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一本用福尔摩斯的智慧写成的书，而是一本在缪斯灵光的引领下，诗意地妙解诗人自杀之谜的著作。作者满怀激情地用自己的人生智慧带你一同穿越生死迷宫：或许，你会惊叹大师先哲对死亡的精辟论断，讶异于在死神的追逐下盛开绽放的文学花朵的光辉，抑或你会为诗人无奈夭折的悲剧而扼腕，为他们的执著和决绝而震撼，可能你还会为诗人最后的创作而喝彩，为解开心中的又一个斯芬克斯之谜而欣慰……愿您伴随本书触摸生命，解读别样人生。

本书对中外不同文化背景中的诗人(广义)，尤其是20世纪的诗人自杀现象从一个独特的角度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从东西方诗人的死亡观比较到对文学作品中的死亡情结和自杀母题的描述，乃至对诗人自杀的社会心理和心理动力的分析以及对诗人神话思维的追问。步步逼近诗人自杀之谜的秘密所在。在探寻诗人自杀之谜的过程中。作者独到地表述了自己对生与死之命题的形而上的思考与感悟。

序

第1章 世纪之问

1.铁门前的困惑

2.何谓诗人

3.直面诗人“临终的眼”

4.思无所归的命题

第2章 东西方诗人死亡观之比较

1.最富有诗意的东方审美死亡观

2.富于纯粹理智的西方超然死亡论

3.托尔斯泰的人性之光

4.里尔克的诗意沉思

5.存在主义对生死的解释

6.谁愿意把死亡之剑刺进自己的胸膛？

第3章 文学作品中的死亡情绪

1.死之思的感性显观

2.死之美的遐想

3.平凡之死的本色

4.在死亡中燃烧的情爱

5.难以捉摸的死之遇言

6.死亡与孤独同行

第4章 文学作品中的自杀母题

1.爱的呼唤和绝唱

2.沉沦的灵魂

3.“红色的美杜莎”之谜

4.鬣狗与荒原狼

5.英雄之死

第5章 诗人自杀的社会心理

1.“英国病”在欧洲

2.与帝国对峙的诗人

3.飘落的樱花

4.疯犯的自白

5.无望的悲歌

第6章 诗人自杀的心理动力

1.“麦地”的布衣

2.坠落的“猜想”

3.撒哈拉的神话

4.地狱里苦吟的“鬼才”

5.“迷幻的女巫”

第7章 诗人的神话思维

1.野性思维与诗性思维

2.梦想的诗学

3.童年是一束芳香

4.永远的“安尼玛”

5.沉醉的自恋

第8章 诗人的神话世界

1．血的隐喻：大地与太阳／226

2.黑色眼睛：童话里的“纯美”天国／234．

3．啼血夜莺：寻找完美爱神／241

4．“私生子”的夙愿：狼与大同世界／248

5．伊豆之恋：永恒之美／254

第9章 诗人最后的创作

1．生死场中的苦吟／260

2．最后一次创作／268

3．无可逃遁／275

4．并非谜底／280

跋

主要参考文献

从远古时代一直到今天，人类行为中恐怕没有什么比自杀更特殊的了，因为只有人类才会对自己的存在进行思考(虽然人一思考上帝就会发笑)，决定是活着还是结束生命。当一部分人做出了不值得生存下去的决定，并在他们认为的灾难到来之前选择了离开人间时，一般人会认为他们是疯子，除了一些少有的英雄式的自杀行为让人称赞认可以外，自杀常常是社会谴责的对象。因此长期以来，人们对自杀往往闭口不谈或隐瞒真相，使自杀这一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处于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尴尬境地。1600年，莎士比亚通过哈姆莱特之口提出了“生存还是死亡”这个人类无法回避的根本问题。为什么在不同的时代里，都会有人选择了死亡?如果说自杀是人类的特殊行为，是自由的最高证明，即决定自己生存或死亡。那么，面对他们的选择，我们该怎／z,尝试着去理解呢?自从1897年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迪尔凯姆(旧译图尔干或涂尔干，1858~1917)著名的论文<论自杀》发表以后，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注意，于是那些享受当代统计学成果的社会学家、精神分析家、医生、文学评论家开始将自杀列入自己的研究范围，有人甚至对古代至20世纪的自杀的历史作了一个综述，即阿尔贝．巴耶1922年出版的《自杀与道德》一书，在此基础上，乔治‘米诺瓦至20世纪90年代写出了《自杀的历史》一书，这些都是对自杀现象进行理解的一种尝试。迪尔凯姆从社会学角度认为，所谓自杀，就是“任何由死者自己完成并会知道产生这种结果的某种积极或消极的行动直接或间接地引起的死亡”，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现象的增多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分工的变细所造成的社会病态而引起的，它跟种族、遗传因素、个人素质、心理状态、精神病、自然条件、气候变化等关系不大，而跟社会动荡、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工作变迁、生活变化等有着密切的关系。迪尔凯姆显然强调了自杀的社会因素，忽略了个人对自己生命拥有最高掌握权的选择。这也许是死亡伦理学中最煎熬人的心灵的问题，还是把它留给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吧。因为我们面对的是特殊的社会现象中的特殊群体诗人的自杀。诗人为什么自杀?这是自屈原自沉之后形成的诗人自杀的巨大“天问”，也是20世纪以来的世纪之问。我自知我现在无法回答这一思无所归的“天问”，还是先来看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那些运伟大之思的勇者是怎么解答这一世纪之问的。

