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是相声大师侯宝林口述的自传，极为传神地讲述了这个天才人物的传奇一生。

他儿时被人抱养，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也不知道自己的故乡在哪里。极端的贫穷使侯宝林从小奔波：做过小买卖，捡过煤核，要过饭……那时他最火的梦想就是能捡到一枚铜板，买一个烤白薯，躲到背风的墙根底，下吃了。

这样一个穷孩子，后来却成为了全国政协委员，北大教授，以演员之身，兼具学者的儒雅、外交家的风度。

他曾为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演出。相声能够在曲艺演出中压轴攒底，相声演员能够挣到和其他曲艺演员一样多的份钱，始自侯宝林。

这种巨大的反差，经过了怎样的磨难和辛酸?这种非凡的变迁，靠的是个人的聪明才智以及勤奋努力，还是时代大潮的风云际会?

旧社会曲艺江湖的切口与逸事，栩声传承中的流派纷争和辈分尊卑……大量鲜为人知的生活细节与趣闻，让人不忍释卷，让人梦回清末，民初，日伪时代。

《一户侯说》是已故相声大师侯宝林之女——侯鑫女士主编的《侯宝林研究》的第一部分，本书包括四个内容：《侯宝林自传》、《侯宝林逸事》、《侯宝林最后的日子》、《侯宝林年表》。其中《侯宝林自传》是侯宝林先生上世纪80年代口述、北京市文史资料研究室叶祖孚先生整理成文的。其中有关他童年时期的悲惨遭遇以及学艺生涯，一直深受读者喜爱。《侯宝林逸事》则是曲艺理论家、南开大学教授薛宝琨先生根据自己在侯先生身边的亲身经历写成的。尤其对“文革”时期广为流传的“侯宝林智斗红卫兵”等民间笑话进行了剖析与调侃，更让人了解侯宝林鲜为人知的另一面，因而从主观、客观多个角度展示侯宝林先生坎坷而精彩的人生。现已出版的还有《侯宝林评传》(薛宝琨著)、《(侯宝林作品赏析》(即《侯宝林的幽默》，方成著)，以后还将陆续出版((侯宝林生平及艺术成就》(画册)、《侯宝林表演相声总集》、《侯宝林年谱》、《侯宝林相声艺术论集》、《侯宝林研究资料汇编》等系列丛书，希望能满足广大读者和研究者的需要。

代前言

侯宝林自传

我可能是天津人

我幼年时代的玩具——小秤

第一次接触艺术——夯歌

冥衣铺的“烧活”

为了生活——捡煤核去

打粥时的童谣

卖冰核儿和卖报

我终于要饭了

“平地茶园”

关于“老云里飞”

我们的行头——“云里飞”的一大发明

三角市场一瞥

坑人的买卖——卖戏法的

我是怎样离开天桥的

在鼓楼市场

我第一次说相声

三姐和晁师傅

在西单商场

中国的《夜店》——天桥小店

我跑遍了北京的街头市场

拜朱阔泉先生为师

闯关东

乔立元之死

于俊波的小相声

重返西单商场

到天津去说相声

打炮戏

我在天津待了五年

“侯宝林的相声文明”

我演话剧

“攒底”

五档相声

我是怎样学习文化的

相声的十二项基本功

“唱”的艺术

博采众长

又回到北京

从上海游艺社到西单游艺社

我接到恐吓信还挨了打

同行也欺侮同行

小报记者惹不起

电台、广告社对演员的剥削

反串戏

启明茶社

围城以前

我的卖艺生涯结束了

我最早写的两个段子

北京相声改进小组

难忘的四场演出

到天津去巡回演出

新相声的奠基人——老舍先生

相声改进了

毛主席和相声

郭老题诗

赴朝慰问

常宝垄同志光荣牺牲

照明弹小诗

西北之行

我登上银幕

北京市曲艺工作团成立前后

跨进相声理论研究领域

在中央广播文艺工作团说唱团

相声也要刻画人物

“侯宝林斗不了，他总逗人乐，”

由沉默到重新说唱

告别舞台

侯宝本本逸事

从“文革”的传说开始

与“传说”神似

“两只老虎”

被“农工”师傅看中

“多思”

“劳动号子”

“直腰儿”

“腰是男人根”

