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卢森堡，仅仅阅读她的政论，哪怕是一度遭禁、以自由和民主作为革命的表达中心的《论俄国革命》，也还不是她的全部；只有结合本书——《狱中书简》，她作为革命者的形象才是大致完整的。在本书中，不但具有明确的政治信念和道德原则，而且富于同情心，人性和丰饶的诗意。

法国诗人雨果有一首赞颂巴黎公社的女英雄、诗人米雪尔的诗，题目是《比男人伟大》。面对卢森堡这样的革命女性，除了这，我们还有什么更恰切的语言去形容她呢?——“比男人伟大！”当然，比男人伟大！

这是一本从敌人的监狱中寄给友人的信的集结。这不是偷偷地传送出来的，而是必须经过敌人检查的信，因而，它不能够谈一些可能被敌人认为是违碍的事情和问题，只能写一些平淡的、零碎的感想和小事。但是，即使是这样，这一束信札还是闪着耀眼的光芒；即使谈的是小事和片感，还是反映出了作者的人格的光辉，如同一滴海水也还是会反映阳光一样。

作者在信中谈读书的感想，谈一些往事，谈一些生活中的印象，也谈小鸟，谈动物，谈花草，谈自然的景色。正像许多革命者一样，只有在监狱中，她才有较多的空闲，又被限制着不能谈别的事；而她写信的对象又是她的挚友，她才会这样随便地漫谈。这样，我们就窥见了作为一个战士的她的心灵的另一面。这本书对我们是珍贵的，使我们对她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在读着这些信札的时候，我们不能不为作者的人格和心灵所感动。

卢森堡和她的《狱中书简》(代序) 林贤治

一 茨威考狱中

 致考茨基夫妇(未署日期，约1904年)

二 华沙女子狱中

 致考茨基夫妇(1906年3月13日收讫)

 致考茨基夫妇(1906年3月15日收讫)

 致考茨基夫妇(1906年6月11日)

三 魏玛“国家监狱”中

 致克拉拉·蔡特金(约1907年8月1日)

四 柏林巴尔尼姆狱中

 致玛蒂尔德·雅可布(星期日)

 致玛蒂尔德·雅可布(1915年，星期二)

 致玛尔塔·罗森鲍姆(1915年3月12日)

 致玛蒂尔德·雅可布(1915年4月9日，星期五)

 致玛蒂尔德·雅可布(1915年10月2日)

 致玛蒂尔德·雅可布(1915年10月5日)

 致玛蒂尔德·雅可布(未署日期)

 致玛蒂尔德·雅可布(1915年11月5～6日)

 致玛蒂尔德·雅可布(1915年11月10～11日)

 致《新时代》全体编辑的信(1915年12月25日)

五 柏林巴尔尼姆—佛龙克—布累斯劳狱中

巴尔尼姆狱中

 致玛尔塔·罗森鲍姆(未署日期)

 致海因里希·迪茨(1916年7月28日)

 致玛尔塔·罗森鲍姆(未署日期)

 致宋娅·李卜克内西(1916年8月5日)

佛龙克狱中

 致玛蒂尔德·雅可布(未署日期)

 致宋娅·李卜克内西(1916年8月24日)

 致玛蒂尔德·雅可布(1916年11月7日)

 致宋娅·李卜克内西(1916年11月21日)

 致伊曼纽尔与玛蒂尔德·乌尔姆夫妇(1916年12月28日)

 致汉斯·狄芬巴赫(1917年1月7日)

 致宋娅·李卜克内西(1917年1月15日)

 致玛蒂尔德·雅可布(1917年2月)

 致汉斯·狄芬巴赫(未署日期)

 致伊曼纽尔与玛蒂尔德·乌尔姆夫妇(1917年2月16日)

 致宋娅·李卜克内西(1917年2月18日)

 致汉斯·狄芬巴赫(1917年3月5日)

 致汉斯·狄芬巴赫(1917年3月8日)

