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人作传，向来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而给活人作传，更无异于把自己放在火上烤，弄不好讨得读者和传主两头嫌。作者的这本书却把这件事做的非常圆满。传人纪事都力求客观公正，不捧不谀不讳，难能可贵。作者文笔畅达，烛幽发微，常于小事中写出季老的真性情、大智慧。与近年行世的关于季老的其他传记相比，此书的可读性和研究价值自然高出一筹。

作者以自己擅长的散文笔调叙述了一代鸿儒季羡林先生的生平，挖掘并展现了季老在繁杂曲折的生活经历中所形成的特有的爱国精神，以及他以个人秉赋、文化素质、学识修养、个性品格所形成的精神力量。因作者与季先生为多年深交，故作者在书中得以用其细腻的笔触真实地勾勒出传主的人生轨迹，述说了不少季先生鲜为人知的秩事。

卷首献语：一把解读季羡林的钥匙

第一章 齐鲁之子（1911—1929）

 （一）晚年的生日，已异化为公众节目

 （二）名号寄托的文化偶像，是北宋那位诗人林逋

 （三）童年岁月：底层中的底层，穷人中的穷人

 （四）高中“六连冠”，四项课外学习，尤其可圈可点

 （五）失去母爱，寄人篱下，性格渐渐发生裂变

第二章 清华岁月（1930—1934）

 （六）金榜题名，中文、英文俱佳，而数学一塌糊涂

 （七）四载清华，只学了一个聋子哑巴德语

 （八）幸亏有了陈寅恪、朱光潜、吴宓

 （九）球迷，爱上手球与网球

 （一○）晴空霹雳，人天永相隔，生死两茫茫

 （一一）借文学之酒杯，浇自家胸中之块垒

 （一二）所谓“四剑客”，实则文坛四个“愤青”

第三章 留德十年（1935—1945）

 （一三）天降赴德留学的良机

 （一四）入哥廷根大学，师从瓦尔德施米特

 （一五）在梵文、巴利文、英文、德文、阿拉伯文的海洋游泳

 （一六）一件天大的坏事，从反面成全了他

 （一七）没有新意，决不写文章

 （一八）章士钊的这个公子，是值得认真阅读的

 （一九）夫子自道，留学生涯的N个最

第四章 初入北大（1946—1949）

 （二○）副教授一周转正，创北大历史记录

 （二一）季羡林眼中的胡适，胡适眼中的季羡林

 （二二）别出机杼，移情比较文学

第五章 学术之梦（1949—1965）

 （二三）背负“原罪”的十字架，洗心革面，脱胎换骨

 （二四）坚守批判的底线：不违心，不出卖，不跟风

 （二五）“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

 （二六）大政治下的小学术

 （二七）荒诞借虔诚上演，愈加荒诞

 （二八）再论大政治下的小学术

 （二九）从《春满燕园》说开去

第六章 文革炼狱（1966—1977）

 （三○）“五?二五”大字报，一石击破水中天

 （三一）兔死狐悲，对号入座，一哼遗患及其它

 （三二）上山、抄家、三大罪证

 （三三）选择自杀，理论、方式、地点

  (三四) 绝处逢生，从造反派的老君炉捡回一条命

  (三五) 炼狱中的长镜头，短镜头

 （三六）身在门房，心系《罗摩衍那》

 （三七）痛定思痛，前跳加后跳，跳出一部奇书

第七章 大器晚成（1978—1991）

 （三八）《春归燕园》，始信春恩不私物

 （三九）副校长的底牌：朴实之外，什么也没有

 （四○）六十七岁，人道老骥伏枥，他值青春勃发

 （四一）行万里路，写万里文 （国外）

 （四二）行万里路，写万里文 （国内）

 （四三）重返哥廷根，似欢欣，实惆怅，似慰藉，实追悔

 （四四）学界的“门房”、“校工”与“锅炉工”

 （四五）温馨，家庭不可或缺的气氛

 （四六）“至今八十如四十”，进入一生最辉煌的冲刺

第八章 鲁殿灵光（1992—2001）

 （四七）旧话重提：《季羡老风景线》

 （四八）北大三老，殊途而同归

 （四九 ）在《留德十年》一书里“留了一回学”

 （五○）季先生心目中的季先生

 （五一）站在胡适之先生的墓前

 （五二）“乔木，实则是一个正直的人……”

