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录了由《齐鲁晚报》与中国小说学会联合主办的2006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评选活动评选出来的精品小说，包括长篇小说《生死疲劳》、中篇小说《尖叫》、短篇小说《黑眼睛》，以及小小说·微型小说十二篇在内的35部作品榜上有名。《齐鲁晚报》已经连续第四年主办中国小说排行榜这项全国范围的小说评选活动。四年以来，中国小说排行榜的公信力、影响力稳步提升，作为一个由专家、学者评选出的小说奖项，它坚持以历史深度、人性内涵、艺术魅力为主要评选尺度。不考虑作家的名气，不考虑刊载作品的刊物或出版社，不考虑作家的年龄、性别、地区以及作品题材、商业效益等因素，体现公平、公正、科学的学术精神，倡导中国小说界的学术标准，日益受到广大作家和海内外文学爱好者的关注和重视。

本书汇集了2006年的精品长篇小说4篇，中篇小说10篇，短篇小说9篇，微型小说12篇，堪称这一时期实力派作家的扛鼎之作，既反映现实生活，又给人以新的审美享受。

上榜长篇小说

 《生死疲劳》

“自由”的小说——评《生死疲劳》

 《笨花》

温润地铺叙口子和灵魂——评《笨花》

 《爱人有罪》

救赎的艰难与尴尬——评《爱人有罪》

 《誓鸟》

历史与幻境之问——评《誓鸟》

上榜中篇小说

 《双驴记》

岂止是人与驴的“斗争”——评《双驴记》

 《命案高悬》

命案为何高悬？——评《命案高悬》

 《锈锄头》

知青生活的非亲历叙述——评《锈锄头》

 《我们能够拯救谁》

对存在设问——评《我们能够拯救谁》

 《尖叫》

一个残酷的作家——评《尖叫》

 《失败之书》

“心疼”的感觉——评《失败之书》

 《跑步穿过中关村》

另类生活的书写与社会和谐的忧思——评《跑步穿过中关村》

 《小男人》

千种风惟谁与共——评《小男人》

 《连翘》

心若在，梦就在——评《连翘》

 《单双》

人生的数——评《单双》

上榜短篇小说

 《姊妹》

平静中的仇恨与厮杀——评《姊妹》

 《吉祥如意》

世界是人心的镜像——评《吉祥如意》

 《软肋》

触摸最柔软的部位——评王手的《软肋》

 《淡黄柳》

欲望、世俗与真情的诗意纠缠——评《淡黄柳》

 《黑眼睛》

对生命遭受轻侮的复仇——评《黑眼睛》

 《我就是我想象中的那个人》

想象中的生活镜像——评《我就是我想象中的那个人》

 《拾婴记》

人世温度的一次测试——评苏童的《拾婴记》

 《成人礼》

一幅洋溢着淳朴人情的风俗画——评《成人礼》

 《李丽妮，快跑！》

徒劳的“奔跑”——评《李丽妮，快跑！》

小小说、微型小说

 《光头》

 《伊人寂寞》

 《一片白云》

 《胆小鬼》

 《雷老昆》

 《贼》

 《在亲爱的人与一头猪之间》

 《笨鸡》

 《因为你瘦得像条狗》

 《姐妹花》

 《大嫂》

 《马涛鱼馆》

“自由”的小说——评《生死疲劳》

吴义勤

在我看来，《生死疲劳》无疑代表着小说写作的一种难能可贵的境界——一种完全没有任何束缚和拘束的、随心所欲的自由境界。这是一种能让作家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发挥到极致的境界，环顾中国文坛，能达此境界者，大概唯莫言一人耳。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作家无不渴望、追求着“自由”，但是“自由”却从来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国家、民族、启蒙、救亡、战争、政治等宏大词汇无时无刻不在压抑、阻隔着中国作家通向“自由”的“道路”。无论是鲁迅等“五四”一代作家，还是巴金、老舍等三四十年代的作家，抑或赵树理等解放区作家，或者周扬、郭沫若等新中国语境中的作家……历史从来就不曾给他们提供过“自由”的机会，他们总是背负着沉重的负荷，新时期以来，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潮流为中国文学赢得了走向“自由”的绝好机遇，但“自由”对中国作家来说却仍很奢侈。从意识形态写作到反抗意识形态写作、从现实主义到反现实主义、从历史主义到新历史主义、从精英主义到民间立场、从宏大叙事到个人叙事、从西方化到本土化、从共名到无名……文学的每一次解放，似乎都同时伴随着一次新的束缚。