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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叶飞回忆录
分类 文学艺术-传记-传记
作者 叶飞
出版社 解放军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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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编辑推荐

本书向你展示了一个伟大的革命将领叶飞一生的足迹,从出生地菲律宾回国后,他就踏上了革命征途,在斗争里成长,坚持闽东三年游击战争,驰聘大江南北,转战华东战场,解放福建和福建前线的斗争,你可以清楚的看到他是如何一步步转变成为一个伟大的将领的过程。

内容推荐

  《叶飞回忆录》初版于1988年。此次再版,叶飞的亲属及当年帮助叶飞整理文稿的王昊同志审校了全书,并依据当年叶飞看后提出的意见作了少量的修改和调整。对书中尚存的个别记述有遗漏、细节有出入或与其他出版物有差异的地方,叶飞亲属表示,回忆录反映的是作者当时的认识和记忆,应本着尊重历史、尊重作者的唯物主义态度,保持原书的面貌,不必为作者做修改和完善。以此为共识,此次再版所作的修订主要是:

1.全面校阅了全书,纠正了上一版中明显的笔误和编校印制中的差错;

2.对书中的人名、地名、专有名词等进一步核查和规范; 3.重新绘制了作战示意图,使之更为清晰准确; 4.增加了若干重要的照片,重新撰写了照片说明; 5.在书末增加了叶飞生平大事年表,方便读者查阅。

目录

童年 少年 青年

 第一章 自菲律宾归来

 第二章 踏上革命征途

 第三章 斗争里成长

坚持闽东三年游击战争

 第四章 初到闽东

 第五章 创建闽东苏区

 第六章 艰苦的一九三五年

 第七章 闽浙边临时省委和“南阳事件”

 第八章 顾全大局 团结抗战

驰聘大江南北

 第九章 北上抗日 皖南练兵

 第十章 挺进苏南敌后

 第十一章 东进抗日

 第十二章 渡过长江 向北发展

 第十三章 驰援半塔集

 第十四章 郭村保卫战

 第十五章 战黄桥

 第十六章 反投降 反伪化

 第十七章 反“扫荡”

 第十八章 苏中三分区的抗日斗争

 第十九章 整风 生产 练兵

 第二十章 车桥痛歼日寇

 第二十一章 天目山反顽

 第二十二章 撤离江南前后

转战华东战场

 第二十三章 涟水整编 北上山东

 第二十四章 解放战争初期华东战场的战略转变问题

 第二十五章 苦战骆马湖——宿北战役

 第二十六章 新年的献礼——鲁南战役

 第二十七章 紧钳李仙洲——莱芜战役

 第二十八章 “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孟良崮战役

 第二十九章 战略的奥妙就在于集中兵力

 第三十章 雨季,特珠的进军——鲁南突围

 第三十一章 解放战争的第二个战略转变——外线出击

 第三十二章 濮阳整训

 第三十三章 中原钓“大鱼”——蜼杞战役

 第三十四章 淮海决战中的华野第一纵队

 第三十五章 飞越长江天堑

 第三十六章 解放上海之战

解放福建和福建前线的斗争

 第三十七章 提前入闽 解放福州

 第三十八章 渡海登陆的成功一战——厦门战役

 第三十九章 金门失利

 第四十章 东山奏捷

 第四十一章 厦门海堤和空军入闽

 第四十二章 炮击金门和绞索政策

附录 叶飞生平大事年表

试读章节

历史的转折关头

三年游击战争时期,整个南方地区都与中央隔断了联系,所以政策的转变及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谈判,在南方各个根据地是个大问题。闽东地区政策的转变是在一九三六年冬开始的,其经过如下:

闽东党长期脱离上级党的领导,只有千方百计搜集党的公开文件和报纸刊物,从中分析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每隔一两个月总要攻打敌占据点,固然也有补充枪支弹药,筹款、扩大政治影响等目的,更主要的是为了夺取报纸,了解国内外的政治形势。闽东地区毕竟靠近福州,搜集香港、上海出版的报章杂志比较方便。福州的地下党组织虽然遭受了破坏,但它还有一定数量的党员,还有党的外围组织,还有党的影响。当时我们在福州有一个交通,曾是地方军阀卢兴邦洪山桥兵工厂的工人,名字已记不起来,都叫他的外号“莫斯科”。这个人很灵活,经常给我们买一些书报、武器、弹药、西药,甚至连国民党军军械库里的迫击炮都买来了。一九三六年冬,我们看到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以后又得到《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和其他宣传品。这是从香港党的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传到福州,又从福州传给我们的。我们虽然和“南委”没有发生关系,但知道这是党中央的文件,是新的精神。从报刊上,我们又了解到全国各个城市里蓬勃的学生抗日运动,看到了新的革命高潮,所以我们政策的转变比较顺利。我们学习闽西,成立了闽东人民抗日军政委员会,代替闽东苏维埃政府,颁发了布告,大量翻印《八一宣方》,到处张贴,开始了开展抗日统一战线的活动。虽然没有宣布取消苏维埃政府,实际上不打苏维埃旗帜了。

那时提出的统一战线,还是反蒋抗日,号召同一切愿意抗日的友党、友军合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当然从土地革命到民族战争这是一大转变,但弯子转得还不那么大。“一·二八”上海抗战后,十九路军调到福建,我们在进步青年中进行团结救亡的工作,也做十九路军中的士兵工作。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时候,我们也感到光搞土地革命,不提抗日救国的口号是不行的。

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后,全国抗日战争爆发了。我们在政策上作了更大的改变,不提反蒋抗日的口号,只提抗日救国的口号,号召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团结起来抗日,只要愿意抗日,我们都可以团结。我们的政策进一步改变以后,开始收到效果,农村和城镇的一些商人、联保主任、乡绅、教师,都敢于和我们接触了,我们的团结面广泛了。这时,原国民党十九路军的一个排长带了一班人,投奔我军。他说,他觉悟到只有共产党人和红军是真正抗日的,所以他投奔来了。我们从这里看到,这是一个信号:抗日救亡是当时的历史潮流。我们政策的转变,由反蒋抗日变为联蒋抗日,主要是两件事震动了我们。一是七七事变,全国抗战爆发;二是国共合作,红军已改编成国民革命军。

当时我们对抗战一直是积极提倡的。但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是蒋介石来领导抗战,红军要改编为国军革命军。为了进一步弄清全国形势的变化,八月底,我们决定攻取宁德八都重镇。

八都是宁德县沿海市镇,靠近海口,是交通要冲,三都澳航船只能开到八都。八都只有民团百多人。我亲自带一个纵队去,很顺利地打了下来。这仗,完全是为了政治目的,是为了搜集报纸。我们搜集到不少上海、南京、福州的报纸,整版整版的刊登着抗战战况:上海打响了;南口在苦战;张家口告急……我们在《申报》发现两篇重要文件:《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和《第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就职通电》,赫然触目!我们才知道国共合作已经实现,中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准备开赴前线抗日。我们在八都住了三天,特委做出决定,改变策略,正式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向福建省政府、闽东各县政府发出了油印信。这已不是一般泛泛地进行宣传,而是采取行动了。

但是国民党顽固派仍坚持反共反人民的政策,说什么“北方合作,南方不合作”,继续进攻,企图把我们各个消灭。那时,我们已经听到闽南我军受骗缴械的消息(即何鸣事件),引起了我们的警惕。因此一面积极争取停战谈判,一面坚持进行自卫。在南阳附近消灭了进攻我们的浙江省保安团一个连,又在宁德的亲母岭打了一仗,消灭了敌人一个加强连。敌人进攻不成,又吃了苦头,这才老实一些,表示愿意与我们谈判。但国民党福建当局还摆着架子,省方不愿出面,要宁德地方当局出面谈判。上海战事紧张,国民党军事当局慌忙将七十八、八十七、八十等三个师从福建调赴上海,福建的国民党军事力量更小了。福州直接受到我军威胁,福建当局才不得不通过“福安抗日后援会”的郭文焕同志(系我党福安城区地下支部负责人)向我方表示,愿意以省政府作为一方与我谈判。

