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费孝通、陶行知、马寅初、竺可桢、郑振铎、张伯苓、梅贻琦、陈寅恪、朱生豪、梁漱溟……他们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但是在凶恶的日本侵华战争中，却沦为了流亡者和难民，过着贫病交困的生活他们儒雅雍容，柔心弱骨，但是面对侵略者的炮弹与屠刀，却表现出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本书以通俗的语言以及丰富历史事实，回顾了他们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所发生的生平事迹。

在这本书里写的是这样一群人——

他们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但是在凶恶的日本侵华战争中，却沦为了流亡者和难民，过着贫病交困的生活； 

他们儒雅雍容，柔心弱骨，但是面对侵略者的炮弹与屠刀，却表现出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

他们清高傲岸，洁身自好，但是当自由与民主遭到践踏的时候，却能挺身而出，承担起“匡正天下”的责任；

他们……  

是的，他们只是一群“文人”、书生”，或曰“文化人”“知识分子”……但他们并不是只“会做文章的读书人”，他们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从事文化工作的人”。

本书又史有据，以通俗的语言，回顾了这些抗日文人的生平事迹。

引 言：有一种财富叫精神

张伯苓：炸不垮的“南开精神”

梅贻琦：他将惊涛骇浪中的“船”开了回来

竺可桢：“流亡大学”的校长

张元济：“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

郑振铎：“狂胪文献耗中年”

陈寅恪：“近死肝肠犹沸热，偷生岁月易蹉跎。”

钱 穆：“爱国素不后于人” 

梁思成：“中国的建筑史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撰写!”

常书鸿：“我是敦煌的痴人!” 

费孝通：“吃得了苦，耐得了穷，才值得骄傲和自负。”

朱生豪：为了莎士比亚 

陶行知：他把爱给了更多的人们 

熊佛西：“你们是我的八十铁军!”

马寅初：“言人之所不能言、所不敢者”

梁漱溟：“吾曹不出如苍生何?”

王芸生：“现在是记者利用笔来杀伐敌人的时候!”

曹聚仁：“书生有笔日如刀”·

曹靖华：“给起义的奴隶偷运军火”

胡 风：“愿和读者一同成长”

江 村：“即便倒下了，我也面向着敌人!”

后 记

钱穆，字宾四，江苏无锡人，著名的“七房桥”的后代；1895年出生，1990年去世。他被人们称之为中国的“最后一位国学大师”；他学识渊博，著作等身——按照中国传统的分类法，他的学问兼涉经、史、子、集，为传统国学的通儒之学；按照现代学科的划分，他的治学范围广及文、史、哲，在人文科学中当属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当年，他的学生们曾这样描述他的形象：“一副金属细边眼镜，和那种自然而然的和蔼，使人想到‘温文’两个字，再配以那件常穿的灰布长衫，这风度无限地雍容潇洒。向例他上课总带着几本有关的书；走到讲桌旁，将书打开，身子半倚半伏在桌上，俯着头，对那满堂的学生一眼也不看，自顾自地用一只手翻书。翻，翻，翻，足翻到一分钟以上，这时全堂的学生都坐定了，聚精会神地等着他，他不翻书了，抬起头来滔滔不绝地开始讲下去。越讲越有趣味，听的人也越听越有趣味。”

北大学子柳存仁，索性将当年的北大教授分成了“动态”的和“静态”的两类一前者包括胡适、陈独秀等人；后者则以钱穆、孟心史为典型。“动态的教授们常常(在从前)在北平正阳门车站发表一篇对新闻记者的谈话，然后赶着火车到南京去参加中央研究院的评议会；静态的教授们则至多到北平故宫博物院的文献馆去搜集档案或到琉璃厂、海王村一带去搜罗旧书……钱宾四先生，就可以算是静的方面的代表。他宁可在校内自出心裁地编著一本中国通史讲义，但是，据我的私人的猜测，不希望出席教育部的史地教材的编审委员会。他宁可作一篇西周地理考在《禹贡》上面登载，绝不愿大张旗鼓的积极的领导或抨击一种新的学术运动，或写一篇中华民族起源于东南沿海说。”