拿先锋派来说，他们的形式主义写作似乎很“自由”了，但刻意的“形式”却分明是一道枷锁，牢牢绑住了他们想象的翅膀。更重要的是，中国作家难臻“自由”之境的原因还在于他们的“心魔”——他们的思想、观念、思维和精神，他们的文学目标总是太具体、太直接，总是能让我们看到他们在追求什么、思想什么，因此，思想的深度、精神高度、现实的广度、形式的创新程度等等反而都成了他们走向“自由”之路的拦路虎。在当代中国作家中，很难说王安忆、余华、韩少功、贾平凹、张炜、张洁等作家的成就与莫言孰高孰低，但从“自由”的程度来说，恐怕他们谁也无法与莫言相提并论。莫言敢于不要“思想”，敢于反对“高雅”，敢于宣称“作为老百姓写作”，敢于不要规范、不讲语法……在他这里，新与旧、雅与俗、美与丑、实与虚、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区分已经没有了意义。换句话说，他的小说似乎是没有追求的，他真正做到了“无执”，一切只是因为需要而进入他的小说，并成为小说必不可少的部分。也许某些语言过于粗糙，也许还有语法错误，但这就是其语言的独特性，一旦你把他变得文雅了、语法正确了，也就没有莫言的味道了。这就是“自由”，既在不断地超越和打破规范，又在不断地创造新的可能与规范。毫无疑问，《生死疲劳》就是这样一部“自由”的杰作。

许多人都承认，莫言是一个艺术的精灵，他的小说从来都不会僵死在一个模式中，而总是会给人以意想不到的刺激。《檀香刑》中的“猫腔”如此，《生死疲劳》中的“六道轮回”更是如此。对于小说来说，“六道轮回”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发现，是莫言的生命体验、艺术灵感与中国民间一种根深蒂固的生活态度的奇妙遇合。对莫言来说，生活的边界相对于他自由奔放的想象力而言本来就是虚幻的存在，而“六道轮回”更是赋予了莫言自由突破生活边界的巨大现实性与可能性。在《生死疲劳》中，莫言以“动物的视角”来叙述土地和农民，叙述两个家族、几代人、一个小镇成为中国农村1950至2000年间风云历史“标本”的毛茸茸的过程，中国农民大爱大恨、大喜大悲的生命体验由此得到了极致化的表现。小说的书名来自佛教偈语即小说扉页中的“生死疲劳由贪欲起，少欲无为，身心自在”。莫言借助“六道轮回”的思想，让主人公在循环的生命中一世为驴、一世为牛、一世为猪、一世为狗、一世为猴、一世为人，人畜无界，彼此呼应，既是对世界的奇观化，又使小说有了统一的视角和统一的情怀，而超越生死的道德力量也是莫言的特殊追求。

所谓“六道轮回”是佛教中关于人的生存境遇的一种哲学化思考和救赎方式。莫言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阐释、宣扬佛家思想，而是借用这个奇特的框架去阐释他对于中国农民的命运以及其与土地关系的思考。某种意义上，“六道轮司”正是莫言“想象中国”的一种方式。有人说，对“六道轮回”的发掘和使用，是莫言回归传统的表现，是对中国古典叙事资源的再发现，这当然没错，但同时我们又要看到，莫言的“六道轮回”又是一个超越了古典文化语境的“六道轮回”，是一个打着鲜明的莫言印记的想象世界的方式，其中既有着传统的因素，又更有着现代性的内涵。莫言借助这样的方式彻底打破了生活的边界，生与死、人与自然、人与动物、3B界与鬼界、此岸与彼岸的界限完全消失，其对中国社会、中国农民、中国农村、中国历史的解释也自然地进入了一个自由的境界。首先，“六道轮回”是一种奇幻的时间模式。它与中国人的宇宙观、自然观、生死观密不可分。其次，“六道轮回”又是一种奇幻的叙事模式。莫言的叙述一向诡异多变而充满质感，《生死疲劳》则再次展示了他的叙事天才。“六道轮回”本身便意味着数种不同的生灵对自己一生的叙述。它使活人、死人、动物、鬼魂在小说中都具有了平等的话语权。世界的形象区此变得复杂而神奇。可以说，正是借助于“六道轮回”，莫言为我们呈现了一个精彩奇幻的艺术世界。这是一个人的世界与动物的世界、现实的世界与虚幻的世界、历史化的世界与当下性的世界水乳交融的世界。这个世界的主体当然是人，莫言把不同时代、不同命运、不同个性的人放在一个似乎共时性的“空间”里面进行观察，把人的表演、人间的传奇与历史和时间之间“轮回”的错位呈现给我们，既揭示了历史的荒诞，又解剖了人性的复杂与黑暗。

