔记本上,祖父在旁边看着,以防我写错了,或者遗漏下哪个词。我认为这就是我们现在还保留着这个故事的原因,故事就是这样代代相传,一遍遍抄下来的。我想我们中的有些人,这些布加尼传奇的追随者,也开始形成某种神圣的信仰。
我一直在叩问,以讹传讹的谬误和错误的授权如此繁多,它真正的寓意和实情也许便会因此丧失。如果历史再重演一次,也许不会是这样的。也或许我就是那最后一个珍视它的人。别人会以为它一钱不值,毫无意义。然而,我依然希望我的孙女懂得它的价值所在。她骨子里有种不安分的劲头,但她却是浪人布加尼当之无愧的后人。她过去常常缠着我给她讲这个故事,还要我背给她听。等到我百年之后,我会将那本笔记本留给她。
所以,现在你会听到必要的放弃和企图,然而这不会使你带着疑虑的眼光去看待我告诉你的一切,那么,你还想听布加尼·哈拉尔的儿子的故事吗?你当然愿意听下去。谁可能拒绝这样一个留有悬念的传说故事,故事的结尾是这样一句话:在疯癫之前,浪人布加尼曾将大锅炉藏在野兽的坟墓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