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症的过程是人类发展的一种特殊的形式，这种病态的过程不仅本质上不同于健康人的成长，而且在很多方面与正常人的成长完全相反，其强度超乎我们的认识。本书中详细描述的神经症发展的倾向，它涉及了一些基本的道德问题，包括人的欲望、驱力，或臻于至善的宗教义务等。

在精神分析运动中，尽管出现了不同的思想，形成了不同的流派，但是精神分析学派总的还是有一些共同的东西，即强调儿童期的影响，强调压抑的作用，用病态的观点来看待现代的人性等。精神分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蓬勃发展，深入到西方社会、生活、思想、文化各个领域，融合到了整个西方社会之中，成了西方社会不可分离的一部分。究其原因，乃是因为两次世界大战对西方人性造成的戕害，以及后工业社会给人的精神造成的强大压力之故。

导论 进化的道德

第一章 探究荣誉

第二章 病态要求

第三章 应该之暴行

第四章 病态自负

第五章 自恨与自卑

第六章 脱离自我

第七章 解除紧张之法

第八章 夸张型解决法——主宰一切

第九章 自谦型解决法——爱的吸引力

第十章 病态依赖

第十一章 放弃：自由的吸引力

第十二章 人际关系中的神经症不安

第十三章 工作中的神经症障碍

第十四章 精神分析治疗之路

第十五章 理论上的思考

这种求例外的要求，也包括心理或身体方面的自然法则。令人惊异的是，当一个聪明的病人看到心理方面不可避免的原因和结果时，他可能变得相当的迟钝。我想到下面这样一些不证自明的联系：如果我们要想获得某些事情，就必须付诸努力；如果我们要想独立自主，则应朝自我负责而奋斗。或者，只要我们自大，我们就会受到攻击。或者：只要我们不自爱，我们就无法相信他人也会爱我们，也必然会怀疑任何爱的确证。将这些因果关系告诉病人后，他们可能会开始争论，弄得一头雾水或不可捉摸。

产生这种特殊的愚钝的因素有很多。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要抓住这种因果关系就意味着使病人面临内在变化的必要性。当然，要改变任何病态的因素总是非常困难的。此外，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很多病人在潜意识中强烈地厌恶去认识他们应该屈从的任何必然性。甚至于“规则”、“必要性”或“限制”这些片面的字眼就会使他们颤抖不已——如果让他们完全了解这些字的意义。在他们的私人世界里，每一种事情对于他们来说都是可能的。因此，对任何应用在他身上的必然性的认识事实上会使他们从漂浮的世界里跌落到现实性中，在现实的世界中，他们都得像其他任何人一样屈从于自然规律。他们将这种要以生活中除去必然性的需求转变成了要求。在心理分析中，它表明，病人感到有权超越改变的必要性。因此，在潜意识中，他们拒绝去认识这样的事实：如果他们想要独立自主、较少伤害，或者想要能够相信被人所爱，他必须改变他自己的态度。

一般说来，大部分的犹豫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对生活的秘密要求。任何对这些要求的非理性特征的怀疑都必然会消失在这个领域中。自然，它可能会打碎病人的神圣感，而面对这样的事实：对于他来说，生活也是有限的，且充满了危险；任何偶然的事故、坏运气、疾病或死亡都会提醒他面对生活的这种命运——而且会抽出他那全能的情感。因为(引用一句古老的话)我们对此无能为力，我们难以避免某些死亡的危险；今天，我们也能够防御与死亡相关的经济上的损失；但是我们难以逃避死亡。像人类不能面对生活的风险一样，神经症患者发展出不可侵犯的要求，发展出一种救世主的要求，发展出生活总是轻松而无痛苦的幸运要求。