最先把诗人自杀作为一个严肃而沉重的哲学话题作形而上的探讨的，恐怕要算是刘小枫先生了，一本《拯救与逍遥》因其绪论“诗人自杀的意义”演绎得异常精彩而曾在学术界颇为流行。在绪论中作者非常聪明地赋予诗人以意义，自然也赋予诗人自杀以意义，他极力让人们相信“不管中西方的自杀现象背后隐藏着何等复杂的问题，不管中西方的土地上人间血泪的流淌出于何等不同的原因，在这两个不同的文明世界中，自杀和杀人都曾发展到自己的顶点：根据信念理性地自杀，根据信念合理地杀人(按照加缪的说法)。这不仅逼迫现代人承认，人性并没有随着文明的进步改善多少，在人的天性中仍然还有一个黑暗的罪恶的渊薮：而且迫使我们怀疑，所有现存的信念，传统的也好，传统的衍生也好，是否是合理的，是否是绝对可靠的?‘礼教原来也是要吃人的’(鲁迅语)。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所有传统的价值观念都遭遇到了正当的普遍怀疑”。“在这种普遍的怀疑精神中，诗人自杀了。诗人死于对信念的彻底绝望”。对于诗人们为了寻求终极解答而付出的鲜血和生命已经使他感到沉重得提不起笔来了，他肯定诗人自杀的意义在于“它恳求所有侥幸活下来的诗人们想一想，什么才是终极的意义和价值；想一想自己所具有的信念是否是真实的、可靠的”。他指出诗人可以接受绝望感，但不能够生活在绝望感之中，因此只有三条退路：1．自杀或发疯；2．用钢铁的武器或精神的武器杀人：3．麻木或沉醉。真正的诗人为了探索终极意义而流尽最后一滴鲜血。于是刘小枫先生毅然“站在时代的深渊中向真实的超绝神圣祁告”，为探寻真实的终极意义展开了一场马拉松的诗学意义上的追问。我不知道刘小枫先生是否属于海德格尔所说的那种担当起在世界的黑夜中对终极价值追问的诗人，至少他的勇气是惊人的，让人刮目相看。

20世纪90年代，当重复发生的诗人自杀事件引起人们的关注时，一些人甚至对“诗人之死”过分赞颂和推崇，发展到关注诗人胜过关注诗本身的地步。诗人自杀的形而上意义再度升温，当然也不乏刘小枫式的追问。北京大学的王岳川先生以其纵横文坛的机智和不相信会抵达终极真理的科学态度再度对诗人自杀问题展开了咄咄逼人的追问。他认为我们面对的诗人自杀问题是一个严重的生命意义追问和价值问题，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但同时他又相信诗人有真伪之分，伪诗人每日制作的是缺乏“当代性”的历史本质的无生命之“诗”，是一种患了严重贫血症的诗，他们显露的是世纪末诗界的疲惫的尊容。正因为如此，海子沉重的死亡不仅给每个生者留下了巨大的问号，而且以其鲜明的刻度标明“生命之轻”的不合法，是给20世纪90年代“轻飘的生”的一个巨大的反讽和一个寓言。他以海子的知己和知音的口吻不无肯定地说： “一个24岁的生命，他在临终时想些什么?他为什么要如此疯狂地写诗盈箱而又急促地敲响空寂的山海关?为什么就不可以多一些凡夫俗子的快乐和那种‘潇洒走一回’的心肠呢?没有人能知道。在‘走’之前，他毁掉了全部信件。他的很多朋友只能在事后回忆他，而这种回忆大多是对诗人自杀的某种误读。，所以，人们给海子立了很多光环语言的花圈，想把他捧成一个灿烂夺目的诗人，一位被流行消费或崇拜的诗人。我想，海子不愿意加封任何有光环色彩的东西，想孤独地去面对自己的那份真诚和思考，面对天地入神四重根发问，然后孤独地去做自己无法逃避的选择。”

