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治中,原名本尧,字文白。二级陆军上将。他始终不渝地坚持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从黄埔建军到共同建国,真诚维护国共两党的团结。本书是他生前留下的一份自述。这份自述,记下了他在政治、军事等方面的种种活动,反映了他热爱祖国、追求真理的生平。由于他长期置身于国民党最高决策之列,自述中留下很多重要史料,对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特别是国共关系问题是具有特殊意义的。这份自述,侃侃而谈,娓娓动听,读了使我们看到一个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看到了他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由来和基础,也从一个侧面看到我们国家这一阶段的历史风云。
这是张治中先生生前留下的一份自述。这份自述,记下了他在政治、军事等方面的种种活动,反映了他热爱祖国、追求真理的生平。由于他长期置身于国民党最高决策之列,自述中留下很多重要史料,对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特别是国共关系问题是具有特殊意义的。
这份自述侃侃而谈,娓娓动听。读了使我们看到一个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看到了他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由来和基础,也从一个侧面看到我们国家这一阶段的历史风云。
我们的村子是背山面湖的一幅画图。向东十五里是炯炀河,向西十五里是长临河,向南二十里是忠庙和四顶山。四顶山是一座名山,忠庙是一座名寺。四顶山在离忠庙不过三里的湖边,山是四个顶,远望四峰,对峙竞秀。
在黄山东麓有一个大庙,叫做指南庵。我记得,在我幼年的时代,香火还是很盛的;光复那年,庙被焚毁,一直没有修复。抗战前,我想把指南庵修复起来,一方面保存古迹,一方面做研究佛学或研究其他学术者的栖息之所。已经预备烧砖瓦了,因为抗战军兴而停止。
这个寂寞古老的洪家疃村,在交通方面,淮南铁路及合巢公路经过它东面十五里的炯炀河,东南与芜湖、南京相衔接,朝发夕至。
洪家疃的居民约有百户,是一个典型的农业村落,男耕女织,各司所事。但是终岁辛勤,仅得温饱,有的还得不到温饱。在这种情形下,教育一向是不发达的。读书,被看做是特殊阶级的专业,过去科举时代这里只有秀才,民国时代没有一个大学生,风气太闭塞了。我在一九二九年创办一所黄麓小学,后来扩充为黄麓乡村师范。本村及附近村子的儿童、青年,才开始领受现代教育的洗礼,读书的风气才渐渐展开,后来不仅本村及附近村子的儿童、青年获得就学的方便,皖北各县的来学者也日益增加,俨然成为这一地区的文化中心。
我怀念我的故乡,更怀念我先人的庐墓。离我的家,向北走不过百步,是我祖父母、父母、叔父的长眠之所。我盖了一个小小三间屋的墓庐,我们叫做坟庄。我回乡时,总喜欢住在这墓庐里。有一年在家中过旧年元旦,大雪纷飞,自己一个人静幽幽地走进坟庄的园里。雪越下越大,像百万玉龙盘舞。我孤清清站在雪花中,俯看山麓的村庄,和平、幽静、纯洁,一片粉装玉琢的乾坤。山泉淙淙,奏出天然的美妙的乐曲。这时,我浑然忘了世界的尘秽,撇却了人生的疾苦,这宇宙和人生都像一片白羽,纯洁而光明。我仿佛到了一个化境,一个超然出尘,遗世独立,飘飘乎欲仙的化境。我相信,这种意境,是渊源于我对可爱的黄山,可怀念的故乡,可永远瞻仰纪念的先人庐墓的深厚感情,这种感情不断诱发我敬恭桑梓和息影林泉的愿望。