 （五三）不能不说的陈寅恪、李长之、臧克家

 （五四）光风霁月，渊渟岳峙

 （五五）季式幽默，百炼钢化为绕指柔

 （五六）生命境界的释放：《清塘荷韵》

 （五七）九十抒怀：“不是闻鸡起舞，是鸡闻我起舞。

第九章 百年回（2002—）

 （五八）陶潜和苏轼，相隔千载的心灵感应

 （五九）可爱而又可敬的老顽固

 （六○）视写作为串联生命本体的红线

 （六一）一个平凡的人，也是一个大有人格魅力的人

 （六二）神完气足，宝刀未老

 （六三）医院门外，访客如云

 （六四）“江山如有待，历史本无私。”

 （六五）朝花夕拾，是先生的童心在笑

 （六六）追踪觅兴，从中天门一步跃上南天门

 （六七）面对稿纸就像耶稣面对宇宙乾坤

篇末说禅：期望和读者共同演奏

（一） 晚年的生日，已异化为公众节目

这一日——2005年7月29日，天高、日晶、云淡、风轻。花呈怡红悦绿，人现鹤发童颜。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阁下，在首都301医院的康复楼，握着季羡林先生的手，说：“下个月，就是先生的九十四周岁生日，我向您表示祝贺。”先生的九十四周岁生日是8月几号？总理阁下没说。但是，该晓得的，必然，不该晓得的，竟有许多也偶然得悉：8月6号。最权威的，当然是询之于本人。季羡林曾说：我是“1911年8月6日，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改临清市）的一个小村庄——官庄。”又曾说：“我生在1911年辛亥革命那一年。我出生两个月零四天以后，那一位‘末代皇帝’，就从宝座上被请了下来。因此，我常常戏称自己是‘满清遗少’。”前一说开门见山，直截了当；后一说故意列下一道算术题，小学级的，让你自己去扳指头。老人有老人的风趣。

年来“生日报”行世，据互联网，国家图书馆负责该项业务的人士披露，迄今为止，经他们之手制作的最古老的一份“生日报”，便是送给季羡林先生的。晚清之际的报纸本身已弥足珍贵，经季老的生日一烘托，更加古色斑斓，诱人遐思。据此，笔者曾向季老询问那份报纸的名称，先生答：“记不得了。”——记不得没关系，反正是1911年8月6日的某份旧报无疑。

不过，让我们杀一杀风景。那一日——8月6日，对于季羡林本人，说不重要，也真一点不重要，它和其它逝者如斯的日子一样，普通而又普通，平常而又平常。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别急，且听老先生自白。200l年8月4日，季老回山东临清老家祭祖，好事者趁机为之举办了隆而重之的祝寿活动。老先生举首望月——故乡的月，临风唏嘘——挟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之骚响，历千山万水、千劫百难飒然而至的世纪之风，回得京城，追记了一篇《故乡行》，文中同好事者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他声明：“八月六日──我在这里顺便说明一件事情：我的生日从旧历折合成公历是八月二日。由于一次偶然的笔误，改成了六日，让我少活了四天──算是我的生日。”咦！——哦！——哈！你这厢张灯结彩、燃鞭放炮、又是百烛蛋糕、又是长寿面条、又是“祝你生日快乐”，他那厢却在掩嘴偷着乐。

此事可从先生的《清华园日记》得到佐证，1933年7月29日，适逢暑假，在济南，先生当天的日记写道：“今天旧历是六月初八，我的生日。昨天晚上叔父拿出了两块钱。今天早起就同四舅到菜市去买菜，一方面过生日，一方面上供。”笔者查阅二十世纪初叶的历书，公元1911年，岁次辛亥，行年属猪，农历闰六月初八，果然为阳历8月2日，而不是8月6日。

然而，澄清归澄清，老先生并没有把生日改过来。自那以后，他的户口本、身份证依然标的是8月6日，他的公开出版物，如《季羡林年谱》、《季羡林自传》，仍然坚持8月6日。犹如陈寅恪的恪（kè），几经纠正，人们仍习惯读作恪（què）一样，索性以讹传讹，一错到底。嗨，8月6日就8月6日吧，那只是一个象征，一个符号，对于老人家，生日定在哪一天都一样，那一天是因为有了回忆有了咀嚼才齿舌生香，并不是因为恰恰生在那一天才祥瑞盈门，蓬荜生辉。

