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1960年代的美国社会为背景，阐述了美国社会商业文化、反主流文化与嬉皮消费主义的兴起。1960年代的美国社会出现了二战以来最大的文化变革，人们开始反思过去，审视未来，反传统的思潮甚嚣尘上，这股思潮后来又波及到整个西方社会。在这种文化变革下，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巨大变化，社会的转型加剧，作者把研究的笔触伸向了社会变革的深处。

本书是一项文化生产研究而不是文化接受研究，是对权力的研究而不是对抵抗的研究；它对于消费者回避这一主题没有着墨，除非它受到广告经理人和男装制造商的讨论；它几乎没有涉及公众抵制大众文化特殊模式的效力，以及这个或那个符号是如何被越过、绕过或推翻的。

本书共十一章，具体研究了1960年代的管理理论与消费革命、高度现代主义、广告文化、年轻人的文化和创造性、时尚与多样性、嘻皮与淘汰等诸多问题。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总序

致谢

第一章 文化的永动机：20世纪60年代的管理理论与消费革命

第二章 扣上领口：麦迪逊大街上的高度现代主义

第三章 作为文化批评的广告：比尔·伯恩巴克与大众社会

第四章 三种反叛：60年代的广告叙述

第五章 “如何打破这些墨守成规者的一致性？”：创造力战胜一切

第六章 年轻地思考：年轻人的文化和创造性

第七章 嬉皮的多样性：20世纪60年代的广告

第八章 狂欢和可乐：可乐大战中嬉皮对保守之争

第九章 时尚与多样性

第十章 嬉皮与淘汰

第十一章 官方化资本主义风格的嬉皮

附录

附表

索引

关于商业与反主流文化

只要美国仍为文化论战撕裂，1960年便仍然是冲突的历史地带。虽然那个时代的大众记忆——经典的摇滚乐电台，1968年芝加哥骚乱镜头的纪念性电视回放——变得越来越模糊与一般化，我们几乎本能地把“60年代”理解为大变动的年代、我们自己文化的诞生地、嬉皮士的故乡；一个其趣味、发现和激情——不论它们的起源多么模糊——不管怎么说决定着我们可诅咒地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年代。

对许多人来说，“60年代”留给我们的，明显是一个不幸的世界。尽管承认公民权运动与反战运动的成功，这个时代的学术叙述，带着诸如《分裂》(1971)、《拆散美国》(1984)之类的标题，一般地把60年代描述为失去神恩的10年，失去共识的黄金时代，失去共享价值与安全的温和主义(safe centrlsm)之乐园的十年。不过，这样一种社会景象，与近些年来呈席卷之势的历史控诉相比，已经是相当乐观的了。阿伦·布卢姆在他的畅销书《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中带着阴冷的嘲讽，叙述了1969年康乃尔的学生暴动与教师屈服，对他而言，学院新左派的罪行是一种智识上的灾难，唯有纳粹统治下的德国教授的经验可以与之相比。“就大学而言，”他在他的“60年代”一章中写道，“我不知道任何积极的东西是从那个时代来的；对于大学，这个时代是个十足的灾难。”除了“不管它是纽伦堡或者伍德斯托克，原则是一样的”这样的句子外，布卢姆把当时的康乃尔校长描述为“对因抵抗希特勒而引发二战的波兰人表示愤怒的那些人的道德标记”，这本书形成若干年内反60年代怒潮的高标水位。但是后来的文本比这还要高。

到了1996年，把60年代的罪恶从纯粹的学术发展延伸到诸如“礼貌”(civility)的终结等预言性的陈述成了嬉皮，从此出发，后来任何可以称之为“美国的”东西，都可以一般地称之为错的。对于罗伯特·博克，“60年代”一无是处，除了使美国困倦懒散地走向俄摩拉城(据《圣经·创始记》，该城因居民罪恶深重被神毁灭。——译注)外：多谢那个年代“革命的虚无主义”和“权势机构的胆怯的屈服”，文化激进主义“及其意识形态现在终于无所不在”(虽然博克似乎并未意识到，获胜的狂热，重述了杰瑞·鲁宾1971年《我们无所不在》中的革命的狂热)。右派政治人物在1994年选举后果中大获全胜，也把“60年代”，这个他们与“反主流文化”换用的词，认做是任何一种他们想从中拯救这个国家的、可以想像的社会病害的根源。共和党演讲稿职业撰稿人佩吉·努南在最近一册保守主义作品中直截了当地提到这种失落园，逼迫读者“记起你们在城市与市郊的繁荣的童年”——在“社会扭伤与爆裂”于60年代的自私自利的暴风雨之前，“你们是安全的”，“城市是好的”。前历史学教授纽特·金格里奇是60年代最勤勉与杰出的敌手，把它想像为“反主流文化的McGoverniks”的时代，他认为麦氏不仅应该对传统价值的终结以及新左派的许多行为负责，而且应该对(不合逻辑的和时代误置地)大社会(Great Society)的那些令人憎恶的政策负责。新闻记者弗雷德·巴恩斯依据金格里奇，概述了一种与麦氏相关“美国史理论”。

根据这种理论，20世纪60年代代表一个根本的突变，“一种断裂”。从1607年到1965年，“美国历史有一个核心的模式。直到大社会搞乱一切之前，我们一直是这样做的：不工作就没饭吃；你的拯救是精神的拯救；政府按定义不可能拯救你；政府只是维持现状，所有好的改革都是变革。”后来，“从1975年到1994年，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做的是陌生而怪异之事。现在我们深受其累，我们必须恢复。反主流文化在美国史上是一个短暂的失常，它应该被视为玩世之风带给这个国家精英的一个离奇的时代。”

