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录了范曾先生近年来对中国生肖文化的精心研究，诗词歌赋、论文书画，以丰富的艺术形态生动地了作为艺术大家和国学家的范曾先生回归自然的仁爱之心。范曾先生的文章有奇特的运思方式，他“用诗人之心观物，用诗人之舌言情”，置驿中西文化的畛域，穿透文史哲艺的壁垒，使诸学科磨砺互证，建构了一个色彩瑰丽、气势恢弘的思想圣境。

本书首次荟萃了范曾先生近年来对中国生肖文化的精心研究，诗词歌赋、论文书画，以丰富的艺术形态生动地了作为艺术大家和国学家的范曾先生回归自然的仁爱之心。范曾先生或用训诂之方法详察天干地支的起源与演变，稽考陈说，拨云去雾；或以优美之散文道说人类与众生和谐共处之大义，诙谐自然，妙趣天成。

再拨迷雾（代序）

干支与生肖的迷雾

说鼠

　万物相亲

　知白守黑

　《瓜鼠图》（题跋）

说牛

　七律八首

　题《牧归图》

　题《放牧图》敬献于许世友将军灵前

说虎

　大中画虎小叙

　育莲画虎

　题与冯大中合作之《神女伏虎图》

说兔

说龙

　关于龙

　题《画龙点睛》于南京

　《张僧繇画龙点睛》（题跋）

　水龙吟·题《画龙点睛图》

说蛇

　蛇的传说

说马

说羊

　由羊想起

说猴

　亦有佛性

　我有嘉宾

　瘗猴铭

　阿福歌

说鸡

说狗

　人类的益友

　古调十二韵寄沙皮狗美男子

说猪

　从生肖豕说开去

　十二生肖动物组图

一、从《楚辞·离骚》谈起

《楚辞·离骚》开篇，屈原即高其身价：“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日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这里诗人亦与帝王自称天子、西方人称上帝之子一样不能免俗，十分确切地称自己是五帝之一高阳——颛顼的苗裔。他的唯一依据是楚之先是来自北方的祝融部落的一支。“朕皇考日伯庸”一句有两种解释：其一，皇，美也，父死称考，故此句可译为“我的有美德而富令名的父亲字伯庸”；洪兴祖《楚辞补注》引东汉蔡邕说过：“朕，我也。古者上下共之，咎繇与帝舜言，称朕，屈原日‘朕皇考’。”可为此说之佐证。其二，唐注《文选》以为屈原为人子，岂敢妄称其父名而自称“朕”？我以为“皇考”不必确切指其父，而是笼统赞颂其有嘉功懿德的父祖先辈，而“伯庸”则或为族名。“朕”似也可理解为自己族群的泛称，不必一定解释为“我”。“朕”在没有成为帝王专用之时，如秦代之前的用法还有待细考。

屈原是极重视天生的“内美”的，因此在自报家门之后，便把自己奇妙的生辰托出，“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用两句诗隆重申述生辰，足见奥妙必在其中。按王引之著《经义述闻》之考，“摄提”即太岁之名。据《尔雅》称“太岁在寅日摄提格”，《准南子·天文训》云：“太阴在寅，岁名日摄提格”，又据《开元占经·岁星占篇》称：“摄提车事”(重点号为作者所加)，此“寅”年无异义也(作者按：史界有以为“摄提”为“摄提格”之略称者，又称“摄提”为岁星名，而“摄提槲”为年类名者，非关本文文旨，故从略其考)。“贞”，正也，正在也。

 “孟陬”，正月之春也，那么“男始生而立于寅”(《孝经》)，此处之正月，便是“寅”月无疑义也。“惟庚寅吾以降”，此“庚寅”置于年、月之 后，固为“寅”日无疑义也。“寅”之义三见于此两句诗，则简译之当为“我生于寅年、寅月、寅日”，清初顾炎武判断此两句诗应该年、月、日俱全，然未言及详，是考家慎思细密家数，能谈到“年、月、日俱全”已是不易，不应苛求。至于进一步有人称屈原生于“虎年、虎月、虎日”，则不免所据阙如，不可贸然以为定论，因为文章至此，我尚未有一句提及地支与生肖之关系。在屈原看来，寅年、寅月、寅日已是生时不凡了，至于屈原之时是否确切知道自己属虎，那还是一个悬疑。

我们可以零星地在早于屈原的《诗经》中看到一些诗句，如《诗经·小雅·吉日》中“吉日庚午，既差我马”，已将“午”与“马”对应。而在公元前217年湖北云梦睡虎地十一号墓秦简中《日书》有《盗者》篇，以作占卜盗者相貌特征之用，载云：“子，鼠也，盗者兑口希须……丑，牛也，盗者大鼻，长颈……寅，虎也，盗者壮，希须，面有黑焉。卯，兔也，盗者大面头。辰(原文脱漏)盗者男子，赤青色……巳，虫也，盗者长而黑，蛇目。午，鹿也，盗者长颈小胻，其身不全……未，马也，盗者长须耳；申，环也，盗者圆面……”

这是屈原死后五六十年下葬的一座墓中出土物，不过将十二生肖中的大部分动物列叙其次(其中亦有不相合者如午、未)，以作为捕盗之佐，略类今之公安为搜捕犯人据口述想象素描像，与十二生肖之神圣性似有相忤。以此之故，我们暂不将屈原生于“寅年寅月寅日”称作虎年虎月虎日，虽然后者更显得虎虎有生气，也说不定屈原更加以为神奇高贵。

