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个天才的木匠，而历史的阴差阳错却让他登上了大明皇帝的宝座。爱好斧柄而不喜权柄的他，将如何应对这摇摇欲坠的大明王朝？本书作者以纵横捭阖的史家笔法，通过丰富翔实的历史资料，向读者讲述了大明王朝一部鲜为人知的没落史！

曲已尽，人终散，煌煌大明，空余这一段说不尽的历史沉浮，道不完的岁月悠悠……

作者以纵横捭阖的史家笔法，通过丰富翔实的历史资料，向读者讲述了大明王朝一部鲜为人知的没落史！

熹宗皇帝统治下的天启王朝，虽然仅有短短的七年时间，而大明江山却在这七年里，风雨飘摇，岌岌可危。内有宦官专权，叛乱不断；外有女真铁蹄横扫辽东，荷兰敌寇觊觎澎台。面对如此危急局势，东林士子慷慨悲歌，良臣名将奋起抗争，左光斗、袁崇焕，一个个末世英雄，无可奈何地走向了命运的悲剧。然而，历史的主角熹宗皇帝却一直沉湎于他所热衷的木工建筑，让帝王功业付诸东流！最终，大明王朝在李自成与努尔哈赤的双重夹击中走向灭亡。

一、三大案迷雾中朱由校登基大宝门

■在“三大案”风雨中安然就位／3

■怪癖误国的明熹宗／18

一“东林势盛，众正盈朝”／26

二、客氏：这个“夫人”不寻常／33

■两魏争客的笑话／34

■“奉圣夫人”的威风／39

■客氏宫中为恶／43

三、九千岁魏忠贤弄权天启朝／49

■魏忠贤的前辈们：王振、汪直、刘瑾／50

■通往权力巅峰之路：从市井无赖到“九千九百岁”／55

一建生祠，与孔圣人同享尊荣／66

四、东林士子慷慨就死厂71

■东林党的来龙去脉／72

■血洗东林的开端厂78

■六君子“乙丑诏狱”／84

■七君子“丙寅诏狱”／92

五、波谲云诡的辽东战场／99

■明朝的北部边疆／100

■关外辽东第一战：萨尔浒大败／104

■熊廷弼英雄末路：广宁大败／110

■袁崇焕初露锋芒：宁远大捷／120

■努尔哈赤之死：宁锦大捷／129

六、内乱与外患并行的衰世天下／133

■吃人的朝代／134

■奇诡的天启大爆炸／136

■奢安之乱／140

■徐鸿儒造反／148

■荷兰侵占台湾／151

七、大结局：朱由检接下烂摊子／157

■“神明自运”，崇祯计除魏忠贤／158

■自毁长城，袁崇焕被崇祯错杀／164

■人事财皆错，明王朝黯然落幕／174

结语／185

说起大明天启王朝，可能大部分读者会一时间有些懵懂。岌岌可危的明帝国，短命的木匠皇帝——熹宗朱由校，昏昏然执政仅七年，业绩实在无足道也。但是，这又是一个诡异的、动荡不安的年代，刀光剑影闪，血雨腥风稠。宫内宫外，皇城边疆，风云人物，争斗纷呈。

宫廷内，奸佞之生不偶然，半由人事半由天。史上最知名宦官魏忠贤，从市井无赖直升至与孔子地位平齐的“九千九百岁”，一不小心就赚了个遗臭万年；中国历史上十大红颜祸水之一。同时可能是世界史上最成功的奶妈——客氏，宫中为恶，翻云覆雨。天启朝的天下，由这两位起于底层的得志小人掌控，黑暗无边。

朝廷上，在锦衣卫、东西厂特务的政治迫害中，作为道德理想主义的代表，东林党在“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指引下，“六君子”、“七君子”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挺身而出，赤手空拳与手握实权的魏忠贤抗争，忠臣蒙难，慷慨就死，血流成河。杨涟临死前留下了令人至今心潮难平的豪言：“大笑、大笑、还大笑，刀砍东风与我何有哉!”而今天的中学语文课本上，仍留有“桐城派”大家方苞记述左光斗的名篇《左忠毅公逸事》，名垂青史。

边疆危机中，将要统治中国三百年的女真人已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一代天骄努尔哈赤挟八旗之势虎虎生威，逼近关内，觊觎明室大好江山；明将熊廷弼、袁崇焕虽出身文官，亦不让人后，战绩辉煌。特别是袁崇焕，更是一个传奇人物。金庸先生曾专门作《袁崇焕评传》，其长篇武侠小说《碧血剑》亦以袁崇焕为主角，为读者津津乐道。