保守主义的"60年代”描述并不是一点意思都没有，特别当它是某个特定的、对那个时代的文化极端反感的个体所做的叙述时。不过，由于他们坚持把“60年代”理解为一种存在于自身的因果性力量，他们令人惊奇地弄混了许多历史角色间的界线，这就损害了他们历史叙述的价值。他们认为反主流文化等于大社会等于新左派等于“60年代的一代”，而所有这些现象都受到某种欲撕碎西方文明的冲突所左右。博克特别喜欢这样一种漫不经心的历史编纂，他有时候想像60年代不光指20世纪60年代。“这是个恶性的10年，”他写道：“经过15年好转后，20世纪80年代，在那些目前控制和指导我们主要的文化机构的人物的道德与政治假定中，它静悄悄地在我们的整个文化中产生比在60年代更具毁灭性的转移。”。博克、布卢姆、金格里奇小圈子以及他们的同事们想要做出的解释，只不过是复兴陈旧的老调子之一：认为60年代是一个千年福音者试图将他们的虚幻意志强加于真实世界的道德戏剧；60年代是个过度铺张的年代；60年代是代际之间进行永恒战争的一个不平衡的年代；或者，60年代是婴儿保健大夫斯波克的时代，他劝说50年代迷失方向的美国父母溺爱他们的子女。

除了这些不足外，保守派的作为灾难的60年代的见解，在大众中也取得了某种成功。布卢姆和博克的书都是畅销书。只要提到嬉皮士或“60年代”，在某个地区就会唤起某种对于那个现在仍然被想像为文化背叛时代的惊人的狂怒。在中西部的白人市郊，一件常常发生的事情是发布仇视60年代和嬉皮士的宣言，这种姿态以至于开始成为中产阶级或某种年龄段的某种．历史写作的先决条件；在美国政治中，指责60年代和嬉皮士仍然是一张王牌，其效果仅小于早些年的红色诱饵。一个使19％年南芝加哥国会选举变得暗淡的政治蜉蝣物试图一下子求助于这两种仇恨，给一个民主党候选人脸上抹黑，说他既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的近亲，也是尚遭仇恨的加州嬉皮士的选择，他们的代表(包括肯‘凯西著名的“Furthur”号巴士的照片)被描绘成跌跌绊绊、手舞足蹈、手中高举民主党标语的抗议者。。

在大众文化中，关于20世纪60年代的背叛与过度的黑色想像随处可见。越战士兵作为双重牺牲品——先是被政府中的自由派与鸽派背叛，后又受到模糊不清的新左派/反主流文化成员的打击——的童话，因为兰波的电影而上升为文化原型，从此形成一种日常比喻，以至于激活它的符咒——以及所产生的义愤——只需要稍稍提及几个少许的参照物就够了071994年取得非凡成功的电影《傻瓜福里斯特》(《阿甘正传》)把保守主义者对那个时代的理解变成一种原型，在一种带有特别恶意的笔触中，把60年代的青年运动以及它们的领袖人物(阿比·霍夫曼被描绘成政治煽动家，黑豹组织是居心险恶的小团体，SDS的一个领袖，根据布卢姆的解释，身着纳粹式的束腰外衣)描绘成恶魔般的吹牛大王，全国性的疯狂行为的始作俑者，只有在仁慈的总统罗纳德·里根的任期中，片中的人物才得到康复。P1-P4

自晚清曾文正创制造局，开译介西学著作风气以来，西学翻译蔚为大观。百多年前，梁启超奋力呼吁：“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时至今日，此种激进吁求已不再迫切，但他所言西学著述“今之所译，直九牛之一毛耳”，却仍是事实。世纪之交，面对现代化的宏业，有选择地译介国外学术著作，更是学界和出版界不可推诿的任务。基于这一认识，我们隆重推出《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在林林总总的国外学术书中遴选有价值的篇什翻译出版。

王国维直言：“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所言极是！今日之中国已迥异于一个世纪以前，文化间交往日趋频繁，“风气既开”无须赘言，中外学术“互相推助”更是不争的事实。当今世界，知识更新愈加迅猛，文化交往愈加深广。全球化和本土化两极互动，构成了这个时代的文化动脉。一方面，经济的全球化加速了文化上的交往互动；另一方面，文化的民族自觉日益高涨。于是，学术的本土化迫在眉睫。虽说“学问之事，本无中西”(王国维)，但“我们”与“他者”的身份及其知识政治却不容回避。但学术的本土化决非闭关自守，不但知已，亦要知彼。这套丛书的立意正在这里。

“棱镜”本是物理学上的术语，意指复合光透过“棱镜”便分解成光谱。丛书所以取名《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意在透过所选篇什，折射出国外知识界的历史面貌和当代进展，并反映出选编者的理解和匠心，进而实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目标。

本丛书所选书目大抵有两个中心：其一，选目集中在国外学术界新近的发展，尽力揭橥域外学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新趋向和热点问题；其二，不忘拾遗补阙，将一些重要的尚未译成中文的国外学术著述囊括其内。

众人拾柴火焰高。译介学术是一件崇高而又艰苦的事业，我们真诚地希望更多有识之士参与这项事业，使之为中国的现代化和学术本土化作出贡献。

丛书主编

2000年秋于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