二、王充《论衡》之《物势篇》和《言毒篇》  这已是屈原之后三百年的著作，三百年中有关十二生肖的记载可谓一片空白，有论者以为《论衡》之《物势》和《言毒》两篇，十二生肖之动物完全罗列，以为是生肖最早而最完备的记载。这里有两点必须弄清：(一)王充所以提十二种动物，目的是不是为了说明人类之生肖？(二)“物势”本义竟如何？第一点，王充列举十二种动物，目的是说明天并非故生万物，一切都是偶然。他说：“传曰：‘天地不故生人，人偶自生。’”所以当他看到万物相互贼害之时，同样以为天地不故生万物，他说：“天自当以一行之气生万物，令之相亲爱，不当令五行之气更相贼害也。”他有一段文字，不可断章取义，虽累赘缛繁，亦请录于下：“且五行之气相贼害，含血之虫相胜服，其验何在？曰：寅木也，其禽虎也，戌土也，其禽犬也……巳火也，其禽蛇也；子亦水也，其禽鼠也；午亦火也，其禽马也；水胜火，故豕食蛇；火为水所害，故马食鼠屎而腹胀。曰：审如论者之言，含血之虫，亦有不相胜之效。午马也，子鼠也，酉鸡也，卯兔也。水胜火，鼠何不逐马？金胜木，鸡何不啄兔？亥豕也，未羊也，丑牛也，土胜水，牛羊何不杀豕？巳蛇也，申猴也，火胜金，蛇何不食猕猴？猕猴者，畏鼠也。啮猕猴者，犬也。鼠水，猕猴金也。水不胜金，猕猴何故畏鼠也？戌土也，申猴也。土不胜金，猴何故畏犬？”“夫物之相胜，或以筋力，或以气势，或以巧便。”(王充《论衡·卷第三·物势篇》)而这物物相胜的根本在于物势：“蚊虻之力，不如牛马，牛马困于蚊虻，蚊虻乃有势也。”由于物势之缘故，能以小制大、以小胜大，而强大则降服于赢弱。这是《物势篇》一文浅陋不足训的本义。王充这段文字无深刻之内涵，无澄明之道理，更无骈俪之雅韵，读之生厌而已。苟有书蠹者流，从中发现了王充首次提出了十二生肖，则正可谓欺世甚矣。其实王充《物势篇》只提到子、丑、寅、卯、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一种相应之动物(文中“东方木也，其星苍龙也”与“辰龙’，无关)，其他蚊虻之类，与十二生肖更无关系。相隔万言以后，王充在《论衡‘卷第二十三‘言毒篇》中提及龙蛇：“辰为龙，巳为蛇，辰巳之位在东南。龙有毒，蛇有螫，故蝮有利牙，龙有逆鳞。，’至此十二种动物算是完整了。然而这与《物势篇》中谈的十一种动物有什么关系？如果说这是完备的十二生肖说，是完全违背学理的一种作法，断不可如此作浮泛肤浅之工夫。我们仅仅看到王充在《论衡》中提到十二种动物(或更多)，并与地支相配。王充依据什么将它们与地支相配？虽然在《诗经》的章句中偶得吉光片羽，然而在没有历史的实证材料之前，十二地支配十二种动物只能是个谜。P4-8

古有善文而不善诗者，而善诗者不善文，则未之见。盖诗、文除思想为其核心而外，词藻之择用则诗必难于文。诗于音、韵之要求殊严，苟累积不丰，必窘于内；既有词藻矣，而无奇思妙想，则必赘于外。而善文者苟有诗之修养，于骈骊、对句、排比往往信手拈来，皆成妙构，则其文必异于庸常，而富于奇趣。诗虽非其长，而有裨于其文则必矣。近世有桐城派大手笔马其昶者，其文固一世之雄也，与范伯子为连襟。伯子先生激赏其文而每讽其诗，马其昶则盛赞其诗而颉颃其文。文人之交，盖不在宴饮之豪兴而在书屋之口锋也。

善诗、善文矣，而又善书者，古之大文豪大体如此。因科举之第一印象，为试卷上之书法也，能于科名过五关斩六将而书法恶劣者，不可得而见也。故古之命臣、大吏、学者字不佳者极少。近世则不然，科举见废，报纸以兴，报上文章备极华赡，而其稿则不忍或睹，如北京大学名儒刘师培是其人焉。亦有美学家吕荧者，文字之美自不待言，及见其手稿，则其美文必打相当之折扣(当然不必)。

善诗、善文、善书矣，其砚中剩墨正无所施用，适案上有陈宣一纸，则跌宕数笔，竟有高雅之趣。久之，画石；又久之，画竹，文入画形成之过程，无一例外者此也。非若今之称“新文人画家”者流，胸有糟糠，而隳弃清逸，及题字之时，语焉不通，错字连篇，非文人而能作文人画，直可入《笑林广记》矣。

中国画家而无书法功底，决不可与于第一流之画家。此无他，中国画凭写而不凭抹、不凭描、不凭喷、不凭洒。中国画是灵智之域的胜果，不是耐心从事之苦差，更非费力卖块之工役。笔锋之运转，来自画家神经末梢对心灵悟性的传递，当神经末梢与笔锋合而为一之时，则天地精神在焉、人世沧桑在焉。每读八大山人画作，往往神思渺渺。天外烟霞，共我徘徊，真不知身在何处，今夕何夕。苟非笔墨神妙，何能置读者于梵天仙境。八大山人具诗人之魂魄，而略欠者诗人之章旬，此固为一缺憾，然较死于章旬，而无诗人魂魄者，则不啻天壤矣。

有问范曾诗、文、书、画水平之排列，画家必以为诗、文佳于书、画，作家必谓书、画佳于诗、文，其中心理的微妙感，不难体会。以我自己之评，凡至某一境界，略无可比列者，则自比其甲乙，不亦‘个山驴”乎？愚事不作，智者不惑，余其勉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