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当代著名学者陈思和教授新一本编年体文集，为其2003年至2006年间的文章结集。三年里，作者除在大学任教外，还担任大型文学刊物《上海文学》的主编，主持上海巴金文学研究会等工作。全书共分三辑：第一辑为巴金研究的各类长短文章；第二辑是有关当代文学的评论以及几篇篇幅较长的文学史论文；第三辑是作者为主编《上海文学》而写的各类长短文章，其中有一组是每期杂志的“太白”栏目通信，这是陈思和与读者、作者交流的主要渠道，也是陈思和向读者表述编辑意图、文学追求的主要方式。

《海藻集》是当代著名学者陈思和教授新一本编年体文集，为其2003年至2006年间的文章结集。三年里，作者除在大学任教外，还担任大型文学刊物《上海文学》的主编，主持上海巴金文学研究会等工作。阐述先贤的遗产，苦心杂志的经营，在时间的缝隙写下的各类长短文章，皆见学者的洞见与知识分子的热情。缀文成集，既为作者三年文学生命的展现，也为文坛上下、喧嚣里外、今日他时的读者，窥显世纪新替之时的一段文学因缘。飞扬亦或挣扎，清明也可浑浊，作者之心已寄文字，识者当自知否?

 序 

第一辑 激流尽处 应是黎明

 从鲁迅到巴金：新文学传统在先锋与大众之间

 ——试论巴金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一)

 从鲁迅到巴金：新文学精神的接力与传承

 ——试论巴金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二)

 从鲁迅到巴金：《随想录》的渊源及其解读

 ——试论巴金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三)

