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是明清之际，六百年间，最负盛名的全国性商帮。它的崛起、兴盛以及衰落，它的东掌合作制度、顶身股制度、员工遴选制度，它从商的坚毅、魄力、计谋，等等，蔚为大观。

本书从明初开中制——晋商之起家说起，至辛亥革命——晋商日暮途穷为止，纵横数千百年，激扬数十万字，从时势、制度、人事诸方面，剖析了晋商之兴衰成败。以古喻今，发人深思。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崛起离不开企业和商业的发展。中国在开启21世纪的历史时，也应回顾近代晋商500年的兴衰。晋商曾位居中国十大商帮之首，而目前困扰企业的一些管理问题，晋商也都遇到过而且成功地解决过。本书既从宏阔的视角考察了全球化和中国区域经济变迁对晋商发展的影响，又从信用的角度解答了晋商是如何一步步建立信誉，然后又一步步失去信誉的。

推荐序一

推荐序二

前言

第一篇

天佑山西 晋商的崛起和兴盛

 第1章 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与晋商的崛起

 第2章 明清政府的商品经济政策与晋商的崛起

 第3章 区域商业传统、资源禀赋状况与晋商发展

 第4章 区域过剩人口与晋商的崛起

 第5章 边镇驻军、开中制与晋商的崛起

 第6章 明清时期北部边疆民族贸易与晋商的发展、兴盛

 第7章 明清时期东部沿海对外贸易的曲折发展对晋商的影响

 第8章 清代中俄贸易与晋商的发展、兴盛

 第9章 明清时期晋商内部的兴衰更替

第二篇

信用之道 晋商成功经营的秘诀

 第10章 晋商如何在落后地区经营——以旅蒙晋商为例

 第11章 晋商如何为平民及贫民提供金融服务

 第12章 晋商如何为工商业者提供资金支持

 第13章 晋商如何开展汇兑业务，降低远距离交易的风险

 第14章 晋商如何进行东掌合作

 第15章 晋商如何对员工进行激励和约束

 第16章 晋商如何对分散在不同区域的分号进行管理

 第17章 晋商如何通过会馆(行业协会)壮大自身势力

 第18章 晋商如何通过官商结合提高社会信用

第三篇

困境求生 晋商的衰败

 第19章 辛亥革命前晋商的缓慢衰败

 第20章 民国时期晋商的全军覆灭

 第21章 晋商衰败的原因与转轨的迟缓

 第22章 晋商向近代工业转轨的艰难实践

 第23章 晋商的衰败与江浙商人的崛起

 第24章 山西经济与山西商人的未来

后记

参考文献

按照制度经济学的理解，政府是一个社会惟一的、合法的暴力组织，它依靠规模经济的力量，专门做民间做不了、做不成、做不好的事情。自然，政府也有自己的利益追求，这主要指稳定而增长的税收、充分的社会就业等，当然，最终目的是要巩固政权。这意味着，在政府和商人的关系上，政府既有顺应商人追逐利益的积极性来实现自身目标的一面，也有与商人发生利益冲突而打压商人的一面。换言之，当商人对利益的追求符合政府的战略目标，成为实现政府战略目标的有力工具时，就能得到政府的支持，并在政府的有力推动下获得大发展的机遇。反之，当商人对利益的追求不符合政府的战略目标，反而阻碍政府战略目标实现时，往往遭到政府的弹压。明清时期，晋商所以能飞速发展，就是因为它符合政府的战略目标，并成为实现政府战略目标的有力工具。沿海商人的发展所以受到严重限制，就是因为它不符合政府的战略目标，甚至不利于政府战略目标的实现。

