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李银河推出的最新研究专著，本集子包括两类文章，一类是专著片断，另一类是随笔。全书囊括了李银河一生所做过的最主要的研究，并且囊括了她关注过的一些最主要的话题。自选集中还有一批与她的研究领域无关的内容，它们仅仅涉及了她的生活和亲人，以及她的人生观。

李银河——当今中国最著名的性学家，是当代中国第一位研究性的女社会学家，也是当今最著名的社会学家之一，曾被《亚洲周刊》评为中国五十位最具影响的人物之一。在关于关于性、婚恋方面，李银河究竟说了些什么？该书主要是对中西方人对性的理解的差异、两性关系的历史与现状、对同性恋的看法、对西方性革命的分析、性方面的文化趋势等方面进行了的详细阐述，其中囊括了李银河一生所做过的最主要的研究，并且囊括了她关注过的一些最主要的话题。

自序

上卷

 性的中西对比

 中西性规范

 中国当代性法律批判

 同性恋亚文化

 虐恋亚文化

 两性关系的历史与现状

 女性主义理论

 福柯其人

 女性主义论争

 女性主义与性

 性的理论

下卷

 “万恶淫为首”与性权利

 反性与道德优越感

 反对安全套的要害是反性

 大学生的性权利

 是否应当保持童贞？

 无知即力量？

 西方性革命分析

 换偶活动与聚众淫乱

 淫秽品与性犯罪

 性的商业化及其女性主义对策

 教授嫖妓与性工作非罪化

 如何看待男性性工作

 关于性骚扰

 在修改婚姻法时要警惕倒退

 法律与婚外性关系

 我们在同性恋问题上的文化优势

 关于同性婚姻

 同性恋与艾滋病

 福柯在同性恋问题上的观点

 尊重易性者和易装者的权利

 《钢琴教师》与虐恋

 性学的功过是非

 性的多元化趋势

 我的女性观

 男女平等将走向何方

 西方的男性运动

 爱情、婚姻、性与道德

 情与性关系中的性别差异

 一人爱两人

 爱情是什么？

 中国人的大概率价值观

我的心路历程(代后记)

如果说性仅仅是为了快乐，仅仅以其自身为目的，那么不但生殖目的不复存在，就连爱的目的也没有绝对的必要了。爱会导致长期关系，性却可以是短期的，甚至是一次性的。它可以是一种游戏，是对身体快乐的单纯享受，是一种单纯的感观经验。持这种观点的人宣称：随着人们不再必须将性与婚姻生育联系起来，我们对性不必再那么严肃，我们可以更随意更轻松地享受性快乐。以性为单纯的感观快乐的观点在现代越来越流行，虽然在艾滋病出现后，这一潮流受到挫折，人们的多性伴行为方式有所改变，但是由于生殖与性活动的疏离已成不可扭转之势，还是有越来越多的人会倾向于把性当做纯粹的感观享受。

恩格斯当年分析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时曾表达过这样一种观点：家庭和婚姻之所以产生，是为了生育合法子嗣以继承家庭的私有财产。按照恩格斯的逻辑，在生育动机分离出去之后，家庭和婚姻就都不是必不可少的了，那么性的确可以是一种单纯的感官快乐了。

性的第四个意义是为了延年益寿。这是许多古代社会特别是东方古代社会的性观念。中国古代的养生观就包括这样一些观点：性可以延长寿命直至长生不老；对于男人的健康和寿命来说，处女价值特别高，尤其是月经未来潮的14岁少女，最好在14或15岁到18或19岁之间，不可超过30岁；与童男交合同与处女发生性关系一样可以增进健康，延长寿命；有多个女性性伴侶对男性有益；关于采阴补阳、采阳补阴的观念；关于精液宝贵、还精补脑的思想等等。在古代中国文化的性观念中，性的繁衍后代和延年益寿这两个目的是同样重要的。

阿拉伯人也从保健的功能来看待性活动，有学者指出，说阿拉伯人在世界上所有的快乐中最喜性交，一点也没有夸张之嫌。对于富人和穷人来说，它都是共同的最大快乐，是对日常烦恼的忘却。男人女人都喜欢这一活动，据说它可以使男人保持青春，“就像骑马一样”。

