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四文学革命的前驱者中，钱玄同可说是一员骁将，一位急先锋。他虽然并不是发难者，但却最早给发难者以强有力的支持。催促新文学作品诞生并予以奖掖支持，是钱玄同五四时期又一历史贡献。本书精选了钱玄同的几十篇著述，从专著、文论、书信三个部分进行分类，具体内容包括《中国文字略说》《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国文的进化》《回语堂的信》《致鲁迅》等。该书可为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学生提供一面人生思考的镜子，对其提供高质量的精神食粮，具有十分积极的社会意义。

钱玄同倡导文学革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揭幕人之一。钱玄同在国语运动、文字改革方面有突出的贡献，把文字音韵学精深的学术研究应用到国语统一、文字改革的实际工作中来。他所著的《文字学音篇》是我国高等学校最早的音韵学教科书。本书辑有其代表作《文字学音篇》和他关于文字音韵、古史经学、汉字改革等方面的重要文论如《汉字革命》、《说文部首今语解》等篇，并附有钱玄同自撰的年谱。

钱玄同先生学行小传

一、专著

文字学音篇

 再版序

 第一章 纽与韵

1.纽韵略说

2.古今字音之变迁

 第二章 《广韵》之纽韵(韵摄附)

1.四十一纽

2.四十一纽之“清”“浊”及“戛”“透”“轹”“捺”

3.《广韵》二百六韵及四声相配表

4.“等呼”及“阴声”“阳声”

5.二百六韵分为三百三十九类表

6.三百三十九类合为二十二“韵摄”表

7.新定之韵摄与《切韵指掌图》《切韵指南》之韵摄对照表

8.《广韵》分部说

 第三章 反切

1.反切之起源

2.反切之方法

3.反切之弊

 第四章 三代古音

1.十九纽

2.二十八韵

 第五章 注音字母

1.注音字母三十九

2.注音字母之注音法

3.注音字母损益旧纽旧韵之说明

4.注音字母之韵母与《字母切韵要法》之韵摄对照表

二、文论

 中国文字略说

 说文部首今语解

 中国字形变迁新论

 《章草考》序

 《辞通》序

 古音考据沿革

 林尹《中国声韵学要旨》序

 手录《黄侃音学九种》序

 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

 研究国学应该首先知道的事

 《左氏春秋考证》书后

 《刘申叔先生遗书》序

 汉字革命

 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

 国文的进化

 汉字革命与国故

 《国语周刊》发刊辞

 为什么要提倡“国语罗马字”？

 历史的汉字改革论

 什么话？

 我也来谈谈“博雅的手民”

 孔家店里的老伙计

 《吴虞先生的来信》的“读后感”

 《世界语名著选》序

 悼冯省三君

 告遗老

 三十年来我对于满清的态度的变迁

 青年与古书

 中山先生是“国民之敌”

 《甲寅》与《水浒》

 赋得国庆

 废话——原经

 废话——关于“三一八”

 关于魏建功的《胡适之寿酒米粮库》

 亡友刘半农先生

 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

 共和纪年说

三、书信

 回语堂的信

 论近人辨伪见解书

 论今古文经学及《辨伪丛书》书

 论编纂经部辨伪文字书

 论《诗经》真相书

 论《诗》说及群经辨伪书

 答顾颉刚先生书

 论《说文》及壁中古文经书

 关于民众文艺

 吉林的反国语运动(一)

 吉林的反国语运动(二)

 初中国语教育及汉字问题

 关于谚语

 解谚

 民众与拼音文字

 吉林的反国语运动(三)

 关于山东民歌

 答吾如老圃

 抗议“北平”音译违式致教育部长蒋梦麟书

 致张司长函

 致鲁迅(致鲁迅、周作人)

(二)

(八)

(九)

 致周作人

(一)

(八)

(一三)

(一六)

 致胡适

(一)

(二)