有的人的生日，是属于他自己，他如果忘了，那就全世界都忘了；有的人的生日，是属于公众，纵然他本人千推万阻，敬谢不敏，届时，热心肠的人们还是要喜气洋洋地操办，连带自己也喜气起来。当季羡林先生步入晚年，随着他的人望翻番，声誉爆棚，给他过生日也好、祝寿也好，趋之若鹜，已升格为京华一大时髦。内中，有单位、团体主持，有同事、弟子张罗，也有从未谋面的追星族加盟。那么多的祝寿活动，不可能都挤在8月6号，怎么办？变则通，通则顺，有的找理由往前提，有的设法往后推。如是一来，完全看你的能耐和老先生的方便，抓到哪一天就是哪一天。2002年10月12日，先生的助手李玉洁老师爆料：对于季老，一年过若干生日是常事，2001年九十大寿，就陆续庆祝了十六次。

生日明显走味。这就是人情——在一个商潮滚滚、急功近利的社会，任何情义有可判断的价值筹码。老先生心知肚明，他曾有专文谈论“世态炎凉”，并挖掘出一条定理：“年龄大小与处境坎坷同对世态炎凉的感受成正比。年龄越大，处境越坎坷，则对世态炎凉感受越深刻。反之，年龄越小，处境越顺利，则感受越肤浅。”拿他自己说，文革间倒霉，沦为“非人”，自然是门可罗雀，曾经的属下，崇拜者，走对了面也装着不认识；文革后复出，加官晋爵，宾客又复盈门，连有些根本不认识的，也自称是他的朋友。拿周围说，同为高寿，譬如钟敬文先生，不仅年长他八岁，在学坛论资排位，还是他的前辈，但钟老就“缺少官样的借口来祝寿”，其中道理，不言自明。因此，老先生借花献佛，每次祝寿活动，必设法请钟老参加，偶尔兴起，索性扩大范围，凡寿登耄耋的老友，他如林庚、侯仁之、张岱年、周汝昌、丁聪、于光远，一律竭诚相邀，来个“群叟宴”，彼此联合祝寿。按老先生的天性，他本是一个内向守己的人，喜欢清幽安静，不惯张扬炒作，大肆渲染；他自谓上不得台盘，置身于华筵丰宴，常常“局促在一隅，手足无所措，总默祷苍天，希望盛会早散，还我自由。”但是人情如山，推挡无效，却之不恭，只好俯首听命，甘当主角，也是道具的了。闲来反省，他半是自得，半是解嘲，说：“我已成了祝寿专业户。”p6-9

一把解读季羡林的钥匙

季羡林注定与北大、清华有缘。想当初，他小学毕业，只是一个目光短浅、胸无大志的主儿，临到报升学志愿了，济南城最好的中学，是省立一中，他嘛，想都不敢想，掂量来掂量去，只等而下之又下之地填了个三流的“破正谊”——用今人的眼光看，已输在起跑线上。及至高中毕业，叔父让他投考邮政局，那意思是能混个“邮务生”，这辈子就结了。嘿，孰料人家还看不上他，飨他个“名落孙山”，不予录取。弄得灰头土脸，这才掉转笔来考大学。他这会儿倒像吃了豹子心，老虎胆，国内高校，数北大、清华最有名，他就指定了考这两家。而且，不考则已，一考惊人，大名同时上了两家的红榜，成了双料状元。这在当年，是刮遍济南城茶楼酒肆的新闻，更甭提在他老家清平县引发的特大轰动；这在今天，在考试制度已经规范化，也逼近老化僵化的今天，已成绝响。季羡林十九岁进清华，二十三岁毕业，四载寒窗，奠定了百年学问的基础。1981年，他以古稀之身作《清华颂》，劈头就说：“清华园，永远占据着我的心灵。回忆起清华园，就像回忆我的母亲。”季羡林过早失去了母爱，这是他刻骨铭心的痛。所幸还有补偿——还有母亲般温暖博大的清华园。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又说：“在清华的四年生活，是我一生中最难忘、最愉快的四年。在那时候，我们国家民族正处在危急存亡的紧急关头，清华园也不可能成为世外桃源。但是园子内的生活始终是生气勃勃的，充满了活力的。民主的气氛，科学的传统，始终占着主导的地位。我同广大的清华校友一样，现在所以有一点点知识，难道不就是在清华园中打下的基础吗？离开清华以后，我当然也学习了不少的新知识，但是在每一个阶段，只要我感觉到学习有所收获，我立刻想到清华园，没有在那里打下的基础，所有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1988年，季羡林又作《梦萦水木清华》，他用了八个字，概括心目中的清华校风：清新、活泼、民主、向上。作为说明，他举了三则例子，那都是有血有肉，有滋有味——