性的第五个意义对于某些人来说是为了维持生计。性的商业化从古至今一直是某些人的实践。卖淫业一向被称为世界上最古老的一种职业。这种情况发展到现代，性工业在一些社会中已经成为最有利可图的行业。色情行业包括各种性的夜总会、脱衣舞男舞女、卖淫娼妓、陪伴业(escort)、色情出版业、色情影视业等等。性活动成为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的生活来源。

除了上述行业的从业人员之外，按照恩格斯对资产阶级家庭的批评，它是“两个卖淫合成一个道德”。由于资产阶级的家庭中存在着财产关系，女性靠提供性服务换得家庭生活的保障。按照恩格斯的逻辑，资产阶级的家庭婚姻关系与卖淫的区别仅仅是批发与零售的关系，没有本质的区别：二者都是性的商品化，都是以性换取生活来源。如果恩格斯的逻辑成立，以性作为维持生计的手段就不再是少数娼妓的越轨行为，而是社会上许多“体面”阶层的人们的正常行为；就不再是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而是社会规范本身了。

性的第六个意义是为了建立或保持某种人际关系。有学者提出，性并不是仅仅为了肉体快乐的活动，而是人的交流活动。它在某种情况下甚至可以起到缓解群体内冲突、维持群体团结的作用。

对动物行为的研究发现，有时动物的性活动可以起到缓解群体中紧张关系和冲突的作用。对倭黑猩猩的观察表明，在喂食期间它们的性行为会有所增加，目的就是为了缓解争夺食物的冲突。在雄性倭黑猩猩中，性还被用来作为攻击性行为之后的友好表示。在海豚中也发现了在喂食期间性行为增加的现象，以此缓解争夺食物时的冲突。对倭黑猩猩的研究提出这样一种解释，即海豚争食时性行为的增加是为了防止攻击性行为。

人类是否也会以性作为避免冲突的手段？答案是肯定的。有调查表明，解决多位情人之间的冲突往往不是靠辩论，而是靠性行为。一项对美国“地狱天使”摩托团伙的研究发现，每个加入这个团伙的女性必须和所有男性成员性交。同样，在许多部落民社会中，用妇女做交换是谈判中常有的内容。性在降低社会群体间的紧张关系以保持协调一致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动物社会和人类社会的行为模式都表明，性活动可以起到防止仇恨和平息社会冲突的作用。

性的最后一个意义是为了表达权力关系。远在古希腊罗马时期，性就成为权力的象征。在当时，性活动的伴侣分为两类，不是男性和女性，而是统治方与服从方。有权的男性是统治方，他们的性对象是各种无权的人——妇女、儿童，外国人和奴隶。因此，一个男性主人并不会因为同一位男性奴隶之间发生同性性行为而丧失体面，但是，如果他在这种性活动中成为性行为的被动方，却是一种丧失身份的做法。这一点令人想到我国历史上皇帝的男宠：皇帝绝不会因为与男宠的同性性活动而丧失尊严，这种关系一点也不会伤害到皇帝的权力，而这恰恰是权力的表现。在民间也是一样。在反映市井生活的小说《金瓶梅》中，西门庆与少年性交并不会影响到他的男性身份和形象，他也并没有因此被看做一位同性恋者。他和少年的关系同他和那些女人的关系一样，都是男权制权力结构的反映。

正因为性对于不同的人群有着不同的意义，才会有差异巨大的性规范存在于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社会当中。在这里，最要紧的是不可以把性的规范当做是一种通用的、固定的、“自然而然”的东西来看待，而要充分注意到它的局部性、可塑性和“人为”性质。各个文化和社会中的性规范是由生活于不同地域的人们在千百年的实践中创造出来的。