王岳川充满感情和想象的言说让我们似乎对诗人自杀的形而上意义有些心仪，也让我们对吴晓东在他的《阳光与苦难》中所说的诗人的死不是 “一般的死”，而是“巨大的死”， “是不可重复的个体所完成和做出的一项无法规避的特殊功业”似乎也有一种同感，他坚信“死去的诗人们是怀着对生命的巨大的热爱远逝的”，作为幸存者的我们当然也希望这是真的。不过，就在刘小枫关于诗人自杀的形而上意义于20世纪末、21世纪初被一些人津津有味地重复时，北京大学另一位新锐思想者章启群先生却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他在谈到当代诗人海子自杀事件时对刘小枫关于诗人自杀的形而上意义进行了坚决的否定。章启群对一些评论家讴歌、赞美甚至神化海子自杀，将海子自杀的具体事件用一些呓语般的嚷嚷炒作成一个神圣的话题，奢淡诗人自杀的形而上意义，感到滑稽和吃惊，他觉得让这股风吹下去，将是当代中国诗歌界的灭顶之灾，因为“中国当代的有些诗人似乎已经被诱发出了一种死亡的情绪或情结”。他认为不管因反思而自杀还是因绝望而自杀的诗人与其他自杀的人一样并非不食人间烟火，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 “从逻辑上说，刘小枫先生所谓的诗人自杀是由于对信念的绝望这一命题无法成立。因此，在整体上不存在所谓诗人自杀的形而上意义。从历史和现实的生活来看，诗人自杀与其他人自杀没有本质上的不同。无论是逻辑推论还是经验检验，诗人自杀都不是必然具有形而上的意义”。因此， “一个被说得沸沸扬扬、玄乎其玄的话题，原来是个子虚乌有的假问题!”这显然是一个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新锐思想者，其锋芒之犀利，出语惊人绝不在当年刘小枫先生之下⑧。章启群和刘小枫孰是孰非?这不是我论述的任务。对他们针尖对麦芒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虽然我觉得都富于哲学家的善辩和智慧，也不乏诗人的才情和想象，但我绝不会同意我感到偏颇的其中哪一种说法。要不然，我不过是拾人牙慧或者炒冷饭而已。我感兴趣的是他们思考问题的激情和睿智以及挑战传统的勇气。不管是舍我其谁的一锤定音，还是始终“在路上”的紧紧追问，都是在热情和生命的燃烧中寻找终极的答案。

正是这些运伟大之思之勇者，才使懵懂的我也想思考一下诗人自杀的缘由，尽管我的思考不会有什么结果，也不是什么形而上，只是形而下而已。然而是人就要思考，那怕上帝发笑，我思故我在。因此我虽不能运伟大之思，却可以用我渺小的灵魂去体验诗人那沉重之思，叩开通向诗人心灵的大门。我知道不是所有的人都关心诗人的自杀问题，也明白不是所有的诗人都关注诗人自杀的形而上意义，苟活的个体只有在世俗的忙碌中偶尔获得一次审视灵魂的契机时，或许才能有所思。我以思索来消蚀忙碌无聊的时间，在这迷惘的世界里写下我对世纪之问的随想，写下我的静心思虑，虽踽踽独行，却毫不后悔。P23-27