一个内忧与外患并行的衰世天下，接踵而至的是黄河决口，各地地震，人民起义，奢安之乱，荷兰入侵。特别是陕西的民变，正如星星之火，即将燎原。二十年后将要戴着一顶斗笠闯进京城的李自成，因为借了富绅的“驴打滚”无力偿还，此刻正被木枷铁镣绑在毒烈的太阳下示众。古人所说天人合一，天怒加剧人怨，人怨激化天灾，可终于到了天怨人怒的境地，人世的血腥与宿命显露无遗。

崇祯帝接下的这个烂摊子，已经没有起死回生的希望了。可怜的崇祯，在风雨飘摇中忧心不已十几年，没过上几天好日子。自杀前，他写下血书《遗诏》，赫然说道：“诸臣误朕，文臣个个可杀。”朱家的天下，就这样在吊死的崇祯背影中走到了尽头。

 一、三大案迷雾中

朱由校登基大宝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二百余年，终成一梦。明朝朱家的天下，到天启朝时，已岌岌可危。

朱由校，有明一代第十五任天子，庙号为明熹宗。熹宗原本是嬉宗，但堂堂皇帝怎能以嬉戏为荣?这样，就改成了熹。中国二十四史上的皇帝，只有他得了这个“熹”字。熹字本有光明的含义，但对他来说，只是“熹微，日欲暮也”，是明朝垂亡的象征。其全称是“熹宗达天阐道敦孝笃友章文襄武靖穆庄勤■皇帝”，这样的称号可以说是集所有褒词于一体了，只可惜名不副实。年号天启，“天启”二字出自《左传》，意为“天开辟了统治者之道”，同样徒令人嗤笑而已。朱由校总共在位七年，自1620年至1627年，泰昌元年九月初至天启七年八月底。

任何一个王朝，代代相传，帝王品质一定一蟹不如一蟹，再高的聪明才智，也跳不出他的环境，东方式的宫廷生活，只能使人堕落，不能使人长进。至于如何评价朱由校，清乾隆年间张廷玉编撰的《明史》是如此盖棺论定的：“庸懦”、“昏乱”，以至于“妇寺窃柄，滥赏淫刑，忠良惨祸，亿兆离心，虽欲不亡，何可得哉。”一言以蔽之，张老先生等一千人认为明朝的灭亡，朱由校必须负很大的责任。《明史》是我国历史上官修史书中纂修时间最长的一部，又是公认的良史之一，这样的评价可谓公允。

清嘉庆皇帝说：“明亡不在于崇祯，而在于万历、天启。”在嘉庆看来，明亡是迟早的事情，区别只在于能苟延残喘多少年而已。其实，他貌似深沉地说出这句话时，至清亡又还有多少年呢?封建王朝的覆灭，任何一个都不值得我们叹息，即使是强汉盛唐，何论明清?

清代学者谈迁说，天启一朝，与正德一朝极相似。熹宗“好猎乐内，嫉谏悦嫜，无一不同”。以此看来，天启一朝，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魏忠贤诚然罪过极大，然而作为最高统治者，熹宗亦难辞其咎，不能不为这一时代的黑暗承担责任。

近代著名史学家孟森先生也感慨而言之：“明之气运将尽，产此至愚极不肖之子孙。”是否“至愚”、“极不肖”，读者们自可分辨。但是，即使熹宗至愚、极不肖，平心而论，这不是熹宗本人的过失。权力导致腐化，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化。高高在上不受任何监督的皇权体制下，发生多么令人悚然的事都是可以想见的。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那么，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呢?也许，真相永远尘封，只有那些发黄的古书还承受着后人的赏奇析疑，追思不已。

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用在朱由校身上，也可以翻转来成为一朝臣子一天子。他是在一批忠心耿耿的大臣们强有力的保护下，在扑朔迷离的“三大案”风雨中安然就位的。

明末“三大案”，即“梃击案”、“红丸案”和“移官案”，一直被看作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疑案，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实，事情的本身也许很简单，只是清官难断家务事，何况是皇帝的家事。政治上的明争暗斗，给它们蒙上了难分是非的晦涩之感。

“梃击”，简而言之就是以木棍打人。不巧，打的这个人是万历帝的皇太子，就成了“案”。

明神宗万历帝的皇太子叫朱常洛，命运多舛，充满悲剧色彩。万历帝最初偶然御幸官女王氏，事后反悔，隐讳不言。后来王氏有了身孕，太后急于抱孙，查验了文书房的记录，然后向万历帝说起此事。起初，万历帝还不愿承认此事，太后于是命人将内起居注拿来让他看，才不得已承认了。古代中国的起居注制度主要是用来记录国君的言行。“古者左史记言，人君动止，有实言随即记录，起居注是也。”