严格说来，我们不应当对各不相同的性规范做出对与错的评论。黑格尔说：现实的就是合理的。每一种性规范的形成都有它自身的逻辑，自身存在的理由，也有它的功能。时过境迁，这种促使它形成的功能也许早已丧失，可某种性规范仍会作为一种风俗保留着。在社会研究中，最艰难的事情莫过于评价某种风俗、某种行为规范的是与非。比如，非洲一些国家盛行的女性阴部环切术，无论从人权角度还是女权角度，都只能认为这是一个很坏的风俗，应当加以改变。印度的烧寡妇和中国的裹小脚也属于同类问题。然而，后殖民主义理论却使这个简单的是与非的逻辑大大复杂化了。这种理论提出：现存的这种评论是非的方式是西方殖民者宗主国思想方式的产物，它倾向于将某种落后的风俗当做殖民地文化的全部，而他们强调这种风俗的目的是要说明：西方的殖民是先进的，有道理的；殖民地是落后的，愚昧的，它的被侵略是有正当理由的。(P12-14)

这是我的自选集。顾名思义，自选集应当是选自己最得意之作。可是，我对自己写的东西都很不满意，完全谈不上得意，所以选起来非常困难。我不否认，在有些写作中我是得到了乐趣的，比如说一些短文，还有一些带点辩论性质的文字。但是，在多数专著中，我压抑了自己的激情，尽量把它写得平实严谨，写作的乐趣因此降低了很多。

这本集子包括两类文章，一类是专著片断，另一类是随笔。它们应当说是囊括了我一生所做过的最主要的研究，囊括了我关注过的一些最主要的话题。

近年来，总有人说我观点前卫，好像很不符合中国落后的国情和传统的习俗。但是，扪心自问，我的观点也并不十分前卫，只不过是在每一个具体论题上我认为比较正确的观点而已。我的立场也只不过是经典的自由主义的立场而已，前卫不到哪里去。我所尊崇和传播的价值不过是自由、人权、理性这样一些最基本的价值。虽然对后现代的东西有所引介，但是所有基本的论述还是没有超出经典自由主义的范畴。所以，我真的不明白，前卫这样的评价指的是什么。如果说它还有一点点可能是中肯的评价，那只是相对于中世纪的、前现代的各种观念和价值而言的——相对于前现代的各种思潮和观念，自由主义肯定是前卫的。莫非我是这个意义上的前卫？如果是这样，我忧心的倒不再是自己脱离了中国的国情，而是要为我们社会的现状和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哀叹了——它什么时候才能稍微进步一点点啊？什么时候才能走出中世纪啊？

自选集中还有一批与我的研究领域无关的内容，它们仅仅涉及我的人生观。我对应当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这个问题从来没有放弃过思索，而人生的意义的问题是很多人从来不想或不爱去想的。爱想这个无解问题的人有两种前景，一个是去得抑郁症，一个就是大彻大悟，得到解脱。我始终徘徊在两者之间。但是我的内心总向往着后者。我希望看这本书的人也能得到后一种结果。

李银河

2006年12月27日

我的心路历程(代后记)

1.做什么

俗话说：三十不学艺，我恰恰反其道而行——去美国求学时刚好30岁。回想当时常令我感到烦恼的一个想法就是：我的一生都在准备，准备做什么事，可一直还没正经做。我还要准备到何时？大概是受了这种想法的刺激，1988年我拿到博士学位之后，就径直回国了。

在我从美国回来之后，我才感到自己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王作(创造)。在此之前，我一直在准备。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我一直在修炼。我的一生一直到1988年，也就是我36岁时，一直在准备。就像一头牛，一直在吃草，现在到了产出牛奶的时候了。36岁，真是够晚的了。当然，这里面有许多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的因素。比如从17岁到22岁，我一直在做体力劳动。虽然我也在一天天极度疲劳的体力劳动之后，尽我所能看书，看马克思的书，看鲁迅的书，看当时硕果仅存的《艳阳天》一类的“文学”书，但是我的生命曾耗费在成年累月的纯粹的体力劳动上。我们当时没有选择的余地，没有凭自己的爱好和能力安排自己生活的自由。