大凡谈论死亡都是需要智慧和勇气的，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中，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回避忌讳谈论死亡，总想远远地逃离死亡，于是谈死色变，生怕一语成谶。然而宇宙万物，哪个生命能逃脱回到零，回到来处?对于世俗之人来说，人生最大的事莫过于自身死亡之事了，它是人类一切激情欲望内驱力创造力的发端，也是人间一切不公与邪恶的肇源地。生死大于天。因而古今中外那些先哲、先圣，那些文人墨客在谈论人生无法回避的生死问题时，无不表现了自己的智慧和勇气。与死亡对话不像花前月下漫步时向情侣倾吐爱意那样轻松和愉悦，与死亡对话，意味着与死神亲近，并与它同行。而探讨诗人自杀，这更是一个危险的游戏，稍有差池，便会难以自拔，这真得有大智大勇才行。

本书作者冒键君1999年春在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访学时是我的一位高访学者，他作为一个真正学者的人品和睿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他对比较文学产生兴趣是因为他喜欢比较文学研究开放的理念和方法。那时他就跟我谈到关于诗人自杀的话题，后来为了参加我主持的“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课题的研究，便暂时放弃了。冒键君原先是搞鲁迅研究的，发表过不少高质量的论文，对文学理论的研究也颇有建树，出过一本《作家文化场论稿》的著作，获得过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而当他一旦走进比较文学的领域，依然显示出厚实的治学修养。他在参加我主编的“跨文化丛书·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美国卷的写作过程中不计名利得失，日以继夜查阅资料，撰写书稿12多万字，为美国卷的成功出版和获得好评作出了重要贡献。现在他又给了我们一个惊喜，完成了他一直想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写完了他一直想写的一本著作，我为他感到高兴，这是他迟早要实现的一个心愿。

古今中外的哲人都把“死亡”当成一门崇高的学问，潜心研究。蒙田就说过： “推究哲理就是学习死亡。”伟大的托尔斯泰也曾对高尔基说过：“如果一个人已经学会了思想，那么不管他可能思考什么，他都总是在思考他自己的死亡。所有的哲学家也都是如此。”披阅中外哲学史宗教史文学史，莫不都把死亡作为基本命题，将“破生死、超生死”当作最高要义。在智慧大师们看来，人可以臣服于死，也可以蔑视于死，但在死亡到来之前，要使生命首先成熟，以至达到一种极致。只有勇于正视并接受否定的东西，生命才能显示出活力；只有参悟了生死奥秘和宇宙真谛。拥有了坚如磐石的生死智慧，我们才能透过一切生存假象，成为一个精神自由的人，从而高昂起精神的主体性，变被动为主动，珍惜生命，热爱生活，真实而安然地度过自己的一生。那些自杀的诗人，他们在最后超越人性大限的宗教信仰般殉道精神的驱使下，对庄严净土的执著追求，对死亡的决绝的选择，充分展示了生命极脆弱又极坚强的丰富内核以及其难以解释的无常无奈和不可逼视的庄严和尊贵。诗人深刻的死亡意识以及一种自觉承担苦难又在苦难中得到了升华的生命境界，对于打破现世里人们浑浑噩噩的混世态度，激跃起生命力的升腾向上显然具有一种振聋发聩的作用，正是他们烛照了我们“诗意生存”的信念，坚定了我们面对虚无宿命时的永不臣服。这或许是我们阅读《最后的神话——诗人自杀之谜》这本著作后体会最深的地方。

诗人为什么要自杀?这个话题在学术界并非没有讨论。但是从比较文学的视角系统地创造性地加以研究，冒键君却是第一个，其学术价值毋庸置疑。作者由东西方诗人的死亡观切入，追溯到文学作品中的死亡情结和自杀母题，再进一步分析诗人自杀的社会心理和个人内在的心理动力，最后从神话思维这个独特的视角加以观照，层层深入．步步紧逼，直到揭示谜底。这使得这本著作思路清晰，思维缜密。但本书读来让人感到耳目一新的是它把一个本来很沉重的话题阐述得富有诗情，冒键君说他早年曾有过当作家和诗人的梦想，在他的潜意识里或许一直没有放弃过自己的梦想，因而全书通篇都充溢着作者对诗人的同情之心，诗人自杀这样一个在常人眼里不可理喻的行为在他笔下得到了充分的、合理的诗化理解，作者在清醒地向我们描述那些自杀诗人的个案，解释他们创造的一个个扑朔迷离的神话时，在字里行间充分表现了他的诗人情怀和激情以及一个学者灵动的思维。哲学、伦理学、创作心理学、精神分析学、接受美学、神话诗学等古代的现代的后现代的理论的自然的融合，与大量生动的血肉饱满的案例的相互印证，以流畅清新的语言表达出来，避免了一般理论和叙述史实类文本的枯燥乏味。这使得这本书具有了文学性，也增强了它的可读性。这些年我们常常呼吁文学研究及其表达要回归文学，这本著作可以说做了一个很好的呼应。