吃狗肉

吃西瓜

吃玉米

吃忆苦饭

吃花生

学剃头

探亲

琴桌

一路风顺好行车

回调

告别

“吃螃蟹”

“林儿”字的伤感

洗脸的故事

夹尾巴

美食家

摆谱儿

解释“文明”

海量

“一户侯”

天津缘

同行何必是冤家

命运

杂货铺

学友

息影舞台

相声味儿

唱相声

女相声

录师傅

大学该谁上

“转说”

参活

“应时当令”

感觉

了无痕迹

“世故”

“深浅”

“天分”

童趣

莫提当年……

“从俗”

侯宝林最后的日子

在父亲病榻旁的日子

侯宝林最后的日子

侯宝林年表

后记

坑人的买卖——卖戏法的

上面说的只是三角市场的情况。天桥呢?天桥比这儿大得多，情况差不多，也有街头卖艺的，还有坑蒙拐骗的。天桥，相面的、算卦的、卖野药(假药)的最多，这是骗人的买卖。说评书、唱大鼓、还有其他卖艺的，这是正经的江湖艺人。当时有个王云起，说大鼓书，很能挣钱，她那场子只做春、夏、秋三季，冬天不做。后来来了个蔡金波，也说大鼓书(蔡连贵的姊姊，现在在宣武说唱团工作)，他们一天都能挣十几元钱。说大鼓书是最能挣钱的买卖，有俩人就行，一个弹弦的，一个说的。说评书的一般不上天桥。说评书的如果会的书少，说起来时间短，更没意思。有个马华鑫，说《济公传》的，他就会几回书，来回说，一共说不了几天。他上不了书馆，只能在天桥找块地说说。变戏法也是天桥经常的买卖。偶尔来一次马戏，那就热闹了。当时的所谓马戏，除了有几匹马来回跑外，还有根高杆子，人爬上去，再出溜下来，有时在上面表演些“脱手”之类的惊险动作，这叫“上刀山”。人一上高，四下里的人都来围着瞧，别的买卖就倒霉了。有意思的是我在《关公战秦琼》中用了一些喊词，就是从那时马戏摊门口的喊词中蜕变来的。当然，小戏棚门口也得有人喊，不过没有他们喊得凶。马戏摊门口喊词儿的人是这样喊的：

“交待!交待!卖牌!卖牌!”

“马腿遛开了!腰腿遛活了!”

“马跑有三趟!步下有三回!看马戏来呀!”

这人嗓门大极了，嗓子好极了。他的脑袋是扁的。我们都管他叫“蚕豆脑袋”。“蚕豆脑袋”专门管这手儿： “要‘上刀山’了!”

于是人们就来瞧。马戏周围用布围着，唱蹦蹦儿戏的也用布围着。在天桥讲，能这样做的是阔买卖。这种买卖干不长，顶多干个把月’，就得挪地方。每场时间也演不长，进去看要买票，所谓买票就是进门交两大枚铜板。节目练完人就散。回头重新招揽观众，所以门口老得有个人喊着。

说书的、变戏法的、耍马戏的，这些都是卖艺的，是正经的买卖。相面、算卦、卖野药，这是坑人的买卖，其中赚钱最多、骗人最凶的就是卖戏法的。

卖戏法，不是变戏法。是两回事，这是真正的江湖术士。相面、算卦、卖野药的也是江湖术士，可都比不上卖戏法的骗人手段历害。我见过一个卖戏法的，后来这人被枪毙了。事情是这样的：有一个军阀的副官到北京来领饷，住大旅馆。有人知道他有钱，围着他，非跟他耍钱不可，结果他输了很多钱。他没办法，来到天桥，想找人出个主意。碰见了卖戏法的，就教给他炼金术。卖戏法的告诉他哪天哪天晚上，一过十二点，到“四面钟”去，从南墙数到第几棵松树下，在那埋上一两黄金，过些时候刨出来，准能变十两黄金。这个副官真的这样做了，到时候刨出来，真的变成了十两黄金。然后卖戏法的就劝副官多埋，说你把剩下的钱全买了黄金埋上，你这不就发财了吗?这人真的全埋上了。当天夜里，卖戏法的刨出这些黄金，逃走了。从此，再也找不着这人了。副官把钱丢光，没法交账，被军阀抓去，问清怎么回事后。政府就找那个卖戏法的，找到后。把他枪毙了。所以说卖戏法是最坑人的。