 致汉斯·狄芬巴赫(1917年3月27日)

 致汉斯·狄芬巴赫(1917年3月30日)

 致汉斯·狄芬巴赫(1917年4月16日)

 致宋娅·李卜克内西(1917年4月19日)

 致玛蒂尔德·雅可布(1917年4月19日)

 致玛蒂尔德·雅可布(1917年4月24日)

 致玛尔塔·罗森鲍姆(1917年4月)

 致汉斯·狄芬巴赫(1917年4月28日)

 致玛蒂尔德·雅可布(1917年4月29日)

 致宋娅·李卜克内西(1917年5月2日)

 致玛蒂尔德·雅可布(1917年5月3日)

 致汉斯·狄芬巴赫(1917年5月12日)

 致汉斯·狄芬巴赫(1917年5月14日)

 致宋娅·李卜克内西(1917年5月19日)

 致宋娅·李卜克内西(1917年5月23日)

 致宋娅·李卜克内西(1917年5月底)

 致玛蒂尔德·雅可布(1917年6月1日)

 致宋娅·李卜克内西(1917年6月1日)

 致玛蒂尔德·雅可布(1917年6月2日)

 致玛蒂尔德·雅可布(1917年6月8日)

 致玛蒂尔德·雅可布(1917年6月13日)

 致汉斯·狄芬巴赫(1917年6月28日)

 致汉斯·狄芬巴赫(1917年6月29日)

 致宋娅·李卜克内西(1917年7月20日)

布累斯劳狱中

 致玛蒂尔德·雅可布(1917年7月26日)

 致宋娅·李卜克内西(1917年8月2日)

 致玛蒂尔德·雅可布(1917年8月6日)

 致玛蒂尔德·雅可布(1917年8月11日)

 致弗兰茨·梅林(1917年8月11日)

 致汉斯·狄芬巴赫(1917年8月13日)

 致玛蒂尔德·雅可布(1917年8月17日)

 致玛蒂尔德·雅可布(1917年8月18日)

 致玛蒂尔德·雅可布(1917年8月24日)

 致汉斯·狄芬巴赫(1917年8月27日)

 致弗兰茨·梅林(1917年9月8日)

 致玛蒂尔德·雅可布(1917年9月13日)

 致玛蒂尔德·雅可布(1917年9月18日)

 致玛蒂尔德·雅可布(1917年9月28日)

 致露易莎·考茨基(1917年10月11日)

 致玛蒂尔德·雅可布(1917年11月9日)

 致露易莎·考茨基(1917年11月15日)

 致宋娅·李卜克内西(1917年11月中)

 在汉斯·狄芬巴赫牺牲后致汉斯姐姐葛丽特(1917年)

 致露易莎·考茨基(1917年11月24日)

 致宋娅·李卜克内西(1917年11月24日)

 致宋娅·李卜克内西(1917年12月中)

 致玛尔塔·罗森鲍姆(1917年12月11日后)

 致伊曼纽尔与玛蒂尔德·乌尔姆夫妇(1917年12月17日)

 致弗兰茨·梅林(1917年12月30日)

 致伊曼纽尔与玛蒂尔德·乌尔姆夫妇(1918年1月)

 致宋娅·李卜克内西(1918年1月14日)

 致玛尔塔·罗森鲍姆(1918年2月)

 致弗兰茨·梅林(1918年3月8日)

 致宋娅·李卜克内西(1918年3月24日)

 致伊曼纽尔与玛蒂尔德·乌尔姆夫妇(1918年4月22日)

 致宋娅·李卜克内西(1918年5月2日)

 致宋娅·李卜克内西(1918年5月12日)

 致玛蒂尔德·雅可布(1918年6月3日)

 致露易莎·考茨基(1918年7月25日)

 致玛蒂尔德·雅可布(1918年9月12日)

 致玛蒂尔德·雅可布(1918年9月16日)

 致玛蒂尔德·雅可布(1918年9月18日)