附录

 钱玄同先生自撰年谱

《诗》 是一部最古的总集。其中小部分是西周的诗，大部分是东周(孔丘以前)的诗。什么人辑集的，当然无可考证了。至于辑集的时代，我却以为在孔丘以前。孔丘说，“《诗》三百”，“诵《诗》三百”，则他所见的已是编成的本子了。先生说，“《诗经》的辑集必在孔子以后，孟子以前”，引今本无“素以为绚兮”一句，又无《唐棣之华》全首，为辑集于《论语》之后之证(《小说月报》十四卷一号)。我看似未必然。子夏所问并非《硕人》之诗。《硕人》第二章句句都是描写庄姜的身体之美，末了决不能有“素以为绚兮”一句。这一定是别一首诗，但“巧笑”二句与《硕人》偶同罢了。此诗后来全首亡逸。《唐棣》一诗也是全首亡逸。“素绚”为孔丘所称道，固不应删去；即《唐棣》虽为孔丘所不取，然今本无有，亦非有意删去，乃是偶然亡逸的。有亡逸也许还有增窜。例如《都人士》的首章，惟《毛诗》有之，《三家》均无(见《礼记缁衣释文》)，不知是本有而《三家》亡逸呢，还是本无而《毛诗》据《左传》(襄十四)、《礼记》(《缁衣》)、《贾谊新书》(《等齐篇》)增窜呢。无论真相如何，总可以作《诗经》传写必有亡逸或增窜之证。但虽有亡佚或增窜，总是原始本的变相，不能说它们是两个本子。

《书》 似乎是“三代”时候的“文件类编”或“档案汇存”，应该认它为历史。但我颇疑心它并没有成书，凡春秋或战国时人所引《夏志》、《周书》等等，和现在所谓《逸周书》者，都是这一类的东西，所以无论今文家说是廿八篇，古文家说是一百篇，都不足信；既无成书，便无所谓完全或残缺。因为它常常被人称引，于是“托古”的人们不免要来伪造了。现在的二十八篇中，有历史的价值的恐怕没有几篇。如《尧典》、《皋陶谟》、《禹贡》、《甘誓》等篇，一定是晚周人伪造的。《逸周有一个刘知几。以崔述的勇于疑古，而对于它则深信不疑，这是他被“王道”、“圣治”的观念所蒙了。

《礼》 《仪礼》是战国时代胡乱抄成的伪书，这是毛奇龄、顾栋高、袁枚、崔述诸人已经证明的了。《周礼》是刘歆伪造的。《两戴记》中，十分之九都是汉儒所作的。

《乐》 乐本无经，而古文家造出“魏文侯的乐人窦公献书于汉文帝，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之说(见《汉书．艺文志》)，其意殆欲以此冒充“乐经”。但这故事造得太不像了，因为照他所说，窦公献书时已有二百五六十岁光景！(康有为说)

《易》 我以为原始的易卦，是生殖器崇拜时代的东西；“乾”、“坤”二卦即是两性的生殖器的记号。初演为八，再演为六十四，大家拿它来做卜筮之用；于是有人做上许多《卦辞》、《爻辞》，这正和现在的“签诗”一般；“无咎”、“悔亡”，和“上上”、“中平”、“下下”一般。这些“签诗”大概不止一种(但《连山》、《归藏》之说则决不可信)，所以《左传》所载与今《易经》颇多不同。孔丘以后的儒者借它来发挥他们的哲理(这也是“托古”)，有做《彖传》的，有做《象传》的，有做《系辞传》的，有做《文言传》的，汉朝又有焦赣、京房一流人做的《说卦传》，不知什么浅人做的《序卦传》，不知哪位学究做的《杂卦传》，配成了所谓“十翼”。

《春秋》 王安石(有人说不是他)说它是“断烂朝报”，梁启超说它像“流水账簿”，都是极确当的批语。孟轲因为要借重孔丘，于是造出“《诗》亡然后《春秋》作”，“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话，就这部’断烂朝报，硬说它有“义”，硬说它是“天子之事”。一变而为《公羊传》，再变而为董仲舒之《春秋繁露》，三变而为何休之《公羊解诂》，于是“非常异义可怪之论”愈加愈多了。但公羊氏(？)与董仲舒所说的《春秋》之义，虽非原始的《春秋》