今天的学者，也曾经将钱穆与陈寅恪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他们二人的年龄相差不多，战争中的经历也相差不多，而且旃在西南联大历史系任教。那是1939年的寒假，钱穆隐居在距离昆明70余公里处的宜良岩泉寺中，静心撰写《国史大纲》。一日陈寅恪来访，得见此情此景，不禁慨然而叹：“如此寂静之境，诚所难遇，兄在此写作真大佳事。然使我一人住此，非得神经病不可。”——钱穆手“静态”者中又属顶尖极的人物。 

一位地地道道的书生，二位心静如水的学者。 

钱穆的一生，除了教书便是写书——从小学教到中学，从中学教到大学；从目光炯炯写到两眼昏花，从两眼昏花写到双目失明……他的一生从未步入过政坛，也从未加入过政党；西南联大的风风雨雨与他没有任何的关京，大后方的民主浪潮与他没有任何的关联。但他却对自己的老师吕思勉说过这样的话：“学生自读书懂事以来，就深知要爱国爱民族，爱国素不后于人。”

的确，诞生于中日甲午战争第二年的钱穆，可谓与中华民族的忧患命运相始相终——  

1904年，年仅9岁的他：第二次从果育学校钱伯圭老师那里听说了“我们的皇帝不是汉人”，听说了《三国演义》中所云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并非社会发展之正确道路，他“如巨雷轰顶”，“全心震撼”。直至晚年依然无比感激地说道：“余自幼即抱民族观念，同情革命民主，亦由伯圭师启之。”

1910年，年方15岁的他，偶得谭嗣同《仁学》一书，日夜读之，手不释卷——“屡思书中言，世界人类发分四型：一全留加冠，乃中国型。全剃空头，乃印度型。剪短，乃西方型。剪前额，其余留后，垂如一豚尾，乃满洲人型。余晨起，乃一人赴理发室，命理发师剪去长辫，大得意，一人独自欢乐……翌年，辛亥革命，人人皆不留长辫，而余则已先一年去之。”

1911年的春天，钱穆转学至南京钟英中学。时值日俄战争后不久，中国处于主权丧失领土瓜分的境地之中。每天清晨那“环城四起之军号胡笳声，以及腰佩刺刀街上迈步之陆军中学生”，深深地吸引住了年方16岁的钱穆，他油然而生从军之念——“最所希望乃能出山海关，到东三省，与日本俄国兵对垒，那是一件何等痛快之事。”为此他学会了骑马，并成为“每星期最主要之一门功课”。

1912年，《东方杂志》举办征文比赛，题目不限。钱穆挥毫写下《论民国今后之外交政策》，既全面论述了英法侵犯我东南海疆、日俄霸占我北方边陲的严峻局势，告诫广大的民众不可掉以轻心，又认真分析了“民国今后之外交政策”，他认为道路有二，一可谋和，一必交战。经过专家们的评选，钱穆的文章获得三等奖，奖金25元。

一930年，经顾颉刚的推荐，只有中学学历的钱穆受聘于燕京大学。他不仅没有“受宠若惊”，反而是充满厌恶——其一：“初闻燕大乃中国教会大学中之最中国化者，心窃慕之。及来，乃感大不然。人校门即见‘M’楼、‘s’楼，此何义，所谓中国化者又何在。”其二：“学校发通知，每用英文……余乃学校所聘一国文老师，不必要识英文，何以在中国办学校必发英文通知。”一年之后，钱穆即辞职他往。

钱穆并非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致使他做出这一系列举动的无疑是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这样的“抗议”直至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仍在不断进行——一次是在40年代初，钱穆时为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作为洋人创办的教会学校，每逢圣诞必定放假一天，但是他在布告中偏偏不写“圣诞节”三个字，只言“循例”，为的是这并非中国人自己的节日。又一次是在1943年，国学研究所停办，同为教会大学的华西大学前来聘邀，钱穆没有回绝，但条件有一个：“闻华西各教授宿舍均在华西坝四围附近，唯校长住宅乃在华西坝校园内。华西坝内南端有洋楼四五宅，乃西籍教授所在，中西教授宿舍显有高下不同。倘适坝内南端洋楼有空，余愿住去……”不为别的，只为：“俾开中西教授平等待遇之先例。”

