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图说红楼人物系列”，在大量关于《红楼梦》人物评论中遴选出较为精彩、有代表性的文章，按照关于该人物讨论的几大热点分类罗列，使读者对人物的理解更为全面和立体，对研究状态也得到很好的把握。同时本书从清代和近代民间美术中，选取不同画类、不同风格例如版画插图、册页、年画、烟标等红楼人物图作为各册的彩插，营造对于红楼人物的多种理解多种想象的氛围。使读者欣赏到同一人物在不同的文学界和艺术家笔下各种各样的红楼人物形象。本书为《名家图说四大丫鬟》，是关于《红楼梦》中晴雯、袭人、平儿、紫鹃的众多研究文章。

本书为“名家图说红楼人物系列”之一，是关于《红楼梦》中晴雯、袭人、平儿、紫鹃四个大观园中的丫鬟。众多研究文章的作者们透彻入理地分析了这四个人物的特点。观点新颖，语言通俗，不仅适合红学研究者参考阅读，也适合普通红学爱好者阅读。

卷一 晴雯 风流灵巧招人怨

 “心比天高，身为下贱”——论睛雯

 晴雯形象探微

 多情公子痴情丫鬟的恋情悲剧——宝玉与晴雯感情关系及其悲剧成因新探

 晴雯之死

 晴雯夭风流

卷二 袭人 枉自温柔和顺

 袭人

 袭人

 花袭人论

 粲花妙舌惯将迎——花袭人之“袭”

 “情切切良宵花解语”——析花袭人的“枉自温柔和顺”

 花袭人辨

 论花袭人性格

 论袭人形象的矛盾

 袭人的双重人格角色与道德准则

卷三 平儿 俏也不争春

 你就是你奶奶的一把总钥匙——平儿的地位和作用

 在“贾琏之俗”、“凤姐之威”中行走——论平儿

 平儿与凤姐

 平儿与小红

 身居权要 心存淳厚——平儿平议

 俏也不争春——平儿之“俏”

卷四 紫鹃 啼尽春风不忍飞

 “一片真心为姑娘”——论紫鹃

 啼尽春风不忍飞——紫鹃之“慧”

 紫鹃与红娘比较谈

 紫鹃的性格及命运

 论紫鹃——《红楼梦》人物论之一

“心比天高，身为下贱”——论晴雯

在《红楼梦》第5回太虚幻境的“金陵十二钗又副册”的簿册中，晴雯位居首页，排在花袭人之前。那“满纸乌云浊雾”，象征着她的青春与灵秀被黑暗势力所吞噬的悲惨命运；其判词“霁月难逢，彩云易散。心比天高，身为下贱，风流灵巧招人怨。寿夭多因毁谤生，多情公子空牵念”，则写尽了她“红颜簿命”的悲剧人生。

在大观园里，晴雯是公认的最俏丽的丫头，也是曹雪芹所塑造的奴婢群体中最少奴颜媚骨、最不乖觉或说最不守本分的女奴。但在贾宝玉心目中，她却是怡红院中最可信赖的“第一等人”。晴雯的屈枉被逐与惨死，是宝玉心中难以释怀的伤痛，为哀悼她而作的《芙蓉诔》，则寄托着贾宝玉对她的深深的哀思与赞美，更抒发着对摧毁这一美丽生命的横暴之手的愤慨和谴责。

“风流灵巧招人怨”

“俏丫头”晴雯，并非荣府家奴的家生子，只是一个身世无考的孤苦的奴下奴。小说在晴雯被逐后有一段关于她来历的补写：

……这晴雯当日系赖大家用银子买的，那时晴雯才得十岁，尚未留头。因常跟赖嬷嬷进来，贾母见他生得伶俐标致，十分喜爱。故此赖嬷嬷就孝敬了贾母使唤，后来所以到了宝玉房里。这晴雯进来时，也不记得家乡父母，只知有个姑舅哥哥。专能庖宰，也沦落在外，故又求了赖家的收买进来吃工食。赖家的见晴雯虽到贾母跟前，千伶百俐，嘴尖性大，却倒还不忘旧，故又将他姑舅哥哥收买进来，把家里一个女孩子配了他。……目今晴雯只有这一门亲戚，所以出来就在他家。(第77回)

