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小说写于俄国农奴制改革法令颁布时期。小说反映了农奴制改革前夕民主主义阵营和自由主义阵营之间尖锐的思想斗争。屠格涅夫敏锐地反映了这一社会历史变革时期的尖锐斗争，刻画了两种社会势力——民主主义者和自由派贵族间的思想冲突。小说问世之初，即在文学界引起激烈争论。

屠格涅夫是19世纪俄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卓越的、才华横溢的艺术大师，被誉为“小说家中的小说家”。其长篇小说既有对生活的细致而精确的“写实”，又弥漫着浓郁的涛情画意，“永远像一封没有拆开的电报一样令人必味盎然”，他的现实主义也因此被称为“诗意的现实主义”。该小说是屠格涅夫最伟大的一部长篇小说，代表了他创作生涯的最高峰。作品以生动的艺术形象和高度简洁的语言，在俄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确立了无可替代的地位，被视为“俄国文学中最浓缩、最紧凑的长篇小说”之一。

这是一八五九年五月二十日，一个四十多岁的男子从某条马路边的驿站里走出来。他穿着一条格子裤，身上裹一件大衣遮挡路边的尘埃，而头上却没有戴帽子。“怎么回事，彼得，等这么久还不见马车的影子?”他站在低矮的台阶上问他的仆人。

仆人圆睁着一双迷蒙的小眼朝大道望了望，大大的脸庞露出一贯顺从的表情，恭敬地回答他的老爷：“是的，还不见呢!”这个仆人不过是一个下巴刚长出一些柔软胡子的年轻小伙，耳朵上挂着一对青玉环子，头上的发油没抹匀，明暗不均，然而他却善于察言观色，懂得唯命是从；一看便知新法教育在他这一代人身上成效卓著。

“还没来吗?”老爷又问。

“没有。“小伙子答道。

老爷叹息一声，坐到露天椅子上。他调整坐姿，把腿收拢，目光在四周游移，趁他出神的空儿，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他吧。

他姓基尔萨诺夫，名字后缀上父名，连起来叫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他父亲是一个将军，曾经参加过一八一二年的战争；他征战沙场，戎马一生，从旅长晋升为师长，常年在外省驻扎，在当地小有名声。他虽是个举止粗鲁的武将，但却略通文墨，与那些狠毒的俄罗斯人大不一样。

他的母亲原姓科利亚津，闺名阿加特，出嫁后便随夫姓，同时改称为阿加福克利娅·库兹米尼什娜·基尔萨诺娃。这位“将军夫人”说话粗声大气，总是喋喋不休，在做弥撒时即使戴着精致的帽子、穿着笔挺的锦缎也总要抢在众人前去亲吻十字架。每天早上，她都让孩子到跟前来吻手问安，夜晚睡前又去向孩子祝福道别，总之，过着安乐自在的日子。他还有个哥哥叫帕维尔(后文将详细介绍)。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便诞生在这样一个俄罗斯南方的家庭里。他和哥哥从小就在家里接受一个平庸家庭教师的启蒙教育，教师对他们总是逢迎讨好，这种教育状况一直维持到他们十四岁。同时，捧着他们的还有一群军人，父亲部下那些行为放荡的副官和其他属僚深谙迎合奉承之道，都把他们当作是和他们父亲一样的奉承对象。本来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贵为将门之子，就应当浑身是胆，和他哥哥一样入伍从戎，岂料他在报到的第一天就摔伤了腿，足足在床上躺了两个月，最终在原先“胆小鬼”的绰号上又多了一个“跛脚”的别称。父亲看他此路不通，就让他转向仕途，在他十八岁时就把他送到彼得堡上大学。当时他的哥哥正好在那里当一个近卫团军官，于是兄弟俩合租了一套房。父亲把他们托付给了一位贵族堂舅伊利亚·科利亚津照料后便回到了驻地和夫人身边。他们父子之间极少书信往来，儿子们偶尔收到的家书，也不过是一张四开大的灰报纸，上面是秘书代写的一些斗大的文字，只有在信的末尾才有“彼奥得·基尔萨诺夫少将”的亲笔签名，并在周围以“蔓叶花笔”作了些修饰。一八三五年，这位基尔萨诺夫少将由于他的部队阅兵成绩不佳被解职，于是携同家眷移居彼得堡，就在这一年，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获得学士学位，从大学毕业。然而就在他父亲计划到塔夫里斯基花园附近租房住并加入英国俱乐部时，却突然中风去世。母亲阿加福克利娅·库兹米尼什娜不堪承受丧夫之痛和守丧寡居的寂寞，不久也离世而去。