所有，却是有条理，有系统，自成一派学说；后来忽然跑出一个文理不通的谷梁氏(？)来学舌，说了许多幼稚可笑的话，那便真不足道了。至于《左传》，本是战国时代一个文学家编的一部“国别史”，即是《国语》，其书与《春秋》绝无关系；到了刘歆，将它改编，加上什么“五十凡”这类鬼话，算做《春秋》的传，而将用不着的部分仍留作《国语》(康有为说)。这部书的信实的价值，和《三国演义》差不多；但汉以前最有价值的历史总不能不推它了。

这是我现在对于所谓“六经”是什么性质的书的意见。

从实际上说，“六经”之中最不成东西的是《春秋》。但《春秋》因为经孟轲的特别表彰，所以二千年中，除了刘知几以外，没有人敢对它怀疑的。孟轲是第一个讲“道统”的人，他的全书的末章，由尧、舜、汤、文王、孔子，叙到他的时候，明明有“独力肩道统”的意思。他全书中讲到《春秋》，共有三处(没有仔细查，不知有无遗漏)：

A.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说暴行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滕文公》下)

B.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祷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离娄》下)

C.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尽心》下)

B的话实在不通，《诗》和《春秋》的系统关系，无论如何说法，总是支离牵强的。我以为这三则都是孟轲要将自己的学说依托孔丘，正与朱熹自己的“格物穷理说”和王守仁自己的“致良知说”要依托《大学》同样地心理。他要辟杨墨，为了他们是“无君无父”的学说，所以有A说；他是贵王贱霸的，所以有B说；他是说“善战者服上刑”的，所以有C说。A的后面，有“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和“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詖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等语，则依托孔丘以肩道统之意昭然若揭了。前人讲《春秋》，很相信孟轲的话，很不相信孙复的《春秋尊王发微》的话。其实照孟轲的意思，必须像孙复那样讲法才能圆满的。

我上面那种翻案的议论，只是要研究所谓“六经”的那几部书的原始面目，只是要研究它们与孔丘有无关系而已。若讲伪书的价值，正未可一概而论。乱抄乱说的固然不少，至如《易》之《彖》、《象》、《系辞传》，如《小戴礼记》中之《礼运》、《中庸》、《大学》诸篇，如《春秋》之《公羊传》与《繁露》，如《周礼》，这都是极有价值的“托古”著作。但不能因其有价值便说是姬旦、孔丘所作，也不能因其非姬旦、孔丘所作便说是无价值。我很佩服姚际恒、崔述、康有为那样“疑古”的求真态度，很不佩服他们那样一味痛骂伪书的卫道态度。P335-338

钱玄同先生学行小传 陈漱渝

80年前，有一位三十二三岁的中年人在四处奔波。他身材不高，戴着近视眼镜；夏天穿件竹布长衫，腋下夹一个黑皮包。他走到哪里，哪里就响起了高谈阔论的声音。他就是钱玄同。之所以四处奔波，是为了约稿，或跟友人谈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面临的种种问题。

在五四文学革命的前驱者中，钱玄同可说是一员骁将，一位急先锋。他虽然并不是发难者，但却最早给发难者以强有力的支持。1917年初，当胡适在《新青年》2卷5号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之后，钱玄同立即在该刊2卷6号发表《通信》作为声援，内云：“顷见5号《新青年》胡适之先生《文学刍议》，极为佩服。其斥骈文不通之句，及主张白话体文学说最精辟……具此识力，而言改良文艺，其结果必佳良无疑。惟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见此又不知若何咒骂。”此后，钱玄同又发表了《论应用文之亟宜改良》等重要文章，提出了文章应加标点符号，数目字可改用阿拉伯号码，凡纪年尽量改用世界通行的公元纪元，书写方式“改右行直下为左行横移”等主张。钱玄同的出阵，使陈独秀、胡适在寂寞中深受鼓舞。陈独秀对钱玄同的“崇论宏议”表示“钦佩莫明”。他在复钱玄同信中说：“以先生之声韵训诂学大家而提倡通俗的新文学，何忧全国不景从也。”胡适说，钱玄同对他的赏识使他“受庞若惊”，“自信心更强了”；又说，“钱教授是位古文大家，他居然也对我们有如此同情的反应，实在使我们声势一振”(见《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下册，华东师大出版社1981年版)。尤其重要的是，钱玄同将“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确定为文学革命的对象，击中了当时模仿桐城派古文或《文选》所选骈体文的旧派文人的要害。鲁迅认为这八个字“形容惬当，所以这名目的流传也较为永久”(《且介亭杂文二集。五论“文人相轻”——明术》)。