就政府和商人的关系而言，在唐刘晏改革以前，政府一直有意识地打压商人。这是因为商人买贱卖贵的盈利模式会破坏封建政权的基础——农业、农村和农民，因此自汉武帝始，政府实行“官山海”政策，直接从事关系国计民生的工商业。但长期官营工商业的实践，也使政府看到了官营经济低效率的弱点以及民营经济高效率的优点，因此，从唐刘晏改革盐政、漕政开始，政府就一改汉武帝以来对商人一味打压的态度，而有意识地利用商人追逐利益的积极性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追求。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政府更加认识到了官营工商业的低效率，更自觉地依靠商人来实现既定的目标追求。因此，就明清两朝的工商政策来看，基本是促进社会发展的，这也是明清时期所以能出现以晋商为代表的十大商帮的原因。当然，一来国内的经济结构仍然建立在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基础上，社会需求还不是足够大；二来中国地域辽阔，各地物产差异性大，单单在辽阔的国内各地区间开展交换就能基本满足需求；三来明清政府也担心国外的商品经济关系的进入会破坏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从而影响政权的巩固，因而竭力排斥对外贸易，只是出于传统的羁縻外邦、争取安定的周边环境的考虑，才允许和外邦开展一定的贸易，但也不允许铁、硫磺等战略物资外出，以避免周边国家国力提升后对自己展开竞争，从另外一个方面影响政权的巩固。这种情况就使得明清政府扩大对外贸易的动力不足，思想保守，用过激一点的语言表达，就是闭关锁国。但一旦在环境的压力面前，明清政府认识到不开展贸易不利于政权的巩固时，也能及时地加以变更。

至于为什么明清政府在边疆民族贸易上更进取，在沿海对外贸易上更保守，原因很简单：尽管来自北边的游牧民族和沿海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都有强烈的要求明清政府扩大贸易的冲动，也都有通过走私甚至劫掠来表达自己希望恢复、扩大贸易的行动，但因北京地近长城，来自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压力更大、更为直接，加之中国的外患两千多年来一直是北方的游牧民族，因而更容易引起中央政府的重视，他们希望恢复、扩大贸易的要求也更容易满足。至于沿海的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由于跟中国不存在直接的领土接壤问题，而在工业革命前的冷兵器时代，鉴于明清强盛的国力，也不具备远离本土向庞大的中华帝国发动挑战的实力，因而对明清政府压力不大。和北方边患相比，海患只能算手足之患，而非心腹之患，加之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外患从未来自于海上，因此明清政府对英、荷、西、葡的重视程度远不及与中国领土直接接壤的北方游牧民族(明朝时期)和俄罗斯(清朝时期)。在这种情况下，英、荷、西、葡等提出的扩大贸易的要求较不容易被满足，且管束极严，一旦发现有走私、劫掠的行为，马上示以最厉害的制裁措施——断绝贸易，这就是明清时期北方边疆贸易蒸蒸日上，而沿海对外贸易却曲折多变的原因。

明清政府的对外贸易政策对不同地域的商人影响很大，是造成以晋商、徽商为代表的内陆商人生意大兴，而以广东、福建、江苏、浙江为代表的沿海商人生意远没有他们那样火爆的重要原因。毕竟，明清时期的商业以内需为主，兼顾陆上对外贸易。内地商人的市场更大，沿海商人的市场较小。直到发生工业革命，海上运输成本降低，以海外贸易为中心联系世界市场的格局形成后，中国内地商人、沿海商人这种不平衡的局面才彻底改变，从此沿海商人取代内地商人成为国内外商品流通大舞台的主角，直至今日也是这样。

但不管怎么说，明清两朝的工商政策还是开明的，否则也不会那么长时间地出现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的局面，而这对商业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P14-16

晋商是明清时期中国山西人民创造出来的一项伟大奇迹。近年来，随着中国西部大开发政策的推行，“晋商”热也逐步升温，出现了一批反映晋商的影视作品，如《三晋源票号》、(《龙票》、《白银谷》等。其中，2006年中央电视台的力作《乔家大院》更是将“晋商”热推向一个新的高度。这部戏作还被引入韩国，在韩国电视台播出后亦引起轰动。

