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丰富翔实的史料，全面系统地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论述太平军在浙江的活动和设施。对太平天国前的浙江政治、经济和太平天国对浙江的影响也进行了论述，是迄今为止第一本篇幅最大、论述最全面的太平天国区域史专著；同时，本书对整个太平天国史来说有一斑窥见全豹的作用。书中运用大量的太平天国文物资料和罕见的地方文献资料，考订精审，立论公允，见解独到。

作者从事太平天国史研究半个世纪，有多部太平天国史著作获浙江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本书是其撰写的又一部太平天国史专著。太平天国是近代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运动。浙江是它后期的重要根据地，在太平天国史中具有重要地位。本书以翔实的史料，全面系统地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论述太平军在浙江的革命活动和业绩，对太平天国前浙江的政治、经济和太平天国对浙江的影响也进行了论述，是迄今第一本篇幅最大、论述最全面的太平天国区域史专著。同时，本书对整个太平天国史来说，具有窥一斑见全豹的作用。本书运用大量的太平天国文物资料和罕见的地方文献资料，考订精审，立论公允，见解独到。

序言

前言

第一章　太平军到来前浙江的政治和经济

　第一节　黑暗的政治统治

　第二节　残酷的封建剥削

第二章　太平军到来前浙江人民的反清斗争

　第一节　奉化张名渊抗粮斗争

　第二节　鄞县张潮清、周祥千起义

　第三节　宁波双刀会起义

　第四节　乐清瞿振汉领导的红巾军起义

第三章　太平军第一次入浙和石达开在浙江的军事活动

　第一节　清方在浙江的布防

　第二节　太平军第一次进入浙江

　第三节　石达开在浙江的军事活动

第四章　太平军奇袭杭州和攻克嘉兴

　第一节　李秀成“围魏救赵”奇袭杭州

　第二节　太平军东征和攻克嘉兴

第五章　太平军全面开辟浙江根据地

　第一节　占领金华

　第二节　进军温、处、台

　第三节　攻克通商口岸宁波

　第四节　进据绍兴

　第五节　再克杭州

　第六节　攻取湖州

第六章　在浙江迅速胜利的原因和军纪问题及开辟浙江根据地的意义

　第一节　在浙江军事上迅速取得胜利的原因

　第二节　太平军在浙江的军纪问题

　第三节　开辟浙江根据地的意义

第七章　浙江人民纷纷响应太平军

　第一节　浙南金钱会

　第二节　诸暨莲蓬党

　第三节　余姚十八局

　第四节　台州十八党

第八章　太平军在浙江的政治

　第一节　建立政权和推行乡官制度

　第二节　根据地内镇压地主武装和包村之战

　第三节　治安和司法

第九章　太平军在浙江的经济

　第一节　土地关系

　第二节　田赋问题

　第三节　重视农业和水利

　第四节　扶植工商业

　第五节　商业税和杂捐

第十章　太平军在浙江的文化和社会风情