莫言对现实世界的认知方法和表达方式是奇妙的，他从不追求对外部世界的真实摹写，而是追求奔放自如、随心所欲的大写意性的体味。在他的艺术世界中，感觉是最重要的，如烟雾弥漫于天空，碎片布满于大地，感觉在文本中无处不在。正因为对感觉的尊重，莫言对小说的技巧之类一直不以为意。哪怕是写实性的小说，莫言也总是以感觉和想象力的释放为大目标，他不愿成为一个“工匠”，他想摆脱的是真实性、技巧之类的“雕琢”工艺对个体想象力和艺术感觉的压迫。但在《生死疲劳》中，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个更为细腻、更为精致的莫言，虽然变形、夸张、荒诞的描写随处可见，感觉的碎片四处飘扬，但是象征性的场景、诗性的段落、精致的技巧，等等，在小说中也是令人印象深刻。

对莫言来说，《生死疲劳》对叙事现代感的追求首先体现在“复调叙事”和“多重文本”结构的营构上。小说的开头、结尾都是同一句叙述语式：“我的故事，从1950年1月1日讲起。”小说的事件时间、叙事时间和阅读时间竟然诡异地完全一致，它使《生死疲劳》的叙事模式由此幻化出五彩缤纷的奇丽景色。而从叙事视角上来看，小说的叙述视角又是多重视角的复合与重叠，这种复合性视角经由莫言超乎寻常的感觉的整合，就形成了一个集狂欢化、广场化、戏剧化于一身的奇妙艺术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的内心、动物的内心、叙事主体的内心，与大地、自然和社会律动遥相呼应，营造出了一种复杂而混沌的艺术效果。某种意义上，小说后半部让主人公“加速度”死去的“疯狂的杀人表演”，其实又何尝不是莫言对后现代社会的一种狂欢化想象。莫言通过一幕幕狂欢化的图景，力图在小说中建构一种原始的语境，从而使人(生物)的本能得以释放。在这里，民间、土地的永恒价值代替了一切虚伪的东西，贯穿五十年的政治性活动被推到反讽的层面之上，小说呈现给我们的恰是历史的丰富性和毛茸茸的现场感。

关于《生死疲劳》，“章回体”的形式也曾是文学界热议的一个话题。李敬泽兄说莫言是“向中国古典小说传统致敬，是中国传统最亲切、熟悉的大音，是东方式的魔幻现实主义”。但我觉得，似乎没有必要把“章回体”看得如此重要，更没有必要跟“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进行直接的比附。《生死疲劳》中的“章回体”不过是莫言创造的一种小说形式，它与中国传统的“章回体”小说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最多只是形似而已。这个形式已经完全莫言化了，莫言赋予了它崭新的内涵，与其说是“古典”的，还不如说它是现代的，至少它是古典和现代的融合，其本身的现代感是非常强烈的，而这同样也是莫言创造力和想象力的一个证明，在他这里，所有的艺术形式只有“自我”和“非我”之分，而没有了东方与西方、古典与现代的界限，换句话说，他已远远超越了这些界限而进入了一个艺术创造的自由境界。

