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新诗学会理事，北京大学新诗研究所研究员，海南大学兼职教授——唐晓渡先生的个人作品集，内中具体收录了：《多多：是诗行，就得再次炸开水坝》、《江河、顾城：花朵和野兽都已沉睡》、《为什么读，怎样读》、《诗坛“后厚黑学”，或开塞露主义》等作品，反映了作者对人生以及社会生活的一些感悟和体会。

本书是作者的个人随笔集，书中具体收录了：《多多：是诗行，就得再次炸开水坝》、《江河、顾城：花朵和野兽都已沉睡》、《为什么读，怎样读》、《诗坛“后厚黑学”，或开塞露主义》、《向下盘虚浮的“打假者”鸣谢》、《诗·精神自治·公共性——与金泰昌对话》等作品。

人与事

 人与事：我所亲历的80年代《诗刊》

 北岛：没有幸福，只有自由和平静

 多多：是诗行，就得再次炸开水坝

 杨炼：回不去时回到故乡

 芒克：今天是每一天

 江河、顾城：花朵和野兽都已沉睡

 流浪汉戴迈河

 开心老芒克

 臧棣：另一种印象

 闪回80年代诗歌——与《新京报》记者一席谈

 行者昌耀

 世纪行过，卞先生走好

 九牛一毛话盛成

 福生

 父亲·小板凳

重新做一个读者

 重新做一个读者

 为什么读，怎样读

 断想断记

 像了却了一桩夙愿

 另一个世界的秘密飞行——牛汉和他的《梦游》

 一次不确定的语言历险——麦城的《形而上学的上游》

 一个故事，几点看法

 鼻烟壶和女性文学

 诗坛“后厚黑学”，或开塞露主义

 底线之下，下而又下——致XX

 向下盘虚浮的“打假者”鸣谢

沉思的旋转门

 生命和语言的庆典——懿翎的《把绵羊和山羊分开》

 沉思的旋转门：我读《抒情年代》

 替身和替声——友友的《替身蓝调》

 命定的痛——虹影的《孔雀的叫喊》

 当代“生存地图”的新勘探——周瑟瑟的《暧昧大街》

 咫尺天涯：复乐园或乌托邦——黄宝莲的《暴庆的夏天》

 幽灵，或冲天大火——姝娟的《红尘芬芳》

 另一种征服，或人性的史诗——考琳·麦卡洛的《呼唤》

对话和潜对话

 “我一直在写作中寻找方向”——北岛访谈录

 诗·精神自治·公共性——与金泰昌对话

 “和沉默一起对刺”——谷川俊太郎访谈录

 答《南方日报》记者问

1982年2月22日，我携着一堆行李到诗刊社报到。和那个年代所有怀有文学梦的青年一样，对那时的我来说，《诗刊》不仅是一个最具权威性的诗歌刊物，而且意味着一块灵魂的净土。正因为如此，当接我的面包车穿过灰蒙蒙的北京城，猛地拐进北郊小关一个比肩挂着“诗刊社／北京市朝阳区绿化大队”牌子的素朴庭院时，我基于虚荣心的些微失望(相对于期待中的“诗歌殿堂”)只稍稍露了露头，就被一阵由衷的欣喜所砍伐：绿化一诗歌，诗歌一绿化，多么富于象征意味的契合！我将要投身其间的，不正是一项绿化人们灵魂的事业吗？

时至今日我也不打算嘲笑当初的浪漫，相反却时常惊悚于这种绿色情怀在岁月风尘中点点滴滴的流失，或被蒸发。当然，即便在当初，绿色也不是我心境的全部。毕竟此前我已在社会上摔打多年，毕竟我有限的文学经验已经历过tt思想解放运动”的初步锻炼。我知道((诗刊》在许多人心目中是所谓“皇家刊物”，近乎诗歌艺术的最高裁判所，但我决不会这么看；我还知道，大凡这样的机关刊物，都会是观念冲突的“风口浪尖”，而观念冲突不可避免地涉及权力斗争。那么我将扮演一个什么角色？我能否扮演好我的角色？在下班后空空荡荡的庭院里我转着圈一遍遍问自己，不由得心中疑虑重重，忐忑不安。

编辑部主任吴家瑾给我送来一封折成燕形的便函，是副主编邵燕祥先生留请她转交的。这封便函此后许多年一直夹在我的《英汉词典》里，有意无意地也不知看过多少遍，可惜前年搬家后不知怎么找不着了，为此着实懊丧了好几天。说来也就寥寥数语，大意是说当日要去作协开会，不能在社里面谈，但已请吴家瑾同志调阅过档案，又看了我的毕业论文，觉得我是具备当一个好编辑、好评论工作者的资质的。现在诗歌评论很薄弱，希望我认真学习，尽快熟悉情况，以速速担负起工作云云。

一个初来乍到者，一个游子，懵头懵脑之下，突然读到来自一位景慕已久的前辈和领导的如此亲切的文字，其心情可想而知。刹那问我甚至想到古来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当然我不敢谬托知己，事实上在其后共事的数年内，我们的个人关系一直止于“君子之交”，但在私心里，我是颇以能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工作为幸事的。他工作作风的严谨缜密，为我近二十年的编辑生涯中所仅见。他批阅稿件的细致程度常常令人汗颜：每个值得推敲的句子，每个错别字，以至每个标点符号。他在稿笺上很少只署诸如“同意”、“不用”这样更多示其权能的批语，而总是尽可能详细地说明用或不用的理由，包括必要的提醒以至警告。有一次我的审稿意见写得过于龙飞凤舞，结果招来了他的辛辣讽刺：“送审报告不是书法比赛，以后请写得工整些。”让我一见之下，脸红至腰。