万历帝之所以持这种躲避不认的态度，是因为他不再对王氏感兴趣了。但明代惯例，宫女被幸后怀孕就要晋封为妃。他不愿封王氏，只想蒙混过去。首先，宫女地位太低。其次，万一这官女生下的是男孩儿，那可是长子!当时郑贵妃还没有孩子，所以王宫女生的如果是儿子，那就是长子，将来必是太子，最后早晚还得当皇帝。万历可不想让宫女的儿子做太子，当皇帝。太后曾经质问他，这是为什么。万历回答说，他是宫女的儿子。太后勃然大怒，厉声呵道，你，也是宫女的儿子!看见曾为“宫女”的太后大怒，万历惊得跪在地上，半天不敢起身。

所以，幸亏皇帝起居注记载得一清二楚，否则万历真有可能蒙混过去!万历帝不喜欢王氏，由母及子，也不喜欢王氏于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八月所生的长子常洛。他喜欢的是宠妃郑贵妃及其万历十四年(公元1586年)所生的皇三子朱常洵。

其实，作为一个父亲，他完全可能有厚此薄彼的人性弱点，也应该有喜欢与不喜欢的权力。但问题是，早在西周时期，为了避免王位继承过程中不必要的冲突与争斗，人们就选择了嫡长子继承的方法。这就是说，不论周王有几个儿子，也不论这些儿子中谁的才能最高，能够继承王位的只有一位，就是周王的正妻所生的最长子。如果没有嫡子，就立最长子。这种称作“立嫡不以长，立长不以德”的继承方式，被后代各个王朝所沿用。明朝皇位继承，一般也遵照以下原则：皇位继承，父死子继；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帝无子嗣，兄终弟及。

然而，嫡长子、长子们自然获得的继承地位，并不能抑制觊觎者的野心，也从未阻挡住他们行动的脚步。从历史事实看，虽然这种方式成为历代皇权继承毋庸置疑的制度，但是各朝各代废嫡立幼、兄弟相残、叔夺侄位的事件仍然层出不穷。这一继承方式造成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它使嫡长子、长子一出生，实际上就处在了一个岌岌可危的位置上。只要后官有个风吹草动，太子本人有点过错，或是皇帝突然驾崩，某大臣心怀不满，都有可能导致残酷甚至血腥的废立斗争。这样的废立斗争，如同一场场政治重头戏，在历朝历代重演不衰。P1-4

明末的悲歌唱完了，后人的思考和念叨却还没有结束。请允许我再对明朝的灭亡说几句。

从根本上说，明朝的灭亡，主要是由于皇帝高度集权的体制，本身就蕴藏着危机。首先是作为最高独裁者的皇帝，只能是一个“圣心独断”的孤家寡人。而他一个人，无论如何伟大、英明、正确、神文、圣武、雄才、阴险、诡诈、残忍……总归一个人是无法统治—个国家的。真正要“日理万机”，不到二十四小时就会把他累死。所以，他必须要有一个“朝廷”，有许多I臣子来帮他做事。而且，在全国各地还必须有许多分支的“小朝廷”，去帮他进行地方的行政管理。而要有人帮他做事、帮他管理，他就必须给他们一定的权力。因此，所谓的“高度集权”，本身就包含着“必须分权”的矛盾。要使这矛盾统一，皇帝的高度集权，至多只能是把“最后决定权”、“人事任免权”牢牢地抓在自己手里，规定朝廷大事必须由皇上“朱批”，各级官员必须由皇上任命。同时，还必须“群臣互制”，而又共同受制于皇帝。这样才能使这种高度集权的体制，能做有效的运转。

问题在于，在封建等级制度森严的朝廷，每个臣子都想往上爬，借“互制”而打击别人抬高自己，便是不可避免的。发展下去，党同伐异，就使得“群臣互制”变成了“朋党内斗”。如果皇帝不能公正地对待问题，而是有所偏弊，有所偏私，朝廷中的“党争”，便难于平息，甚至使皇帝陷入与群臣对立的情势。神宗朝的疲敝便是这种体制的内在矛盾，恶性发展的结果。

同时，在这种体制下，要想群臣共同受制于皇帝，皇帝就必须掌握对臣下进行奖励与惩罚的威慑力量。权无威不立，威是朽的根本。威也是一种权，是高于一切臣下之权的特权。那么，皇帝之威从哪里来呢?最重要的自然是军队，其次是银子。奖励是此较简单的，封官晋爵、给称号、给银子，都是羁縻之道，牢笼之术。只要皇上高兴，给什么是可以随意的。惩罚却比较麻烦，除了要依靠足以进行征伐的军队，在特殊情况下能平息叛乱；平时，还必须要有对臣下进行侦查、搜捕的特务组织，以及随时可以执行刑罚的特种刑事监狱。这是集权体制维护皇帝权威与安全的杀人工具，等于是皇帝的金戈黄钺，用于对臣下的监控。