 巴金研究的几个问题

 ——我对巴金研究的回顾和展望

 关于巴金的几篇序跋

 永恒的镜头艺术

 ——徐福生镜头里的巴金

 新版沪剧《家》观后

 《家》的解读

 读巴金的《怀念振铎》

 “巴金和靳以联袂主编的旧期刊”系列总序

 巴金提出忏悔的理由

 忏悔从怀念小狗开始

 ——巴金《小狗包弟》分析

 激流尽处应是黎明

 重读作品是纪念巴金的最好方式

 这不仅仅是遗愿

 ——巴金逝世百日祭

 巴金访谈录

第二辑 文学是缘 读书是闲

 文学是一种缘

 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状况的一个考察

 对样板戏再认识

 读春风文艺版《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2)》感言

 读近年台湾短篇小说有感

 春来发几枝

 ——读《小说选刊》2004年第四至六期的小说

 关于“都市文学”的议论兼谈几篇作品

 试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锋性

 简论抗战为文学史分界的两个问题

 学科命名的方式与意义

 ——关于“跨区域华文文学”之我见

 再说传媒批评

 当代文化趋向与出版对策

 城市文化与文学功能

 ——兼谈上海城市文学品牌

 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与人文情怀

 ——陈思和先生访谈录

第三辑 上海文学 如是我闻

 五十年弹指一挥间

 为什么要提倡短篇小说

 文学中坚

 走通两仪，独立文舍

 ——主编《上海文学》的一点追求

 轻舟已过万重山

 ——写在《上海文学》2006年第七期的前面

 从细节出发

 ——王安忆近年短篇小说艺术初探

 最时髦的富有是空空荡荡

 ——严歌苓短篇小说艺术初探

 在柔美与酷烈之外

 ——刘庆邦短篇小说艺术谈

 踏进新的生活以后

 ——读阿成的两篇小说

 愿微光照耀她心中的黑夜

 ——读林白的两篇小说

 在精致结构中再现历史的沉重

 ——张学东的短篇小说艺术

 民间世界的善意与温暖

 ——读肖克凡的几个短篇小说

 什么是美丽的最好定格

 ——读雪漠的《美丽》有感

 《郁金香》编后感言

 ——张爱玲小说的新发现

 一笑了之以后，还是有话要说

 ——关于王蒙的《尴尬风流新编》

 “万物花开”闲聊录

 ——林白访谈

 我“痛”什么

 ——陆星儿访谈

 太白选编

 传承人文薪火

 ——陈思和访谈录

巴金与他前辈之间的精神继承关系，最重要的标记还是体现在他的创作活动之上。我们要问的是：巴金的创作活动究竟在哪些层面上继承了鲁迅的传统?并且在新文学的发展中构成什么样的意义?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在理论上先确认两个前提：其一，我把现代文学的发展分成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常态的主流文学演变过程，指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变动中造就的相应的文化演变，文学的变化也在其中之列，而市场与读者往往是社会与文学两者之间互动的纽带；第二个层面是指某些特殊时期出现的文学和文化的震荡，这些震荡受到世界性潮流的刺激或者影响，以先锋的姿态出现，促进、推动了文学或文化的激变，它破除对传统文化的迷信，鼓吹新的文化观念和审美观念，以彻底的批判精神宣告了现代知识分子的诞生，启蒙是他们早期的旗帜，作为读者群的主体市民阶级和大众市场，往往也成了他们所批判和剖析的对象。这两种文学发展形态既对立又有联系，甚至在一定环节下发生互相的转化。其二，五四新文学从一开始就同时包含着两种互反的意向，当陈独秀主编《新青年》介绍世界新思潮、胡适提倡文学改良的“八不”的最初时候，他们确实与当时其他的文学革命尝试者一样，希望新的文学能延续传统的文学主流自然变革而来，使白话文学取代文言文学成为现时代的文学主潮。这是前一种常态发展的文学形态。但是随着西方学术思潮的进入和激进思想的出现，随着新文学运动受到社会保守力量的反对和威胁以后，他们批判传统和反抗社会压力的态度越来越激进，尤其是以鲁迅为开端的、后有创造社、部分文学研究会等作家的创作实绩和理论实践，以更为激进的姿态和更为含混的形象“异军突起”于文坛，他们以强烈的反传统姿态和欧化的意象、语言、理论冲击了人们的传统审美观念。它们在实际上构成了五四新文学的先锋意向，改变了前者的正常轨迹和性质，促进了新文学的倡导者向先锋性转换(典型如陈独秀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等战斗文章)，使新文学一度发生分化，先锋文学与常态的大众文学市场之间失去彼此的照应和联系。先锋文学的真正意向在于社会的挑战与更新，但是，当脱离了大众市场和读者群体的先锋文学以桀骜不驯的战斗姿态卷入政治冲突后，必然地陷入政治与美学的困境。我所分析的鲁迅一巴金建立起来的新文学传统及其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正是在这一理论前提下进行探讨的。

巴金曾经自称是五四运动的产儿，当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等杂志的时候，鲁迅已经完成了《狂人日记》等作品，以其特有的先锋精神揭开了新文学运动的序幕；1925年巴金北上，在北京滞留期间，陪伴他打发寂寞生活的就是一本《呐喊》，而鲁迅当时正处于人生道路的彷徨痛苦阶段，从而进入了创作的高产期；1929年，巴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灭亡》问世，顺利走上写作道路，而其时鲁迅已经完成了大部分的虚构作品，实现人生道路的又一次转折。巴金与鲁迅基本上属于两代人，鲁迅对新文学的贡献整个都是原创的，他的创作活动构成了新文学发展的先锋精神和原动力；而巴金则是鲁迅为代表的五四先锋精神的继承者和实践者，在以鲁迅为核心的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推进中，他发挥了别的作家不能取代的独特的作用。如果说我们把五四新文学运动理解为一场带有先锋意识的文学运动②，而鲁迅的创作实践则代表了这场先锋文学运动最核心的传统。五四新文学运动是在中国被纳入世界格局的时候发生的，它所包含的现代的世界性因素具有丰富内涵和多元成分。正在盛行的西方现代思潮和先锋思潮作为同步的世界性思潮，对新文学运动发起人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五四新文学初期混杂着多种来源于西方的现代文化思潮，如李大钊的含有无政府共产主义理想的社会主义学说，陈独秀的来自法国大革命的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胡适的来自美国的实用主义现代哲学和个人主义学说，周作人以“人的文学”为核心的人道主义和“人生派”文学主张，田汉及创造社诸君子提倡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和颓废主义艺术主张，等等，而来自鲁迅、郭沫若等的文学创作和沈雁冰等人的文学理论，则是具有激进反叛姿态的先锋文学思潮，他们与几乎同时期发生的西方先锋思潮未必有具体的联系(虽不能排除两者之间的启发)，但是这种世界性因素反映了当时中国与欧洲各国在战争与革命、传统危机、文化变革等大趋势方面是一致的。其特点为：彻底的反对传统意识形态、批判社会混乱现状的战斗态度，坚决认为文学运动与知识分子要求改变社会现状的目标是不可分开的，反对艺术脱离社会的自律行为，语言与形式尽其可能标新立异，力求打破传统习惯，追求陌生化的效果，既反对文化上的保守势力也反对同一阵营里的权威意识，等等，中国的五四新文学运动与俄、意的未来主义运动、德国的表现主义运动、法国的超现实主义思潮等激进思潮具有相同的先锋性质。有了这种先锋精神所起的核心作用，新文学运动与旧传统的断裂和新质的产生才能成为可能。也是在这种先锋精神的带动下，中国文学才有可能比较彻底地完成了自我更新的蜕变过程，开始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独特的审美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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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藻者，并非要发“海上品藻”之类的雅兴，而是指普普通通的海里的草。有位小朋友特意从网上查询海藻的功能——从好处说，它营养丰富，既可以用来当食物，还能治疗大脖子(瘿)病；从坏处说，海里的草容易腐烂，经常成为海水腥臭的来源。有时候看水底世界的电视片，见到美丽的鱼在婆娑起舞的海藻中游来游去，好不自在，但心思总会转到另外一幅图景：假如潜水者不谙海底状态，身子又笨重，一旦被细软、柔和的植物牵攀着，缠绕着，使你筋疲力尽挣脱不开去，那将是怎样的处境?所以，海藻的意象，给我带来的就是这样一种复杂的感觉。这也是我三年来所感受到的自由与缠绕的印象。