晴雯并不是荣国府那些“得用”的大丫头们一伙的。鸳鸯在与平儿讲到少时伙伴时，所说“从小什么话儿不说，什么事儿不作”的“十来个人”(第46回)中，并不包括她。晴雯十岁出头，才由赖嬷嬤“孝敬了贾母使唤”，她死时只有十六岁，如此算来，到荣府最多六个年头，贾母把她送到宝玉身边至多不过三四年光景。她的来历和性格，使她成为大丫头群中独往独来、不大合群的人。晴雯受到贾母的赏识，又将她赏给了自己的爱孙。显见得，“老祖宗”在为孙子选“跟前人”时，与媳妇王夫人的眼光是不同的。直到“老祖宗”被告知，晴雯“比別人分外淘气”，并得了“女儿痨”被“送”出大观园后，也还是甚念晴雯的好处，“晴雯那丫头，我看他甚好，怎么就这样起来，我的意思是这些丫头的模样爽利言谈针线多不及他，将来只他还可以给宝玉使唤得……”(第77回)。“老祖宗”的择人显然是注意到了晴雯做奴婢的“才貌双全”，孙子对这选择是满意的，晴雯很快成为宝玉在怡红院中的得用之人。但老祖宗的这一选择，却真真是害了晴雯。因为在王夫人这位尊佛眼里，“宝玉房里常见我的只有袭人、麝月，这两个笨笨的倒好”(第74回)。她把儿子身边的漂亮丫头都视为“妖精”，在务必清除之列。抄检大观园时，怡红院中被王夫人遣走的丫头是最多的，且都是最漂亮的，如晴雯、芳官等。贾宝玉是贵族之家的同辈人中的“凤凰”，怡红院里有一大群侍候他的嬷嬤、婆子、丫头。有名有姓的，就有十几个，袭人、麝月是贾宝玉身边管生活的两个大丫头，晴雯地位比较特殊，虽不大管宝玉的日常生活，位置却不低，有时甚至排名麝月之前。在这贵族之家中等级森严，丫头自有丫头的严格规矩。怡红院的丫头也分三六九等，多数是在外面侍候，不要说到宝玉身边侍候，甚至连宝玉的房间都进不去。如小红，贾宝玉就不认得她是自己怡红院里的人，小红说：“认不得的也多，岂只我一个。”而大丫头们是不容小丫头走近宝二爷的。小红因给宝玉倒了杯茶，便被秋纹、碧痕一通唾骂，就连贾宝玉想叫小红使唤，也不得不考虑：“若要直点名唤他来使用，一则怕袭人等寒心，二则又不知红玉是何等行为，若好还罢了，若不好起来，那时倒不好退送的。”(第24回)  无论是在贾母或是宝玉房里，晴雯都并不是侍候他们饮食起居的贴身奴婢。否则，每日晨昏定省的王夫人，哪能从未见过她的面！在小说里，晴雯的出场是在宝玉从梨香院探望宝钗归来：

……只见笔墨在案，晴雯先接出来，笑说道：“好，好，要我研了那些墨，早起高兴，只写了三个字，丢下笔就走了，哄的我们等了一日。快来与我写完这些墨才罢！”宝玉忽然想起早起的事来，因笑道：“我写的那三个宇在那里呢？”晴雯笑道：“这个人可醉了。你头里过那府里去，嘱咐贴在这门斗上，这会子又这么问。我生怕别人贴坏了，我亲自爬高上梯的贴上，这会子还冻的手僵冷的呢。”宝玉听了，笑道：“我忘了。你的手冷，我替你渥着。”说着便伸手携了晴雯的手，同仰首看门斗上新书的三个宇。(第8回)

从这第一次出场，可看出晴雯性格爽朗，言语率直，也可看出怡红院中的这对主仆关系十分融洽。其后，作者通过她跟宝玉闹的一场几乎被“放”出怡红院的“别扭”，突出地刻画了她“嘴尖性大”，对谁也不买账的倔强个性：