我和周建波教授是在韩国认识的。周建波教授作为中国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和韩国外国语大学的交换教授，于2006年2月底至2007年2月底在韩国外大国际地域大学院(相当于中国的研究生院)中国学科从事教学工作，和他一起来的中国教授还有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商金林教授、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张德兴教授、南京大学中文系的沈卫威教授、延边大学中文系的黄贞姬教授以及深圳大学的段书伟教授、杨晓霞教授。我以韩国外大副总长，当然也是中国学研究教授的身份，宴请他们。席间，谈起各自的研究工作，周教授说他是带着一个有关晋商的研究课题来的，有望在韩国外大工作的这一年中完成它，并希望著作完成后由我来写个序。韩国外大一贯支持、鼓励外籍教授的研究工作，因而我爽快地答应下来，并说，这既是北京大学的科研成果，也是我们韩国外大的研究成果，因为你是韩国外大的外籍教授呀。现在，周教授的著作写成了，我很高兴为他写这个序言，只是我的研究领域是中国的政治、外交，对于中国的经济、经济史尽管有所涉猎，但毕竟研究不多，因此在写序言前，专门和周教授聊过目前晋商的研究状况，并通过周教授的引荐浏览了一些关于晋商的书，对晋商取得的“足迹遍天下”、辉煌五百年的业绩自然是非常之敬慕。

和其他关于晋商的著作相比，周教授的这本关于晋商兴衰的著作最大的特点是思维宏阔，表现在既从商品经济的全球化、本国区域经济变迁的宏观高度看问题，也从晋商的微观经营模式——信用之道角度看问题，既从商品经济的发展对政府政策的影响角度看问题，也从政府的政策对商品经济发展影响的角度看问题。我认为，这个立论角度是正确的。古人云：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隅。周教授的著作由于考虑到了空间的宏观性——商品经济的全球化对各国经济的影响，时间的长远性——商品经济的发展对政府政策的推动及企业自身经营方式的变化，因而得出的结论及给人的启发都是很深刻的。

正如周教授所指出的，14、15世纪以后，亚欧大陆各地均出现了随着农业生产力进步、商品经济发展，要求突破地区、国家的限制，而走向更大范围的国际交换的趋势。随着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西方商业势力来到东方，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中国国内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下子对接了起来：中国的茶、丝绸、瓷器、糖等源源不断地到达海外，海外的白银也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明中叶后才出现了全国范围内的商品经济的大发展，才出现了将农村过剩劳动力从土地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的一条鞭法、摊丁人亩等改革，才出现了以晋商、徽商为代表的十大商帮。

在商品经济的全球化推动明代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过程中，以晋商、徽商为代表的内地商人得到了大发展的机会，而以江浙商人为代表的沿海商人却受到政府海禁政策的限制而饱受压抑，这是与南宋末年形成的政治中心北方、经济重心南方的地理格局分不开的。

然而，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又会在一段时期埋葬晋商的事业，并促进沿海商人的崛起。这是因为，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世界的面貌，意味着一个以沿海港口联系世界各地的新时代的到来，这意味着中国传统的政治中心北方、经济重心南方的地理格局的改变。沿海的江浙商人由于靠近新经济革命的中心而迅速崛起，内地商人由于远离新经济革命的中心而逐渐衰落。

商品经济的全球化在改变中国区域经济变迁的同时，也要求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应从官商结合促进经济发展(西方称之为重商主义)向政府退出经济的主战场，放手让民间商人发展的方向转变，这就是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潮。政府管理经济模式的变化，意味着企业的经营方略也必须变化，即从过去的盯着政府转为现在的盯着市场。当时代要求企业转变经营方略时，谁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和新时代的要求合拍，谁就是成功者，否则将因失去市场的先机而被淘汰。进入近代后，晋商所以失败，一是因为商品经济的全球化要求以海上贸易联系世界各地，这使晋商的边疆市场大大萎缩，此乃对晋商宏观市场方面的严重挑战；二是因为商品经济的全球化要求政府管理经济模式的转变，要求企业从盯着政府转向盯着市场，这是对晋商微观经营模式的严峻挑战——晋商就是在宏观市场环境和微观经营模式都遭遇重大变化的情况下走向衰败的。反观以江浙为代表的沿海商人，一方面赶上了商品经济全球化要求以海上贸易建立世界市场体系的新时代，其地利优势大大发挥；另一方面又赶上了在经营模式方面由盯着政府向盯着市场的转变，其草根商人(明清时期的江浙商人由于很难和国家战略目标结合，只能在为民服务上多做文章)的优势得到发挥——江浙商人由于在这两个方面适应了时代的需要而成为时代的新的弄潮儿。