　第一节　反孔和排斥佛、道教

　第二节　重视知识分子和开科取士

　第三节　“讲道理”的宣传教育

　第四节　建筑和壁画艺术

　第五节　演戏和歌谣

　第六节　禁烟和禁赌

　第七节　关于妇女、婚姻问题

第十一章　太平军保卫浙江的斗争

　第一节　清军部署反扑

　第二节　衢州地区的战斗

　第三节　金华地区大搏斗

　第四节　战斗在温、处、台

　第五节　宁波地区的反侵略斗争

　第六节　保卫绍兴的斗争

　第七节　嘉兴保卫战

　第八节　保卫杭州的战斗

　第九节　最后据点——湖州城的激战

第十二章　战后清军的杀掠和浙江人民继续反清斗争

　第一节　战后清军的屠杀和劫掠

　第二节　浙江人民继续反清斗争

结束语　太平天国在浙江失败的原因和对浙江的影响

附录　大事记

后记

第一章 太平军到来前浙江的

政治和经济

第一节 黑暗的政治统治

太平天国运动前，浙江人民如同全国各族人民一样，在清王朝统治下过着黑暗的痛苦生活。

满洲贵族自1644年入关，联合汉族地主阶级，建立清王朝，统治全中国。1645年清兵进入杭州。当时，清政权尚未巩固，抗清斗争不断，在浙江就有著名的王翊领导的四明山抗清斗争，张煌言领导的以舟山群岛为根据地的抗清斗争。这些抗清斗争，给杭州清统治者以很大威胁，清政府感到“江海重地，不可无重兵驻防，以资弹压”①。因此，当1645年清军攻入杭州，就有4000多八旗兵驻守在杭州。从1648年起，在杭州城西隅(今湖滨一带)建立起旗营，作为驻守杭州的八旗兵及其眷属居住的地方。海盐乍浦是海疆要地，也派驻八旗水师1600名。浙江其他各地驻有绿营兵，八旗兵由旗人充任，绿营兵为自由应募。驻守各地的绿营兵配合八旗兵镇压浙江各族人民。浙江的抗清斗争先后被清方镇压，进而清统治阶级在浙江采取种种措施来加强控制。清王朝虽然笼络了一部分汉族地主官僚为其办事，但政权主要掌握在满洲贵族手里。如杭州旗营设有将军，权力很大，省文武官员每月要定期到设在旗营内的会议府会同将军议事，将军成为浙江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杭州各城门锁匙全由八旗官员掌管，连省行政长官巡抚大员也没有启闭城门之权，对各族人民防范十分严厉。

杭州旗营的建筑给居民带来深重灾难。旗营筑有城墙，周围约9里，穿径3里，占地1400余亩，与城墙外居民隔开。建筑旗营时，所圈之地的范围内，强迫居民迁徙，弄得这些居民流离失所，纷纷“扶老携幼，担囊负簦，或播迁郭外，或转徙他乡”，且“所圈之屋，垂二十年输粮纳税如故”①，到康熙中才获免除。旗营里的旗兵和旗人，经常欺压汉族居民。如妇女有事乘轿经过满城(旗营也称满城或内城)，八旗老爷“每迫令停轿掀帘，捏手抚足，无所不至”②，竞在光天化日之下侮辱汉族妇女。由于八旗老爷常常仗势欺人，以致人民畏旗营如虎，居民“经过旗营者，俯首疾趋”③，生怕招来横祸。在康熙时，就有人揭露杭州旗营“驻防将领，恃威放肆，或占夺民业，或重息放债，或强娶民妇，或欺诈逃人，株连良善，或收罗奸棍，巧生扎诈，种种为害，所在时有”④，干尽坏事。八旗老爷的害人作为，连清廷也不得不承认：“其为民累，更有不可胜言者。”⑤绿营兵的将领也常纵兵害民，侵扰人民。