 致玛蒂尔德·雅可布(1918年10月10日)

 致宋娅·李卜克内西(1918年10月18日)

 致玛蒂尔德·雅可布(1918年11月4日)

附录

 罗莎·卢森堡(1871—1919)/[美]汉娜·阿伦特

 罗莎·卢森堡年表

致考茨基夫妇(1906年3月13日收讫)最亲爱的：

4号星期天晚上，时运不济：我被捕了。我的护照已经加盖了回程的图章，而且正准备离开。眼下，只能够得过且过啦。希望你们不要过分地伤心。革命和革命带来的一切事物万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情愿坐牢，也不愿意回去吵架。他们常常让我觉得尴尬，不过别去操心。

现在我坐在市政厅里，“政治犯”、地痞流氓和精神病人，都挤在一起。我的牢房(平时堪称这里的一颗明珠)，原是关押一个犯人的单间，现在则有14名住客，所幸都是政治犯。隔壁两边都是较大的双人牢房，每一间都乱哄哄地挤着大约30个犯人。听人家说，目前的这种条件，已经接近天堂水平了，因为以前一个牢房曾经关过60个人呢。夜里他们轮班睡觉，每隔几个小时换一班，没得睡的人就出去“溜达”。眼下我们都像国王那样斜着身子睡在木板上，挤得就像排列整齐的沙丁鱼。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将就得挺好，至少没有受到额外的吵闹的骚扰。比方就像昨天，我们房里来了一个新难友，一个犹太籍的武疯子。她不仅把几个政治犯都弄得涕泗涟涟的，而且还在牢房里叫呀跑的，让我们足足忙活了24小时。今天我们终于把她弄走了，眼下还有三个“myschuggene”和我们在一起。

在院坝里放风的事儿，这里从未听说过。白天，牢房的门就被打开，犯人整天都可以在走廊里、在妓女中间游来荡去，听她们哼唱快乐的小调，说着诙谐的谚语，并且闻着从大门洞开的茅房里飘出来的味道。然而我说这些，不外乎是想介绍介绍这里的条件罢了，我的心情良好，一如既往。我现在还在暂时使用假身份，但是恐怕瞒不了多久，因为他们不相信我。

一言以蔽之，情况很严重。但是，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是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凡是生存的，必将灭亡”。这就是为什么我从来不相信远期信用证或者公债的缘故，所以，请你们振作起来，其他的都对它嗤之以鼻。总而言之，我活着的时候，工作进行得异常的好。为此我深感自豪。在整个俄国，我们的所在，是惟一的一片绿洲，尽管也有风风雨雨，尽管也有紧张和压力，但是工作和斗争仍然保持旺盛的势头，其发展之迅速，就是比最自由的“宪章时期”，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别的姑且不谈，仅抵抗这个概念(今后将成为全俄国的榜样)，就是我们的杰作。

至于身体，我目前还好。他们可能很快就要把我转到另一所监狱，因为我的案情很重。到时再告诉你们啦。

亲爱的，你们都好吗?孩子们，格兰尼和汉斯，你们在干些啥?请向弗兰西斯库斯转达我最诚挚的问候。希望《前进日报》因为有了坚强的[汉斯·]布劳克，情况又出现了好转。

你们的 安娜(P9-P11)

卢森堡和她的《狱中书简》(代序)  林贤治

革命渐次随着岁月的尘烟远去。

有各种革命，也有各种不同的革命者。真正的革命者，委身于他理想中的事业，这事业，是同千百万无权者的福祉联系在一起的。在革命中，他们往往为自己选择最暴露、最危险、最容易被命中的位置，结果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当黎明还没有到来，他们已经在黑暗中仆倒。

在这个倒下的队列里，我们记住了一个人：罗莎·卢森堡。

“红色罗莎”