上述就是周建波教授《成败晋商》一书的主要观点。

我觉得这个观点是正确的。

第一，商品经济的全球化是任何一种社会力量都不能阻止的发展趋势，作为商业组织的晋商只能顺应而不能逆转，至于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中国，只是商品经济全球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当然这是一种给中国、给韩国，也给其他的东方国家带来了很大灾难的表现形式。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讲，“落后就要挨打”，即反映了中国人民的这种主动融入全球化浪潮的反思。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口号——“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中国明星企业海尔的口号——“国门之内无名牌”，都反映了中国人的这种主动融入全球化浪潮的努力。

第二，传统的政治中心北方、经济重心南方的地理格局的改变，是商品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结果，作为政府和商业组织只能顺应而不能逆转。举个例子来说，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政治和经济的中心都在黄河流域，因此在唐中期之前，韩国和中国的商业来往主要围绕着以登州为中心的山东半岛进行，包括有名的徐福东渡也是围绕着山东半岛一带进行的。但是唐中期之后，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转移，韩国和中国的商业来往的重点也随之转移到浙江的宁波、福建的泉州等，这就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商业往来路线的影响。所谓“风水轮流转，明天到我家”，讲的就是这一“地利”变化的作用，作为商人，只有主动地适应这种“地利”的变化，才能做到“长袖善舞”。

第三，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由官商结合到放手让民间商人经营的转变，以及企业经营模式由盯着政府向盯着市场的转变，都是商品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的结果，作为商业组织也只能适应而不能逆转。众所周知，当代韩国的大企业是在历届韩国政府的扶持下发展起来的，当时这样做无疑是有道理的。在民间经济力量不发达的情况下，要发展经济，只有发挥政府的规模经济的力量。但是，这样做的弊端也是很明显的，除了造成官商勾结的腐败、败坏社会风气外，另外一个很不好的作用，就是资金市场的价格信号不透明。由于受到政府重点支持的企业从银行贷款容易，结果纷纷走上了不计成本、拼命扩张的道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可谓是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要求东亚社会转变的一个信号，在某种程度上，其意义和鸦片战争爆发对于满清社会的意义是一样的：都要求政府从管制经济走向自由市场经济，都要求企业从盯着政府走向盯着市场。不同的是，鸦片战争时期的世界还是“莽林”的世界，崇尚武力决定一切；而东南亚经济危机时，全球性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已经建立起来，因此韩国在艰难转变的过程中，除了自身的努力之外，还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包括中国政府提出的人民币不贬值，都对韩国成功地克服危机起了很积极的作用，而这也是全球化的一个表现!  在韩国企业界转轨的过程中，有的能够主动转变、大胆转变，结果成功地克服了危机，走向了更加绚丽的成功之路，如三星；也有的仍继续原来的经营轨道，主动改变自身不够，结果被市场所淘汰，如大宇。我想，当初的晋商也是由于变革自身不够，或者不知道往哪里变革，或者虽明白往哪里变但变革动力不足，最终被市场淘汰的。

无疑，正是商品经济的全球化所引起的国内区域经济的变迁、政府管理经济的模式的变化以及企业经营模式的变化，才最终造成了晋商的衰败。不过，正如周教授所说的，天下没有永远的成功，也没有永远的失败，成功和失败都是阶段性的。当前的西部大开发给新晋商的复兴提供了很好的契机。只是，新晋商只有继承了老晋商的艰苦努力、讲求“义信利”的传统，抛弃其不合时宜的某些传统，一如经济危机后的韩国企业一样，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迎来第二次更加壮丽的辉煌。