停战谈判

国民党当局提出要我亲自去谈判。对此,特委认真进行了研究。鉴于何鸣事件的教训.作出决定:不宜由我立即出面谈判,如果国民党当局把我扣留了,不好办。但也不能派一般人去,人家会以为我们没有诚意。因此决定派范式人同志作为全权代表去谈判。

第一次谈判地点在宁德县城,国民党方面由省保安处处长黄苏为代表。谈判时,我方提出五个条件:第一,闽东人民抗日红军愿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福建抗日游击队,干部由共产党委派,保持共产党的领导;第二,发表“国共合作宣言”,释放一切政治犯;第三,宁德、屏南、福安三县划为我们的驻区,如果日军进攻福建,我们主动配合;第四,根据地已分的土地维持现状,不能强迫农民退还已分得的土地;第五,国民革命军抗日游击支队应按国民党军队供给标准发给给养。但是国民党对于和平谈判并无诚意,妄图在谈判桌上获取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坚持要把红军收编为“保安师”。我们要改编,他们要收编,一字之差,相争不下。而这一字之差正是合作的原则问题。

那时,我们把部队集中在宁德的桃花溪地区。国民党代表黄苏提出,要派人见我,以便当面向我陈述意见。派来的人叫王调勋,是个叛徒,引起了我们警惕。我们研究后认为肯定有阴谋,但也不能不让他来,看看他来究竟有什么名堂。我们决定在离宁德县城只有一天路程的半山边上的一个村子同王调勋见面。因为这个地方位于边界,消息比较灵通。我只带一个排在村子里,把主力隐蔽在村子附近五六里路的地方,以防不测。果然,这个叛徒并不是真来谈判,而是来侦察。我们估计此人回去后敌人会来袭击,就做了战斗准备。第二天拂晓,省保安司令部的参谋长亲自带一个加强连来,那是很精干的部队,妄想袭击我们的首脑机关。敌人走出宁德城五六里,我们就知道了。部队就在敌人必经之路埋伏,等敌人走入我埋伏圈内,立即出击,截断了敌人后路。两边一夹,不到一小时,就把敌人全部消灭,带队的参谋被我们打死了,他骑的枣红色的川马,很善于爬山,也被我们俘获了。我们彻底消灭来犯之敌以后,第二天立即派范式人同志下山,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他们哑口无言,说是“误会”。

大概就在这时候,八路军南京办事处派张云逸同志到福州来找我们部队。但是国民党当局还没有放弃诱降、分化、瓦解我们的阴谋,不让他进来。他们推托说,游击队没有固定地点,一下子找不到。又说,已经跟我们谈判了,你不必去了。张云逸同志在福州通过和我们有关系的一些进步青年看到了我们的布告、传单等,知道我们不会上当。反正国民党当局“收编”不了时,总要找到八路军办事处的,就离开了福州。

第二轮谈判,还是范式人同志去。黄苏却又推托说我党提出的条件他们不能解决,要我们到福州同省主席陈仪面谈,又把谈判拖延下来。

 第三轮谈判也没有成功。 九月中旬,上海战场形势更趋紧张,国民党当局不得不重开谈判。由范式人同志去福州,经过种种努力,终于在以下几个条件上,与国民党福建当局达成协议:

一、闽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福建抗日第二游击支队;

二、国民革命军福建抗日游击支队由共产党领导;

三、划屏南县为闽东红军驻区,一百里内国民党不得驻兵;

四、以中共闽东特委的名义发表“国共合作共赴国难宣言”,并公诸报纸。  改编用的番号是我们提出的,当时我们还不知道国共两党已经达成协议成立新四军。听说闽西用了“抗日游击支队”名义,所以我们也用这个番号。当时我们有个想法:什么番号都是暂时的,中央会有统一部署。但是我们坚持组织上是独立的,国民党不能干涉我们内政和委派干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在当时的《福建民报》上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闽东特委共赴国难宣言》。闽东党和福建国民党当局的谈判经过了复杂的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