卢森堡自称是犹太裔波兰人，不止一次地声称波兰是自己的祖国。曾经有人在书中提及，波兰有史以来，在对外斗争中从来不曾出现过叛徒，足见波兰人的忠诚、英勇和傲岸。她的独特的犹太家庭背景，使她从小培养出一种人性的、平等的观念；民族的浪游性质，又使她恪守“犹太同龄群体”的伦理规则，而不与任何“祖国”相一致。正如政治学者阿伦特指出的，犹太知识分子的祖国事实上是欧洲；用尼采的话说，他们会因自身的位置和作用而注定成为最卓越的“好欧洲人”。

1871年3月5日，卢森堡出生于波兰扎莫什奇的一个木材商人家庭，两岁时，全家迁居华沙。在这里，她完成了中学教育，并开始参加革命活动。1889年底流亡瑞士，入读苏黎世大学，先后学习哲学、政治经济学、法学及自然科学。在此期间，结识利奥·约基希斯，后来他成为她事实上的丈夫和情侣。1894年，他们共同组建了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1898年，卢森堡取得德国国籍，迁居柏林，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工作。在党内，她积极从事组织活动，为报刊撰文，发表演讲，先后批判党内元老伯恩斯坦和考茨基，也曾同列宁展开过论战。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团一致支持帝国主义战争，背叛革命，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等组织斯巴达克同盟，后成立德国共产党，成为党的重要的领导人之一。

卢森堡自称是一个永远的理想主义者。读书时，她在题赠女同学的照片背后写道：“确保以纯洁的良心去爱所有的人，那样一种社会制度是我的理想。只有在追求它并为之奋斗时，我才有可能产生憎恨。”像这样一个怀抱着宏大的社会理想的人，在当时，命运注定要和革命扭结到一起。为此，她多次被捕，在监狱里度过相当长的岁月。1917年春夏之交，斯巴达克同盟鉴于她在狱中健康恶化，曾酝酿过一个营救计划，考虑到她拥有俄属波兰地区的出生证，试图向官方提出要求，放她出狱到俄国去。然而，她拒绝了这个计划，因为她根本不愿意与官方当局发生任何联系。在革命队伍中，她以思想激进和意志坚强著称，所以，帝国主义者及右翼分子称她为“嗜血的‘红色罗莎’”。

1919年1月，德国共产党与其他革命组织共同行动，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接着，斗争遭到政府军队的血腥镇压，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同时被捕，当日惨遭杀害，她的尸体被扔进运河。当此危急时刻，约基希斯倾全力搜集卢森堡遗文，调查事件真相，一个多月后随之遇害。

卢森堡逝世后，列宁下令出版她的传记以及她的著作的完整汇编，同时，还斥责了德国党对于承担这一义务的冷漠态度。斯大林不同，于1931年著文强调卢森堡犯过许多极其严重的政治错误和理论错误，这等于给卢森堡盖棺论定，以致后来发展到谁引用卢森堡的话便是反革命的地步。苏共二十大以后，情况有了变化，在苏联和东德等国家，开始寻找卢森堡与列宁的思想的一致性，涉及两人的分歧，当然仍将错误归于卢森堡。所以，阿伦特在一篇论述她的文章中把她描写成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位“边缘性人物”，“德国左派运动中最有争议的、最少被人理解的人物”。直至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红色罗莎”才获得应有的崇高的评价，她的著作在国际上兴起出版和研究的热潮。

“重新发现”卢森堡，在国际共运史上，是一个堪称奇特的现象。  “永远是一只鹰”

卢森堡的政治思想，在论战中显得特别活跃和鲜明。其中，关于革命与暴力问题、政党问题、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民主等问题，带有很大的原创性。在苏联、东欧剧变十多年以后，回头再看卢森堡的相关论述，判断的深入和准确是惊人的。

在卢森堡看来，革命，不是任何组织或个人“制造”出来的，不是根据哪一个政党的决议产生的，而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自动地”爆发的。不是组织先于行动，而是行动先于组织，而这“行动的迫切压力”总是来自社会下层。她指出：首先应当具备“革命形势”这一必要的条件，必须认真考虑大众的情绪。在组织问题上，她从不信任有一种绝大多数人在其中都没有位置、也没有声音的所谓的革命的“胜利”，不信任那种不择手段、不惜代价夺取权力的行为，以致她“担心革命受到扭曲更甚于担心革命的失败”。