我常常这样想，最幸运的人是这样的人：他在八小时之内所做的事情正好是他爱做的事情。可以说我就是一个这样的幸运儿。

回国之后，我被接纳为中国第一个文科博士后站(北京大学社会学所)的第一个博士后。我以一种狂热的劲头投入了研究工作：毕竟我准备了太久太久。压抑多年的“做事”的冲动猛烈地进发出来，我一口气搞了十项经验研究。其实，其中的一个已经够我“交差”的了，但是我的研究冲动是发自内心的，不是为了“交差”。这种疯狂劲我现在回头看都有点暗自吃惊。难怪一个台湾社会学访问团和我们座谈，当我谈到这两年我完成的题目时，对方露出一副不可置信的表情。

这十项研究的结果是十篇论文，每篇15000字上下。这十个题目依次是：择偶标准，青春期恋爱，浪漫爱情，独身，婚前性行为规范，婚姻支付，自愿不育，婚外恋，离婚，同性恋。从另一种角度来说，我在两年间搞十项研究疯得还不够厉害：回国之前，我做了个“社会学百题”的备忘录，现在有时还会翻看，觉得自己比当时的气魄已经小了许多。

这十篇论文分别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社会学与社会调查》等杂志上，有的被译成了英文和曰文，有的题目有新闻价值——如自愿不育和同性恋——常常被通俗刊物和报纸、电台、电视台报道。那天在地铁买了一份小报，上边有个署名“黑娃”的人在头版头条写了一篇关于自愿不育的文章，我一看，里面怎么尽是我论文里的原话？心里不免有些愤愤，可转念一想，人家虽然没指明哪段是出自我的手笔，但该羞愧的是他而不是我——只是不知这位黑娃是否是真的非洲种，也许是他自觉够黑的，起了这样一个笔名。人如果有东西值得别人一偷，也不能说完全是坏事。尽管上小报有点“丢份”，也不至于就为这点事跟人“叫真”。这么想过之后，心里也就释然。后来，这十篇经验研究论文被收入一本论文集，取名为《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出版，虽然只印了4000册，我也挺满足的——我还见过只印300册的学术书呢。这本书后来获得了“北方十五省市优秀图书奖”，并且在1998年再版。

我心里清楚，从外面拿文科博士学位回来的人还不多见，因此如一些爱为人指点迷津的朋友所说，回来的人有一种“势能”。问题在于用这种“势能”来做什么。我之选中经验研究一途，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具体说来，原因有二：第一，中国人似乎有一种看不起经验科学的偏向，因此社会科学远不如人文学科那么发达。我们这里的人往往偏爱气势恢宏的高谈阔论，近年来“侃”字的出现频率之高就是证据。而我的抱负是要做一个严谨的社会学家。这些话用通俗的语言来说，就是想分出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但是众所周知，这并不容易，有时真话也挺没劲的。为了和信口开河者划清界线，我甚至不惜把自己搞到矫枉过正的地步——在我用通过经验调查得来的数据写论文和专著时，有时竟感到可说的和能说的话是那么的少，以致担心自己的想像力已经衰退了。与此同时，我看到那些高谈阔论的研究，就为别人捏把冷汗。人家的一个小标题，在我看来已经够研究一辈子的啦。

我潜心经验研究的另一个理由是：中国现在社会学的经验研究还不规范。有的研究不信不实，在方法的运用、研究的设计方面尚有不少欠缺。我毕竟是实实在在地学了六年社会学，看到这种现象就感到了一种挑战。这就像看到有人一手持一根筷子吃饭，谁都想给他露一手用筷子的绝技一样。

用这样的方法，我们又做了男同性恋的研究。我们是指我和我丈夫。这个题目颇遭同行和有关部门诟病。从搞调查到出书，遇上了不少头疼的事。好在研究的成果终于写成专著，在香港由天地图书公司出版了。假如我们能沉住气的话，还可能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直到现在，我还不理解那些诟病出于什么动机。同性恋者不是人类吗？同性恋不是社会现象吗？社会学到底该做些什么事？不管怎么说，我在完成了这项研究之后还想做女同性恋的研究，只是苦于找不到线索。