范式人同志带回了闽南、闽中部队在县城集中被国民党反动派缴械的消息,我们更加警惕。斗争转而集中在集结地点上:我们坚持“独立自主靠山驻扎”的方针,部队不开到县城集中,而集中在我宁德根据地中心的桃花溪地区。

有一个问题我们没有处理好,即无条件地采纳了停止打土豪的条款,发生了经济困难。我们向国民党当局提出给养费问题,他们以为有机可乘,要挟说:“改称保安师,就可负责发给给养。,’我们提出借,他们还是不肯。我们就说:“那好,我们自由行动,自己解决给养问题。”他们当然懂得这个话的含意:我们又要打土豪了。于是他们慌张起来,才借给我们七百套棉衣和五千块钱。也由于经费问题,我们没有能抓住抗日高潮的有利时机,扩大我们的武装力量,停战后就停止扩军,这是个失策。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新四军已在南昌设立办事处,南京八路军办事处派来的顾玉良参谋进根据地和我们取得联络。那时,项英、陈毅同志已到南昌筹建新四军军部,要我随同这位参谋前去领受任务。这样,我才下山经福州去南昌。

在福州,国民党福建省主席陈仪在办公室见了我,惊讶地问:“你就是叶飞?”我说:“是呀。”他情不自禁地说:“你是个书生嘛!”晚上,陈仪宴请我,保安司令等人作陪。

我在南昌接受了新四军军部命令,部队开到屏南集中,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任命我为团长,阮英平同志为副团长,全团约一千三百多人,开到屏南县城集中。一九三八年二月十四日,我们奉命离开了战斗多年的闽东,踏上抗日征途,留下范式人同志在闽东坚持斗争。

闽东苏区和闽东红军的特点

五十年过去了,现在回想在闽东五年的战斗历程,感到:  闽东苏区和闽东红军既有其他苏区和红军的共同点,也有它自身的特点。第一,它是全国最后建立的苏区,利用“闽变”的有利时机建立的工农革命政权。由于它是在第五次反“围剿”的严峻岁月里诞生的,失去中央的联系,所以中央只是从敌人报纸上知道这里有党的活动,有红军,有苏区。第二,它的创建不同于主力红军开辟的苏区,主要是依靠本地党组织和革命群众的英勇斗争,是土生土长的。第三,一九三四年春,福建党遭到大破坏,闽东党与上级党失去了联系,必须根据实际情况解决本地区的问题,独立自主的坚持斗争。第四,闽东地区的斗争过程是从农民运动的小型武装斗争到建立苏区,到大规模的游击战争,始终以游击战作为基本斗争形式。第五个特点是它有很长的海岸线,所以敌人难以封锁。

这些特点既是闽东苏区和红军的长处,也是它的短处。它有良好的群众基础,自始至终都是依靠群众的;受王明路线的影响比较少,受外来的错误做法的影响也比较少。但是,由于我们没有经验,又得不到上级的指导和兄弟苏区的经验交流,在斗争中当然要不断发生错误和遭受挫折,只能自己从错误和失败的实践中吸取教训,纠正错误,继续前进。p68--74

叶飞,福建南安人,1914年5月7日出生于菲律宾,1919年回国。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历任共青团福建省委宣传部长、代书记、福州中心市委书记,中共闽东特委书记,闽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独立师师长兼政治委员,新四军第六团团长,江南抗日义勇军副总指挥,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一旅旅长兼政治委员,第一师副师长、师长兼苏中军区司令员,苏中区党委书记,苏浙军区副司令员,华野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十兵团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省长,福州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国家交通部部长,海军第一政治委员、司令员,第六、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中共第八、第十一、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十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一至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1955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9年4月18日在北京病浙。享年85岁。

本书向你展示了一个伟大的革命将领叶飞一生的足迹,从出生地菲律宾回国后,他就踏上了革命征途,在斗争里成长,坚持闽东三年游击战争,驰聘大江南北,转战华东战场,解放福建和福建前线的斗争,你可以清楚的看到他是如何一步步转变成为一个伟大的将领的过程

