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向认为，《楚辞>>是最难读的古代诗歌了，比类似于“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的卜辞可难懂得多。究其原因，一是生僻字太多，其中很多字在现代汉语中已经很少看到了；再者《楚辞》几乎每篇篇幅都不短，加之屈原多用楚地语言(据我的老师讲，南方人现在读《楚辞》，在理解诗句上比北方人更有一些优势)，因此，对于我这个北方人来讲，即使是相形而言比较简单的《橘颂》，都要花很大力气才能弄明白——好在，能够安慰自己的是，读《橘颂》是在小学五年级时，多花些功夫也很正常(鄙人自是无法和几岁便通读《楚辞》的神童相比，不过我也不用那么严格要求自己)。其实，即使现在不借助工具书也不好读，更何况当时呢。《楚辞》读的是辛苦一些，但读过之后并不会因为麻烦而觉得枯燥，相反，越麻烦越忍不住读下去，这便是《楚辞》的魅力所在。
不过后来初中时读《离骚》可就格外麻烦一些了，一句诗便要查几个字，整篇看完后，字典也差不多翻了一遍，中国字又多认了不少(当时觉得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拿那些字去向同伴炫耀)，记得那时从图书馆中借来楚辞的书后，不敢“明目张胆”地看，只好在夜半更深之际，趴在被窝里抄写下来，一连抄了三个晚上。插句题外话，我的第一个台灯(外壳是塑料的)就是在那时被捂化了，幸好没出什么事，后来还有些后怕呢。
《离骚》的全文，那时抄是抄了，奈何看懂的实在有限(惭愧)，那三个晚上几乎等于只练习写字了。不过，巧的是，我当时分三部分来抄写，竟然暗和了《离骚》的一种三分法——当然，《离骚》的分段及分法历来便颇有争议，从分为二段、三段、四段、五段到分成八段、十段，甚至十几段的都有，而分法上从二分法到三分法、多段法也不一而足，甚至同是一个分法，所断之处也不一样。以两分法来说，清代李光地(就是康熙时期那位著名的理学大臣)在他的《离骚经九歌解义》中，便是将《离骚》分为两段，“前半篇，自皇考命名，以至女媭训诫，直述己事。后半篇，自陈辞重华，以至问占远逝，托意寓言。直述己事者，身之已经而伤其时，道其志行，以摅其忧郁。托意寓言者，意之未已，而决其时之无可为，断之以志行之所不屑为者，以矢其坚贞，书之大致也。”这种分法，是从“帝高阳之苗裔兮”至“夫何茕独而不予听……”为一分，再从“依前圣以节中兮”至篇末为二分。而清代的吴世尚，则是分在了“霑余襟之浪浪”这里，由明入清的王夫之，在其《楚辞通释》中以“岂余心之可惩”为界将《离骚》分为两段。由于分法太多，就不详细列举了，我们没有必要用统计学来看《离骚》。学术上，可能认为二分法更为合理，也更能经得起推敲，因为前半与后半的划分，加之前后各自符合的入境与神境的归属，确实很能说明问题。
然而，我还是喜欢《离骚》的“三分八段”式，或许这也有我个人的一些情结在内，但这种分法也确实流传很广泛，即从开头至“岂余心之可惩”为一部分，从“女媭之婵娟兮”至“余焉能忍与此终古”为一部分，从“索琼茅以筵等兮”至篇末为最后一部分，这种“三分”的分法采用的是清代王邦采的分法；而所谓八段，则是采用马茂元先生在《楚辞补注》中的分法来分——比较权威的中华书局校点本洪兴祖的《楚辞补注》便是这样分的。
不过，不管怎么分，《离骚》总还是《离骚》，在没有标点符号顶多只句读一下的古代，那可是连句子也没分的，古人不是照样读的好好的？我们现在把它分成几部分几段，无非是为了读起来条理更清晰一些。在唠唠叨叨说了一堆关于《离骚》分段的事情之后，我现在得说，其实是否分段落并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对这么长篇幅的《离骚》要能够把它理解，毕竟，分段的目的即在于更透彻地理解诗歌。不过要说，在《离骚》这三部分当中，我最喜欢哪一部分，还是第二部分，因为我最喜欢“朝发轫于苍梧兮”到“吾将上下而求索”，因为我认得《离骚》的第一眼，便是从这几句节选开始，那时还不曾看到《离骚》全文，甚至以为《离骚》也无非这种长度吧……至于高中学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到“岂余心之可惩”这一部分，则次之，但却是现在最熟悉的部分，无论理解还是读，都信手拈来。
说实话，我一直觉得很矛盾，屈原怎么看都像是杜甫那种现实主义到不能再现实的诗人，怎么竟成了李白的前辈了？的确，屈原那向汨罗江的惊天一投，激溅起的不只是浪花，还有他对故乡楚国的一片赤诚之心，以及人们对于这位爱国诗人的强烈……什么呢？是支持、热爱还是其他词？请您随意填写一个词语吧，我都可以的。想起鲁迅先生《孤独者》中替连殳写的信里，就是这样，信头空着一个称呼，然后说“你自己随便填，我都可以的”。