在当时，做什么样的研究是我常常思考的问题。我对当时文化界的信口开河大而无当十分反感，总觉得中国文化中有一种过于轻视经验研究的倾向。中国人喜欢有气势的东西，比如《河觞》、《人妖之间》等。中国文化从古至今一直对经验研究不感兴趣，所以科学在中国才不如西方发达。所有的文化人都在追求辞章之美、玄虚而飘逸的意境，或者是一种宏伟的气势。在改革开放之初，很多人都知道我与林春合写的《要大大发扬民主，大大加强法制》等文章，虽然我们当时工作单位的性质(国务院研究室)和全国各大报纸的转载的作用不容忽视，但是当初我们文章大受欢迎很大程度上恐怕是那种投合中国文化的“气势”和辞章之美。而在美国受了六年严格的社会科学训练的我，当时有个强烈的感觉，那就是，只有气势，没有经验材料做基础的东西在中国实在是太多了。简直可以说，除了这种东西，什么都没有(那是在1988年)。

中国文化传统中一方面看重气势宏伟的东西，另一方面又看重“有用”(必须是立竿见影，学以致用的用)的东西。如果一项研究，既不气势宏伟。又“无用”，就没有人愿意去做。我们社会学经验调查所做的这一块就属于特别不受“待见”的。比如关于我国同性恋人群的调查就是这样，它既不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因此不够气势宏伟；又不是马上可以拿来派什么用场的东西，因而不够“有用”。许多社会学研究领域就这样成了空白。在西方任何一所大学的图书馆里，不必说性学这一题目下的图书，就是同性恋这个小分支，就不知道有多少专著，多得我连看都懒得看了。我有心在中国反其道而行，专门做一些这样既不够“宏大”又不够“有用”的研究。我想，某项经验研究是否有用的问题不必过多考虑。有用无用，用与不用，那是别人的事，不是科学研究本身应当过多考虑的问题。

理论并非完全不重要，但只有经验意义上的理论才重要，只有由经验的命题组成的理论才重要。那种气势宏伟的宏观理论不是已经有许多了吗？不是已经太多了吗？我不愿意再去凑这个热闹了。

金西调查有什么气势宏伟的理论？纯粹描述性的东西难道就没有价值？人们可能会觉得枯燥，但是描述动物身体构造、行为习惯的东西枯不枯燥呢？我能不能不受“气势”的诱惑？在美留学时，系里的老师也分两派，一派重理论研究，另一派重经验研究。令人遗憾的是：两派互相认为对方的东西不是“东西”。我们也要像其中一派那样认为经验的东西不是东西吗？

搞描述性的东西很可能会不受人的注意，就像研究昆虫的生活习性不会受到行外人的注意一样。能不能耐得了寂寞呢？能不能做到宁愿默默无闻地去做些经验的研究，也不去哗众取宠呢？

费孝通有一次讲到，社会学要“讲故事(tell storles)”。他说，社会学要研究活的人，会讲话的人，会哭会笑有感情的人。他还说，人生社会就是一台戏，他要我们去看这台戏是怎样上演的。这一点对我很有启发。特别是在中国现有的条件下(交通困难，经费缺乏)，做这种形式的调查也许是唯一可行的。而且，这种方法也许比花费昂贵的抽样调查更富于成果。我认为，研究的题目应当是有趣的，而“讲故事”就是有趣的。当然，如果把这种方法当做唯一正确的研究方法未免片面。它虽然不是唯一正确的，但却有可能是唯一可行的，而且是有趣的研究方法。

浮士德的精神似乎是中国人特别缺少的一种精神：“我要探究窥测事物的核心，我想得到关于整个存在的知识。我因此牺牲了我灵魂的幸福，甘愿为一个时间极短的理解永受天罚。”中国的精神常常是不求甚解，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中医的整个底蕴就是这样的——甚至是“难得糊涂”。