我祝愿晋商的后裔能够成功地迎接西部大开发的挑战，重铸昔日的辉煌；我也希望更多的韩国企业能够顺应国际化的新发展，加入到中国西部大开发的行列中去，为晋商的再崛起，亦为韩国经济的发展多做贡献。

                   池在运教授

             韩国外国语大学副总长，中国语学科教授

                 2006年12月26日于首尔

经过一年半的紧张工作，《成败晋商》终于完稿了。

回顾这本书的写作历程，还要追溯到1997年读博士时，跟石世奇教授上课时他的一番讲话。当时学术界对股份制问题探讨得很热烈。石老师说，现在搞股份制研究的往往都从欧洲威尼斯商人谈起，而不讲自己民族的股份制历史，这是不对的。不说别的，晋商的股份制就非常有名。当时晋商开辟了从福建武夷山去俄罗斯圣彼得堡的万里茶路，先是船运，继则马车运输，最后是组成骆驼队运输，浩浩荡荡一趟下来耗时竞达一年之久。试想，这么巨大的贸易规模肯定需要大量的资金，仅靠一家商号能够取得这么大的资金规模吗?非得实行股份制不可。这是我第一次听说晋商以股份制形式组织公司去俄罗斯贸易的事情，而且规模很大，自然引起了我浓厚的兴趣。

1998年听张维迎老师讲座时，又听到过他对晋商的赞许，这引起了我对晋商更大的兴趣。张维迎教授是在讲信用的问题时谈到晋商的。他说，在中国封建政府并不像西方那样大力支持商人的条件下，晋商靠商人队伍内部的自我约束，同样建立起了相当的信用。例如，山西票号规定员工回家探亲时，必须先去企业总部，万一他不去怎么办?这在现在是很难想象的事情，但晋商硬是把它做到了，这是很不简单的。张教授认为，晋商要做到这一点，除了企业内部严格的管理、教育外，行业协会的作用至关重要。因为按照当时的商业习俗，凡是因违背纪律而被开除的员工，其他的企业一般也不会用，这有利于员工自律意识的形成。当然，以我现在的研究来看，明清政府并不像张教授所称的那样对商业的发展无所作为，相反，对于符合其战略目标的商人还是大力支持的，比如晋商就是得到明清政府很大的支持后才发。展起来的，政府的支持可谓是晋商信用大厦的最后保证。但晋商的行业协会亦确实发挥了如张教授所称道的那样的作用，这对晋商提高商业信用贡献巨大。如，某票号的一位区域经理很能干，但因为违背企业规定公然包养情妇，并带回平遥总部，总号大掌柜在反复劝说不听的情况下，警告说，如再执迷不悟，只有按号规开除出号。这位区域经理说，要清除出号也行，但要把我这几年的分红一并给我。大掌柜一听火了，这犯错误倒有理了，反而要挟起企业来了!一怒之下，将其开除出号，并当场付清了其应得的报酬。这下子轮到这位经理傻眼了。本来他在业界蛮有影响的，但发生了这种严重违背号规被开除的事情后，谁还敢用他?只好终老乡里。

2001年秋天的一个周末，我的同乡，中共中央党校管理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现代领导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周永学教授约我去山西祁县讲一次课，本来我不想去，但一听是乔家大院的故乡，能在讲课之余去乔家大院参观，岂不快哉!就一口应承下来。到了山西祁县后，当地同志得知我是学历史出身的，对晋商很感兴趣，就给我准备了一些关于晋商的资料，并告诉我当地除乔家大院外，还有一个渠家大院，其规模比乔家大院更大，只是因为乔家大院在郊区，交通不便，参观的人不多。他们问我愿去哪个大院参观，我当然两个大院都想去，但由于时间的局限，只能选择去知名度更高的乔家大院参观。尽管只是走马观花，还是大开眼界，临走时还买了不少的书(目前，我手上的关于晋商家族的书，大部分是通过这种方式购买的)。这次来祁县还有一个很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祁县的税务局长张小明先生。张先生年轻有为，曾当选为晋中地区十大杰出青年，是一个好学深思的干部。他认识到税务系统在地方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为提高税务人员的服务意识，规范税务人员的行为，他率先在税收队伍中引进IS09000认证，并与中央党校管理科学研究中心合作，在税务系统及当地企业中开展工商管理教育培训。所有这些举措，在全国税务系统中都是不多见的。他看我对晋商很感兴趣，就热情邀请我有空再来，并说经过专家学者的传播，对地方经济的发展肯定有推动作用。