我常常回到故乡去。这不但是一个休息的机会,也是我静心思考和接近民众的机会。其中最值得回忆的一次是我在“八一三”上海抗战以后回乡小憩的四十天。战前三十天的准备工作,从八月十二日到九月二十三日整整四十天指挥作战的辛苦,使我的身体疲惫不堪。九月二十五日从前方回到南京,虽已调任大本营重要职务,也不能不请假回乡稍事休养。到了洪家疃,大家几乎不认识我了,惊问我为什么这样消瘦。我一回到家乡,如释重负,身体一天天好转起来。
我在休养期中,也和每次回乡一样,常向黄麓乡师学生讲话,大多讲些求学做人做事的道理,把自己亲自体验的现身说法讲出来,主要是说明一个人应该有恢弘的抱负、坚强的意志和奋斗的精神,应该关怀民众的疾苦和国家的命运。同时,我在他们面前,表示对政治生涯的冷淡。我并不希望做大官,但愿有一天回到乡下,做一个小学教员或师范教师,也许在教育上的贡献,比在政治上的要大一点。我也常把孙总理的遗训启示他们,青年要立志做大事,不可希望做大官,人生以服务为目的。我说很多话鼓励师范生,要他们为农村服务,埋头苦干。因为我们乡下总免不了一种观念:做官是好的,做差事是好的。这成了一种社会趋向,父母教儿子读书,乡党期望子弟上进,全是为的做官。所以我想矫正一般人的不正确的观念,使大家认识做下层实际工作的重要,使大家知道为乡村服务是国家民族的基本工作。中国人口百分之八九十是农民,如果乡村的优秀青年,不能在乡村工作,不能为农民服务,而趋向政治活动,做官,干差事,把乡村风气弄坏,人才减少,这不是国家的好现象,倒正是农村衰败的原因之一。我分析这些道理,警觉黄麓青年。
黄山虽好,可惜树木少。我提倡植树造林。有些池塘没有鱼,我提倡养鱼。这时清水塘干了,是由于塘身太浅,蓄水不多。我提倡挑塘,把塘掏深。我自己带头下塘,领导大家踊跃挑塘。村里的人笑着说:“总司令①挑塘!总司令挑塘!”我觉得参加这样的劳动是一种很愉快的事。
我很想把我的故乡建成一个理想中的乐园。我有一个实验乡的计划:北自淮南铁路,南抵巢湖,东起炯炀,西至长临,筑成环乡的乡道,再在各村修村道;同时,办一百所民众学校,其他一切按地方自治原则办理。我曾和黄麓乡师的杨效春校长多次商量,想把乡师逐渐扩大,成为大学,附设一所中学、若干小学。此外如科学馆、天文台、图书馆、医院等,应有尽有。我脑中常常涌出一幅美丽的图案。可惜我的理想刚生了芽,尚在计划阶段,而战角在烽火漫天中吹起来了。
这一次回乡小休,曾在四顶山小住十余天。四顶山,像上面说过的,是巢湖湖边的一座名山,面着大湖,松树成林。我在山的第二顶上盖了小房三间,终日悠悠地在山上林间,踱来踱去,晒晒太阳,看看山色湖光。忠庙、孤山、姥山尽入眼底,远望白石山和巢湖南岸诸峰,参差如列玉屏。我常常一个人静悄悄坐在山头,面对巢湖,天风浩荡,襟角飘开。每遇这种境界,顿忘尘俗,栩栩欲仙,觉得心灵上受着莫大的益处。
有一天,是我的生日,家里的孩子们,由长女素我领着,从二十里外的家步行到四顶山来了。那是一个清晨,我正坐在山头一块大石上观赏景色,忽然一阵歌声从山下传来,渐近渐清,听出是我的孩子们的歌唱。边走边唱,为他们的父亲庆寿,祝福。这一种情景,大自然的殊恩与天伦间的至乐,交流合响而成为人生的幸福的源泉,是我永远不能忘怀的一个回忆。
我对于故乡的父老,从小就礼貌甚周。望见长辈来了,远远打招呼,先喊他,所以父老很喜欢我。我始终尊敬父老和长辈,他们对我也情意深厚。对每次回乡,一定要与父老及长者们谈谈,问候他们,也请他们喝喝酒,吃吃饭,有时也掷掷骰子。我掷骰子的方式与众不同,我预备了许多铜板,每位各给一份,只准押一注,输的归我贴,赢的带了走。我觉得这些长辈们应该受我的尊敬。我每次回乡,有一定的程序:进祠堂祭祖,上坟扫墓,分别恭请张、洪两姓长辈公宴。敦约周围十多个村子的六十以上老人聚餐。抗战胜利后,我也曾一度回乡,只是湖山依旧,长老凋零,不禁感慨无已!