作者多少在借古今中外诗人的酒杯浇他自己胸中的块垒，但学术的规范又或多或少阻挠或防范着他的诗情的泛滥，这也许是作者在写作这本书时感到困惑的地方，然而这并没有妨碍作者对诗人自杀之谜的思索和对诗人不同生命情境的感悟以及富于个性化的流畅的表达，这恐怕得益于作者的学术智慧和勇气了。

我相信读者会喜欢上这本书的。只要用心去读，一定能从书中找到与自己共鸣的思想，也一定能得出自己所了悟的生命的哲理与文学的真谛。我也衷心地祝愿作者把生命高高举在尘俗之上，以洞照人生奥秘的智慧，在学术园地里不断耕耘，收获更多更美的希望!

钱林森(作者系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

2005年6月2日于南京

就在本书稿快要写完的时候，我从网上看到了又一个令人感到震惊的消息：以《南京大屠杀》一书闻名于世的美国第二代华裔女作家张纯如(Iris Chang,，2004年11月9日被发现开枪自杀，得年36岁。她被美国洛杉矶时报称赞为“最好的历史学家和人权斗士”，是“在美国成长的华裔青年模范”。她在自杀前留给家人的纸条中写道：“曾认真生活。为目标、写作和家人真诚奉献过。”IRISCHANG是一个出生于1968年3月28日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美国籍女孩子。她的父母20世纪60年代从台湾迁移到美国中西部，她自己从降生的那一刻起就是美国公民。她能说一口还算流利的中文，可是她不能阅读和书写中文。因为对于她来说，英语才是她的母语。纯如，语出自《论语八佾篇》：“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如也，绎如也，以成。”纯如，意思是和谐美好。纯如，纯然一个中国女孩子的名字，在美国她与“东方小巨人”姚明、著名钢琴家郎朗被誉为当下最引人瞩目的三位华裔青年。她的自杀身亡，在华人世界引起了强烈震撼，各种媒体都在醒目位置刊出了她的照片和生平。与她有多年交往的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发言人丁元表示，张纯如有很强烈的正义感，她在主流社会中树立了华裔的良好形象，很多华裔青年也都把她看成是学习的好榜样。我从照片上看到过她的形象：身材高挑，长发披肩，眼眸明亮慧黠，名副其实的关女作家。让人难以想象，在她短暂的一生中，忍受着巨大的精神痛苦，关注着人类最黑暗的角落，她点亮了自己试图照亮的人类的黑暗历史，却燃烧掉了自己，恰似人类悲惨和血腥的长夜中短暂划过的流星。一阵耀眼的辉煌过后消失在黑夜之中，却留给了我们整个民族一段难忘的记忆，让我们牢记着在历史的长河中曾经有过的如此的伤痛。而又因为这伤痛，使我们即使分散在世界各地，也能在一呼一吸之间感觉到彼此的血脉相联。你说，这该让我们是悲哀，还是自豪呢?

张纯如无疑是华人世界的一个神话，也是美国华裔青年的一个神话，更是华裔女作家的一个神话，只是这神话因了张纯如的自杀而终于终结，让人感到无比的遗憾。这样的遗憾在我写这本书的过程中似乎已经不知重复过多少次了。现在当我写完了本书最后一章后，终于如释重负，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快。不过，假如事先真的能够知道我所探讨的话题会如此令人紧张，也许我会放弃，虽然我不是一个对什么都轻易放弃的人。