1932年，钱穆开始撰写《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此时正值‘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沦陷了，华北岌岌可危，最后竞连北平的上空亦连连出现敌国的飞机。全书完稿后，他于《自序》中写下这样的文字：“……斯编讲义，正值‘九一八’事变骤起。五载以来，身处故都，不啻边塞，大难目击，别有会心。”为此，他大力提倡应该弘扬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宋学精神，坚决反对不问世事、埋首书斋的习气与学风。  

——这，便是“静态”的教授钱穆；这，便是钱穆的“爱国素不后于人”。

钱穆不会打仗，也从未去过前线。作为一介书生，尤其是一介以“静态”方式生活的书生，他的长项是教书，他的“武器”也是教书。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之前，钱穆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授，他先后开设了中国上古史、秦汉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通史等一系列的课程，深受学生们的欢迎。然而战争却残酷地破坏了这一切，故都北平不仅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也放不下教授们精心钻研学术的书桌了。

——据史料记载，1935年当日本军队明谋策划“华北自治”时，钱穆即与姚从吾、孟心史、顾颉刚、钱玄向等一百多名教授联名上书政府，要求条陈上下，集中力量，一致对外，反对日本干涉中国的内政，促请南京政府确定抗日的大计。  

——据北大教授罗常培回忆：“从(1937年)7月15日到月底，教职员一共在松公府大厅(现在的孑民纪念堂)集了三次会：第一次是，在15日下午4时，议决通电表明态度……第二次是20日下午6时，公推钱端升、曾昭伦和我起草宣言……第三次是31日下午3时，那时北平沦陷已经三天了，大家在凄凉惨痛的氛围中仍旧主张镇静应变，共维残局。”这样的集会，钱穆全都在内。    ——据清华学生胡嘉回忆：“7月28日，29军宋哲元部撤离北平，我只好从清华园暂时迁进城里，住在琉璃厂北新书局，但是他们不敢存放我从清华带出的笔记、照片和讲义等。不得已装满大柳条箱，送到钱(穆)师家里，请求寄存。钱师收下了，但说；北平是沦陷了，首先还是要设法离开这里，回到南方去。”

……就这样，为了不做亡国奴，钱穆不得不忍痛告别了北京，告别了已经工作与生活了整整七年的校园。

P142-146

两年前的今天，我写完了《日军炮火下的中国作家》；两年后的今天，我又完成了《日军炮火下的中国文人》。

在那部已经出版的《日军炮火下的中国作家》一书的《后记》中，我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其实，当初我申报的课题并不是这个，而是<日军炮火下的中国文人>。“文人”要比“作家”的范围更大，“文人”要比“作家”的内涵更广。但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我不得不改变自己的计划——先写出他们中间的这批代表者们吧；至于“作家”以外的其他“文人”，就让我作为下一个课题，再去慢慢地叙述他们的故事与沧桑……

所以，今天奉献于各位读者面前的这部书，则是早在两年之前就开始筹划和酝酿的了。

那么，又为了什么我始终要将自己的研究课题选择在有关“日军炮火”和“中国文人(包括作家)”的范围之内呢?从表面上看，两年前——即2005年，是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两年后——即2007年，是为了纪念抗日战争爆发七十周年。然而”纪念”云云，这只是申报时的一个“名目”，或日“机会”而已；其真正的目的，则是来源于心中的那个久久隐藏的情结——要为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树碑立传”。