在清代文坛影响极大的散文流派“桐城派”，自有其文学成就，对其评价也可以见仁见智；但这一流派的议论以“雅洁”为尚，反对俚俗，当然成为推行白话文的敌人。“桐城派”的文章在思想上多为“阐道翼教”而作，适应了清朝统治者提倡程朱理学的需要，自然跟五四时期“废孔学”、“祛驱三纲五伦之奴隶道德”的时代要求背道而驰。至于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选编的《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从唐初开始，就有了一门研治《文选》的专门学问——“文选学”，亦称“选学”。钱玄同认为：“六朝的骈文满纸堆垛词藻，毫无真实的情感，甚至用典故代替实事，删割他人名号，去迁就他的文章对偶，打开《文选》看，这种拙劣恶滥的文章，触目皆是。直至现在，还有一种妄人说，文章应该照这样做。《文选》文章为千古之正宗。这是第一种弄坏白话文的文妖。”(《<尝试集)序》)可见，钱玄同是从更新文学观念和促使文章发展与时代发展步调一致的角度反对“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的。由于钱玄同“学有本源”，“语多行话”，文章汪洋恣肆，态度激烈，守旧派因而对他恨之入骨。“桐城派”的代表人物林纾在文言小说《荆生》中，用金心异这个人物影射钱玄同——金对钱，心对玄，异对同，幻想能有一个须眉伟然的“健男子”能“取其眼镜而掷之”，使其“怕死如猬，泥首不已”。杜亚泉(伧父)在《迷乱之现代人心》一文中咒骂钱玄同等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为“魔鬼”，希望他们“速灭”。国学家黄侃贬斥钱玄同，说钱著《文字学音篇》是趁他撒尿时窃其笔记写成的。严复在致熊纯如信中也将钱玄同等人比喻为“春鸟秋虫”，以狂妄的态度宣称“听其自鸣自止可耳”。以上事例不仅暴露了五四时期旧营垒代表人物的专横和虚弱，同时也反衬出钱玄同等机关报文化前驱者震烁一时的风采英姿。

作为文学革命的声援者和呐喊者，钱玄同并不兼事创作，一生未做过一首新体诗，以致在《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文学卷”中都找不到他的名字。但是，钱玄同却有很深的文学造诣。早在清末留学时期他就跟章太炎先生合办《教育今语杂志》，用白话文撰写论文。坊间流行的《章太炎的白话文》一书，文章多出自钱玄同手笔。归国后他又在浙江办过《通俗白话报》。他的文言散文得力于梁任公，“笔锋常带感情，发挥尽致，叶泻无余，而无一句含糊语”(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第一篇近于白话的论学书，就是钱玄同与陈独秀在《新青年》3卷6号发表的通信。《新青年》杂志从4卷l号起刊登白话文章，使用标点符号，也是钱玄同宣传、鼓动、争取的结果。此后，钱玄同用白话撰写了大批杂文，对守旧文人和封建遗老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他的文风慷慨豪放，有如长风穿谷，奔流击石，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均有较高建树。比如他在《语丝》周刊创刊号上发表了《恭贺爱新觉罗溥仪君升迁之喜，并祝进步》一文，祝贺“宣统皇帝”被逐出故宫，废除伪号，开始成为一个国民’并规劝他今后多读新书刊，补习些初中程度的科学知识，将来更可上外国去留学；最后还希望他正确对待婚姻问题，不要去看廿四史里的皇后外戚传。这篇文章通篇都是纯正的白话，文风幽默，剀切中理，表现出彻底的反封建精神和强烈的民主意识。据周恩来主编的《觉悟》杂志记载’1919年11月1日，天津”觉悟社”社员特邀钱玄同至天津就白话文问题发表谈话。