2002年春天，我带着经济学院的博士生隋福民、王花蕾再一次光顾晋商故里。蒙张局长的热情招待，这次待了四天，考察了四个大院、一座古城(平遥古城)、一座山(绵山)。四个大院中，除了祁县的乔家大院、渠家大院外，还有榆次的常家大院、太谷的曹家大院。对平遥古城的考察除看古城、城隍庙、县衙、镖局外，主要集中在日升昌票号、百川通票号、协同庆票号上。为便利我们的考察，张局长还特地给我们找了当地最好的导游。导游生动的讲解，再加上活生生的实物，使我们对晋商的辉煌经营业绩有了更深的理解。参观太谷的曹家大院时，当听到讲解员讲到，太古曹家最兴盛时有员T_30 000多人，分号660多个，在世界7个国家，如俄罗斯、法国、蒙古、印度、朝鲜、韩国、日本有分号，我们感叹地说，谁说中国企业现在才走出去?早在明清时已经走出去了，而且走得很远，只不过鸦片战争以后，又被打回来了而已，目前只不过是重新走出去，恢复昔日的辉煌而已。

2003年冬天，我带了当时即将升入研究生的三个北大学生，即经济学院的邱晓媚、光华管理学院的祁超、董佳，再一次踏上了去晋商故里考察的路程。这次考察的重点是平遥。平遥“城隍庙旅游公司”的总经理张改卿女士热情接待了我们。张女士是当地有名的青年企业家，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企业家特训班第12期的学员，我有幸给她上过营销管理方面的课程，也算是我的学生了。在张女士的关照下，这回算是把平遥古城凡是与经济挂上钩的所有票号博物馆、镖局博物馆、商会博物馆，还有其他一些著名的老商号博物馆，都转遍了。看到我们对晋商研究如此着迷，张女士还特地组织了一个学术研讨会，安排我们跟当地的晋商专家交流。晋商专家的侃侃而谈，让我们得到了许多在书本上根本得不到的知识，更加深了对晋商崛起、兴盛直到衰败的理解。当然，为满足青年大学生们对乔家大院的好奇心，又专门拿出一天去祁县的乔家大院、渠家大院参观。根据我多次去晋商故里的感受，若单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渠家大院更值得一看。它的规模很大，集渠家故居、晋商博物馆、茶叶博物馆、镖局博物馆、算盘博物馆、度量衡博物馆、晋商与山西梆子历史简介七项内容于一身，几乎相当于晋商的一个缩影。当然，若时间充分，还是到处走一走的好。

2005年春天，我和北大的四位本科生、三位研究生，还有山东省烟台师范学院的赵慧峰教授，再次来到晋商故里考察。蒙老朋友祁县税务局张局长的热情关照，这次我们在当地待了四天，对晋商历史进行了更细致的考察，还专门去了几次因交通不便没有去成的太谷孔祥熙宅院考察，收获很大，对孔祥熙为什么能跳出老晋商的羁绊有了新的理解。原来是因祸生福。孔祥熙小时候得过一场大病，看了很多医生也治不好。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父亲抱着一种死马权当活马医的想法，找到在当地名声很不好的教会医院，没想到吃了几付药后竟然治好了。这种独特的人生经历使孔家父子对西方及其基督教文化产生了兴趣，在教会的劝说下，孔祥熙先上了教会小学，以后又读了教会中学、大学，从此与西方文化密切结合起来，开始不自觉地从全球化角度思考问题，结果在老晋商纷纷失利的情况下，竟然干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可谓晋商转型的一个特例。

