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揭示七十年前波诡云谲历史，惊“西安事变”真相始末，国破家亡，将军拍案而起，义薄云天，促成举国御侮。史料揭密，解读历史，透彻剖析，提供启迪——“点击”中华民族由衰转兴拐点。

本书除依据以往的既有历史材料，还吸收了近年来俄罗斯陶家档案馆解密资料等最新史科和史学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对1936年发生的旨在发动抗日救国的“西安事变”作了全景式的纪实再现。对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的发动初衷、历史贡献，以及中国共产党如何将渡诡云谲的事变导引为举国抗日御悔局面形成的开端，也作了记录式的客观反映。该书既可作为近代史工作者、大中专学生了解“西安事变”始末的史学研究专著，也是一本供青年学生及大众读者了解中国近现代史发展脉络的通俗历史读物。

第一章 危机?复苏?南京国民政府在彷徨中迎来1936

第二章 救国?误国?国人鄙弃蒋介石既定国策

第三章 反蒋?逼蒋?共产党在西北建立“三位一体”

第四章 撤张?捕蒋?西安城“风雨欲来”

第五章 为国?求生?张、杨将军扣蒋成功

第六章 审蒋?放蒋?英美日苏斗智斗法

第七章 讨伐?和解?南京内部争斗激烈

第八章 国仇?党恨?共产党力促和平解决事变

第九章 “攘外”?“安内”?释蒋协议终于敲定

第十章  放蒋?扣蒋?西安内部又生歧见

第十一章 送蒋?扣张?蒋介石背信弃义

第十二章 是战?是和?张、杨将军为国牺牲自我

尾章 功乎?过乎?青史千秋有评说

国共两党政策的转变，国民党明显落后于共产党，一则它是中央政权执政党，不易转变；二则国民党内部派系复杂、争权夺利，许多人并不是为了国家，优先考虑的是一己私利。而共产党将民族利益放在阶级利益之上，将阶级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因而率先捐弃前嫌，联合抗日。

由于这段历史长期秘而不宣，抗战爆发后，张子华在延安受审查，失去自由直到1942年病死，他曾为国共谈判往返奔走的情况更是从此长期无人知晓。又因为张子华在这段时间里一度化名为“黄君”，因而不少人以讹传讹，以为是国民党广西派的黄华表或是中央系统的张冲奔走南京陕北之间。其实，在西安事变之前，蒋对中共的方针是：“中共武装必先解除，而后对它的党的问题才可作为政治问题，以政治方式解决之。”因之，国民党在1935、1936年问在与共产党接触的同时，一直也没有停止对红军的“围剿”。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根本不敢派代表到陕北苏区去，而一直是中共方面人员——张子华、潘汉年在为此奔走。

以追求中国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和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为自己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在外侮日亟的形势下，一直在呼吁抗日拯救民族危亡。“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仅两天，就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决定加强对反帝群众运动和武装抗日斗争的领导和组织。此后，中共中央更是不断地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是在长征途中，在国民党大军的围追堵截下，中共高层领导也时刻注意收集信息，关注着民族的存亡。

1935年6月，中共中央长征到达了四川西部仍十分荒凉的两河口，在这里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还专门听取了政治局委员博古从无线电广播中获知的日军向中国北平守军开炮挑衅的情况汇报。会议并决定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宣言，在红军部队中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教育，同时决定加强开展对东北军和其他派系国民党部队的工作，并研究了派专人去白区开展统战工作的问题，以加强对白区群众斗争的领导。后虽因战事频繁，未能对此议题做进一步研究，但因已有过这种讨论和决定的基础，所以，不久后当中共中央接获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指示后，马上就能自觉接受并结合中国社会的具体实践创造性地将这一指示迅速落实下去。

就在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即将胜利完成两万五千里长征的两个多月前，也就是1935年七八月间，在莫斯科召开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会议提出了“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家，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首要任务，在于建立广泛的反帝民族统一战线，为驱逐帝国主义和争取国家独立而斗争”的任务。并把建立最广泛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作为各国共产党的基本策略。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在会上作的《关于法西斯的进攻以及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的主题报告，详细阐述了建立统一战线的意义、内容和形式等。他指出：“必须在工人阶级大多数团结起来为推翻资本主义和胜利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之前，就建立各部分工人阶级的统一行动，而不论他们属于哪个政党和团体。”赫这表明，苏共和共产国际对统一战线的政策发生了重大调整。在此之前，共产国际的统一战线政策采取的是“两个极端”的做法，在对待联合的对象上，主张采取“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在对待所反对的对象上，主张采取“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策略。这种策略限制了联合的对象，扩大了对立面，不利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实际上是一种“关门主义”的政策。

这种“关门主义”政策，在中国共产党内的积极推行者是王明，以及受到王明控制和影响的中国共产党的临时中央。而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的发言中，虽然不承认是自己的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损失，但却列举了四个例子说明中共中央在这方面是有错误的。

其一是，“在英勇的上海抗日防御战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本来应当与一切拥护19路军反日作战的人，结成极广大的反日统一战线。但是我们党的个别领导同志认为‘工、农、兵、学、商联合’的口号是不能容许的，因此采取了不正确的立场，以致真正广大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建立起来。”

其二是，“中国苏维埃政府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在1933年春曾向全中国人民和一切军队，发出订立共同武装抗日战斗协定的口号。这一宣言对在江西战线上的国民党军队起了很大的影响。当时一部分将领曾率领所部向蒋介石先生要求‘停止剿共’，共同抗日。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本来应当向江西前线军队并向一切其他愿意抗日的军队提供更加具体的建议，以便达到共同抗日救国的目的。同时，在这种情形之下，共产党本来应当继续坚持并发挥自己的主张，以便在军队和民众面前，追究国民党对抗日问题究竟采取何种态度。可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当时没有彻底实行自己的政策，没有进一步想出具体办法，以致没能收到使国民党军队与红军共同抗日的实际效果。”

其三，“在福建事变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本来应当估计到这次事变是红军向国民党一切军队提议订立共同抗日讨贼作战协定的直接后果，因此应当十分郑重地去对待19路军和福建政府，应当把他们看作是自己的同盟军。可是，由于我们党的个别领导同志机械地理解‘反对第三条道路’(即中国发展的非苏维埃的非国民党的道路)的理论，所以中国共产党对于福建事变的意义就不能给予确切和应有的估计，因此就产生了我们当时在军事策略方面的错误。”

其四，“当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孙殿英等部队，在北方起来抗日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本来应当动员北方以及其他地方所有的力量来拥护他们的义举。可是由于我们北方的和上海的工作人员轻视和不了解这些事变的意义，以致不能在北方形成反日的新阵地。”

P3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