多少年来，很多人概念不清，把这些搞坑蒙拐骗的和卖艺的混为一谈，统称跑江湖的。

其实，跑江湖的有两种：江湖术士算一种，像上面说的卖戏法的、相面的、算卦的等等。这种人能说会道，心理学研究得好，他把人的心理捉摸透了。比如你去算卦，他为了骗你的钱，就先吓唬你，对你说：“您这人一辈子不缺吃不缺喝，可是有件事对您不利，您将来要凶死。”所谓凶死。就是指非正常死亡。你害怕了，过两天找他，他就给你“破”，这一“破”。你就得花钱。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巫”所做的那一套。其他如圆梦、圆光也是如此。丢了东西，帮你找回来叫圆光。丢东西，已经够倒霉的了，你还得在他身上再花一份钱。更倒霉。其实花了钱也找不着东西。我知道有个人因为听信相面、算卦这一套，自个儿买好棺材，自杀了。这事一点儿也不奇怪。他知道你有求于他，为了让你花钱，就吓唬你：你又信他这一套，觉得自己没希望了，就自杀。一个要骗人，一个愿意受骗上当，这有什么奇怪呢?干这一行的人常说这么几句话：“就凭你这两套词儿，成年累月在这呆着，还能有人上当吗?”还说：“江水滔滔往东流，‘空子’不到头。”前面两句话是说他们也在总结经验，改进骗人的招数。后面两句话是说受骗上当的人总是有的，这是他们赖以存在的基础。“空子”是句行话，指上当的人。“老‘空子’坑怕了，小‘空子’又长大了”，上当的人什么时候都有，所以骗子也什么时候都存在。就像北京有一年有人造谣。说东北运来了一条大蟒，足足装了一车皮，运到了动物园。于是动物园里挤满了闻讯去看的人，还有人打电话问这件事，最后，政府正式出面辟谣。江湖术士的这种说法说明了一种哲学观点。也反映了一种社会现象，这种现象直到现在还存在，这是很值得深思的。

另一种跑江湖的就是我们这些卖艺的街头艺人，“老云里飞”、“云里飞二世”、我的师傅等，都是。他们以自己的劳动为社会创造了文明。满足了广大劳动群众的需要。当然他们的艺术也有不足之处。这两种跑江湖的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P42-44

——读侯宝林自传

1979年秋，正值侯宝林先生从事艺术事业50周年的时候，他离开了舞台。消息一经记者披露，艺术界的同行、各地的相声迷们，乃至国内外学者，无不为之惋惜。信件、电话纷至沓来，希望在剧场里、从电视屏幕上能继续欣赏他那精湛的表演。是的，以他62岁的年纪，他可以表演下去；以他50年的经验，他自然还能奉献给观众许多欢笑。但是人们不了解。促使他下这个决心的，是盘桓在胸中已经很久了的一个更重大、意义更深远的问题：相声事业以后怎么办?

他认为缺乏基础理论的指导是当前相声的致命弱点(其实全部曲艺艺术都是如此)。是今后发展的巨大障碍。要想让相声一代超过一代地发展。理论的研究是当务之急。浩劫之后艺术也出现了空白。他固然可以再表演若干段相声以给年轻的演员做出示范，进一步丰富相声的宝库，这对他来说或许较为轻松。但思虑再三，他最后还是把阵地从舞台转到案头。

他的计划是宏伟的。他要探寻相声的源头。理绎出历代沿革的轨迹，为的是让后人清楚地看到几千年来相声艺术由胚胎而萌芽、由孱弱而茁壮、由鄙俗而高尚的规律，因而能自觉地吸收遗产中的精华，免陷其覆辙。他要清理近代和现代有关相声的社会、历史资料。这是“史”的一部分，但却是可供人们直接借鉴的部分：其中相当多的内容为他所亲闻亲见，再不整理就要失传。他要对相声的构成给予理论的解释：笑的心理学基础是什么?笑中的美学意义是怎样的?相声的语言学依据是什么?……看到外国学者发表了关于相声的学术论文，于是他兴奋：这门具有浓厚民族色彩的艺术已经引起了世界的注目。但在中国土生土长的东西却首先由别人进行科学的解剖，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为相声献出了毕生精力的艺术家，他焦灼，如肩重负。