与在人际关系中起作用的那些要求相反，一般说来，对生活的这种要求难以有效地断定。具有这些要求的神经症患者能做的只有两件事：在他的内心里，他能够否定发生在他身上的任何事情。在这种情况下，他会有不顾一切的倾向——感冒后仍在寒冷的天气中外出，不顾及可能发生的传染，或者无预防地进行性交。他活着就像他不会变老，不会死亡一样。因此，如果他碰上了某种不利的情况，那么这是一种压倒性的经验，并且使他惊慌失措。尽管这种经验可能是无足轻重的，但是它粉碎了他那凛然不可侵犯的漂浮的信念。他可能会转向另一个极端，并且对生活过分戒备。如果他不能依赖他那受到尊重的凛然不可侵犯的要求，那么，事情都有可能会发生，他也就无所依赖了。这并非意味着他已经放弃了他的要求。毋宁说，它意味着，他不想让他人认识到他的无用。

另外的一些对生活和命运的态度可能会更为敏感，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认识到这些态度背后的要求。很多病人直接或间接地表达出这种不公平的情感：他们受到了他们的一些特殊的困难的缠绕。在说到他们的朋友时，他们指出，尽管这些人也是病态的，但是这个人在社会中过得更轻松自如，那个人在女人方面频频得手，另一个人富有进取精神，或者更能充分地享受生活。这些闲谈，尽管没有什么用，看起来仍然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困难，因而想到不希望再有一些特殊的困难来烦恼他。但是，这种病人对与他在一起的那些“值得羡慕”的人的反应表现出一种更为严重的过程。他可能突然变得冷漠或沮丧。跟随这些反应，我们就会发现困扰的来源是一种固执的要求，即，他根本不应该有任何的困难。他应该有权获得比别人更多的天赋。此外，他不仅有权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而且具有他所知道的银幕人物的那些优点：像卓别林那样又谦卑又聪明；像斯宾塞。屈赛那样又有人性又勇敢；像克拉克·盖博那样矫健取胜。这种我不应该是我的要求显然是非理性的，因此其本身难以表现出来。它只能在其人格发展过程中以怨恨妒忌任何比他更具天赋、更幸运的人的形式表现出来，模仿他或赞赏他；他要求精神分析医生向他们提供所有这些称心如意的而且常常是矛盾的赞美。

这种禀赋最高品性的要求在其内涵上是相当不明确的。它不仅导致长期的妒忌与不满，而且为分析工作造成了真正的障碍。首先，如果病人具有任何病态的困扰是不公平的话，那么希望他处理其困扰则是加倍的不公平。相反，他感到有权减轻他的困扰而不用经过艰苦的改变过程。

对病态要求种类的这种研究并不全面。由于每种病态的需求都能转化为要求，所以，我们就得讨论每一种单个的需求，以便对需求给出全面的认识。但是这一简短的研究使我们感到了这些要求的一个特性。现在我们试图来将其共性给出一清楚的解释。(P38-41)

神经症的过程是人类发展的一种特殊的形式，并且——由于浪费了人类发展所包括的建设性的能量——是一种特别不幸的形式。这种病态的过程不仅本质上不同于健康人的成长，而且在很多方面与正常人的成长完全相反，其强度超乎我们的认识。在有利的条件下，人的能量被用来实现自己的潜能，其发展形式多种多样。因其特殊脾性、能力、嗜好以及早期和后期生活的环境，他可能会变得柔肠百结，也可能变得铁石心肠；可能会变得极为谨慎，也可能会变得极为轻信；可能会变得极为自信，也可能会变得不那么自信；可能会变得好沉思默想，也可能会变得更为外向。他可以发展他的特殊的天赋。但是，无论其发展道路通向何方，都是他的既定的潜能的发展。

然而，在内心的压力下，一个人可能会脱离真实的自我。然后，他可能会将其大部分的精力转向塑造自我这样一种任务，通过内心的严格指令系统，成为一个绝对完美的人。因为，除了像上帝一样完美之外，再无任何东西能够实现他自己的理想的形象，能够满足他对(像他所感到的那样)他所具有的，所能有的，或者他应该有的那些高尚的品质的自豪。