(本文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时代与人民心灵的感应和共鸣 李星

尽管一种文学思潮的出现常常以某一年的某一部或某几部作品为标志，但我们却更应该看到，思潮和流派的形成是渐进的、缓慢的，并且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例如从2006年的中国小说看，从流派和思潮中我们不仅没有看出它与2005年、2004年的差别与改变，甚至也没有发现它与2000年以来，直至上世纪90年代质的变化。所有的题材、思路、写法、格局，90年代以后已存在过，并且也没有超出当时的一些标志性作品。所以我不仅对一些批评界朋友所说的2006年中国小说，发生了“内在的精神变化”(谢有顺：《当下文学已经低于生活》，见《齐鲁晚报》2007年3月25日B01-04)不大以为然，而且仍然坚持这样的一个观点，即“大作品的产生往往并不代表新方法的产生，大作品往往产生在前辈作家探索拓荒的基础之上，产生在新方法的成熟阶段；它吸收和继承了前代和当代文学创新的积极成果，又赋予他们(创作方法)以新的生命。”(见李星《书海漫笔》，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3页)因为文学思潮和新的创作方法的形成，不仅受历史、时代、哲学及社会思潮的制约，还受到读者阅读习惯和文学传统的制约，所以才有文学发展的相对稳定性，也才有创新之不易。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以十年多的时间一起走过了世界文学一百多年的流变历程，各种流派方法都被中国作家实验过了。在外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环境基本稳定发展的基础上，文学也需要对当初囫囵吞枣式地引进的各种方法、主义消化、吸收、选择、成熟，而各种外来方法对中国文学的意义，也需要在作家的实践中检验，需要一个逐渐中国化的过程。2006年度的中国小说，仍然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文学的总格局下前行。如莫言的《生死疲劳》，依然继承了自己《檀香刑》的思路，在小说叙述民族化、中国化的道路上努力；铁凝的《笨花》从叙事学的意义上，不仅离开了《玫瑰门》的意象主义，而且离开了《大浴女》的心理现实主义，表现出个人创作之路上的现实主义回归；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则离开《人寰》等小说中西文化精神比较的现代主义展现，进入对现代中国制度文化缺陷的思考。特别有趣的是，与铁凝一样，莫言、严歌苓，甚至包括其他许多重要作家，其叙事方式及精神价值走向，都有从以前的先锋立场后撤，从现代道德伦理回归中国传统道德伦理的倾向。

既然如此，我这篇文章就只能在2006年中国小说学会《中国小说排行榜》名单中捡拾部分作品，给以可以说毫无新见的归类分析，以供读者阅读思考。

首先，关注现实，对现实社会矛盾进行批判性揭露，并思考其体制性、道德性、人欲化根源，在2006年中国小说中仍然占有突出的位置。其中以反思现行教育制度弊端的几部小说最为令人惊心动魄，也显示出作家们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罗伟章的中篇小说《奸细》和《我们能够拯救谁》以巨大的勇气揭露了现行高教体制，应试教育造成的荒谬现实与对坚守传统师德的知识分子心灵和人格的扭曲。忠于职守的教师沦落为挖自己墙脚的奸细，一丝不苟，坚持原则的老知识分子成为学校“大众”的敌人，这是何等的悲哀和无奈！当社会大众在为媒体所披露的官商勾结所制造的一次又一次矿难而激愤的时候，为罗伟章等人在小说中披露的足以毁灭中国文化血脉的教育界的“矿难”，却仍然没有引起大众媒体和有关部门的足够重视，这从另一面显示了中国知识分子和某些教育者历史责任感和社会良知的缺失。