家 世
在远远的年代,大概是明朝末季吧,从江西迁移到安徽,落籍到巢县西乡的四大房姓张的,那便是我的祖先。张家四大房分住四个村落,我们是四大房中的长房,靠着黄山山脉的一个山冈聚族而居,叫做“靠山张”。我家这一支以后又移到洪家疃,相距也不过一里。这四大房就叫做“四房张”。
在我的记忆里,我们四大房中好像是没有做官的,连念书的人也很少(进学、中举,根本没听见,仅有几名童生,都没有得过“功名”),大都以务农为本业,有少数做手工的,经商的也少,一族人安分守己地度生活。
我的祖父名邦栋,是一个典型的农村老者,性情刚正,常说直道话。他一生的工作就是种田。很少离开洪家疃。只有在他的儿、媳——我的父母——居住丰乐河的期间,偶然去过冬,可以说,他毕生没有出过远门。祖母是洪家的女儿,早去世,我没有见过。
我的父亲名桂徵,从小念过书,能写信、记账,粗通文理。他是一个篾工,在丰乐河镇上开了一间竹制农具店,即篾器店,当然是非常辛苦的。父亲为人老实忠厚,是一个柔和的人,与祖父的刚直的特性两样。我的叔父名桂荣,也是篾工,也在丰乐河镇上开了一间篾器店。
我的母亲,娘家姓洪,从小操作辛苦,得了气喘病,终于因此而早死。她生了我们弟兄四人(中间还有一个妹妹,早天),带着病照理家务。这是一个贫寒家的家务,她要自己烧菜,煮饭,洗衣,还要督促篾器店里的伙计学徒们工作。她是一位慈爱、和平、厚重的伟大的母性。我自小一切得到母亲的培养,她对我的帮助实在太大了! P2-4
文白先生是同我党有长期历史关系的亲密朋友。一九二四年起,他在黄埔军校与周恩来、恽代英、熊雄等同志时相过从,曾为维护国共两党团结而努力。他在中央军校长期担任教育工作,一九三二年曾参加保卫上海的“一·二八”抗战。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文白先生是一位没有同共产党打过仗的国民党军人。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文白先生代表国民党同我党进行过多次和谈。一九四五年秋,他曾亲自接送毛泽东同志往返于重庆、延安之间。一九四六年春,又一次同马歇尔、恩来同志到延安。文白先生“三到延安”,已成为历史佳话。毛泽东同志在重庆谈判期间,文白先生让出他家的住处给毛泽东同志会客和休息。一九四五年冬,文白先生奉命入疆。恩来同志和我在他临行之前,同往重庆上清寺桂园,面托他设法营救被盛世才关押在迪化监狱的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文白先生慨然承诺。一批共产党人得以在内战重开前夕获释,安返延安。
一九四九年四月,以文白先生为首席代表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同我党拟订的“和平协定”,遭到南京国民政府拒绝。由于文白先生始终不渝坚持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因而能在历史转折关头作出正确抉择,毅然留在北平,发表了《对时局的声明》,应邀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致电陶峙岳将军和包尔汉主席,促成了新疆的和平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文白先生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实现祖国统一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为人正派,襟怀坦荡,对我党直言不讳,肝胆相照。从黄埔建军到共同建国,从言到行,他是国民党方面始终坚持国共合作的代表人物。
《张治中回忆录》是文白先生生前留下的一份自述。这份自述,记下了他在政治、军事等方面的种种活动,反映了他热爱祖国、追求真理的生平。由于他长期置身于国民党最高决策之列,自述中留下很多重要史料,对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特别是国共关系问题是具有特殊意义的。这份自述,侃侃而谈,娓娓动听,读了使我们看到一个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看到了他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由来和基础,也从一个侧面看到我们国家这一阶段的历史风云。
为人民做过好事的人,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文白先生为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将世世代代为中国人民所纪念。我与文白先生自一九二五年在广州相识以来,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友谊。值此回忆录即将付梓之际,我谨书数语,以为编纂史乘者参考,并表示对文白先生的深切怀念。
邓颖超
(一九八三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