由于种种的原因，数十年来，他们始终是各种正史中的“缺位者”，又抑或成为当今学者们笔下的“悲人物”。——比如说，祝勇即在他主编的《知识分子应该干什么)--书的《序》里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在中国)恐怕没有哪一个社会群体像知识分子这样起落浮沉，在变化多端的世纪里经历着戏剧性的命运：从创世英雄到改造对象，从话语主体到边缘蜉蝣物，自身感受自是一语难尽，留给世界的影像亦是驳杂不清。”又比如说，陈明远则在他撰写的《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一书中“考证”出了“文人”与“文化人”于本质上的根本区别：“文化人’即‘文化工作者’这一概念出现，标志着我国20世纪30年代以来许多人文知识分子以‘普通人’、‘人民一分子’、‘工作者’的身份，独立自主地走向社会实践，跟劳动群众相结合。”为此，二者则于价值观上显现出了天壤之别：“我国社会舆论自30年代以来，经常把‘文人’作为贬义词来使用，跟‘迂腐’、‘懦弱’、‘缺德’、‘动摇’、‘自私’、‘寒酸’联系在一起……所以许多人文知识分子耻于‘文人’的徽号，而自称为‘文化人’则好听得多了!”  

不可否认，在这些文人们的身上确实存在着许多的缺点和不足——他们既不会“登高一呼”，更不会“跃马扬枪”，尤其介在诸多的社会现实面前，他们所表现出的，每每是“清高”，是“孤傲”，是“不屑一顾”……但是，当这些人真正地处在生灵涂炭的战争之中，处在民族存亡的炮火之下时，又将是一番什么样的表现呢?——这，便是我在这部书中所要告诉于读者们的了。

在《日军炮火下的中国作家》的《后记》中，我曾经写下过这样一段话：

人们都说，从事历史研究的人不能动真的感情，但是当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我却无论如何也理性不起来，心中不时翻腾着阵阵的激情；人们都说，撰写历史的时候不该带有想象，但是当我面对着那些饱经战火摧残的作家们时，却无论如何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思绪，总要去遐想他们在60年前的今天是怎样的一番情景……整整半年的时间，我几乎没有一天不在电脑前与他们一同经历着这场硝烟弥漫的战争——一同逃难，一同挨炸，一同感受着死亡的威胁，一同企盼着胜利的到来。这是以往写任何一部书时所从未有过的感觉，也是以往写任何一部传记时所从未有过的震颤。

的确，当我们揭去了蒙在这些“文人”们脸上的那层面纱之后，方得知他们同样有着惊天地、泣鬼神的精神与气概，有着以知识、以学问挽救国家的决心与坚强。因此，就当作是给他们摘“帽子”吧，我写下了这部书——由于篇幅的限制，只能选择他们中间的寥寥20个人物，还有更多的大师与大家们未能收录其中。但是就这20个人物，却足以代表中国“文人”的特点与风范一“中国知识分子历经沧桑，艰难困苦，但爱国家、爱人民始终不渝，他们不懈奋斗，把自己的知识奉献社会，服务人民。”这是2006年8月6日温家宝总理在探望季羡林时说的一番话，如果借用过来，岂不也正是对那些众多的早已故去的“日军炮火下的中国文人”们所做出的评价?

此书的写作前后花费了一年的时间，今天能够迅速而又顺畅地呈献于读者的面前，首先要感谢的是如下。的专家和学者——梁吉生、吴洪成、张彬、吴方、周武、陈福康、吴定字、汪荣祖、陈勇、林洙、费慰梅、叶文玲、张冠生、吴洁敏、朱宏达、王一心、袁化甘、曹树钧、邓加荣、杨建业、郑大华、王芝琛、卢敦基、周静、李伟、丁言模、戴光中、王东生……是他们曾经为这部书中的20个文人写下了各种的传记或是评价文章，他们的研究不仅为我开拓了思路，而且为我提供了大量的极其宝贵的资料。其次，要衷心感谢的是天津古籍出版社的领导及编辑，是他们给予了我相当的厚爱和支持，不仅于两年前合作出版了《日军炮火下的中国作家》，而且于两年后再次推出了它的“续集”。

我没有经历过战争的硝烟，也没有经历过死亡的威胁，但是作为晚辈，尤其是作为“文人”中的一名晚辈，我真切地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笔还原出这批饱经战火摧残的前辈文人们的心态与足迹；我更真切地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记述使他们不再成为正史中的“缺位者”。

——他们是中华文化的卫士，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英杰!

2007年清明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