关注城乡差别的体制性弊病及社会弱势群体生存状态的小说在2006年中国小说，特别是中短篇小说中仍有突出的地位，不过文学批评界注目的已不只是对他们不幸命运的泪巴巴，甚至是血淋淋的展示，而是更关注对造成那些不幸命运背后社会现实根源的进一步思考。胡学文的《命案高悬》中让人痛心的不仅是一个青年女子在乡政府不明不白的死去，而是乡级各部门几乎是团结一致的对于追查者的监视和迫害，是包括死者丈夫、公公在内的亲人们在得到8万元赔偿后的亲情的麻木，受害者与侵害者在掩盖事实真相方面竟然站在了同一战线，这是多么可怕的乡村精神与思想现实。苏童的《拾婴记》揭示的依然是人们对于一个女婴生命的麻木与忽视，这与他们在得到一个能换来现实利益的小猪时的惊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锈锄头》讲的是一个小偷被回家的主人怎样打死的故事，从法律来说似乎无可厚非，尤其是当事件过程可以被作为“主人”的男人单方面叙述的时候，但是作者乔叶却通过对事件真相全知全能的复原，让人看到了“主人”——一个插过队，自诩对农村、农民怀有深切关怀的成功人士的虚伪与残忍。特别应该注意的是，这篇小说似乎是对多年来在中国文学中占有主导地位的知青文学的反叙事。一把农民用过多年的锄头，被“主人”精心收藏在家里，是一种他与农村、农民情感关联的符号，但这个被他多次在客人面前炫耀的工具，却成为杀害已经诚恳悔过的农民后代的凶器。应该谴责的不仅是李忠民这个当年的知青，而是他背后的一个巨大的群体，包括所有的“农裔城籍”的“成功人士”。是的，你们没有手刃过农民及他们后代的行为，但你们在精神上、良心上是否问心无愧？

如果说在现实批判类小说中，对现实中人性，人的贪婪与自私，背叛与冷漠、麻木的揭示是它们深度的标志的话，那么，在另一类人生小说中，我们看到的则是在特定时代背景和特定现实生存状态下，人性的复杂与广阔，它的恒常与变异。清代戏剧家李渔说过，“六合之下无奇不有，七情之下无境不生”，揭示的正是被西人雨果在《悲惨世界》中所描述的比天空还高，比海洋还广阔的人的情感心灵世界的无边和无限。从而对人、人的情感世界、心灵世界的揭示和居考，成为古今中外一切文学艺术的永恒主题。王松的《双驴记》是对人分几等的“阶级斗争”年代，两头驴的命运的记忆，身份和来历决定待遇的事，已经对它们够不公平了，但更为不幸的是一个叫高杰的知青在他们身上勇敢而怯懦，残忍而自私的宣泄与报复。人残忍如此，堕落如此，与禽兽何异！可贵的倒是驴在逆境中抗争的高贵。《双驴记》与许多此前此后出现的人与动物小说一样，是寓言性质的人性反思，人性谴责。相对于《双驴记》，魏微短篇小说《姊妹》中的人性要温暖得多，两个先后爱上同一个男人的女人，曾经恨过，吵过，打过，骂过，但随着岁月消逝，她们及她们的后代却在血亲伦理的无形力量下，日渐相安无事，甚至相互扶持帮助。然而在这种温情脉脉之下，却是女性生存的无奈，是以男权主义为核心的中国几千年家族文化巨大的压迫。在盛可以的《淡黄柳》中，女主人公桑桑的人生历程追寻的也是同样的逻辑，在母亲的强制下，她背叛了她爱的男友，以嫁人做了让母亲荣耀的“城里人”，重要的是她心灵的变异，竟然以与母亲当年强迫她一样的理由，去干涉弟弟的婚姻。她的失落与痛悔包含了更多的现实和历史的内容。春风拂动下的淡黄柳既是女性柔软美丽的情感的象征，也是他们难以左右的命运的生存状态的象征。艾伟的长篇小说《爱人有罪》写一个已婚女人为被她错误指认的“强奸犯”的赎罪历程。如果说在开始她是甘愿以背叛丈夫、女儿的行为来补偿自己的错误的话，那么后来，她委身于因为狱中生活而改变了心灵和人生轨迹的释放青年，就包含了更多同情与爱的因素，并宁愿以自己的沉沦和牺牲来保护他、拯救他。这是一个以往在西方小说和影视中才能看到的圣女拯救罪犯的故事，难得的是艾伟将这个玫事演义得如此血肉饱满，不可思议却又合乎情理，尤其是女主人公堕落中的纯洁，沉沦中的高贵，与社会司法人员对人的冷漠残忍构成鲜明的对比。