本书中详细描述的神经症发展的倾向，使我们的注意力远远超出了对病理学现象的临床上的或理论上的兴趣。因为它涉及一些基本的道德问题——它包括人的欲望、驱力，或臻于至善的宗教义务。如果自豪成了达到目的的动力的话，任何一位认真研究人的发展的学者，都不会怀疑自豪或自吹的讨厌和追求完美的可恶。但是，为了确保道德行为而在内心确立严格的控制体系，对它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一直存在着广泛的争论。假使这种内心的指令对人的自发行为具有限制的效用，难道我们就不能够——按照基督教的禁令(“汝必完美……”)，为完美而奋斗吗？要是摆脱这些指令，难道人类的道德和社会生活就会面临危险甚至是面临毁灭吗？

本书不讨论提出和回答人类历史中这一问题的各种方式，我也不打算这么做。我只是想指出，答案取决于这样的一个基本因素：我们对人性的信念的本质有何不同。

广而言之，根据对基本人性的各种不同的解释，道德的目标具有三种主要的概念。对于那些相信人天生就是有罪的，或者是受原始本能控制的(如弗洛伊德)人来说，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讲，附加(在内心的)检查和控制都是无法放弃的。因而道德的目标必然是驯化和克服自然状态，而不是发展自然状态。

对于那些相信人生而固有某些本质上是“善”的东西，又具有某些“恶”的、有罪的、破坏性的东西的人而言，道德的目的必定与上述目的完全不同。其中心思想在于通过信仰、理性、意志或慈悲等各种因素来加工、指导或加强，确信天生的美德获得最后的胜利——这一点与特殊的占主导作用的宗教或伦理观念相一致。在这里，所要强调的不是专门打击和压制邪恶，因为还有更积极的一些程序。然而这种积极的程序既依赖于某些超自然的帮助，又依赖于严格的理性或意志的理想，其本身就意味着在使用禁止和检查内心的指令。

最后，如果我们相信进化着的建设性的力量是人所固有的，正是这种力量促使人们实现其固有的潜力，那么道德问题又与前面二者迥然有别，这种信念并不意味着人之初性本善——这样这种信念就可能会事先设置了一个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这样的一种固定的知识，而是意味着，人生来并自愿地为实现自我而奋斗，并从这种奋斗中发展出一系列的价值。举例言之，很明显，除非他充满自信，除非他积极进取，富有创造精神，除非他团结协作地与他人相处，否则他不能充分发挥他的潜能，如果他只是沉溺于“无知的自我崇拜”(雪莱语)，并不断地将自己的过错归咎于他人的缺点，那么，很明显，他就难以成长。真正说来，只有他替自己负责，他才能够成长。  因此，我们达到了进化的道德，其中，我们进行自我教化和弃绝的标准在于这样的一个问题：一种特殊的态度或驱动力对我们人类的成长是具有促进作用还是具有阻碍作用？正如神经症通常所表明的那样，各种压力都易于将我们的创造力转向非创造的或者说破坏的渠道。但是，只要我们具有自发地为实现自我而奋斗的信念，那么，我们就既不需要用“内心的紧身衣”来束缚我们的自发性，也不用鞭打我们内心的指令，让它驱使我们实现完美。毫无疑问，这种严格的方法能够成功地压抑不良的因素，但是，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它们会伤害我们的成长。我们不需要这些方法，因为，在处理我们自身的破坏力量时，我们看到了更好的可能性：那就是实实在在地革除它们。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就是不断地增强自我意识，加强对自我的理解。然而，自我认识并不是目的本身，而是解放自发成长力量的工具。

在这种意义上来讲，研究自我不仅是首要的道德义务，与此同时，就其真正的意义来讲，也是首要的道德权利。我们应该认真地对待我们的成长，就这个历程上来讲，我也会认真地对待我们的成长，因为我们自己就愿意这么做。当我们不去病态地纠缠自我时，当我们自由地成长时，我们也会自由地去爱，自由地去关心他人。对于那些年轻人，我们就会给予他们无忧无虑的成长的机会，当他们在前进的道路上遇到障碍时，我们就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帮助他们尽可能地找到自我，实现自我。无论如何，不论是对我们还是对他人，其理想在于解放和培养那些实现自我的力量。

我希望我的这本书，借以清楚地阐释那些障碍因素，以其自己的方式，帮助读者实现这一解放。

卡伦·荷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