丧期刚满，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就和一位叫玛丽娅的漂亮姑娘举办了婚礼。他的太太就是房东——公务员普列波洛温斯基的女儿，她常常喜欢看一些杂志里的科普文章，可算得上是见多识广。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当初就是冒着二老的反对去追求这位姑娘的。婚后，他放弃了父亲为他安排的一份御产司的职务，开始过上平淡温馨的小家日子。他们起初住在林学院附近的一幢别墅里，后来又在市内租了一套房，房子小巧舒适，里边客厅清凉，楼梯洁净。再后来，小两口搬到乡下定居，日子过得和和美美。男人在外务农、打猎，女人在家种花、养禽，他们夫唱妇随，时常一起唱歌，一起弹钢琴。他们的儿子阿尔卡季就在这种温馨宁静的氛围中诞生并成长起来。时光飞逝，他们全家乐融融地生活了十年，直到一八四七年他的妻子玛丽娅过世，短短几周内，基尔萨诺夫的黑发就在沉重的丧妻之痛中变得花白。然而，就在他打算出国散心的时候，又不幸遇上一八四八年的出国禁令，他只好无可奈何地返回乡下，在那里度过了一大段闲散烦闷的日子。无聊之余，他便把心力转注到农业上，在离这个驿站十五俄里的地方开辟了一个两千俄亩大的庄园，里边有两百个农奴，但据称，他已把土地分租给农民，所以他办的是“农场”而不是“庄园”。一八五五年，他送儿子去彼得堡读书，每年冬天都到那里陪儿子，他从不外出，除了尽力与儿子那伙年轻人打交道。他连续三年都这样，但今年冬天他没去彼得堡，而是在等和他一样取得学士学位的儿子荣归，正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情景，他这时已经是个身体发福、有点弯腰驼背的银发老人了。

外面阳光灼灼，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还坐在椅子上耷拉着脑袋，两眼望着那几级破旧的台阶出神。仆人早就走进门里抽烟管了，大概是出于礼貌，或者是不愿碍老爷的眼吧。一股烤面包的麦香味钻过驿站幽暗的过道直扑过来，台阶扶手卜，一只脏猫紧紧地盯着一只胖嘟嘟的花斑雏鸡，蓄势待发，而雏鸡还在台阶用它嫩黄的爪子上神气地踱着步。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仍旧发呆，愈发想得入神，“阿尔卡季”、“好儿子”、“学士”这些词不断在他脑海里交织闪现。他试图甩掉它们，但思念的炯絮岂能轻易挥散，反而更让他想起了妻子，平添哀伤。他喃喃自语：“真遗憾她没看到这一天!”一只灰白色的胖鸽子扑落到大路上，又匆匆晃到水井边的一洼水塘里喝水。就在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把目光转向它的时候，一阵由远而近的车轮声传人了他的耳朵……

仆人一溜烟走出来对老爷报告：“一定是少爷的车来了。”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马上站起来朝大路上望去，果然看见了一辆由三三匹驿站马拉的四轮马车以及车窗边那顶大学生制服帽檐下的一张熟悉的面孔。

“阿尔卡季!好儿子!”基尔萨诺夫一边呼喊一边挥动双手狂奔上前，不一会，他就抱着年轻学士那张晒得黑黝黝的满是尘埃的脸又亲又吻了。

P1-4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1818—188 3)，是俄国十九世纪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是俄罗斯和世界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者之一，他自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开始登上俄国文坛，在四十余年的笔耕生涯中创作了被誉为“艺术编年史”的六部长篇小说以及大量的中短篇小说、特写、戏剧、抒情诗、叙事诗、散文诗等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并撰写了相当数量的文学评论、回忆录和文学书简等作品。许多作家都对屠格涅夫给予极高的评价，称他为“俄罗斯语言的巨匠”。