……宝玉心中闷闷不乐，回至自己房中长吁短叹。偏生晴雯上来换衣服，不防又把扇子失了手跌在地下，将股子跌折。宝玉因叹道：“蠢才，蠢才，将来怎么样？明日你自己当家立事，难道也是这么顾前不顾后的？”晴雯冷笑道：“二爷近来气大的很，行动就给脸子瞧。前儿连袭人都打了，今儿又来寻我们的不是。要踢要打凭爷去。就是跌了扇子，也是平常的事。先时连那么样的玻璃缸、玛瑙碗不知弄坏了多少，也没见个大气儿，这会子一把扇子就这么着了。何苦来！要嫌我们就打发我们，再挑好的使。好离好散的，倒不好？”宝玉听了这些话，气的浑身乱战，因说道：“你不用忙，将来有散的日子！”

袭人在那边早已听见，忙赶过来向宝玉道：“好好的，又怎么了？可是我说的‘一时我不到，就有事故儿’。”晴雯听了冷笑道：“姐姐既会说，就该早来，也省了爷生气。自古以来，就是你一个人伏侍爷的，我们原没伏侍过。因为你伏侍的好，昨日才挨窝心脚；我们不会伏侍的，到明儿还不知是个什么罪呢，”袭人听了这话，又是恼，又是愧，待要说几句话，又见宝玉已经气的黄了脸，少不得自己忍了性子，推晴雯道：“好妹妹，你出去逛逛，原是我们的不是。”晴雯听他说“我们”两个字，自然是他和宝玉了，不觉又添了酸意，冷笑几声。道：“我倒不知道你们是谁，别教我替你们害臊了，便是你们鬼鬼祟祟干的那事儿，也瞒不过我去，那里就称起‘我们’来了。明公正道，连个姑娘还没挣上去呢，也不过和我似的，那里就称上‘我们’了！”袭人羞的脸紫胀起来，想一想，原来是自己把话说错了。宝玉一面说：“你们气不忿，我明儿偏抬举他。”袭人忙拉了宝玉的手道：“他一个糊涂人。你和他分证什么？况且你素日又是有担待的，比这大的过去了多少，今儿是怎么了？”晴雯冷笑道：“我原是糊涂人，那里配和我说话呢！”袭人听说道：“姑娘倒是和我拌嘴呢，是和二爷拌嘴呢？要是心里恼我，你只和我说，不犯着当着二爷吵；要是恼二爷，不该这们吵的万人知道。我才也不过为了事，进来劝开了，大家保重。姑娘倒寻上我的晦气。又不像是恼我，又不像是恼二爷，夹枪带棒，终究是个什么主意？我就不多说，让你说去。”说着便往外走。宝玉向晴雯道：“你也不用生气，我也猜着你的心事了。我回太大去，你也大了，打发你出去好不好？”晴雯听了这话，不觉又伤心起来，含泪说道：“为什么我出去？要嫌我，变着法儿打发我出去，也不能够。”宝玉道：“我何曾经过这个吵闹？一定是你要出去了。不如回太太，打发你去吧。”说着，站起来就要走。袭人忙回身拦住，笑道：“往那里去？”宝玉道：“回太太去。”袭人笑道：“好没意思，真个的去回，你也不怕臊了？便是他认真的要去，也等把这气下去了，等无事中说话儿回了太大也不迟。这会子急急的当作一件正经事去回，岂不叫太太犯疑？”宝玉道：“太太必不犯疑，我只明说是他闹着要去的。”晴雯哭道：“我多早晚闹着要去了？饶生了气，还拿话压派我。只管去回，我一头碰死了也不出这门儿。”(第31回)P2-6

解读《红楼梦》重在深人文本

(代序)

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的初期，在红学界曾围绕着“什么是红学”展开了一场讨论，今天许多读者可能感到很奇怪，怎么连“什么是红学”这样的问题还需要讨论么？的确需要讨论，如果你对《红楼梦》研究特别是红学史有一些了解，你就会知道这确实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当年的论争是由周汝昌先生发表在《河北师范大学学报》、982年笫3期上的一篇文章引起的，周汝昌先生在这篇题目是《什么是红学》的文章中提出了这样的一种观点：