18世纪下半叶开始，清王朝趋于衰败，到太平天国运动前夕更加腐朽。浙江地方政府吏治的腐败，连清廷也承认：“浙省吏治废弛，库吏专恣，差役暴横。”①吏治腐败，官吏草菅人命，人民饱受灾难。仅仁和、钱塘两县(今杭州市)，无辜人民因讼事而被拖累致死的每年就不下四五百人。②曾任浙江按察使的段光清在《镜湖自撰年谱》中也谈到当时杭州在讼事上的弊端，他说：“杭州弊俗，乡宦之于平民，毫无乡谊。乡宦之显贵者，尤视地方官如弁髦，凡与人争讼，呈内必附一显贵名片，甚至本族以及亲友多借其名片夹附呈内。地方官每借词讼做人情，以鱼肉平民，而媚贵人。”③如杭州城内有一赵姓绅士，与杭州知府有情谊，轿夫向他索取工钱，他不但不给，还诬说轿夫奸拐婢女，以词呈夹名片送到知府那里，要知府办轿夫的罪。④这类事情，在浙江各地比比皆是。如富阳县，清时，“无论城乡，民皆畏讼怯官，视差隶如虎，虽有冤抑，甘隐忍，不求伸。”⑤赵钧在《过来语》中也指出，当时温州官府，“借势肆毒，民不聊生，脂膏日竭，控告无门。”⑥东阳有一诗人记述当时的政治腐败情况说：“政苛猛于虎，吏暴毒于蝮。”⑦确是生动的写照。在绍兴府，“守土之吏，平日政苛于虎，不以百姓为心。”⑧浙南农民起义军的告示中，公开揭露封建统治阶级的罪行：“作威作福，残害人民……种种不平之处，罄竹难书。”①  政治黑暗还表现在官吏普遍贪污。浙江的盐政、漕运、海塘工程等经办官吏，无不舞弊，从中私饱。道光年问，绍兴有一幕宾叫赵郎夫的，多方受贿，“所得赃银盈千累万”②。一个小小绍兴府幕僚竟然受贿赃银这么多，贪官污吏的搜刮民财可见一斑。在温州，“官贪吏酷，瓯民苦不堪言。”③甚至在大荒年的时候，对农民的“报荒”，官府也要进行无情的刁难和敲诈。长兴有人描述当时的情况写诗道：“亩输四百青铜钱，非荒田亦成荒田。报雪荒，官不理，农夫愁叹吏人喜，汝无四百青铜钱，报荒哪得成荒田。”④清朝的政治败坏到了何等地步！

除封建官府百般欺压人民外，各地的地主、大商人以及他们的爪牙，也往往仗势欺凌人民。如乌程(今湖州)有一大盐商，“每诬良民为私贩”，把无辜人民押送到官府去“惩办”。⑤有人痛斥黄岩一些地主爪牙的罪行是“岂徒剥民脂，亦屡酿民命”⑥。

在封建社会里，妇女地位低下，受压迫尤为深重。浙江发现一纸道光年间的婚书，很能说明这方面问题，录如下：

立婚书蒋光头，有次子宏朝取(娶)妻陈氏，不幸夫身故，无子成(承)后，情愿改嫁与胡廷珍为继室，当受聘金钱伍拾千文，其钱当日收足。自婚之后，各无系(异)言，恐后无凭，立此婚书为招(照)。

道光七年二月日立婚书人蒋光头(花押)。

这实际上是一纸把妇女当成商品来买卖的契约。蒋光头的次子身故，媳妇没有孩子，由蒋光头作主立契将儿媳陈氏卖给别人为继室，取得钱伍拾千文。这是一件十分典型的封建买卖婚姻的契约文书。在这一契约文书中，诸如“其钱当日收足”、“各无异言”、“恐后无凭”等与清时买卖土地、房屋之类的契约用语一模一样，反映那个时候的妇女根本无地位可言。①

在清时，在黑暗政治统治下，浙江人民受苦受难，而统治阶级却过着奢华无度的生活。如杭州，地主豪绅经常在西湖举行“龙舟竞渡”。龙舟有四五丈长，头尾都雕琢得异常精致。竞渡时，舟中锣鼓喧天，如同举行“胜会”一样。②杭州旗营的八旗老爷们又继承贾似道“半闲堂”的遗风，秋天大斗蟋蟀，谓之“秋兴”。③

在太平天国运动前，处在清王朝残酷压迫下，浙江人民过着痛苦的生活，而统治阶级的生活却是穷奢极侈。P1-5

郭毅生

浙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之乡，兰亭的王羲之，德清的俞樾，绍兴的蔡元培和鲁迅，还有杭州的断桥和许仙送伞的故事，宋代的词人多身居这里，明、清时期许多著名画家也寄寓或成长在这里。王兴福兄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做学问和搞研究，他取得显著成果是自不待言的。