一八六一年，屠格涅夫的新作《父与子》脱稿，屠格涅夫邀请好友列夫·托尔斯泰到自己的新庄园看稿子。午餐后，托尔斯泰拿起稿子躺在客厅的沙发上看，越看越感到兴趣索然，渐渐抛卷入梦。当他醒来时，发现屠格涅夫背过身子走出门，再也没有进来。次日，两人同去一位诗人家做客，席间为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发生争执，屠格涅夫顿时怒不可遏，托尔斯泰也不甘示弱，两人在客厅里互相揪发抓头，乒乒乓乓大打出手，终致绝交。十七年之后，两人都深感内疚和不安，托尔斯泰主动写信道歉，两人终于重归于好。

《父与子》是一部怎样的作品，竟然成为两位文坛巨匠断绝友谊十七年的导火索?它究竟代表着作者屠格涅夫怎样的思想情感?

《父与子》写于俄国农奴制改革法令颁布时期。小说反映了农奴制改革前夕民主主义阵营和自由主义阵营之间尖锐的思想斗争。屠格涅夫敏锐地反映了这一社会历史变革时期的尖锐斗争，刻画了两种社会势力——民主主义者和自由派贵族问的思想冲突。小说问世之初，即在文学界引起激烈争论。小说主人公巴扎罗夫是年轻一代激进的平民知识分子，与代表保守的自由主义势力的老贵族帕维尔和尼古拉兄弟格格不入。“父”与“子”的冲突表现为帕维尔和巴扎罗夫之间的对立。充满自信、生气勃勃的巴扎罗夫是精神上的强者，他具有自主的人格和锐利的批判眼光，决不屈从于任何权威。他的精神力量和批判锋芒集中表现在他与帕维尔的论战上，两人初次相见，就在感觉上互不相容，进而展露出思想观点上的针锋相对。巴扎罗夫以自己特有的简洁、粗鲁的话语对帕维尔展开强有力的反击，体现了年青一代的独立态度和斗争精神。在俄国文学史上，巴扎罗夫作为第一个俄国“新人类”形象，率先传达出了平民知识分子已成为生活主角的时代信息。但是，屠格涅夫却让自己笔下的巴扎罗夫在爱情受挫后一蹶不振，不能自拔，直至死亡。这种违反人物性格发展逻辑的矛盾变化，与作家的思想倾向不无联系。屠格涅夫对巴扎罗夫所代表的平民知识分子有一种情不自禁的向往，他钦佩他们的个人品质和牺牲精神，但并不赞成他们的社会政治主张。这位温和的自由主义贵族作家害怕暴力革命，不希望他们的事业取得成功。他认为他们的观点必然导致他们成为悲剧人物，因此他安排了巴扎罗夫的失恋、悲观乃至最后死亡。巴扎罗夫性格上的不一致恰恰折射出作家对民主主义者的矛盾态度。

屠格涅夫一生跨越了贵族革命时期和平民革命时期，亲历了俄国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十九世纪初期，十二月党人起义，唤醒了俄国社会的民主思潮；五十年代中期克里米亚战争失败，促进了反农奴制斗争的进一步高涨；一八六一年农奴制改革，引起了俄国社会的剧变，为资本主义开拓了发展道路。整个十九世纪的俄罗斯“一切社会问题都归结到了与农奴制度及其残余的斗争中”。屠格涅夫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的作品必然要打上时代的烙印，与俄国社会的巨变紧密相连。屠格涅夫热心社会进步和改革，但是，由于受其贵族家庭的影响，他一生中基本上坚持温和的贵族自由主义立场，尽管他的许多作品都以揭露农奴制度不公平为主题，但他在政治上是拥护沙皇政府的农奴制改革的，他主张对俄国社会实行渐进式的改造，不赞成以革命的方式解决俄国社会问题。

一八一八年十月二十八日，屠格涅夫出生于俄罗斯中部奥略尔省的一个贵族家庭，他的母亲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屠格涅娃是个脾气暴躁的大农奴主，拥有五千多个农奴，领地上有二十多个村子，面积相当于当时法国的两个省。屠格涅夫的母亲是一个专横暴戾的女人，他小时候经常挨她的揍；奴隶忘记向她鞠躬，就会被她流放到西伯利亚；屠格涅夫的父亲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是个温文尔雅的退职军官，终日迷失在自家的辽阔领地上，厮守在漂亮女奴的身边。

