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讲一个青年从小就得了一种病，经历了种种的病痛折磨，每当挣扎在生死边缘时，总会产生一种生不如死的念头，而最后终于战胜自己，坚强地活了下来。

本书告诉人们，生活是件不容易的事。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青春和热血，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的青春和热血都有价值和意义。要活得有意义，必须自己要努力、上进！

X光室在住院部，要走很长很长的路，还得穿过一条树木浓密的甬道。在没有月亮的夜里，那甬道显得特别长，树影婆娑，阴森森的。我匐在瘦小的母亲的背上，听母亲一路的抱怨，心里又恨又愧。母亲心疼化钞票，摄一张片子要四五元钱。这钱化得冤枉，正象我的病，也是冤枉的。我想，我是不应该生病的……

就那样，双方争执不下，成了僵局。医生既不给我锯腿，也不给我治疗。当时，母亲一定知道，这样拖延对她儿子的生命意味着什么。她将担负怎样的良心重责，她将承受怎样的舆论高压。当然，母亲是深明大义的，她的坚持是正确的。在一条腿和一个生命之间，她宁可选择一条腿，因为她知道，人的嘴要用自己的四肢来维持。至今，我深深感谢她。我想，如果我失去肢体，我宁可失去生命……

我感到情况严重了。浑身发烧，小腿肿胀，疼痛难忍。我迷迷糊糊，讲起了胡话——我觉得活着没意思，别说割去一条腿，就是割去两条腿，我也情愿，人，反正要死的……“妈妈，”我喊，“由他们去吧，我难受死了……”我用头去撞白色的铁床架，我看见床对面的女孩睁着恐怖的眸子在注视我，便略略收敛了些，把头颅往床架上顶。痛没有减轻，难受依然难受。母亲的眉心紧蹙着，眼里噙着泪花……她抱紧我的头，可是被我挣脱了。我把头颅狠命往床架铁管的空当里塞……铁管发出了可怕的吱吱声。我希望自己的脑壳即刻破裂：“妈妈呵，你救我……”

我后悔，我不该吃那三分钱一只的西瓜。成年后，当我初步具有抽象思维能力时，我总想：大脚趾的伤口感染、小腿的血肿，再加井泥和西瓜，是造成这次悲剧的祸首。

那天，去看什么飞机，由于脚板上翘，小腿受力，引起了肌肉血肿。当夜，瞒着母亲早早睡了。第二天起床，脚趾的血止了，而小腿肿得像皮球，不能踩地。母亲又叹气了，要我整天躺着。那时，我没料到会严重到这种地步。母亲上班去后，我就偷偷起床。站在门口看一眼街景也好呀。母亲下班回家，见那肿还不退，就断定我得了“热毒”。大伏天，毒日头下到处跑，能不得热毒？她的一个长辈，就患有“流火”之类的脚病。中国到底有数千年的历史。那古老的传统医道，不知救过多少人的命，使多少人从病患中解脱出来。母亲对老祖宗传下的东西是相信的，但不像父亲那样狂热。这也许即是今天所谓的文化积淀。就这样，她让哥哥去对面“九间楼”挑井泥。她要用冰冷的井泥来治疗我的“热毒”。

“九间楼”有一口古井，说是明代的。井栏由汉白玉做成，很低，不大，像一只大号脸盆。井台是用竖起的瓦片铺的，瓦片铺得很精致，密密的，还有些什么图案，经年累月，染上了青绿的苔藓。井旁有个土堆，上面种一株夹竹桃，矮而粗壮，三月里，片片花瓣把井里的水映得红橙橙的。那井，很深很深，以致那只破旧的木桶系上了一根很长很长的绳。这古井里的井泥，是远近闻名的。腮腺炎(大嘴巴)流行的季节，经常能看见不知来自何方的陌生人，手里握着特别长特别长的晾衣竹竿，极费力地穿过弯弯曲曲的通道，经过大大小小的门框，前来挑井泥。过去，“九问楼”的居民是慷慨的，现在，就不那么大方了。别说是陌生人，就是关系一般的同街邻居，也轻易得不到井泥。见有人提着竹竿走来，就挡在大门口说：“井臭了，不能用。”或称“把井水搅浑了，人家怎么喝！”其实，那井水既不臭，他们也不喝。他们只是还没有研究制定出一个井泥收费的办法。

哥哥的任务是艰巨的。那年，他十五岁，个子并不高。我躺在床上，想象着他掏井泥的情景：趴在汉白玉井栏上，用竹竿慢慢地插到井底。竹竿早被割去了节疤，留出一个个凹陷。他用双手握住软软的、细细的竹梢，颇吃力地摇动沉重的竹竿，估算沉淀的井泥是否已经嵌入了凹陷中。不久，竹竿滚动着水珠被提了起来。他用手指去抠竹孔里的那团稀稀的、发黑而微熏的泥糊，然后极珍贵地把它刮在瓷碗里。这样，一点点地直至装满一小碗。