他的儒雅谦逊同样令我心折。记忆中但凡去他的办公室，他很少不是迅即起身离座，一起站着说话的；当然，将其理解成一种为了使谈话尽可能简短的策略也未尝不可。有一件他或许早已忘却的小事，最能说明他作为领导的胸襟和风格。那是1983年初春，在当天的评刊会上，他着重谈了部分青年作者中存在的“学生腔”问题，并以我送审的一首诗为例。会议结束时他建议评论组就此写一篇文章，尽速编发。回到兼作卧室和办公室的房间里我左思右量，心里总也不太平服：倒不是因为受了批评，而是因为我对这首诗有甚不相同的看法。下班前我终于鼓足了勇气去找燕祥先生，我想那也是我第一次当面向上司直陈自己的艺术见解。我一面为满头汗气蒸腾而大感狼狈，一面紧张地斟酌词句。我说那首诗或许有一点“学生腔”，但更突出的却是其饱满的现代感性，而这正是当前许多作品所缺少的。他隔着办公桌安详地听着，始终不置一词，但目光中充满了鼓励，最后他说：“很好。让我考虑一下。”

第二天上午我刚在办公桌前坐定不久，他便敲门而入。时至今日他的语调仍能从遥远的岁月深处漾过来一阵和风。他说我仔细想过了，以为你昨天的分析很有道理。刚才已去找过××同志，这篇文章仍然要写，但不会再用那首诗做例子，给你打个招呼。

他完全没有必要以如此郑重的方式给我打这样的“招呼”。他可以坐在办公室里等我再去找他，也可以在一个顺便的场合带一句；假如是那样，我当时也会心怀感动，但决不会在记忆中珍藏至今。我不认为这仅仅是在表达个人的某种心情。回头看去，那一时期的《诗刊》之所以能在诗坛葆有巨大的声望和感召力，之所以能在复杂的矛盾冲突中做到不乱方寸，除了其特殊的地位及可归之于“大气候”的种种因素外，与领导者的工作作风、襟怀气度和人格魅力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既严格又谦和；既精警又诚恳；既有一定之规，又决不保守僵硬，如此等等。这么说时我心中想着的不仅是邵燕祥先生，也包括严辰先生和邹荻帆先生，尽管对我来说，严先生更多是一个慈祥的长者，而邹先生更多是一个善于审时度势、有效地协调各种关系的大师。我唯一不敢妄加评说的是柯岩女士。在我心目中，她与其说是一位难得一见的副主编，不如说是一位真理在握的诗歌监护人，一位高不可问、神秘莫测的“大人物”。面对这样的“大人物”，我从不缺少自知之明。

80年代之于诗即便不是一个黄金时代，也是一个风云际会的复兴时代。这种复兴始于70年代末，在最初的两三年内即已迅速呈现为一种新的格局。以下是一些当时形成了重大影响、具有标志性的诗歌事件：

1978年12月，由北岛、芒克主持的民间文学刊物《今天》在北京创刊，所谓“新诗潮”开始崭露头角。

1979年1月号《人民文学》刊出艾青的长诗《光的赞歌》，此后一批复出的老诗人纷纷发表作品，形成所谓“归来者诗歌”现象；4月初，由《今天》编辑部组织的第一次民间诗歌朗诵会在北京玉渊潭公园举行；5月号《诗刊》转载了《今天》上北岛的诗《回答》等，4月号转载了舒婷的《致橡树》，8月号发表了叶文福的《将军，你不能这样做》，引起争议；第9期《文艺报》发表公刘《诗与诚实》一文，提出“诗人和作家首先要忠实于人民，忠实于事实”；10月号《安徽文学》最早以专辑的方式发表50位青年诗人的作品。

1980年 《福建文学》自第2期起，开辟“新诗创作问题讨论”专栏，讨论主要围绕舒婷的创作展开；4月，在南宁召开了以“诗歌的现状和展望”为主题的“全国诗歌座谈会”，如何评价青年诗人的创作成为争论焦点之一；5月7日《光明日报》发表谢冕文章《在新的崛起面前》，率先探讨了“新诗潮”的意义；7月，《诗刊》举办第一届“青春诗会”，随后，10月号推出特辑；8月号《诗刊》发表章明《令人气闷的朦胧》一文，由此展开了所谓“朦胧诗”的大讨论；9月，诗刊社在北京召开诗歌理论座谈会，会上围绕对“朦胧诗”的评价形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意见；《诗探索》创刊号推出“请听听我们的声音——青年诗人笔谈”专辑；《上海文学》自1月号起开辟“百家诗会”专栏。

1981年5月号《诗刊》发表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一文，从思想解放运动和艺术革新潮流必然对“权威和传统的神圣性”构成挑战的前提出发，论述了“新诗潮”的哲学基础和美学特征；4月号《诗刊》发表程代熙《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一文，对孙文进行批驳；5月，诗刊社受中国作家协会委托主办的“全国中青年新诗评奖”结果揭晓；7月，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40年代曾在《诗创造》、《中国新诗》等刊物上集中发表作品的9位诗人的合集《九叶集》；8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40年代曾在胡风主编的《七月》上集中发表作品的20位诗人的合集《白色花》；孙静轩发表《幽灵》一诗引起争议，并遭公开批判。P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