红学显然是关于《红楼梦》的学问，然而我说研究《红搂梦》的学问却不一定都是红学。为什么这样说呢？我的意思是红学有它的自身的独特性，不能用一般的研究小说的方式、方法、眼光、态度来研究《红楼梦》。如果研究《红楼梦》同研究《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小说全然一样，那就无须红学这门学问了，比如说，某个人物性格如何、作家是如何写这个人的、语言怎样、形象怎样，等等，这都是一般小说研究的范围。这当然也是非常必要的。可是，在我看来，这并不是红学研究的范围，红学研究应该有它自己的特定的意义。如果我的这种提法并不十分荒唐的话，那么大家所接触到的相当一部分关于《红搂梦》的文章并不是属于红学的范围，而是一般的小说学的范围。

那么在周汝昌先生看来什么才是红学呢？他认为研究曹雪芹的家世、研究《石头记》版本、研究80回以后的情节(探佚)、研究脂砚斋，“只此四大支，够得上真正的红学”(《石头记探伕》序)。他在《红学辨义》一文中说的更直截了当，他说：“红学的真正的‘本体’是什么？是讨寻曹雪芹的这部小说是写的谁家的事，用中国文学上传统的说法讲，就是‘本事’。”“讨寻本事的学问、才是红学的本义，才是红学的‘正宗’。”由此看来，在周汝昌先生那里，不仅研究《红楼梦》文本的思想艺术够不上红学，就是版本研究、脂评研究等也未必够得上红学，至少算不上红学的“正宗”，只有讨寻《红楼梦》的“本事”才是红学的“本义”“正宗”。

首先对厨汝昌先生的观点提出批评的是上海复旦大学应必诚教授，他在《文艺报》1984年第3期上发表了《也谈什么是红学》的文章，明确指出：“红学有它的特殊性，但是，不能以此来否定对《红楼梦》本身的思想艺术的研究。”“把《红楼梦》本身的研究开除出红学，道理上是讲不通的。《红楼梦》本身的研，究不仅不应该排除在红学之外，相反，它应该是红学的最主要的内容、而且周先生提出的四个方面的研究也不能脱离《红楼梦》本身的研究。”随后赵齐平先生也在《文艺报》1984年第8期上发表了《我看红学》一文，进一步耐周先生妁观点提出了批评，指出：“红学，顾名思义应该是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好比甲骨学是研究殷墟甲骨卜辞的学问，敦煌学是研究敦煌历史文物的学问一样，不会有人提出研究殷墟甲骨卜辞的学问‘不一定’是甲骨学，研究敦煌历史文物的学问‘不一定’是敦煌学，尽管甲骨文、敦煌学要相应地研究殷墟甲骨卜辞、敦煌历史文物直接或间接有关的若干问题。”赵齐平还认为《红楼梦》研究不以作品的本身为主，而是“不断由内线作战转到外线作战，或者说不断扩大包围圈”，倒是涉及“红学向何处去”的值得忧虑的问题。

这场讨论当时参与的人并不多，但影响比较大。今天我之所以又提起二十多年前这一段往事，是因为我深深地感到当年讨论提出的问题，在今天的《红楼梦》研究中仍有着重要的意义。这场讨论不是简单地解释“红学”这个词的定义，而是关系到我们如何看《红楼梦》、如何研究《红楼梦》、研究《红楼梦》的目的是为了什么的、红学的本体到底是什么，这确实关系到红学的方向、红学向何处去的重要问题。

周汝昌先生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红学竟不包括研究《红楼梦》本身，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毫无疑问，红学作为一门学问，不能缺少对《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及其家世的研究，不能缺少对脂评的研究等等。自新红学产生以来，在有关曹雪芹生平事迹及家世、脂评、版本的考证研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没有这些研究成果，我们今天也不可能对《红楼梦》有更深入的认识。然而研究作者、家世、脂评是为了什么，难道不是为了更好地、更深入地认识《红楼梦》这部小说吗？如果曹雪芹不是《红楼梦》的作者，我们研究曹雪芹和他的家世干什么？脂砚斋如果不是评批《红楼梦》，我们研究脂砚斋干什么？红学的主体毫无疑问是研究《红楼梦》文本本身。我们研究《红楼梦》产生的时代背景、研究曹雪芹的生平及其家世，包括与作者曹雪芹的创作有着密切关系的脂砚斋及其评语等，正是为了更深入地认识《红楼梦》的思想艺术价值，更深入地认识《红楼梦》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这才是《红楼梦》研究的根本目的。