正由于当时德国的客观形势与俄国不同，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都没有作过以武装夺取政权的尝试。

但是，卢森堡并没有因此否定暴力，相反对于那些把暴力等同于革命，从而加以反对的“机会主义的学理主义者”予以严厉的批判。暴力是有阶级性的，她特别指出，必须警惕来自反动政府的合法性暴力的隐蔽性和欺骗性。她认为，无条件地否定革命暴力，把议会政治、宪政政治看作被压迫阶级得救的惟一出路是空想的、反动的，这也正如把总罢工或街垒看作惟一的出路一样。在她看来，并不存在一种预设的绝对合理的方式，任何方式的采用都是随机变化的、可选择的。人民群众惟有拥有潜在的暴力，并足以作为自卫的武器或攻击武器，来发挥它的作用，才能在阶级力量的对比中，最大程度上改变政治斗争的条件，其中包括议会条件。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卢森堡指出，改良是革命的产物；而革命，并非出于革命者对暴力行动或革命浪漫主义的偏爱，而是出于严酷的历史必然性。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告别革命”之声不绝于耳。颇有一批学者极力夸大革命的破坏性，俨然历史真理的代言人。事实上，阶级社会发展的诸种因素，是互相补充、互相完善又互相排斥的。革命暴力的正当性和正义性，正在于被压迫阶级在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中，在所处的阶级对抗的有限的阶段中，他们自身的损失可以因此被减少到最小。所以，卢森堡才会一再指出，。暴力是革命的最后手段。她承认，“在今天的情况下，暴力革命是一件非常难以使用的双刃武器。”

1904年春，列宁发表《进一步，退两步(我们党内的危机)》一书，论述关于无产阶级的政党学说。7月，卢森堡发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评论了列宁的建党思想，引起论争。在建立一个集中统一的政党这一问题上，两入之间没有分歧；争论的中心，是卢森堡说的“集中程度的大小、集中化更准确的性质”问题。

卢森堡批评列宁的“极端集中主义观点”，是“无情的集中主义”，认为这是把“布朗基密谋集团的运动的组织原则机械地搬到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群众运动中来”；她说，这样做的结果是“中央委员会成了党的真正积极的核心，而其他一切组织只不过是它的执行工具而已”。文章尖锐地提出：究竟是谁执行谁的意志?她认为列宁设想的中央拥有“无限的干涉和监督权力”，强调的是党中央机关对党员群众的监督，而不是确保自下而上对党的领导机关的公开、有效的监督。她确信权力的高度集中必然产生思想僵化、压制民主和轻视群众，形成并助长专横独断的危险，窒息积极的创造精神，惟余一种毫无生气的“看守精神”。

在这里，卢森堡表现出了重视人民群众的非凡的热情，以致后来有人称她为“一个纯粹群众民主的理论家，一个出色的非定型的革命的预言家”。1918年，她在狱中写下著名的《论俄国革命》，直接地把社会主义民主等同于“无产阶级专政”。这部未完成的手稿对苏联布尔什维克党的批评尤其激烈，其中除了土地问题、民族自决权问题之外，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批评布尔什维克党把专政和民主对立起来，强化专政而取消民主。她强调说，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的专政，不是一个党或一个集团的专政，这就是说，最大限度公开进行的、由人民群众最积极地、不受阻碍地参加的、实行不受限制的民主的阶级专政”。她从来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在于大多数劳动群众不再是被统治的群众，而是自己的全部政治和经济生活的主人，在有意识的、自由的自决中主宰着这全部的生活。