他称这些计划中的一切为辅助性的工作。资料性的工作。这不单纯是谦虚，多半倒是愿意充当浩浩大军的马前卒、希望后来者能踏着自己的肩膀攀登上去的意思，

可以想见，一个只念过半本《六言杂字》、上过三个月小学贫民班的人，要搞理论研究该多么困难。但是既然他在这一全新的领域里驰骋于国于民有更大的用处。那就宁肯抛却谙练精熟得心应手的朴刀，操起生疏沉重的棍棒。再说，几十年来他已具有这样一种习性：奉献于人民面前的应该是艺术的精品，高峰上的奇葩，而热爱他的观众也是这样期待他的。一个艺术家对于自己的短长应该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当他发现自己在台上的反应慢了，嗓音再也不能恢复到从前的状态，很难从原来的高度上更上一层楼的时候，就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决心。

事实证明，他自己决定的这个巨大转折。是对的。他目前从事的工作的意义也许再过若干时候才能为更多的人所了解，但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所做出的成绩已颇为可观：他独自或与别人合作发表了几十万字的文章、著作，开创了对相声、对曲艺进行科学研究的风气，引起了国内外的注意。

《自传》，就是三年来结下的果实之一。

说来凑巧，到这本《自传》初步告成时，侯宝林先生恰好在新、旧社会里各生活了三十二年。这里所截取的，只是前三十二年历史的一部分。尽管如此。它还是为我们重现了这位相声大师艺术成长道路中的重要的一段。

任何一门艺术，能够达到它崇高境界的人总是极少数。这是因为，艺术家的成长不仅需要一定的社会、历史以及某种艺术本身为他提供必要的环境。同时也要求艺术家自己具备攀上高峰的条件。这种主观上的因素并不单指天赋的歌喉、身材和头脑，更主要的，恐怕还是主观的精神：对待人生和艺术的态度、意志力的强弱，等等(当然这些也无不受到周围环境的制约)。主观与客观两方面情况的综合，也就是艺术家成功的“奥秘”吧。而侯宝林先生的《自传》就向我们描绘了这两个方面的概况：畸形的社会、非人的生活和强烈的要活下去的愿望、非凡的毅力。

许多老艺人都有着血和泪的生活史。而侯宝林先生所走过的道路可谓格外坎坷。他没有在幼时乞讨的生活中冻饿夭折，没有在师父的虐打下(有关这方面的内容自传里写的似乎还太简略，大概是他不愿道师之短吧。)自寻短见已属不易；而他竟还能在重重压迫下如大石下的幼苗，曲折地生长，并且逐渐显露出光彩，则更是奇迹了。孟子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增)益其所不能。”孟老夫子在这里颠倒了问题的本与末：并不是谁为了降大任于斯人而去磨砺他，而是人经过艰难困苦的锤炼才能承担重任。侯宝林先生正是由于过惯了艰苦的生活，所以他在艺术上不是去寻找坦途，希图一帆风顺，相反，他却喜爱耕耘荒原，逆风而行。请看他一生中的几次重要的转折吧：进入青年时期，虽然早已学会了唱戏，手里有了饭碗，却又设法去学说相声；20世纪40年代初，正当相声日趋市民化，庸俗低级的趣味充斥舞台的时候，他反对“荤口”，冒着被人讥讽的风险提出相声应该改革；待到唱稳了“大轴儿” (压台节目)。社会公认他的柳活儿(以唱为主的段子)独具一格雄冠艺坛时，他又把主要精力放在“说”上，进一步丰富了侯派艺术的特色：及至“功成名就”而又行将年暮本可“退居林下”时，却又从零做起。开始了理论研究。可以想见，每一次攻占自己陌生的领域。他要付出多少时间和精力。但他情愿为此而辛苦。即便挫折、冷言也不能使他灰心，停滞。他几十年来的艺术生涯似乎可以用这样几句话概括：自出难题，自找压力，永远进取。走自己的路。