催促新文学作品诞生并予以奖掖支持，是钱玄同五四时期又一历史贡献。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就是鲁迅在钱玄同的敦促下创作的。钱玄同当时认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海内外数一数二的”；特别是鲁迅，“读史与观世，有极犀利的眼光，能抉发中国的痼疾”。为约请鲁迅替《新青年》写稿，钱玄同常于下午4时来到绍兴会馆，一直聊到晚上十一二点才回到位于琉璃厂的北高师教员宿舍——他把这种长谈戏称为“生根”，意即坐下不走，屁股生根。张勋复辟失败之后的1917年8月(据周氏兄弟的日记判断，似应为8月9日)，钱玄同跟周氏兄弟在补树书屋的老槐树下有一场石破天惊的谈话。当时鲁迅正用钞古碑的方式消磨岁月。他认为当时的中国好比一间铁屋子，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里面的人们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临死的悲哀。而如果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反倒使他们感到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钱玄同斩钉截铁地反驳道：“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毀坏这铁屋的希望。”于是鲁迅终于答应了钱玄同的请求，写出了振聋发聩的《狂人日记》。对于胡适尝试用现代白话作诗，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不用古语，不抄袭前人诗里说过的话，钱玄同表示“非常佩服，非常赞成“，赞扬他“知”了就“行”，以身作则，做社会的先导(《(尝试集)序》)。同时，他也坦率批评胡适的白话诗“犹未能脱尽文言之窠臼”，或仍用词的句调，或被“五言”的字数所拘，不能和语言恰合。他希望胡适“宁可失之于俗，不要失之于文”。胡适高度重视钱玄同的意见，认为“此等诤言，最不易得”。此后，胡适放弃了五、七言的旧格式，放手去做那长短无定的白话诗。

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不仅是一场“文学革命”运动，而且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一次普遍的民族觉醒和启蒙运动。在这场运动的发端和深化过程中，钱玄同不仅关心文学问题，而且还关心着跟思想革命有关的一系列问题，如孔教问题，读经问题，反对遗老遗少和新旧八股问题；特别是反对纲常名教，主张“非圣”“逆伦”。在五四前驱者中，陈独秀反孔而未主张废弃汉文，胡适主张白话文而反对纲常名教的态度远不如钱玄同激烈。钱玄同却一身兼二任：“推翻桐选驱邪鬼，打倒纲伦斩毒蛇”(《改腊八日作》)，而且这种立场始终不变，实属难能可贵。

然而，钱玄同的学术造诣主要还是体现在文字学中的音韵部分。他既得章太炎先生真传，又能综合顾(炎武)、江(永)、孔(广森)、段(玉裁)、戴(震)、严(可均)诸家之长，铸古溶今，自创系统。由于他能运用现代语言学的方法研究古韵，卓然成为音韵学界“古今中外派”的集大成人物。