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卢森堡总是把它同自由联系到一起，并且以自由进行阐释。在《论俄国革命》中，她指出，“自由受到限制，国家的公共生活就是枯燥的、贫乏的、公式化的、没有成效的，这正是因为它通过取消民主而堵塞了一切精神财富和进步的生动活泼的泉源。”又说：“随着政治生活在全国受到压制，苏维埃的生活也一定会日益瘫痪。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惟一的活动因素。”她提出，要警惕无产阶级专政演变为“一种小集团统治”，“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雅各宾派统治意义上的专政”；同时警告说，如果听任这种情形的发展，一定会引起“公共生活野蛮化”，引起强制、恐怖和腐败，引起“道德崩溃”。她进而指出，“这是一条极其强大的客观规律，任何党派都摆脱不了它。”阿伦特认为，她对布尔什维克政治的批判是“惊人准确的”，“她的异端性是坦率的、毋庸争辩的”。

关于自由，在《论俄国革命》稿的边页上，卢森堡加注道：

只给政府的拥护者以自由，只给一个党的党员(哪怕党员的数目很多)以自由，这不是自由。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这不是由于对“正义”的狂热，而是因为政治自由的一切教育的、有益的、净化的作用都同这一本质相联系，如果“自由”成了特权，它就不起作用了。其中，“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这句话，作为卢森堡的“名言”，代表着她的一个深刻的信念而广为流传。

《论俄国革命》出版后，列宁于1922年2月写了《政治家的短评》一文，称它是一部“犯了错误的著作”。他在文中列举了卢森堡一生所犯的“错误”，但是，对卢森堡仍然给予高度的评价，说：“无论她犯过什么错误”，“她都是而且永远是一只鹰”。

政治。人性。美学

阿伦特有一段比较卢森堡和列宁的话说，当革命对她像对列宁那样迫近和真实时，她除了马克思主义之外就再没有别的信仰条款了。“列宁首先是一个行动者，他可以在任何事件中都参与政治；而罗莎，用她半开玩笑的自我评语来说，天生就是个‘书呆子’，假如不是世界状况冒犯了她的正义和自由感的话，她完全可以埋头于植物学、动物学、历史学、经济学和数学之中。”其实，即使对马克思，她也不是一味盲从的，她并不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劳永逸地解决一切问题的样板。正因为她不满于马克思在著名的《资本论》的解决图式，才写了《国民经济入门》和《资本积累论》。

卢森堡个人确实有过不少试图远离政治和革命的表示，比如致信约基希斯说：“俄国革命对于我，就像第五条腿对于狗一样，没有多大的意义。”可是，对于俄国革命，她不但关注到了，而且介入太深，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诸如《论俄国革命》等许多相关的论著那样。正义和自由感对于她是支配性的，致命的。在信中，她说：“我得不断地关心全人类的大事，使得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既关心人类，便无法摆脱政治的诱惑和制约，以致她不得不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对政治事务的关心，在卢森堡的著作中，可以说随处可见。她的私人通信，也记录了不少关于工人罢工，失业，冬小麦歉收，革命，党的会议，党纲的制订及人事变动等内容。但是，书信毕竟不同于政论，除了表现对应于公共性的立场、思想、观点之外，更多地体现了她个人的人格、品质、情感、趣味，精神世界中最基本、最深隐、最柔弱的部分，更人性化的部分。或者可以说，政治原则在书简中转换为一种道德原则，一种特有的气质。

卢森堡的内在气质，在《狱中书简》中展示得最为充分。她敬畏生命，从一只粪甲虫到一只蝴蝶，从一只土蜂到一只知更鸟，她都会留心地观察它们，倾听它们，像亲人和朋友一样亲近它们，为它们经受的惨剧而悲愤，而痛苦，一旦离去以至于黯然神伤。她那般感动于青山雀的问候般的啼声，每次听到那“戚戚勃”的活像孩子嬉笑的声音，就忍不住发笑，并且模仿它的叫声来回答它。她写道：