历史的转折关头

三年游击战争时期,整个南方地区都与中央隔断了联系,所以政策的转变及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谈判,在南方各个根据地是个大问题。闽东地区政策的转变是在一九三六年冬开始的,其经过如下:

闽东党长期脱离上级党的领导,只有千方百计搜集党的公开文件和报纸刊物,从中分析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每隔一两个月总要攻打敌占据点,固然也有补充枪支弹药,筹款、扩大政治影响等目的,更主要的是为了夺取报纸,了解国内外的政治形势。闽东地区毕竟靠近福州,搜集香港、上海出版的报章杂志比较方便。福州的地下党组织虽然遭受了破坏,但它还有一定数量的党员,还有党的外围组织,还有党的影响。当时我们在福州有一个交通,曾是地方军阀卢兴邦洪山桥兵工厂的工人,名字已记不起来,都叫他的外号“莫斯科”。这个人很灵活,经常给我们买一些书报、武器、弹药、西药,甚至连国民党军军械库里的迫击炮都买来了。一九三六年冬,我们看到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以后又得到《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和其他宣传品。这是从香港党的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传到福州,又从福州传给我们的。我们虽然和“南委”没有发生关系,但知道这是党中央的文件,是新的精神。从报刊上,我们又了解到全国各个城市里蓬勃的学生抗日运动,看到了新的革命高潮,所以我们政策的转变比较顺利。我们学习闽西,成立了闽东人民抗日军政委员会,代替闽东苏维埃政府,颁发了布告,大量翻印《八一宣方》,到处张贴,开始了开展抗日统一战线的活动。虽然没有宣布取消苏维埃政府,实际上不打苏维埃旗帜了。  那时提出的统一战线,还是反蒋抗日,号召同一切愿意抗日的友党、友军合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当然从土地革命到民族战争这是一大转变,但弯子转得还不那么大。“一·二八”上海抗战后,十九路军调到福建,我们在进步青年中进行团结救亡的工作,也做十九路军中的士兵工作。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时候,我们也感到光搞土地革命,不提抗日救国的口号是不行的。

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后,全国抗日战争爆发了。我们在政策上作了更大的改变,不提反蒋抗日的口号,只提抗日救国的口号,号召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团结起来抗日,只要愿意抗日,我们都可以团结。我们的政策进一步改变以后,开始收到效果,农村和城镇的一些商人、联保主任、乡绅、教师,都敢于和我们接触了,我们的团结面广泛了。这时,原国民党十九路军的一个排长带了一班人,投奔我军。他说,他觉悟到只有共产党人和红军是真正抗日的,所以他投奔来了。我们从这里看到,这是一个信号:抗日救亡是当时的历史潮流。我们政策的转变,由反蒋抗日变为联蒋抗日,主要是两件事震动了我们。一是七七事变,全国抗战爆发;二是国共合作,红军已改编成国民革命军。

当时我们对抗战一直是积极提倡的。但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是蒋介石来领导抗战,红军要改编为国军革命军。为了进一步弄清全国形势的变化,八月底,我们决定攻取宁德八都重镇。

八都是宁德县沿海市镇,靠近海口,是交通要冲,三都澳航船只能开到八都。八都只有民团百多人。我亲自带一个纵队去,很顺利地打了下来。这仗,完全是为了政治目的,是为了搜集报纸。我们搜集到不少上海、南京、福州的报纸,整版整版的刊登着抗战战况:上海打响了;南口在苦战;张家口告急……我们在《申报》发现两篇重要文件:《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和《第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就职通电》,赫然触目!我们才知道国共合作已经实现,中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准备开赴前线抗日。我们在八都住了三天,特委做出决定,改变策略,正式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向福建省政府、闽东各县政府发出了油印信。这已不是一般泛泛地进行宣传,而是采取行动了。