母亲要哥哥每天必须抠满两小碗，否则，不许吃饭。哥哥体谅母亲，再说，我腿上那日益膨胀的肿块，他也看不下去。这工作需要耐心，开始，他很乐意。用一根长长的竹竿伸人清冽的深深的井里，本身很有趣。但是玩久后，他就不耐烦，端回家的黑糊糊越来越少，而需要量却越来越大。因为，井泥数天敷下来，我的小腿透明发亮，似乎能看见鼓囊囊的液体。它不见凉，反而更烫，而且，还隐隐作痛。

我应该去医院。我知道，那不是什么“热毒”，而是在出血。但是，我没有说出口。母亲仍热衷于井泥疗法，甚至还去挑来一大桶井水，要我把整条腿浸在冰冷的井水里。钻心地痛，也钻心地冷，那痛和冷交织着，味道不好尝。

井泥疗法，属于“外科”。它不见效，母亲只好求助于“内科”。“内科”就是吃西瓜。那时，正值西瓜上市。隔壁南货店在挑灯叫卖。于家伯伯作古不久，附近的小捣蛋几乎不约而同开始和“阿胡子”捣蛋了。他们有时把店里放在墙角边的排门板悄悄拿去一块。等到夜里南货店打烊，店门关不了，只好等中心店派人来值夜班，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就有一个好小囡劝“阿胡子”去找找。P21-23

王安忆与东方出版中心商讨出一个很好的设想，那是祝君波先生主持东方出版中心之后的事情，他们商定，为新时期以来上海专业作家的创作，出版一套代表性的丛书。安忆说，想尽量选择各位作家处于创作巅峰期的作品。当然，不是说以后就不再有更好的作品。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假如有超越巅峰之作，肯定是被热烈欢迎的好事。安忆希望，我也关注此事，于是就有了一点感慨。

前些日子，我有事去五原路，那是我小时候居住的地方。忽然童心大发，决定去穿越一条小弄堂。那是从我的老家旁边通往安福路的狭窄的弄堂。让我惊讶不已的，是那条弯曲的窄弄，竟全然不顾外面世界的翻天覆地，甚至淡漠地应对身边的明显的变迁。比如，乌鲁木齐中路与安福路一带建造的众多豪华的大厦，它依然简陋而安静地蜿蜒着，那破旧的墙壁，那杂乱的树木，乃至那废弃的老井，与五十年前我读小学时几乎一样，连呼吸到的潮湿而带点霉味的空气也与半个世纪前的记忆相似，时间在这里好像凝固了。

当我穿过小弄堂，面对安福路沿街高档的建筑群，据说，那是香港地产巨商的得意之作，星空下，亮丽的灯光从众多窗户喷射出来，我才长长地透过气，明白毕竟已经过去了五十个年头，我也早就从一个天真无知的少年，演变为品味过人世沧桑的感叹者。

这套书的作者，有比我年长的，也有年轻几岁的，大体算同代人。听着差不多的黄浦江的涛声成长起来，体味着大同小异的上海人的甘苦走上文坛。上海，有着她的变与不变，我们也有着自己的变与不变。丛书中的小说，记录着各种各样的变，街景的变，风俗的变，时尚的变，乃至人物内心、社会世态的变等等；同样，这些小说还证明着许多的不变，梧桐树、老洋房、石库门之类，是外在的保留，上海人的精神世界，是否也有许多难以改变的基因存在？我想，肯定有不少，上海的文化可以区别于其他地方的，除了特别的方言之外，肯定相当丰富。至于比较优劣长短，那就很难简单说清楚了。文化方面的情况，当然比数学物理的公式要模糊得多。

对于时代和社会的变迁，小说家们的记录，各有侧重不同。程乃珊与王小鹰均从所谓的大户人家走出来，但是，《金融家》与《丹青引》，是主旨、人物、艺术很大不同的作品；沈善增与阮海彪都在反映底层的生活，不过，其角度、思考的差距也是相当大；陈村和孙甘露，在先锋文学方面全有过引领风尚的美誉，但他们的创作特点，也真难归类。正是作家们散漫的观察与书写，把城市的画像丰富起来。作家的个性张扬与社会的前进脚步，在丛书里无意识地和谐起来。

在我的记忆中，有一张照片始终很新鲜，可能是某个西方商人或旅行者拍摄的，那是一百多年前，上海刚开埠的时刻。黄浦江畔，没有高楼大厦，没有马路栏杆，只见沿江排列的帆船和连接船与陆地的长长的木跳板，泛着暗光的江水奔流不息，苦力们扛着沉重的货物艰难地跋涉在那狭窄的木板上……

今天繁华的上海，源于黄浦江上的那些木跳板。我曾经为一百多年前的照片产生灵感，有过写一部小说的冲动。后来因为懒惰而没有动笔。因此我感激这套丛书的作者们记录下来的上海的昨天与前天，由此，我们还能联想到上海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