一、新生入学，第一关是“拖尸”。这是英文toss（抛、掷）的音译，具体做法：凡新生，报到之前必须先去体育馆，老生好事者列队在那里恭候，他们上来几个彪形大汉，抓住新生的双手、双脚，凌空举起，反复摇晃数次，然后抛落在垫子上。当然，什么危险也没有，垫子是软的，抛掷是讲究分寸的，如是这般，便算过关，形式大于内容，有点像《水浒传》里描写的杀威棒，又有点像政党帮派入伙结盟的手续，始于罗曼蒂克而止于形而上的神秘。谁要反抗，那是断然不行的，墙上贴着大字标语：“反抗者入水！”这不是虚声恫吓，游泳池的门确实敞开着。季羡林呢，因为有一位山东老乡保驾（就是与钱锺书同班的许振德，长得人高马大，身手也相当了得，是清华篮球队的队长），免去被“拖尸”，当时自以为幸运，走了个后门，老年回首，却不胜惋惜，白白错过了一次“唯我清华”“咸与清华”的洗礼。

二、敢于同教授开玩笑。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教授月薪高达三四百元大洋，折合成实物，相当于两百多袋面粉，三四万个鸡蛋，财力雄厚，社会地位也高，进则为官为宦，退则坐拥书城，学生等闲难以接近，但这并不妨碍学生以教授为对象，大开其玩笑。譬如拿俞平伯。俞平伯在中文系授课，他常常选出一些古典诗词，摇头晃脑地吟诵，一副名士派头。诵到得意处，干脆闭上眼，仿佛完全沉浸于诗词的境界，遗世而独立，浑不知今夕是何年。蓦地，又圆睁了双目，连声夸赞：“好！好！好！就是好！”学生们赶紧尖起耳朵，恭听教授先生解释好在何处，他那里却不管不顾，径自咏起下一首来了。就是这位俞先生，一天，忽然剃了个光脑壳，大摇大摆地走上讲台。这可是太前卫了！帅呆了！酷毙了！学生们立刻有了笑料，数天后，他们在自己主编的《清华周刊》，登出一则花边新闻，说俞先生要步李叔同后尘，出家当和尚啦！换在今天，当事人一定大光其火，弄不好还要诉诸法律，讨要名誉权。俞先生么，“是真名士自风流”，根本不把兹事放在心上，依旧净光着头皮，翩翩然招摇于校园，到了课堂，照旧摇头晃脑，大赞他的“好！好！好！就是好！”

又譬如拿吴宓。吴宓是西洋文学系教授，天生情种，雅好恋爱。恋爱固然可以产生佳话，但也不断催生笑话。吴宓有一首诗，开头说：“吴宓苦爱×××（原文如此），三洲人士共惊闻。”尽管没有写出真名实姓，从押韵上看，却是欲盖弥彰，呼之欲出，清华人谁猜不出，×××者，毛彦文也。吴宓还有一组《空轩十二首》，他在授“中西诗之比较”课时，分发给学生，据说，每首影射一位女子——吴宓酷爱《红楼梦》，这种写法，令人想起“金陵十二钗诗谜”。吴宓如此泛情，学生们岂甘寂寞，未几，《清华周刊》又有精彩表演，一位学生把吴宓组诗的第一首，今译为：“一见亚北貌似花，顺着秫秸往上爬。单独进攻忽失利，跟踪钉梢也挨刷。”下面三句，季羡林忘记了，末一句是“椎心泣血叫妈妈”。按，“亚北”者，亚洲之北也，喻指欧洲之南，即“欧阳”，此乃外文系一位女生的姓（全名欧阳采葳，欧阳修三十二代女孙）；此译本一出，立刻风靡清华园，其转载率、火爆度，远胜过现今手机短信流传的那些博人一笑而又笑不出品味的段子。吴先生遭此开涮，就像时下绯闻漩涡中的明星，不以为恼，反若中了大奖，尔后有了得意或失意的情诗，照样拿出来和学生分享。

三、智育与体育并进。清华源于庚子赔款，源于一场丧权辱国的灾变，因此建校之初，就提倡“知耻而后勇”的奋发精神，特点之一，是于智育之外，格外注重体育。当时有一条硬性规定：凡体育考试不及格的，不能毕业，更不能留洋。这在其它学校，是未与闻的。拿我们熟悉的闻一多和梁实秋来说，就差点绊倒在游泳池边，两位才子，跑跑跳跳还凑合，一入水，就成了铁牛儿李逵，只有手忙脚乱、拼命挣扎的份儿，怎么办？为了顺利赴美，不得不大练特练“浪里白跳”张顺的那一套水上功夫，抢在毕业之前达标。比较起来，吴宓就没有那么走运了，他跳远跳远，跳而不远，一测再测，皆不及格，没奈何，只得推迟半年毕业，留下单练这一项“陆上竞技”。正因为如此，在季羡林读书的那几年，他回忆：“学生一般都非常用功，但同时又勤于锻炼身体。每天下午四点以后，图书馆中几乎空无一人，而体育馆内则是人山人海，著名的‘斗牛’（笔者：一种篮球游戏）正在热烈进行。操场上也挤满了跑步、踢球、打球的人。到了晚饭以后，图书馆里又是灯火通明，人人伏案苦读了。”

