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蔼理斯的时代”问题
1月20日的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如果模仿一部分北方学者文人们底说法，就应该说是北方刊物上，有一节《蔼理斯的时代》，作者为周作人先生，但署名知堂。
知堂先生说是我在《林语堂论》里面提到英国蔼理斯，下断语说“蔼理斯底时代已经过去了”，他看了“不禁失笑”；因为他“不曾知道蔼理斯有这么一个他的时代”，“夫既不曾有，何从过去”，我的“断语”只不过是在博学先生们底面前证明了自己的“孤陋寡闻”，留下了一个笑柄而已。
是的，我说过“蔼理斯底时代已经过去了”的话，但我说这句话的原意和知堂先生底解释却并不一样。知堂先生所引的“叛徒与隐逸合一”的说法，简要地说明了他的对社会对人生的态度。有许多人，例如林语堂先生，接受了它的影响，把这当做他们的逃避现实或自己陶醉的文学态度之合理的辩解；我为了想说明林先生底“寄沉痛于幽闲”那种似通不通的说法底根源才引用了来的。引用了原文以后我说：“但可惜的是，在现在的尘世里却找不出这样的客观存在。蔼理斯底时代已经过去了，末世的我们已经发现不出来逃避了现实而又对现实有积极作用的道路。”这很明白，知堂先生引用了那句话，主意并不是想描写蔼理斯，只不过是“借他人底酒杯”来向我们说明了他自己，我的引用和按语，也并不是想提出一个不同的对于蔼理斯的评价，只不过是对于知堂先生用那句话来说明了的他的人生态度表示了一点私见而已。但到底因为自己“孤陋寡闻”，对于蔼理斯底著作“未尝精读专攻”，敢说的意见是，我们所处的尘世和戈尔特堡赞美蔼理斯的时代不同，即令那时候客观地看来蔼理斯里面有一个叛徒和一个隐士，但末世的我们却发现不出来那样的道路，知堂先生自己就是例子。我是不敬地这样“滑口说出”了。
现在知堂先生却说蔼理斯“未曾立下什么主义，造成一派信徒，建立他的时代”，这完全没有接触到我的原意，只是借题发挥，说他自己所要说的话罢了。
然而在《蔼理斯的时代》里面，第一，知堂先生向我们说明了蔼理斯底根本态度：
我知道他是学医的，他的专门学问是性的心理研究，即所谓性学。他也写过关于梦、遗传、犯罪学的书，又写些文化及文艺上的批评文章。他的依据却总是科学的，以生物学人类学性学为基础，并非出发于何种主义与理论……他在现代文化上的存在完全寄托在他的性心理的研究以及由此了解人生的态度上面，现代世界虽日文明，在这点上，却还不够得上说是蔼理斯的时代，虽然苏俄想学他，而■字德国正努力想和他绝缘。
在这里我们看见了蔼理斯，也记起了喜欢牧歌和关心民俗学的知堂先生自己。一切关于性的迷信和道德成见，都是“蛮性的遗留”，和市民社会底要求也相矛盾；在这一意义上，作为学者的蔼理斯对于市民社会是寄予了进步的意义的，虽然那范围非常狭小。但如果超过了这个限度，论到他的“以生物学人类学性学为基础”而写的“犯罪学的书”、“文化及文艺上的批评文章”，以及由“性心理研究”“了解人生的态度”，如果真像知堂先生所说的，我以为那里面决不会有在真实意义上的“叛徒’’存在。不是性的关系规定了社会人生，相反地，每一种关于性的迷信或道德成见都是特定的社会制度底反映。所以，离开了社会的土台，只是由“性心理研究”了解人生的态度，结果把人从社会的存在还原为自然的存在，那所谓人生态度到底是怎样的东西就很难索解。比方说，由“性心理研究”写成的“犯罪学”，对于“强奸”这个犯罪的行为，到底是用社会组织的缺陷来解释呢，还是单纯地认为那不过是“性欲”底冲决?知堂先生说蔼理斯底依据总是科学的，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我要说的是，如果离开了社会构成和发展底法则，只是用自然科学来解释人间社会的现象，那所谓科学就一定会变成莫名其妙的东西。举一个可以使人“失笑”的例子说罢。英国底新加坡建筑军港问题和“性心理”有怎样的关系呢?伦敦底“饥饿行进”又应该怎样地用“性心理”来说明呢?知堂先生说■字德国正在努力和蔼理斯绝缘，但如果我们只是从蔼理斯底“人生态度”去看德国，国社党底“选种政策”不反而是和蔼理斯底“科学的”遗传论相合了么?
P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