周汝昌先生认为红学真正的“本体”，就是为了“讨寻曹雪芹的这部小说是写的谁家的事”，这里我们不禁要问，周先生到底认为《红楼梦》是“小说”还是“写的谁家的事”？如果认为《红楼梦》是小说，那么小说是文学创作，是需要虚构的，“谁家的事”只能是小说的素材或素材之一。如果说《红楼梦》就是“写的谁家的事”，那么它就不是小说，而是“自传”或是“谁家的事”的实录。其实周先生是始终主张“自传说”的，所谓“讨寻曹雪芹的这部小说是写的谁家的事”的说法，不过是他坚持“自传说”的另一种表述。“自传说”是胡适提出的，胡适在红学的发展历程中，有过重要的贡献，他对《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及其家世的研究、对《红楼梦》版本的研究都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奠定了新红学的基础，这是不可否认。但他的“自传说”却是错误的。周汝昌先生则是把“自传说”发挥到了极致，形成了他的“新自叙说”。不过胡适的“自传说”与周汝昌的“新自叙说”是有所区别的，他们的区别在哪里呢？就在于胡适是“小心”地考证曹雪芹及其家世的史料，而周汝昌先生则是“虛构”曹家的史料；胡适是依据实实在在的曹家史料力图证明他的自传说，而周汝昌则是借助于索隐猜谜甚至编造的材料来证明他的新自传说。正如应必诚教授在《周汝昌先生“新自叙说”反思》一文中深刻地指出的：“按‘新自叙说’的理解，就是要探索‘假’所掩盖的‘真事’，他们所谓的‘真事’，就是依据虚构的‘北京曹家复兴’和‘月喻太子’去改写曹雪芹家族的历史，并到《红楼梦》中去一一坐实。”(《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3辑)又说：“我们读周汝昌先生的著作文章，碰到用索隐的方法去解释和论证《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因其牵强附会，常常感到不可思议，但这正是新红学派发展到‘新自叙说’的特点。红学的索隐猜谜的方法已经成为‘新自叙说’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新自叙说’已经离不开红学索隐方法的支撑”。联想到这些年来《红楼梦》研究中的一些奇谈怪论，从“太极红楼”到刘心武的“秦学”，无不是得到周汝昌先生的支持和受到他的影响，这是需要人们认真深思的问题。在周汝昌先生的指导和影响下，刘心武的“秦学”把一部伟大的《红楼梦》解读成低俗不堪的“官闱秘事”，这样的“讨寻”《红楼梦》“本事”，简直是对《红楼梦》的玷污，这样的红学“正宗”，对广大读者认识《红楼梦》有害无益。

红学的历史和学术的实践早巳证明，索隐派不能正确地解读《红楼梦》，自传说不能正确地解读《红楼梦》，新自叙说同样不能正确地解读《红楼梦》。《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我们只有用研究文学的眼光，深入《红楼梦》文本，才能对这部伟大的文学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作出正确的解读。解读《红楼梦》的主要依据是文本本身，我们不能脱离文本的内容去解读《红楼梦》。当然，这不等于说作者研究、家世研究、版本研究、脂批研究不重要。

文化艺术出版社这些年来，出版了不少研究《红楼梦》的好书，如“名家解读《红楼梦》”系列丛书，先后出版了冯其庸、李希凡、周绍良、周策纵、蔡义江、刘世德、林冠夫、胡文彬、吕启祥、邓云乡、白盾、周思源等红学家的论文集，据我所知文化艺术出版社还将陆续出版更多的红学家的著作，这次又推出“名家图说红楼人物”丛书。这些红学的书是值得向广大读者推荐的，因为它对人们正确地研究和阅读《红楼梦》是有帮助的。

2006年11月12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