明王朝的这些杀人工具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呢?由于皇帝只能使用亲信的内官太监，来统辖和掌管这些部门，无形中便使得皇帝的权威转移到了这些“位卑权重”的内官手里。这和巩固皇帝权威的目的，实际上是背道而驰的。因为近臣和太监在文臣武将眼里，只是些宫廷厮役式的小人。皇帝重用这些小人，皇权皇威便会在群臣心目中失去威信。而且，这些不学无术、素质低下的小人，一旦掌握了大权，是必然要胡作非为，锄诛异己，颠倒黑白，诬陷忠良，使朝廷陷于混乱与破败的。熹宗朝的魏忠贤专权，就正是这种体制的产物。

皇帝高度集权体制的目的，无疑是为了巩固皇权。但那不仅是要保证开国皇帝的宝座无人篡位，而且是要使皇位“万世一系”地传承下去，永远不会“大权旁落”。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建国以后，其所以大杀功臣，就是要把原先和他一同起事，曾经平起平坐，可能和他争权争位的人，全部杀掉。这是为了维护天下只有一个“最高独裁者”的需要，必须这样做，而不能考虑冤与不冤的问题。这也不独明朝为然，差不多从古以来都是如此。更为重要的是，皇帝也是要死的，他必须为皇位的继承人扫除障碍。朱元璋就曾这样教育过他的儿子：他把一根棘刺丢在地上，叫太子去拈起来，太子不敢拈。他说：“你怕刺手，我帮你除了，不就好了吗?”可见，朱元璋的大杀功臣，主要还在于要为皇位继承人扫除障碍。

可是，一切问题总有难于考虑得十分周全的地方。因为每一代皇帝不可能只有—个儿子，儿子也不一定都是聪明睿智、神文圣武的，而智愚贤不肖的等差，又不容易分辨。如何确定皇位该传给谁呢?这就是个难题。在别无良法的情况下，就只好按照自古相沿的儒家礼法“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并将此定为“祖制”，谁也不许违反。但是，问题在于皇帝对后妃的感情，不可能是绝无偏爱的；对传位问题的考虑，也不可能不受这种感情的影响。因此，对皇位的“接班人问题”，皇帝自己并不一定想遵守“祖制”。而皇妃的家族，也不能不极力参与。朝廷的群臣，同样要考虑拥戴谁做未来的主子才于自己有利的问题。所以，皇位“接班人问题”，在每个朝代都是政治斗争的焦点。特别是在皇后无子的情况下，这种斗争便很容易触发。神宗朝“立太子”的问题，便是由于皇帝想超越“祖制”，群臣出于自身利害考虑而要维护“祖制”，从而演出了祸害三朝的“梃击案”，以及延伸到熹宗朝的“红丸案”、“移官案”。结果，导致了“党祸”与“太监专权”，使明朝在自造的混乱中走向败亡。由此可见，皇帝高度集权的体制，最无法防止的破坏，就是皇帝自己。

从神宗到熹宗，由“立太子”引发神宗皇帝与群臣对立、皇帝怠工、群臣内斗、大臣挂冠、朝政疲敝，最后导致熹宗登基以后，I听任妇寺窃柄，太监专权，皇帝自己变成了傀儡，旁人无法制止。在“阉党”残杀“东林党”的“党祸”落幕时，朝廷已经变成了难于收拾的烂摊子。皇帝高度集权体制的危机，竟是在皇帝想破坏“祖制”、“废长立幼”的导因触发下，各种潜伏的内在矛盾，在火星一闪之际陆续地爆发出来，终于使这个自身极不合理的体制，和皇家的一切特权，都随着国家的衰亡而冰消瓦解。

17世纪40年代的世界，东西方先后有两位君主走向绝境——一个将脖子伸进了树枝下丝带吊环里，另一个将脖子伸进了断头台的铡刀下。而两人死后其民族的走向却是天壤之别。就是在这个年代以后，西方的崛起与东方的没落明显加快，我们看到：世界的天平开始失衡……

对崇祯的死，包括不少史学家在内，众多的人都抱有同情之心。同情什么?同情他的身世，同情他的结局。虽励精图治却无力回天，国运已经明显不济，苦苦支撑仍力不从心，正如他所说：朕非亡国之君，而事事皆亡国之象。自然，同情崇祯的背后隐藏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没落的悲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