这个问题见仁见智。不过，古代的人们并不像今天这样推崇屈原，至少在汉代还有质疑他的做法的。或许，自杀的行为确实不足称道？在许多宗教教义是不允许自杀的，以至于黑奴汤姆大叔宁可求死也不自行解脱——但在我们的古代文化中，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只要认定了一个信念，为它而献身属于很高尚的行为，这在后来也基本沿袭了下来。
也许你已经几百次的听过关于屈原的故事，然而，最基本的还是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的那寥寥无几的段落：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人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
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嚼然泥而不滓者也。推其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P5-8
写到这里，《楚辞》的赏析便结束了。
从《楚辞》最重量级的《离骚》开始，到瑰丽而气象万千的《九歌》，再到几乎等于屈原心路历程的《九章》，还有那奇诡的《天问》，然后是宋玉的悲秋之作，最后是为楚辞诗人们集体招魂……
其实招魂是为了显示我们今人对他们的敬意，不过，我们也不妨想象一下，假如楚辞诗人们“魂而有灵”，真的聚在一起，会是一种什么景象呢？楚国的一批诗人端坐一起，然后汉朝的一群老先生们正襟危坐，两组人相互对视——要么讨论得热烈非常(与其说讨论，不如说吵论)，要么众目相望，无言以对。不过，依他们好辩的性格，貌似辩论的可能性比较大，总不至于寂寂无语。
其实真要举办这么一个骚体诗人大会，也不必局限在《楚辞》诗人的范围之内，还可以把其他诗人也请来做客旁观。当然最主要的是要请李白前来。屈原和李白是浪漫主义诗歌的两位巨匠，假如他们能同场比较高下，相信场面一定十分好看。不过这种情形是不可能发生的，除了有点“关公战秦琼”外，还有一点——他们听不懂对方说话。
吕叔湘先生在《语言的演变》里说：“宋朝的朱熹，他曾经给《论语》做过注解，可是假如当孑乙子正在跟颜回、子路他们说话的时候，朱熹闯了进去，管保他们在讲什么，他是一句也听不懂的。”中古的发音和上古很不相同，所以李白去找屈原论道，也只能是同样的结果．不过，他们倒是可以用文字交流——前提是，两人得认识同一种字体。关于这个根本就没影儿的交流会，我看也不必想它，除非要写“*幻小说”。
这套丛书中，就我所写的三本书而言，由唐诗宋词向上反溯楚辞，有点像从黄河下游循河而去找寻上游一样。其实这也是有道理的，毕竟唐诗宋词离我们的语言更近一些，更容易理解，所以有了这个基础，才好去读诗歌。其实也不是说《楚辞》有多难，而是不同时代、不同地域语言的差异，会使一些在对方看来可能很平常的话，在我们这里却百思不得其解。就像司马迁写陈胜的一个旧时朋友来看望称王之后的陈胜时，看着他的王宫说了句：“伙颐!涉之为王沉沉者!”相当于现在人说“哎哟，陈涉当了王可真阔气哟……”而我们把今人的话说给那位古人听，他也未必听得懂。
不过，我得说，在溯源的过程中，我们是漏去几个环节的，在将近千年的时间中，我们没有关注汉诗的变化，没有涉及建安诗人的努力，没有追述太康诗人的雕琢，没有言说从玄言诗到山水诗的转化，没有评点齐梁宫体诗的堕落……简而言之，我们没有顾及骚体诗向古诗发展的过程．至于从古诗到近体诗，那则与骚体诗无关了。不过，从广义来讲，骚体诗也算古诗，所以上面那句便有些不妥。我所指的是，骚体诗无“兮”时的六四句，向有“兮”或者把“兮”换成其他字的七、五句发展的过程。我们一是目睹了源头，二是看到了结果，少了中间恁大的一环，可想而知，差别有多大。但我也得说，这并非没有好处，因为巨大的差异带给我们的是强烈对比反差，假如一步步介绍诗歌的发展，那么细微的区别很可能因此而被忽略。
也许您会觉得，既然丛书的目的是为了让大家在闲暇时间看看诗歌，愉悦一下，似乎本就没有必要谈论诗歌发展的问题。或许也颇有道理吧，但从我来讲，不想自己的文章仅仅是局限于休闲文字，我倒是希望通过一种轻松的文笔，把我所知道的事情与一些知识与大家共享，同时进一步学习中国古典诗歌的文化，感受我们古代先人所创造的至今独一无二的文明的魅力所在。
在唐诗、宋词、楚辞三本书中，我对楚辞下的功夫无疑要超过前两者，因为我对楚辞的了解相对要稍微少一些，所以为了让文章写得准确易读，就得把原先马马虎虎的问题——搞清楚了．不过限于篇幅，关于楚辞的各个角落肯定不能面面俱到，但我希望，能以这本小书提起您对《楚辞》的兴趣，然后请您再认真读一遍《楚辞》原文，相信，无论从文学上还是知识上，《楚辞》对您都是很有帮助的。