在研究的选题问题上，我大费周章。早年那种纯粹出于对事物和对研究方法的好奇心已经离我远去。记得那是在1979年，我27岁时，我平生第一次接触到社会学——美国匹兹堡大学的霍尔兹纳教授和聂尼瓦萨教授来中国开办了第一个社会学夏季讲习班。我内心冲满了求知的冲动，像是发现了一个新大陆。我怀着激动欣喜的心情设计了我平生的第一个问卷，还记得是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看法。每个问题都是一个陈述句，然后是多重选择：非常同意，比较同意，不太同意，很不同意等等。当时也不懂什么随机抽样，就带着一纸单位介绍信，兴致勃勃地跑到一些位于单位附近的机关和街道去散发问卷。还记得那时的人们傻得可爱，有的人不会在多重选择中选一项“同意”或者“不同意”，而是空在那里，却在每个问题的陈述句旁认真地批道：“这种观点太极端了。”“这种提法是错误的。”我拿着收回来的问卷，为他们对问卷调查的无知和认真劲感叹不已。

……

人活一世，都想留痕迹。有人说，人最大的目标是青史留名；有人说，即使不能流芳千古，能够遗臭万年也是好的。说这话的人没有想到：在地球热寂之后，什么痕迹都不会留下。记得在我发表了第一篇文章时，曾在日记中写道：我已经留下了第一个痕迹。当时的我没有想到，这个痕迹就像沙滩上的脚印，很快就会被海浪抚平。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在宇宙中留痕迹，这是毋庸置疑的。亿万年后，没有人会记得马克思是什么人，别人就更不必说了。正如哲人所说：“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在我看来是不难解答的。人生的目的不过是死亡而已，因为在这世界里生存的一切都是像尘土一样地被时间的气息渐渐吹走……就像在沙漠中脚迹一下子就会被吹没了那样，时间也会抹掉我们存在的痕迹，仿佛我们的脚就从来没有踏过大地似的。”

既然如此，人活着岂不和死没什么区别？是这样的。这就是我对生活最终的看法。当你把这个痛苦的事实当做不得不接受的事实接受下来之后，你就会真正地冷静下来，内心会真正地平静下来。你会用一种俯视的、游戏的态度来看人生。

在想透了生活的无意义之后，就要“死马当活马医”了。尽管我们知道生活最终没有任何意义，尽管我们知道人死之后最终不会留下任何痕迹，我们还是可以在我们生存于世的这几十年间享受生存的快乐。尽管生命本身是没有意义的，但有些事对生命是有意义的：肉体和精神的痛苦对生命有反面的意义，而肉体与精神的快乐对生命有正面的意义。这就是我心目中舒适与幸福在人的生命中的位置。

有一段时间我开始读“禅”，心中有极大的共鸣。禅揭示了生活的无目的，无意义；它提到要追求活生生的生命，生命的感觉。其实，生命的意义仅在于它自身，与其他一切事和人都毫不相关。参禅时，我想到，过去我常常受到世间虚名浮利的诱惑，其实是没有参透。

然而，我又不愿意在参透之后使生命的感觉变得麻木。而是循着快乐原则，让生命感到舒适(没有病痛，基本生理需要得到满足)和充实(精神和肉体的enjoyment)。它包括对好的音乐、美术、戏剧、文学的享用。更重要的是把自己的生活变成一个艺术品，让自己的生命活在快乐之中，其他的一切都不必追求和计较。美好的生活应当成为生存的目的，它才是最值得追求的。

福柯说：“令我震惊的一个事实是，在我们的社会中，艺术已经变成仅仅与对象而不是同个人或生活有关的东西了。艺术成了一门专业，他们由艺术家这样的专家做出来。但是，难道每个人的生活不能成为艺术作品吗？为什么一盏灯或一座房子可以成为艺术品，我们的生活却不能成为艺术品呢？”毛姆也曾说过：“我认为，要把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看成不是令人厌恶的，唯一使我们能做到这一点的就是美，而美是人们从一片混沌中创造出来的。例如，人们创作的绘画，谱写的乐章，写出的作品以及他们所过的生活本身。在所有这一切中，最富有灵感的是美好的生活，这是艺术杰作。”

生命本身虽无意义，但有些事对生命有意义。

生命是多么短暂。我想让自由和美丽把它充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