三年前，我的编年体文集《草心集》编辑出版之时，正是我应上海作家协会之邀接受《上海文学》主编工作的当口。当时在我的周围，几乎没有一个亲朋好友支持我去接手这项工作，他们有的担心我精力有限忙不过来，也有的或是为了我的健康，或是觉得这是个是非之地，犯不着去惹麻烦，而我本来就在中文系兼着行政职务，手头也有做不完的研究项目，很多事情都已经力不从心，似无必要再去接受一个新的棘手任务。但我想了一想还是接受了。原因当然有很多，一时也说不清楚，但至少不会是在家里闲得无聊才要求出来透透气的。现在想来，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我喜欢编一份杂志。自己在很年轻时候就参与了卢湾区图书馆的宣传工作，就是参与编了一份《图书馆工作》的书评杂志，再往上推，自己在小学和中学期间一直担任了班级的墙报委员。——一个人的梦想就是这样从小形成的。1990年代我一直在探讨市场经济时代知识分子的作用和岗位，也有意关注了教育、出版以及人文学术思想的传播，我以为这是三位一体的构成了知识分子的理想岗位，更何况《上海文学》是一家对我的成长有过影响的杂志，即使从感恩的角度出发，我也理当在它处于困难的时候去为它做些工作。也许在局外人看来，一份杂志就是一个资源，可以用来交换、化缘、献媚、办公司，螺丝壳里做道场。但对我来说，它只是一块文学的阵地，我如果去接编，那就按照我的理想尽可能地给以它时代的亮色，去探试纯文学在今天究竟能够走多远。我从不讳言我是个理想主义者，我从跟随巴金先生、贾植芳先生学步开始，就有自己明确的努力目标和做人标准，我知道我的理想未必能够实现，但是我的努力是要探试一下理想主义在今天可能达到的程度。所以我还是抱着书呆子的脾气踏进了这个编辑部。当时我与上海作家协会的姚克明先生作过一个访谈，后整理成文发表在《上海作家》杂志上。我把它收进了即将出版的《草心集》，作为这本集子中的最后一篇文章，预告了我的新的生活的开始。

一转眼已经三年过去。现在我终于卸下了主编的担子。从2003年4月正式接受杂志社主编工作，编辑第七期的《上海文学》，一直到2006年第八期杂志出版后金盆洗手，大约就是三年多一点的时间。虽然这段时间在忙忙碌碌中一晃而过，但毕竟与以前的生活方式大不一样。记得，有一次全国重点高校中文系系主任会议在复旦举行，有位外校的系主任对我开玩笑说，你过去每隔一年两年总有一部编年体论文集出版，现在书没有了，只是每月读到你编的一本《上海文学》。这个话也许是批评我的不务正业，本末颠倒。但是我还是引以为知音，就因为这三年来，虽然主编《上海文学》并不能替代我的学术研究，但是我确实将杂志当作我的著述、思想和人格实践来做的，它是我谋求的知识分子当下社会实践的有机的一部分。编辑工作不是简单地把好稿子发上去，一份杂志在知识分子手里它就是一个传播理想的阵地，这就是当年陈独秀编《新青年》、沈雁冰编《小说月报》、郭沫若郁达夫编《创造》、鲁迅周作人编《语丝》、巴金主编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文学丛刊”和胡风编《七月》《希望》的精神所系，也是五四新文学最可贵的传统。所以我在主编《上海文学》的时候，就将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学杂志刊名作为《上海文学》的栏目名字，追求的就是这样的精神。