我和兴福兄相识相知半个世纪了，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他是一个踏实笃行的学者；他的著作内容写得很扎实，很有见地；他书中的论断都是出自可靠的考证，依据可信的资料。还记得20年前我在撰著《太平天国经济制度》时，对浙江省石门和桐乡县发现的太平天国“便民易知由单”中所反映的田赋税收有不解时，是兴福兄为我一一辨识，明确指出“易知由单”中字迹潦草的征收粮米斗、升数字，使广大读者了解到太平天国在浙江每亩征粮不过1.63斗，这比清朝统治时减轻了数倍。我书中疏漏舛误之处，也多蒙他一一厘正，使该书出版后获得佳评。兴福兄这种待人的诚挚和治学的严谨，是我十分感念和引为楷模的。

在20世纪50年代，研究太平天国历史是一种风尚，曾形成风潮。许多人趁热赶浪潮，但不久就见异思迁了，无成绩可言。王兴福同志却执著不懈地深入钻研下去。他锲而不舍，孜孜以求，以一种檐滴石穿的献身精神去从事研究。半个世纪的岁月风霜，他从青春研究到白了头，没辜负光阴，获得了令人称羡的成果。他这部《太平天国在浙江》应该是地方史中的成功之作，很值得为之祝贺和欣庆。

全书共25万字，叙述流畅，论点清晰，论据充足。这些论点是建立在丰富的资料之上。粗略统计一下，书中采撷的史料多达三百余种。其中有得来不易的珍贵抄本和抄件，如《劫余记事诗》、《章顺德赁田票》；还有宝贵的文物资料，如《荏珊口卡局捐票》；另有一件反映太平天国之前清方统治下妇女受压迫，在家庭和社会中地位低下的资料《蒋家陈氏夫死被卖嫁契约》，对比太平天国克浙江后，妇女地位的提高十分鲜明。

太平天国经略浙江之际正值西方侵略者大肆入侵之时。英、法帝国主义者攻击浙江沿海和宁波港，被太平军打败，死伤惨重，法国舰队司令耿尼亦毙命于此役。后法人在宁波桃花渡筑有“六面塔”，以埋葬和纪念其死亡官兵。塔呈正六边锥形体，上有碑文，记战死英、法军官兵姓名。在本书中，兴福同志详细搜集有关资料，做了如实的叙述，也揭露了清方勾结英、法侵略军共同镇压太平天国的罪行。

历来著名史学家都把眼光投注在经济史上，司马迁特地撰写《货殖列传》和《河渠书》，使人了解先秦和前汉的商贸和农业水利的概况。兴福兄在《太平天国在浙江》的大作中，继承了司马迁撰史的优秀传统，他在书中以详尽的篇幅，考证了浙江地区在清朝统治200年问田亩土地“什九皆为富室所有”。如温州平阳的陈希成家族拥有良田三四千亩，而9/10的农户“多佃富室之田……其有田而耕者什一而已”。他在书中指出，太平天国革命改变了这种状况，富室逃亡或在战火中死亡，田地多归佃家手中：“自发贼之乱，富室多中落，田易佃而主，自有而自耕者什且七八”。特别是他运用数以百计的太平天国文物资料数据的排比和统计，结合其他文字记载，论证太平天国时期浙江自耕农大幅度增加，其结论是十分令人信服的。另外，书中还论证了太平天国治辖的地区轻徭薄赋，不仅废除了清朝统治时的勒折浮收，而且工商税中的关卡税也大为降低，由原来清朝的10%减到3%，使商民得利，货畅其流。这一关卡税率的结论，也是通过太平天国的文物资料结合文字记载得出来的，同样具有说服力。

我十分钦佩兴福兄治学的勤奋和对专业的热爱。我们值得以他为榜样。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和兴盛，离不开像他这样的耕耘者。让我们为他祝福，祝愿他在今后的研究中取得更丰硕的成果。