四

读2006年的中国长篇小说，无论从哪个角度，都无法绕过莫言的《生死疲劳》和铁凝的《笨花》。不只是因为作者的社会知名度，也不只是他们几十万册的发行量，而是他们各自在长篇小说创作中鲜明的个人思想烙印和艺术成就。比起《檀香刑》的叙述花样迭出，使得读者应对不暇，《生死疲劳》仍然有灵魂转世的魔幻，但对于深受佛教灵魂不死、生死轮回熏陶的中国大众，却不仅不构成阅读的障碍，反倒增加了阅读和叙事的情趣。让被错误枪决的西门闹的灵魂作为近半个世纪中国农时社会变迁和农民命运的代言人，更多了一些伦理之情的揾馨和对被折腾来折腾去的农民大众的悲悯。“莫言”这个人物的被揭秘、被嘲讽，他的庄严性的被拆解，更使小说的叙述姿态彻底平民化、底层化，与充斥于文坛的以清高、以高人一等自命的精英式叙事彻底区别开来。蓝脸这个宽容的执着于自己土地的“父亲”形象，是无数个勤劳、善良的中国老一代农民的精神象征。而他的后代蓝解放与西门金龙先后对“父亲”的背叛和回归，不仅凸显了专制时代对人性的戕害而且凸显了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乡土中国变化之大，父亲、母亲葬礼的隆重及独特方式，让人们感觉到了中国深厚的乡土文化传统的巨大吸附力，中国文化的内在血脉的不绝如缕。

前面曾经说过，《笨花》是铁凝在长篇艺术上对现实主义叙事的一次回归，然而也多亏了这种叙述姿态的后撤，使她的创作从女性命运的关注，放大到更广阔的对民族生存和精神的关注。不仅表现出燕赵大地的深厚宽广及人格化的坚韧和温柔，而且表现出中国家族文化传统的巨大凝聚力和它的温暖与包容。向喜及其一家几代男女对日本侵略者的抗争，彰显的是宁静和平的平民精神在面对无端而来的外来侵犯时深厚的爆发和巨大的力量。难得的是，铁凝既没有回避平原大地历史的和现实的苦难，又没有如许多相近题材的小说那样，将苦难无限扩大，让人们完全失去自己的日常生活，失去他们内心的宁静与追求。这种大地的宁静与太阳的温暖，与其说来自铁凝自己的心灵和胸怀，一种至大历史时空中对苦难的理解和观照，倒不如说，它来自平原中孕育的内在精神，一种宗教般的注视、关爱与悲悯。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我们从《笨花》和《生死疲劳》中，看到了铁凝、莫言以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和艺术体验，以诗的笔墨，重新建构中华民族精神史、心灵史的努力。这种建构自觉，早从陈忠实的《白鹿原》就开始了。他们的本意都不是企图以家族史、地域史来代替庄严的然而却啧有分歧的正史，而是在祖父、父亲一代人艰难而执着的生存努力中，透视民族精神和心灵存在的本相。“翻鏊子”和“生死疲劳”是年龄正好差一代的男性作家对百余年百姓生存状态和心灵状态的形象感受，极尽其生存和选择的艰难与尴尬，而他们的终极追问，却也各有千秋：在陈忠实是朱先生的“学为好人”；在莫言是“忘记仇恨”——他借似乎昏庸却又清醒的阎王的口说：“在这个世界上，怀有仇恨的人太多太多了。”陈忠实则借乡间大儒朱先生的口说出了对所有人的期望，当这四字箴言和“折腾到何时”的警告由“破四旧”破得发疯了的红卫兵在朱先生墓中被挖出后，包括掘墓者在内的所有人都惊呆了。而铁凝则故意用对“笨花”这个具体而又抽象的词语的纠缠，展示了对人们生命的一种期待，像笨花一样生长，像笨花一样贡献；我们的先人是这样走过来的，我们是否也应该这样走下去。这是一种诚实朴素的个人生命感悟，也是对民族现在和未来的深情寄托。它从另外一方面对应着陈忠实的感慨，莫言的叹息。当老、庄、孔、孟等先贤哲人“天人合一”的自然哲学、“中庸之道”、“和而不同”的社会伦理观念，正在以和谐世界、和谐社会的主流意识，成为当今时代的主旋律的时候，回望2006年的中国小说，我们当感到些许的欣慰，因为它正一如既往地在深层次上与它的时代和它的人民在心灵上产生着深切的呼应与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