有追求总是会有人反对，要改革创新也会有人看不惯，这是不足为奇的。一本杂志如果默默无闻，没有人议论也没有人关注，甚至没有人看，那才是可悲的。三年间我遭遇到各种风风雨雨的检验，最奇怪的是，有些自称读者身份的人对我的攻击远远超出了一个读者的愤怒，也远远超出了对一个主编的风格的拒绝。这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我本来在学院里教书写作，与世无争，但一不小心脚踏在地雷上，就爆炸个没完没了。在那些日子里，我一再想到李白的两句诗，并用以做我的座右铭：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我要做的事情太多，只能是一往直前，无暇纠缠于两岸的猿啼声。本来还想，等过一阵子风平浪静了，再做反省与辩驳也不迟，但现在时过境迁，我竟没有半点旧事重提的兴趣。有朋友知道我在编辑这三年的论文集，建议我把主编《上海文学》期间各类明枪暗箭汇成一编，立此存照，再写一篇长长的后记，一一诉说其来龙去脉。可是我对此竞提不起半点兴致。也实在是巧，在个把月前我的一个u盘突然出了故障，我在急忙中按错了一个键钮，结果把里面存放的所有内容都消除了，其中就包括有关主编《上海文学》三年的全部资料。这也是天意。我已经与这段经历完全脱离开来，没有关联了。

现在，我是接着《草心集》来编近三年的文集。读者可以从这本文集里完整地了解我在主编《上海文学》期间的劳动与追求。从1988年起我开始以编年体的形式出版我的杂文集，但我所谓的杂文之“杂”，是杂七杂八的意思，把一两年中间发表的东西，无论学术的非学术的，都编在一起，留下完整的生命的痕迹。为了突出时间的痕迹，我曾特意取了十二生肖为作品集的书名，于是就有了《笔走龙蛇》以降的各种文集。转眼十二年过去，我以《谈虎谈兔》收尾。那时是1999年。第二轮开始，我已经不能再用生肖为书名了，出于好玩，就对应着采用植物之名来作书名，第一本《草心集》，收录了2000年到2003年初的各类文章；第二本就是这本《海藻集》，收录了2003年初到2006年底的各类文章，其实“藻”也是草，我的文章本来就不值钱，如同草灰，只是每一篇都与现实的土壤联系在一起，有一点活力而已。

原先以为这三年来我的精力所限，文字不多，一旦收集起来，似乎并不少，编起来大约有四五十万字。其中一部分是属于我的工作范围，如关于《上海文学》的那些访谈通信短评之类，也有的是我余暇中的兴趣文字和应酬文字，还有我正在从事文学史研究的学术论文，除了这期间我出版过一部《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的讲稿以外，大部分的文字都收录在这里。但显然我不可能把所有的文章全部编入这部文集，在编辑的过程中，我有意删去了几篇怀人记事的抒情散文、几篇为朋友的书所作的序文，还有一组关于教育的论述以及从去年开始撰写的“自己的书架”的专栏文章等。然后把剩下的文章编为三辑：第一辑为巴金研究的各类长短文章。这三年期间，我除了主编《上海文学》外，还做了一项与上海作家协会有关的工作，就是成立了上海巴金文学研究会，这是在巴老百年诞辰时成立的，主要的工作是编撰有关巴金先生的研究著作、整理出版巴老的遗稿、文献和文物资料等，还举办了多种展览和学术讲座。2005年巴金先生仙逝，研究会参与了所有的治丧活动，我当时的主要工作就是宣传巴金先生的人格精神，阐述巴金先生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我认为这是研究会对巴金老人的最具体也是最迫切的纪念。第二辑是有关当代文学的评论以及几篇篇幅较长的文学史论文，这几年我一直在断断续续地主编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程》，企图解决一些文学史理论问题，书中关于先锋与常态的文学史现象、关于以抗战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界限的探讨等等，都是为这本文学史的新观念做好准备的。第三辑是我为主编《上海文学》而写的各类长短文章，其中有一组是每期杂志的“太白”栏目通信，这是我与读者、作者交流的主要渠道，也是我向读者表述编辑意图、文学追求的主要方式。有不少，我只是选几篇有代表性的，其他的文章当俟以后有机会再收录。

2006年圣诞夜，我陪几位朋友走在繁花似锦的马路上，看着两边树上的灯光，听着教堂里传来的钟声，想着即将流淌过去的生命痕迹，感念我的前辈、先生对我的教诲，不觉生出一种难以言状的感受。晚上在日记里我记下了这样一首诗：

平安夜里祝平安，灯火洋场照楼峦。

天降圣音传我好，风拂花树却君寒。

师前承教千般足，身后留名总是残。

寥落江湖人不倦，遥看星斗对鼾鼾。

2007年2月9日于黑水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