1935年，季羡林得母校清华的栽培，赴德留学。1946年回国，又承清华教授陈寅恪的引荐，进了北大。季羡林曾经奇怪：“寅恪师为什么不把我介绍给清华，反而介绍给北大呢？”这件事，他在有机会动问的时候，没有开口，如今恩师已逝，想问也无从了，只好永世存疑。季羡林执教北大，迄今已届六十年。他对清华的依恋，已如前述。那么，他对北大又是一番什么情思呢？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季羡林发表了一篇短文：《我看北大》，内中有对于这个问题的归纳。他对北大的认识是古董而又新潮的，就说这历史，他说：“如果我们改一个计算办法的话，那么，北大的历史就不是一百年，而是几千年。因为，北大最初的名称是京师大学堂，而京师大学堂的前身则是国子监。国子监是旧时代中国的最高学府，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其前身又是太学，则历史更长了。从最古的太学起，中经国子监，一直到近代的大学，学生都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这也是存在决定意识这个规律造成的，与其他国家的大学不太一样。在中国这样的大学中，首当其冲的是北京大学。在近代史上，历次反抗邪恶势力的运动，几乎都是从北大开始。这是历史事实，谁也否认不掉的。五四运动是其中最著名的一次。虽然名义上是提倡科学与民主，骨子里仍然是一场爱国运动。提倡科学与民主只能是手段，其目的仍然是振兴中华，这不是爱国运动又是什么呢？”绕了这样一个大弯子，袖里藏的是什么样的乾坤呢？这就是我们期待的答案。季羡林说：“我在北大这样一所肩负着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的，背后有悠久的爱国主义传统的学府，真正是如鱼得水，认为这才真正是我安身立命之地。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过：我身上的优点不多，唯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我将来变成了灰，我的每一个灰粒也都会是爱国的。这是我的肺腑之言。以我这样一个怀有深沉的爱国思想的人，竟能在有悠久爱国主义传统的北大几乎度过了我的一生，我除了有幸福之感外，还有什么呢？还能何所求呢？”

2006年元月，笔者动手写作这本季羡林传记，其间一个绞尽脑汁的难题，就是如何把握传主的风格。你可以强调他的淹博，他的朴实，他的勤奋，他的温和而倔强，洒脱而严谨，清澈而幽默……但是，说来说去，总觉得还差那么一点点，隔那么一点点，不够传神。直至有一天，读到他关于北大派和清华派的话题——这话题不是季先生引起的，也不为他所认可，出于凑热闹，后来也参与了——他说：“北大和清华有没有差别呢？当然有的。据我个人的印象，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地位方面，在对中国教育、学术和文化的贡献方面，两校可以说是力量匹敌，无从轩轾。这是同一性。但是，在双方的风范——我一时想不出更确切的词儿，姑且用之——方面，却并不相同。如果允许我使用我在拙文《门外中外文论絮语》中提出来的文艺批评的话语的话，我想说，北大的风范可用人们对杜甫诗的评论‘沉郁顿挫’来概括。而对清华则可用杜甫对李白诗的评价‘清新俊逸’来概括。这是我个人的印象，但是我自认是准确的。至于为什么说是准确，则决非三言两语能够解释清楚的，这个问题就留给大家去揣摩吧。”（《漫谈北大派和清华派》）一个“清新俊逸”，一个“沉雄顿挫”，我心头一亮，突然悟到，季羡林清华毕业，北大执教，在他身上，这两种风范是水乳交融、恰到好处地搀合在一起的。当初读大学，他只能选定一家，一脚不能踩清华、北大两条船；如今论风格，则可兼容并包，涵融荟萃。简而言之，他的清新俊逸似李白，他的沉雄顿挫似杜甫，正所谓“清华其神，北大其魂”。此念一出，原有的难题即迎刃而解。我于是决意拿这八个字，作为解读季羡林的钥匙。是耶？非耶？这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或谓“帆随湘转，望衡九面”，而各得其一的了。区区不才，颇觉“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谨以此为序。

我说过不少谎话，因为非此不能生存。但我还是敢于讲真话，我的真话总是大大地超过我的谎话。因此我是一个好人。

——季羡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