2006年夏5月于北京

这一论著的出版得到浙江省社会科学院领导的热情关怀和大力支持。万斌院长，杨金荣副书记，科研处汪俊昌、戴亮两位领导，历史研究所林华东所长，十分关心，帮助我解决许多具体问题。院内外诸位同行专家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同志，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对书稿进行评审，除肯定书稿的一些优点外(当然，这是对我的鼓励)，还提出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对我帮助很大。著名太平天国史专家、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顾问、中央民族大学郭毅生教授，向来对我的学术研究帮助很大，是我十分敬重的长者，如今又以八十高龄欣然赐序，我十分感激。历史所老所长陈学文教授，和以往一样，也很关心本书的出版。省社会科学院魏桥、胡国枢、葛立成，浙江大学郑云山、楼均信诸教授，浙江省博物馆周其忠，金华严军，温州章志诚诸先生，在本书出版过程中，从不同方面给予关心和帮助。历史所董郁奎教授几次冒着酷暑，帮助我解决出版过程中一些困难问题，我很感激。我大学时代的老师倪士毅教授已八十七高龄，帮助我复核一些史料，我非常感动。诸暨刘效柏先生特地复印何文庆等资料用挂号信邮寄给我。杭州职业技术学院郑发楚先生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为我特地去浙江图书馆古籍部寻找和复核资料。对上述领导和同志，我表示衷心感谢。

浙江省博物馆为我提供珍贵的文物资料。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浙江大学图书馆和该校历史系资料室等单位为我查阅资料提供方便，我谨向他们表示感谢。  我在1956年大学毕业后就开始研究太平天国史，至今已有半个世纪。想当初还是青春年华，如今已是鬓发花白年逾古稀的老人，精力日衰，今后不大可能再进一步研究大的课题。在近半个世纪研究太平天国史中，得到师友和同行学者的帮助和支持，我都铭记在心。我以往的论著和本书的撰写中，曾参考和吸收前辈、当代学者和朋友的学术研究成果，谨向他们表示感谢。

我在研究太平天国史中，还曾得到各方面人士的热情支持和帮助，余姚姜枝先老先生就是其中一位。姜先生生前曾任余姚县政协副主席，他早在1927年就开始研究发生在他家乡的十八局佃农起义，通过实地调查访问，查阅有关人物家谱，搜集有关地方文献，取得许多珍贵的史料。他将这些史料提供给我，使我在本书中对“十八局”这一节就写得比较扎实。余姚还有一位老中医许勉斋老先生，也同样在解放前就关心研究家乡发生的十八局农民起义，他也将有关史料提供给我，对我帮助很大。我和这两位老先生从未见过面，并不相识，他们如此热情地支持和帮助我，令我十分感动。还有一位温岭教师进修学校陈诒先生也曾非常热情支持和帮助我。我和他只是在一次偶然机会见过一次面，当他得知我在研究太平天国史，就先后几次将他调查访问所得的有关太平县(今温岭)太平天国恩赏将军林秉钧(太平籍)的资料寄给我，还把他撰写的有关林秉钧的文章送给我，我书中写的林秉钧事迹主要是依据他提供的资料。对这些先生以及其他关心、支持我的同志，我是十分感激的。我想，学术研究能得到各方面人士的关怀和支持，将会更加繁荣。

在本书将要出版之际，我又以十分悲痛的心情，怀念八年前离我而去的妻子徐嫦菊。我一向多病，她生前不仅操劳全部家务，还多方照料我的生活起居，使我得以从事学术研究。如果地下有灵，本书的出版，她定会含笑于九泉，感到欣慰。儿子牧之、儿媳魏瑛、孙子克成，照顾我的生活，关心我的健康，使我能安心研究，这本书的撰写顺利完成，也有他(她)们一份功劳。许多亲友对我也很关心，有的特地从百里之外来杭州看望我，也支持我的学术研究，我衷心感谢他们。

2006年夏于浙江省社会科学院马塍路宿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