本书所讨论的话题——诗人自杀之谜，大概20世纪末就形成了提纲，因为去南京大学访学，这项研究被搁置了下来，但对此话题的兴趣依然还在。2002年8月在南京第7届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召开期间，我将自己对诗人自杀之谜的研究设想和写作计划告之正在以新的面貌崛起于国内的宁夏人民出版社，引起了他们的兴趣，并得到了他们的热情鼓励和支持。从南京回来后，我便重拾被搁置了3年多的话题进行研究，翌年冬天进入写作。意想不到的是一旦进入写作状态竞非常投入，以至不知不觉之中把自己当作与死亡搏杀的诗人，死亡的冲动和自杀的意念竞不止一次地在我脑海中涌动，这令我感到十分惊讶和紧张，我不得不常常终止写作，从中跳出来进行理性的审视。就这样断断续续，再加上不断有其他一些事情的干扰，这本书的写作竞用去一年半的时间。

本书的写作尝试运用了一种新的形式，一种试图在学术性和通俗性之间融合的方式，这种方式在学院派那里可能属于另类写法。不过这并不要紧，要紧的是这种方式的表达，假如能够得到读者的喜欢和认可，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当然，读者并不仅仅只看形式的更新，更主要的是看内容的价值。本书对诗人自杀这一现象的讨论，并不是为了猎奇，以满足读者的好奇心，而是让读者在透视这一文学现象时能够正视死亡，善待生命，树立正确的生死观。我承认我在描述和诠释的过程中融进了自己强烈的感受，它是真诚的，我相信在理性的观照下它也是健康的。在过了知天命的年龄以后探讨诗人自杀这一文学现象，探讨人的生死，这在我并不是为了赶什么时髦，更不是为了追求什么功名利禄，而是对生命有所悟的一种自然的流露。孔子说五十知天命，这是他的自我总结，似乎也是对人类认识发展规律的普遍概括，表明了他的大智慧。大凡勤于思考的人，经历了50年的风风雨雨，都会对“天命”有所陪。托尔斯泰晚年也曾这样回忆：

50岁以前，我以为人从生到死的那种生命，便是人的全部生命，因此，这个总要死亡的生命的幸福，就是人的唯一的目的，我一直带着这种思想生活着，并且努力寻求这种幸福，但是，当我照此生活下去的时候，我清楚地看到，这种幸福根本就不存在，将来也永不存在……

(《基督教教义·前言》1897)

中国2500多年前的先哲在50岁上知天命和19世纪末的大师在50岁时认识到肉体生命幸福的虚假，可谓殊途同归。看来这是人生的规律。我在50岁上对诗人自杀之谜，对生命之谜的思索自然不是心血来潮。我可以毫不惭愧地说，我是用“心”思考的，是用“心”写作的，我将自己的生命融进了本书中，这本书就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非常感谢钱林森先生为本书作序，这是他对我的鼓励和鞭策。钱先生是一个非常富有诗意和激情的人，他的事业心令人敬畏，对后学又总是倾注满腔的热忱予以扶持。多年来，钱先生一直关心着我的学术研究的进展，并时常予以指导和帮助，因了他的为人的高风亮节和为文的严谨厚实，我一直不敢懈怠，我非常庆幸自己的学术生涯中有这样一位良师和恩师。我也非常庆幸自己能够结识比较文学界的一些著名学者，如孟昭毅、王晓平、陈建华、卫茂平、汪介之、方汉文等。虽然我原来并不是研究比较文学的，也缺乏搞比较文学的天赋，近几年尽管写了一点与比较文学沾点边的东西，也只是门外谈文。但是我还是很喜欢用比较文学的观点和方法思考文学的问题，也许今后我会一直这样做。

本书的写作自始至终得到了宁夏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尤其是富有远见卓识而又才华出众的编审哈若蕙女士对本书倾注的极大的热情和心血令人难忘，没有她的努力，本书的出版难以想象，在这样一个学术和出版界都感到惶惑的时代。

150多年前，雨果曾说过这样一句名言：“我思索时，我是诗人，是神灵”。当我思索诗人自杀之谜的时候，我也感到了自己就是诗人和神灵，因此我沉溺在一个非常危险的思索里却觉得很安然，生命之舟在经历了惊涛骇浪的冲刷和颠覆后终于驶进了一个宁静的港湾，一切似乎都大彻大悟。这是否也创造了一个什么神话呢?一个当代神话?一个终究要破灭的神话?现在当我不再思索诗人自杀这个危险的话题时，我要告诫读者的是不要相信什么神话，也不要相信什么神灵，热爱诗人、热爱生活吧，生命如夏花一样绚烂，活着是美好的!

谨以此书献给那些热情的读者!

冒键

2005年6月6日于南通听涛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