昨天我忽然从墙那边听见了这熟悉的问候声，可是声音全变了，只是很短促的接连三声“戚戚勃——戚戚勃——戚戚勃”，以后就寂然无声了。我的心不觉紧缩在一起。在这远远传来的一声短促的啼声中包涵着多少东西呵。它包涵着一只鸟儿的全部简短的历史。这就是青山雀对于初春求偶的黄金时代的一个回忆，那时候它成天歌唱，追求别的鸟儿的爱情；可是现在它必须成天飞翔，为

自己为家庭寻觅蚊虫，仅仅是一瞬间的回忆：“现在我没有时间——呵，的确，从前真美——春天快完了——戚戚勃——戚戚勃——戚戚勃!——”相信我吧，宋尼契嘉，这样一声情意绵绵的鸟叫会深深地感动我。

她曾经写到，在读地理书的时候，得知德国鸣禽减少的原因，在于日趋合理化的森林经济、园艺经济和农业学，使它们筑巢和觅食的一切天然条件被消灭，想到那些“毫无抵抗能力的小动物”竟因此默默无声地不断灭绝，不禁深感悲痛，差点要哭出声来。她还说到在监狱里遇到的“一件极端痛心的事”，就是看见驾车的水牛被兵士鞭打得血迹斑斑的情景。她悲悯地写道：

……卸货的时候，这些动物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已经筋疲力尽了，其中那只淌血的，茫然朝前望着，它乌黑的嘴脸和柔顺的黑眼睛里流露出的一副神情，就好像是一个眼泪汪汪的孩子一样。那简直就是这样一个孩子的神情，这孩子被痛责了一顿，却不知道到底为了什么，不知道如何才能逃脱这种痛楚和横暴……我站在它前面，那牲口望着我，我的眼泪不觉簌簌地落下来——这也是它的眼泪呵，就是一个人为他最亲爱的兄弟而悲痛，也不会比我无能为力地目睹这种默默的受难更为痛心了。那罗马尼亚的广阔肥美的绿色草原已经失落在远方，再也回不去了!……

卢森堡表白说，她有一种感觉，就是她不是一个真正的人，而是一只什么鸟、什么兽，只不过赋有人的形体罢了。她致信宋娅说：“当我置身于像此地的这样一个小花园里，或者在田野里与土蜂、蓬草为伍，我内心倒觉得比在党代表大会上更自在些。对你，我可以把这些话都说出来：你不会认为这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吧。你知道，我仍然希望将来能死在战斗岗位上，在巷战中或者在监狱里死去。可是，在心灵深处，我对我的山雀要比对那些‘同志们’更亲近些。”对于植物，她也一样怀着对小昆虫和雀鸟般的喜爱，说：“我研究植物，跟干其他事情一样，也是满腔热忱，全身心地投入。世界、党和工作，都悄然隐退。每日每夜，我的心中只翻卷着这么一个激情：去春天的原野漫游，采集成抱成捆的鲜花，然后回家整理、分类、鉴定，再夹到书页里去……”阳光、白云、湖光、山色，大自然的一切，都被她赋予了极其生动的人类情感，成为她的外化的生命。正如她所说：

不管我到哪儿，只要我活着，天空、云彩和生命的美就会与我同在。

在书信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卢森堡那般倾情于艺术。从小说到诗，从歌剧到油画，从高尔斯华绥、萧伯纳到歌德，从伦勃朗到巴赫、贝多芬，她熟悉许多杰出的艺术家，熟悉他们作品中的许多出色的细节。她的眼前展现着一个浩瀚的艺术世界，她常常沉浸其中，内心充满愉悦。她写道：她曾因所有的剧场和音乐厅变成政治集会和抗议的场所，无法欣赏音乐而感到遗憾。她写道：她想重返纽伦堡，但原因不是去开会，而是想听朋友朗诵一卷默里克或者歌德。她写道：当她听完一支温柔的小曲时，心绪宁静，却随即想到自己曾经给予别人的冤屈，并为自己曾经拥有如此苛酷的思想感情而感到惭愧……