但是国民党顽固派仍坚持反共反人民的政策,说什么“北方合作,南方不合作”,继续进攻,企图把我们各个消灭。那时,我们已经听到闽南我军受骗缴械的消息(即何鸣事件),引起了我们的警惕。因此一面积极争取停战谈判,一面坚持进行自卫。在南阳附近消灭了进攻我们的浙江省保安团一个连,又在宁德的亲母岭打了一仗,消灭了敌人一个加强连。敌人进攻不成,又吃了苦头,这才老实一些,表示愿意与我们谈判。但国民党福建当局还摆着架子,省方不愿出面,要宁德地方当局出面谈判。上海战事紧张,国民党军事当局慌忙将七十八、八十七、八十等三个师从福建调赴上海,福建的国民党军事力量更小了。福州直接受到我军威胁,福建当局才不得不通过“福安抗日后援会”的郭文焕同志(系我党福安城区地下支部负责人)向我方表示,愿意以省政府作为一方与我谈判。

停战谈判

国民党当局提出要我亲自去谈判。对此,特委认真进行了研究。鉴于何鸣事件的教训,作出决定:不宜由我立即出面谈判,如果国民党当局把我扣留了,不好办。但也不能派一般人去,人家会以为我们没有诚意。因此决定派范式人同志作为全权代表去谈判。

第一次谈判地点在宁德县城,国民党方面由省保安处处长黄苏为代表。谈判时,我方提出五个条件:第一,闽东人民抗日红军愿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福建抗日游击队,干部由共产党委派,保持共产党的领导;第二,发表“国共合作宣言”,释放一切政治犯;第三,宁德、屏南、福安三县划为我们的驻区,如果日军进攻福建,我们主动配合;第四,根据地已分的土地维持现状,不能强迫农民退还已分得的土地;第五,国民革命军抗日游击支队应按国民党军队供给标准发给给养。但是国民党对于和平谈判并无诚意,妄图在谈判桌上获取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坚持要把红军收编为“保安师”。我们要改编,他们要收编,一字之差,相争不下。而这一字之差正是合作的原则问题。

那时,我们把部队集中在宁德的桃花溪地区。国民党代表黄苏提出,要派人见我,以便当面向我陈述意见。派来的人叫王调勋,是个叛徒,引起了我们警惕。我们研究后认为肯定有阴谋,但也不能不让他来,看看他来究竟有什么名堂。我们决定在离宁德县城只有一天路程的半山边上的一个村子同王调勋见面。因为这个地方位于边界,消息比较灵通。我只带一个排在村子里,把主力隐蔽在村子附近五六里路的地方,以防不测。果然,这个叛徒并不是真来谈判,而是来侦察。我们估计此人回去后敌人会来袭击,就做了战斗准备。第二天拂晓,省保安司令部的参谋长亲自带一个加强连来,那是很精干的部队,妄想袭击我们的首脑机关。敌人走出宁德城五六里,我们就知道了。部队就在敌人必经之路埋伏,等敌人走入我埋伏圈内,立即出击,截断了敌人后路。两边一夹,不到一小时,就把敌人全部消灭,带队的参谋被我们打死了,他骑的枣红色的川马,很善于爬山,也被我们俘获了。我们彻底消灭来犯之敌以后,第二天立即派范式人同志下山,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他们哑口无言,说是“误会”。

大概就在这时候,八路军南京办事处派张云逸同志到福州来找我们部队。但是国民党当局还没有放弃诱降、分化、瓦解我们的阴谋,不让他进来。他们推托说,游击队没有固定地点,一下子找不到。又说,已经跟我们谈判了,你不必去了。张云逸同志在福州通过和我们有关系的一些进步青年看到了我们的布告、传单等,知道我们不会上当。反正国民党当局“收编”不了时,总要找到八路军办事处的,就离开了福州。

第二轮谈判,还是范式人同志去。黄苏却又推托说我党提出的条件他们不能解决,要我们到福州同省主席陈仪面谈,又把谈判拖延下来。 第三轮谈判也没有成功。 九月中旬,上海战场形势更趋紧张,国民党当局不得不重开谈判。由范式人同志去福州,经过种种努力,终于在以下几个条件上,与国民党福建当局达成协议:

一、闽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福建抗日第二游击支队;

二、国民革命军福建抗日游击支队由共产党领导;

三、划屏南县为闽东红军驻区,一百里内国民党不得驻兵;

四、以中共闽东特委的名义发表“国共合作共赴国难宣言”,并公诸报纸。  改编用的番号是我们提出的,当时我们还不知道国共两党已经达成协议成立新四军。听说闽西用了“抗日游击支队”名义,所以我们也用这个番号。当时我们有个想法:什么番号都是暂时的,中央会有统一部署。但是我们坚持组织上是独立的,国民党不能干涉我们内政和委派干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在当时的《福建民报》上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闽东特委共赴国难宣言》。闽东党和福建国民党当局的谈判经过了复杂的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

范式人同志带回了闽南、闽中部队在县城集中被国民党反动派缴械的消息,我们更加警惕。斗争转而集中在集结地点上:我们坚持“独立自主靠山驻扎”的方针,部队不开到县城集中,而集中在我宁德根据地中心的桃花溪地区。

有一个问题我们没有处理好,即无条件地采纳了停止打土豪的条款,发生了经济困难。我们向国民党当局提出给养费问题,他们以为有机可乘,要挟说:“改称保安师,就可负责发给给养。,’我们提出借,他们还是不肯。我们就说:“那好,我们自由行动,自己解决给养问题。”他们当然懂得这个话的含意:我们又要打土豪了。于是他们慌张起来,才借给我们七百套棉衣和五千块钱。也由于经费问题,我们没有能抓住抗日高潮的有利时机,扩大我们的武装力量,停战后就停止扩军,这是个失策。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新四军已在南昌设立办事处,南京八路军办事处派来的顾玉良参谋进根据地和我们取得联络。那时,项英、陈毅同志已到南昌筹建新四军军部,要我随同这位参谋前去领受任务。这样,我才下山经福州去南昌。

在福州,国民党福建省主席陈仪在办公室见了我,惊讶地问:“你就是叶飞?”我说:“是呀。”他情不自禁地说:“你是个书生嘛!”晚上,陈仪宴请我,保安司令等人作陪。

我在南昌接受了新四军军部命令,部队开到屏南集中,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任命我为团长,阮英平同志为副团长,全团约一千三百多人,开到屏南县城集中。一九三八年二月十四日,我们奉命离开了战斗多年的闽东,踏上抗日征途,留下范式人同志在闽东坚持斗争。

闽东苏区和闽东红军的特点

五十年过去了,现在回想在闽东五年的战斗历程,感到:  闽东苏区和闽东红军既有其他苏区和红军的共同点,也有它自身的特点。第一,它是全国最后建立的苏区,利用“闽变”的有利时机建立的工农革命政权。由于它是在第五次反“围剿”的严峻岁月里诞生的,失去中央的联系,所以中央只是从敌人报纸上知道这里有党的活动,有红军,有苏区。第二,它的创建不同于主力红军开辟的苏区,主要是依靠本地党组织和革命群众的英勇斗争,是土生土长的。第三,一九三四年春,福建党遭到大破坏,闽东党与上级党失去了联系,必须根据实际情况解决本地区的问题,独立自主的坚持斗争。第四,闽东地区的斗争过程是从农民运动的小型武装斗争到建立苏区,到大规模的游击战争,始终以游击战作为基本斗争形式。第五个特点是它有很长的海岸线,所以敌人难以封锁。

这些特点既是闽东苏区和红军的长处,也是它的短处。它有良好的群众基础,自始至终都是依靠群众的;受王明路线的影响比较少,受外来的错误做法的影响也比较少。但是,由于我们没有经验,又得不到上级的指导和兄弟苏区的经验交流,在斗争中当然要不断发生错误和遭受挫折,只能自己从错误和失败的实践中吸取教训,纠正错误,继续前进。P6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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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5/1/31 17:3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