旧社会在人生的道路上布下了无数的陷阱，每迈错一步都有可能造成千古恨。他曾无限感慨地说过：“我们年轻时候见到的坏事那就多了!随时随地可以学坏。——旁边还有人撺掇你往坏里走哪!”譬如说，学戏时或刚刚离开师父那一阵，如果没有股子硬劲忍受住鞭打和饥饿。只要稍稍有点自暴自弃，就可能成为“趴排子货”——走上乞讨的路。住在天桥小店的时候，只要“我不干坑人的买卖”的信念有点动摇，也就会从此跟着江湖术士去坑蒙拐骗偷。生活稍稍有了保证之后，在那吸毒、宿娼极为普遍的污浊气氛中，偶一不能自持就可以毁掉一切。让他闯过这一道道诱惑、堕落的关口的是什么呢?只是朴素而又严肃的人生哲学：凭本事吃饭，要过人的生活。

……

侯 鑫

《侯宝林研究》是我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申请的第一个科研课题。拟分8个专题完成。分别为：1.侯宝林自传：2.侯宝林年谱；3.侯宝林评传；4.侯宝林表演相声总集；5.侯宝林作品赏析：6.侯宝林艺术论集；7.侯宝林研究资料汇编；8.侯宝林生平及艺术成就(画册)。

《一户侯说》是这个研究丛书系列中的第一本书。

“一户侯”原本是父亲练习书法时用的一枚闲章，既体现父亲的幽默智巧，同时也昭示了父亲的人生追求。而“说”既可以是自己叙说也可以由人评说，因此我为本书取名《一户侯说》。

我是以《侯宝林自传》、《侯宝林逸事》、《侯宝林最后的日子》、《侯宝林年表》这样的内容和顺序来编排这本书的。之所以这样编排，是因为侯宝林的自传部分着重介绍的是他本人40岁以前的经历。 (该自传始成于1982年，由侯宝林口述，北京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叶祖孚先生整理完成。)自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一段历史在自传中较少提及。我个人揣测：这段历史中所包含的许多事情，父亲觉得不好说，或不便说，不如干脆回避。我母亲王雅兰曾经调侃说： “你们父亲说的都是他在外面过五关斩六将的事，走麦城的事不提也罢。”尤其是在“文革”中，我们一家人“四分五裂”：父亲在河南“五七”干校、母亲和我二哥耀华留在北京、我大哥耀中在海南岛当兵、我三哥耀文在河北保定学军、我在内蒙古插队落户当农民。其中有两三年的时间，一家人只能靠通信了解对方的处境。我在内蒙插队时，读信几乎就是我生活中最大的乐趣。有时，一封信得读上几十遍，直至收到下一封信。在那个时代，家书自然都是“灶王爷上天”专言好事的写法，谁都不愿亲人为自己担心。父亲原本就是一个内向而又自尊的人，在外面挨斗受辱的事，就是在家人面前也是绝口不提的。因此“文革”中流传的有关父亲的“笑话”，连我们听起来也有些“将信将疑”。

严格地讲，《侯宝林自传》这一部分真正属于《一户侯说》。

薛宝琨先生自20世纪60年代调入中国广播文工团说唱团任创作员，与父亲相识相知，且共同经历了“‘文革’洗礼”。皆因“天性耿介、疾恶如仇”，与家父乃“同类”，可谓忘年知己。他写的《侯宝林逸事》情真意切、为人们展示了侯宝林鲜为人知的另一面，恰好填补了《自传》中的空白；同时也表达了他自己对侯宝林的认识与评价。 《侯宝林最后的日子》则作为“补充”为侯宝林的一生画上了句号。这两个部分的内容则属于“说一户侯”。

“一户侯说”与“说一户侯”将一个完整的侯宝林呈现给了广大的读者和观众。

从我着手“侯宝林研究”这一课题开始，便得到社会方方面面的关注与支持，尤其是作为父亲的生前友好的叔叔伯伯们和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师长们给予我的帮助与呵护，绝不仅限于工作与事业的范围，就某种意义上讲，他们简直就是我的精神支柱。在此，谨以我全家人的名义向在此书的成文、编排方面给我以指导的许嘉璐、方成、薛宝琨、包澄洁、蔡源莉等诸位老师，为此书提供题字插图照片的尹瘦石、黄苗子、缪印堂、高荣生、郑辉等先生，以及为集成此书提供支持和帮助的好友纪红、涂胜华、王苏生、郝建中、霍凌、李天天和那些我们始终不知姓名的摄影家们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2004年7月15日

有人说侯宝林的闲章“一户侯”是反李白“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意而用之。侯宝林却解释说：“没那么深沉，它指的是这个院里就住着我一户姓侯的……”

——朱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