卢森堡对美的欣赏，还及于女性的形体与仪态。很难想象，这样一位革命家会在书信中那么仔细地描绘她在狱中见到的一个年轻女囚的美貌，在“十八世纪法国展”上看到的汉密尔顿夫人画像和拉瓦利埃女公爵画像的不同类型的美。她甚至表示，一些遥远的事物，比如数万年以前的黏土片，中世纪风光，乃至“带有一点腐朽味道的真正的贵族文化”，都是她所喜爱的，迷恋的，对她来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一个一刻也不离开现实斗争的人是如此地喜欢古典，一个投身于政治运动的人是如此地喜欢安静，一个坚强如钢、宁折不弯的人是如此地喜欢柔美，一个以激烈不妥协著称的人是如此地博爱、宽容!——这就是“嗜血的‘红色罗莎’”!

她坦然承担生活所给予她的一切：囚禁、各种伤害和痛苦，别离和思念，并且把这一切看成是美的、善的，开朗、沉着、勇敢，在任何情况下都感到幸福，惟是不放弃工作。在书信中，她不只一次说到她的人生哲学。她强调指出，认识历史的必然性对个人来说非常重要；但是，把对历史必然性的认识演绎为一种消极无为的哲学，又是她所反对的。她坚信人类的能力、意志和知识的作用，坚持自主意识，所以说，宁可从莱茵瀑布上跳下去，像坚果那样逐浪漂流，也不愿站在一旁摇头晃脑，看着瀑布奔泻而下。她要做一个和生活一同前进的人。

“比男人伟大”

革命不是想象。从某种意义上说，革命就是革命者。通过革命者的形象，我们可以目睹革命的面貌，它的全部构成。

说到卢森堡，仅仅阅读她的政论，哪怕是一度遭禁、以自由和民主作为革命的表达中心的《论俄国革命》，也还不是她的全部；只有结合她的《狱中书简》，她作为革命者的形象才是大致完整的。在她这里，不但具有明确的政治信念和道德原则，而且富于同情心，人性和丰饶的诗意。革命并不如某些自命为“自由主义学者”所描绘的那样只有恐怖，恰恰相反，革命是为了解除恐怖统治而进行的。

1907年的一天，卢森堡和她的朋友蔡特金在散步时忘记了时间，因此在赴倍倍尔的约会时迟到了。倍倍尔开始还担心她们失踪了，这时，卢森堡提议这样来写她们的墓志铭：

这里躺着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最后两个男人(men)。

阿伦特赞同此说：卢森堡身上的“男子气概”(manliness)，在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历史中是空前绝后的。如果用这个比方定义革命，应当承认，仅仅有男子气概可能是野蛮的，强制的，可怕的，所幸其中的参与者和领导者有如卢森堡似的女性。她在信中说：“我这个人太柔弱了，比我自己想象的还要柔弱。”正由于有了柔弱的人性做基础，有人类理解和人道主义做基础，革命风暴的力量才是可接受的。

法国诗人雨果有一首赞颂巴黎公社的女英雄、诗人米雪尔的诗，题目是《比男人伟大》。面对卢森堡这样的革命女性，除了这，我们还有什么更恰切的语言去形容她呢?——“比男人伟大！”当然，比男人伟大！

2007.3.18

我有时候有这种感觉，我不是一个真正的人，而是一只什么鸟、什么兽，只不过赋有人的形状罢了；当我置身于此地的这样一个小花园里，或者在田野里与土蜂、蓬草为伍，我内心倒感觉比在党代表大会上更自在些……你知道，我仍然希望将来能死在战斗岗位上，在巷战中或者监狱里死去。可是，在心灵深处，我对我的山雀比那些“同志们”更亲近些。

我研究植物，跟干其他事情一样，也是满腔热忱，全身心地投入。世界、党和工作，都悄然隐退。

不论我到哪儿，只要我活着，天空、云彩和生命的美就会与我同在。

——[德]卢森堡《狱中书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