总之，这本书不完全是写出来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跑出来的。这几年，利用出差讲学的机会，我多次去广州，专程去广州市博物馆、西关商业街参观，目的是了解当时广东十三行商人的历史。我还多次去徽州，看了胡雪岩故居等许多徽商景点。在浙江杭州时，专程考察胡庆余堂中药博物馆。到云南丽江时，当然不忘考察茶马古道上的马帮传奇。这期间，自然更少不了去上海考察上海历史博物馆、上海市博物馆等。俗云，“纸上得来终觉浅”，这种云游经历让我看到了前人留下的大量文物遗迹，自然会使我产生与他人不一样的感受。此外，它还使我得以买到别处根本买不到，只有在专门的旅游景点、专门的博物馆才能买到的书，这使我占有更多的资料。因此，我是从商品经济的全球化、从区域经济变迁的角度、从中外商人(和西方商人)比较的角度进行晋商的研究的。尽管书中并没有这种专门的地区商人之间的比较，但在我思考、写作的过程中，总是伴有这种比较的影子，而我的个人经历也使我具备这样的条件。当我坐车行进在在呼和浩特往包头的路上时，看着外面青青的绿草，忽然产生一种想法：不了解蒙古大草原，就不了解中国，更不会了解晋商的崛起和衰败。正是由于蒙古大草原的存在，才造成了经济重心南方、政治中心北方地理格局的形成，这才有了明初的“开中令”和晋商的崛起。而随着来自更西、更北地方的俄罗斯人的东进，使在蒙古地区经商的山西商人得以与俄罗斯商人接触，并获得了将产品(尤其是茶叶)打入欧洲市场的机会，这推动着晋商的事业走向更大的辉煌。鸦片战争后，俄罗斯人利用满清开放东南沿海的机会，迫使清政府开放西北边疆地区，随着挟着更先进技术的俄罗斯商人自由出入蒙古地区和内地市场，晋商对蒙古的垄断被打破，并逐渐被排斥出蒙古市场。

在该书的写作过程中，和现任教于北京大学的聂志红博士曾反复探讨。聂志红博士是山西昔阳人，也算是晋商的后裔，他对这一课题很关心，提了好多很好的建议，在此特表感谢。

我曾给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EDP中心开过(《晋商经营文化》方面的专题课，光华管理学院的副院长武常岐教授很关心本书的写作，在百忙之中写了序言，在此表示感谢。

我2006年一年在韩国外国语大学做交换教授，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和修改工作都是在韩国外国语大学完成的。因为老熬夜，还得过两场感冒，可见笔耕的不易。韩国外国语大学的副总长、中国语学科教授池在运博士在百忙之中，还给写了序言。我想，这不仅是韩国外大领导对中国教授的鼓励，也是对所有在外大任教的所有外国教授的鼓励，在此特表谢意。

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分社的责任编辑程天祥同志是一位认真负责的好同志，他的文史功底很扎实，为这本书的出版可谓费尽心力，用他的话讲叫七易其稿，在此也一并致谢。

尽管在这本书的写作上投入了很大的精力，但限于能力和精力，缺点错误一定不少，欢迎方家指正。

                     周建波

                2006年12月底于韩国外大教授会馆

和别的关于晋商的著作相比，周教授的这本关于晋商兴衰的著作最大的特点是思维宏阔，表现在既从商品经济的全球化、本国区域经济变迁的宏观高度看问题，也从晋商的微观经营模式——信用之道的角度看问题，既从商品经济的发展对政府政策的影响角度看问题，也从政府的政策对商品经济发展影响的角度看问题。

——池在运教授

韩国外国语大学副总长，中国语学科教授  周建波教授的《成败晋商》一书，不是简单地把有关晋商的史料加以整理，更重要的是通过对历史事件的精心梳理，得出一些非常有用的、对于现实社会有指导意义的经验和教训。

——武常岐教授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