在中国近现代的国语运动中，钱玄同既敢于“破”，又勇于“立”，为汉字改革、国语统一做了大量默默无闻的工作。他的建树至少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审定国音常用字汇(历时10年，合计12220字)。二、创编白话的国语教科书。三、起草《第一批简体字表》(计2300余字)。四、提倡世界语。五、拟定国语罗马字拼音方案。此外，他执教近三十年，开设过“古音考据沿革”“中国音韵沿革”“说文研究”等课程，为中国语言学界培养了大批英才——魏建功先生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在评介钱玄同的学术成就时，我们决不能忽视他在史学界的贡献。他既反对“泥古”，又反对“蔑古”。他辨真伪，审虚实，求真信，成为了承袭清代道咸年间今文家极盛余绪而又启发现代用科学方法扩大辨伪运动的第一人。一般人多以顾颉刚为古史辨运动的领袖人物，殊不知在这方面对他启发最大的是钱玄同，是钱玄同要他重新清理今古文之争的公案造成了他辨古史的动机。早在1920年，钱玄同对顾颉刚况：“今文家攻击古文家伪造，这话对；古文家攻击今文家不得孔子真意，这话也对。我们今天，该用古文家的话来批评今文家，又该用今文家的话来批评古文家，把他们的假面具一齐撕破。”(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自序》)顾颉刚认为是一个极锐利、极彻底的批评，是一个击碎玉连环的解决方法。他回忆说：“我的眼前仿佛已经打开一座门，让我们进去对这个二千余年来学术史上的一件大公案作最后的解决。”在这里，我想说几句武断的题外话。我们知道，钱玄同与鲁迅之间有一个由相知到相恶的过程。我认为，钱玄同跟鲁迅最为反感的顾颉刚一起从事古史辨运动，是使他们产生隔膜的一个重原因。鲁迅去世之后钱玄同批评他“多疑”“轻信”“迁怒”，恐怕也与此相关。

钱玄同先生还是世所公认的书法家，生前曾手写影印《说文部首今读》，死后也有《钱玄同先生遗墨》出版。他曾自谦地说：“我字虽丑，但人家叫我写什么，无论扇子、对联、书面、名片，总是来者不拒的。”胡适的《尝试集》、《白话文学史》等重要著作，其封面就都是由钱玄同题写书名的。扬雄云：“言，心声也；书，心画也。”也就是说，任何人的书法笔迹，无不透露其个性。张中行先生认为，钱玄同笔下多隶意，有时很像六朝写经而兼有行书的流利，恭录小楷也常带些隶意，劲、秀、美兼备，堪称妙品。但他记日记时常用行草书。率意挥毫，信笔涂抹，却能达到婉若银钩、翩若惊鸿、骨丰肉润、入妙通灵的艺术境地，在汉字造型的有限空间获得了无限自由。

任何人的学术成就都不是孤立取得的，都不可能与其人格无关。钱玄同亦然。凡是跟钱玄同先生接交过的人都能感受到，他是一个个性十分鲜明的人。他为人正直，生活俭朴，论学无门户之见。与人交谈时话多而争，庄谐杂出，尤娴于近代秘闻轶事。“打通后壁说话，竖起脊梁做人”就是他的处世原则。他坚信凡事总是前进，决无倒退之理，因而能服膺真理，追赶时代。他年少时一度赞同保皇派主张，认为“皇帝圣明，德泽广被”，因而撕毁谭嗣同的《仁学》，斥邹容的《革命军》章太炎的《爐书》是“叛逆之论”。1903年至1904年间受章太炎、邹容影响，很快就确立了民族民主革命立场，剪辫排满，义不帝清。

在学术问题上，钱玄同责己严，待人宽，也不像渲染的那样“激进”“偏谬”。比如在《文字学音篇》的再版序言中，他就主动指出该书的六点错误和不足，以提醒读者注意。与此形成对照的是，钱先生跟黄侃虽有学术分歧，并曾经发生过激烈争吵，但仍支持肯定黄侃关于古韵二十八部的学说。黄侃去世之后，他还敬献了肯定黄侃特长的挽联。钱玄同是一位声韵训诂学大家，他在学术上表现出的自以为非、与时俱进精神，真是令人肃然起敬。