屠格涅夫的童年是在母亲的庄园里度过的。这个富有的贵族之家对屠格涅夫一生的成长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屠格涅夫从小体验了以他母亲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的凶残专横，亲眼目睹了农奴主摧残农奴的种种暴行，这使他从幼年开始就产生了对农奴制的强烈厌恶和对农民悲惨处境的深切同情。这种思想感情后来形成了他精神世界中的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因素，使他后来与革命民主派的批评家们站在了同一立场上。在俄国废除农奴制之前，屠格涅夫就以减收赎金的方法让自己领地上的农奴赎回土地，成为一名抵制农奴制的先行者。

贵族家庭对屠格涅夫所产生的另一个深远的影响是，他从小到大有幸受到了一流的教育。他的父母聘请最好的老师培养他，使他在十五岁时就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俄国最好的莫斯科大学，并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大学的学业。后来，屠格涅夫又到德国留学深造，攻读历史和希腊与拉丁文，研究黑格尔哲学。这些经历，使屠格涅夫得以成为俄国作家中受教育程度最高、读外国文学作品最多、与西欧作家交往最早的作家。

屠格涅夫早年醉心于浪漫主义诗歌创作。随着俄国农奴制危机的加深，他在别林斯基等人的思想影响下，走上了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十九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是屠格涅夫创作的旺盛时期，他陆续发表了一大批优秀的长篇小说，《父与子》就是其中之一。屠格涅夫对俄国长篇小说创作的发展具有较大的推动作用，他在长篇小说创作上作出的贡献，是无人可比的。同时，屠格涅夫对于文化、艺术、传统的维护，对于激进革命的警惕，也是令人同情的。他通过他的一系列伟大小说刻画出了十九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的“编年史”，这是一部绝望、怀疑、激进、虚无、革命、暴力交织着的编年史。在一个世纪多的时间里，我们能够感受到屠格涅夫为我们展现过的知识分子心灵与思想上的剧烈冲突与不可调和的斗争，领略他所展现的恢宏历史。

屠格涅夫把“准确而有力地再现真实”视为自己最大的责任。他的作品基本上都是情节单纯，结构简单，人物也不多。作家的语言也是朴素的，字里行间透着一种纯美的诗意。法国作家莫洛亚就曾用“诗意的现实主义”来评价屠格涅夫的作品，托尔斯泰也称赞屠格涅夫创作的最主要特点就是它的“真实性”。正是由于这种真实，以至于他的一些描写爱情的作品也被人理解为带有政治色彩。

屠格涅夫对俄罗斯文学与欧洲文学的沟通交流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桥梁作用。屠格涅夫从小学习法语、德语、英语，倾慕法国文化和法国作家的浪漫主义和自由思想。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屠格涅夫在法国先后居留了三十八年，在那里，他结交了许多著名的作家、艺术家，如左拉、莫泊桑、都德、龚古尔等。他还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国际文学大会”，并当选为副主席(主席为法国著名作家维克多·雨果)。乔治桑是他到法国结识的第一个作家，后来他又与福楼拜结成莫逆之交，并把他的作品翻译成俄语；他非常欣赏左拉，为他在俄国杂志《欧洲讯息》上取得了一个专栏，协助他的长篇小说在俄国出版。同时，屠格涅夫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向法朗士、泰纳、福楼拜和几个法国批评家大力推荐。这些文学交流活动始终贯穿在屠格涅夫的侨居生活中，直到一八八三年八月二十二日他在巴黎病逝。

屠格涅夫是一位多产的伟大作家，一生创作了大量思想深刻、艺术精湛的作品，真实反映了俄国的时代变革，在不同的国度风靡了整整一个世纪。一九一五年七月，屠格涅夫的作品最早由刘半农先生翻译成中文本，很快就受到了中国文艺界的欢迎和重视，在思想文化领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五四”以后，屠格涅夫在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时至今日，屠格涅夫已成为中国读者最喜爱的俄国作家之一。

编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