在前两本书《只是当时已惘然——唐诗的美丽读法》、《无言独上西楼——宋词的美丽读法》推出后，本套丛书将继续中国古典诗歌的旅程，这一本将介绍楚辞，仍是由撰写前两本书的我为您来引路，但愿自己能够做个称职的向导吧。
提起楚辞，无论如何，也得先说说屈原。因为没有屈原，也许就没有楚辞，或者楚辞根本不会如此光彩，光彩到可以与《诗经》一起各主“风骚”半边天——《诗经》是中国古代文学现实上义的源流，而楚辞则以丰富的想象、瑰丽的词藻成为浪漫主义的发端。
其实，两个主义的源头未必泾渭分明，也未必真的是源头，虽然《四库全书》集郃总叙中说“集部之目，楚辞最古”，但是在楚辞之前还有更古的诗，集部总叙里的话其实是指楚辞是第一部文人创作诗歌集，而上古时期的诗歌，一是不成体系，二是太过零散，所以往往为人们忽视，就如“断竹，续竹，飞土，逐穴”就是现实得不能再现实的劳动诗歌。《诗经》中某些诗也具浪漫主义的色彩。而楚辞也并非只“浪漫”二字，何况，现实主义也正是浪漫主义的基础。
楚辞是屈原几乎以一己之力所开创，在屈原之后又有宋玉、景差、唐勒，甚至是汉朝的一些人包括东方朔继续为骚体诗壮大门面。但是，把楚辞的其他作者齐聚，怕也抵不过一个屈原——不只是指名气，而是指作品。至少，一篇《离骚》便已经确定了屈原的楚辞掌门人地位。
屈原以极丰富的想象力、极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我们后人(尤其北方人)极难读懂的楚国方言创造了楚辞，一称楚词，然而，比较尴尬的是，“楚辞”这个词的最早使用，不是在某一文学作品中，也不是在史书中关于描述文化、屈原的篇章中，而是在——《史记·酷史列传》中。有了楚辞的名称，后来人们便把屈原、以及屈原以后的宋玉和其他楚国诗人的诗统统归入其名下。在西汉末年，刘向将屈原、宋玉的作品，再加上汉朝的那些人，除了东方朔这个“御用笑星”外，譬如还有淮南小山、王褒以及他自己承袭模仿屈原作品的作品，辑录成集，定名为《楚辞》。
《楚辞》的代表作是《离骚》，但《楚辞》中也并不都是《离骚》的类型，即使屈原的作品，也大致能分为两类，一是类似于《离骚》，算是政治抒情诗吧：另一类，则是以《九歌》为代表的更为宽松、活泼的祭歌和《天问》那种哲理性很强、能反映一个人世界观、人生观的诗篇。而宋玉的作品，感觉更向屈原后一类作品靠拢了，也许是前车之鉴，他不敢再对政治多抒什么情；但另一方面，无疑宋玉的文人气质还是要比屈原更纯粹一些。而另外那些人的作品，不成规模，即使也是“九×”、“九×”的写出，也不及屈、宋的成就高，不提也罢。而要说《楚辞》有什么特点，我想，除了楚地方言和那种属于楚辞特有的感觉之外，那就是“兮不只是楚辞的，没有兮又万万不是楚辞”。其实“兮”是个很常用的字，《诗经》里也有，但《楚辞》则几乎无一篇没有兮，几乎是无兮不成楚辞了。有了“兮”，楚辞读起来才特别有感觉。
而《楚辞》对后世的影响，除开启了诗歌浪漫主义一派之外，再就是后世“骚体诗”的风行，甚至还有骚体赋。骚体诗不消说了，类似于《离骚》的诗便可以称为骚体诗，除了《楚辞》中的以外，比如项羽《垓下歌》、刘邦《大风歌》也有人归为骚体诗：而骚体赋，则是流行于汉初自汉高祖开始到汉武帝初期的一种赋，和我们平常所说的汉赋即汉大赋稍有些许区别，大赋是更纯粹的汉代产物，而骚体赋则是时人模仿屈原文体所写的赋。不过，这其中有些作品同时也被归入到《楚辞》中了，比如淮南小山的《招隐士》赋。其实这也并不奇怪，因为文学体裁的分类是在后来才逐渐规范的，扬雄说“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浮”，才多多少少能区分诗文的不同。
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而关于《楚辞》的话题，即使说得再多，也无法说完。与其在此泛泛而谈，不如我们翻开《楚辞》的篇章，去亲身感受一下骚体诗赋的魅力吧。
《诗经》是中国古代文学现实上义的源流，而楚辞则以丰富的想象、瑰丽的词藻成为浪漫主义的发端。本书作者将关于楚辞与屈原的一些知识与大家共享，同时进一步学习中国古典诗歌的文化，感受我们古代先人所创造的至今独一无二的文明的魅力所在。
这是一本将介绍楚辞的书，看，那南楚山川中走出来了一群诗人，就是他们领起了文人独自赋诗的浪潮。香草，美人……楚辞开辟了一个纯洁美好的世界，一个后世文人足以寄托精神的憩园。让我们来段中国古典诗歌的旅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