不过，钱玄同也有一个遭人非议之处，那就是偏激。钱玄同也承认，他的主张常涉两个极端，十分话常说到十二分。但这种“偏谬精神”往往包含着合理的内核，其核心是反封建精神。在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也几乎要流血的旧中国，在跟肉体和精神均已硬化的顽固派作斗争的过程中，非有大力难开新地，非有坚兵难摧敌垒。比如，钱玄同曾提出“欲废孔学，不得不先废汉文”的主张，这在实际上是行不通的。他所有批判旧文化、旧道德的文章，就没有一篇不是汉字写成的。但因为有“废止汉字”的激进主张，顽固派“便放过了比较的平和的文学革命，而竭力来骂钱玄同。白话乘了这一个机会，居然减去了许多敌人。反而没有阻碍，能够流行了”(鲁迅：《三闲集·无声的中国》)。然而在学术问题上，钱玄同则平正通达，并不固执己见。比如1913年他看到胡以鲁先生撰写的《国语学草创》，曾勃然大怒：“‘国语’成什么词？‘国语学’算什么功课？”但1917年他却成为了国语研究会会员。又如他曾批评注音字母有诸多缺点，特别是有些字音规定太俗，不合于古，但1913年教育部读音统一会审查国语字音标准时他却能降心相从，由反对“京音派”成了主张“京音派”。

但这种绝对化的思想方法也常使钱玄同的言行发生矛盾。比如他主张“绝对的排斥消灭”酬世之文，如寿序、祭文、挽联、墓志之类，出发点当然也是反对封建思想，但他自己在行动上并未做到。基于人过中年性多固执，他主张“人到四十就该死，不死也该枪毙”，而自己却“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他主张以罗马字母替代汉字，但仍喜“唐人写经体”的字，并手书了《<说文>管窥》、《小学答部》、《新出三体石经考》。他跟胡适一样抨击旧文学中的“用典”，而自己行文写信时又偏好采用哑谜式的“今典”。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后来，钱玄同还在北京大学发表了“头可断，辩证法不可开课”的议论，在日记中攻击鲁迅的《三闲集》、《二心集》“无聊、无赖、无耻”。对于共产党人推行拉丁化文字的主张，他也采取了完全排斥、不予理睬的态度。这些，都妨碍了钱玄同在五四运动之后思想达到新的高度。

在钱玄同短暂的一生中，最令人钦佩的是他的晚年。因国事蜩螗，外寇侵凌，钱玄同常满腔孤愤，抑郁难语，“魂忽忽若有之，出不知其所往”。自热河沦陷后，他有约三个月光景谢绝饮宴，但同时也使他更坚定了反帝爱国立场。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曾经留日的钱玄同即与曰人断绝交往。1933年5月，他书写了《中华民国华北军第七军团第五十九军抗日战死将士墓碑》。1936年，他跟北平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名提出抗日救国七条要求。曰寇占领北平后，钱玄同复名钱夏，表示是“夏”而非“夷”，决不做敌伪的顺民。他蛰居养疴，誓不汙伪命。1939年1月17日因右脑溢血猝逝，终年52周岁。

综上所述，可知钱玄同的一生是从崇拜皇权、笃信经学的儒生转变为激进的启蒙思想家的一生，是在新文学运动、新文化运动、国语运动、古史辨运动以及音韵学诸方面都作出了杰出贡献的一生。我们的国家、民族决不会忘记这种使他们引以为自豪的历史人物。由于钱玄同多议论，少著述；加之他对于旧作采取了一种近乎苛求的态度，以致他的文章还从来没有系统搜集，辑佚成册，流传的只有一些讲义和散见于《新青年》、《语丝》、《国语周刊》、《国语旬刊》、《读书杂志》、《歌谣周刊》等报刊的单篇。虽然钱玄同并未因其少著专书而损及其学术声誉，但他的文章未能结集出版，毕竟影响了他学说的传播，不利于对他进行全面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准确的历史定位。

令人欣慰的是，刘琅先生出于文化传承的使命感，主编了一套大师书斋丛书，由福建鹭江出版社出版，首批书目中即有《精读钱玄同》。任何选本都难免有遗珠之憾，但凸显钱玄同遗作的精华，却能收到借一斑以窥全豹的阅读效果，有可能更加符合现代社会的需求。主编嘱我写一篇评介钱玄同的文章，仓促交卷，有负厚望。强聒之谈，佛头着粪云耳。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