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书写西藏和平解放至西藏自治区成立这一不平凡的历史，就不能不载入中央人民政府最初一任、最后一任也是唯一一任驻西藏代表张经武的思想与业绩。本书按照人物生平和历史发展的阶段与脉络，以翔实可靠的史料，从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系统考察了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的西藏政策，西藏和平解放与西藏自治区成立时期西藏地方的政治、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以传记为体裁，以《十七条协议》的签订和实施为主线，全面记述了张经武的西藏工作生涯，论述了张经武在当代西藏发展史上的卓越贡献与独特历史地位。

张经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和平解放西藏谈判的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之一、《十七条协议》签订后中央人民政府赴西藏代表、第一任也是唯一一任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他直接参与了和平解放西藏、筹备成立西藏自治区、平叛与民主改革，以及正式成立西藏自治区的整个历史进程。在他长达15年的西藏工作中，中央驻藏代表制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经营和建设新西藏的一项基本方略，逐步确立、发展并完成历史使命。

本书以翔实可靠的史料，从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系统考察了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的西藏政策，西藏和平解放与西藏自治区成立时期西藏地方的政治、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以传记为体裁，以《十七条协议》的签订和实施为主线，全面记述了张经武的西藏工作生涯，论述了张经武在当代西藏发展史上的卓越贡献与独特历史地位。

本书作者有着藏学研究和西藏工作的经历，以其专业素养和西藏情结，探寻当代中国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史，研究中央驻藏代表制，为广大读者了解西藏和平解放和西藏自治区成立史，以及与这一段历史分不开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阿沛·阿旺晋美等众多藏族人物，提供了一部具有较高史料价值和研究水准，并且贴近读者的历史教材。

前言

第一章 解放西藏的召唤

 第一节 一定要解放西藏

 第二节 进军西藏的政治动员令

 第三节 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

 第四节 张经武从西北转战西南

第二章 中央人民政府全权谈判代表

 第一节 委以西藏和平解放谈判重任

 第二节 投身西藏和平解放谈判王作

 第三节 签订《十七条协议》

第三章 中央人民政府赴藏代表

 第一节 奉命赴藏

 第二节 赴藏到达亚东

 第三节 亚东劝返达赖

 第四节 进驻拉萨

第四章 进藏初期工作

 第一节 向中央报告工作

 第二节 提出《先遣支队入城十条注意事项》

 第三节 促达赖拥护《十七条协议》

 第四节 依历史惯例发放布施

 第五节 迎接进藏部队会师拉萨

第五章 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

 第一节 驻藏兼任西藏王委书记

 第二节 “不只是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而且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

 第三节 统一西藏地方外事王作

第六章 做好西藏稳定团结工作

 第一节 处理非法“人民会议”事件

 第二节 迎接第十世班禅返藏

 第三节 克服粮食困难

 第四节 自我工作检讨

第七章 增进西藏社会文明

 第一节 指导拉萨小学的创办

 第二节 关心西藏青年工作

 第三节 重视西藏妇女工作和医疗卫生事业

 第四节 纪念西藏和平解放

第八章 保障西藏代表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节 协商确定西藏代表

 第二节 “达赖来京，张经武必须同行，妥为照护”

 第三节 与西藏代表一起出席全国人大会议

第九章 筹备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

 第一节 筹备小组组长

 第二节 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策

 第三节 中央赴藏代表团副团长

第十章 贯彻西藏“六年不改”方针

 第一节 西藏“六年不改”方针的提出

 第二节 宣传贯彻西藏“六年不改”方针

 第三节 筹建西藏公学

第十一章 在西藏平叛和民主改革中

 第一节 参与西藏平叛改革政策工作

 第二节 深入西藏农牧区调研

 第三节 宣传西藏民主改革成果

第十二章 执行西藏“稳定发展”方针

 第一节 西藏“稳定发展”方针的确立

 第二节 主持制定西藏农牧区稳定发展政策

 第三节 鼓励引导农奴互助生产

第十三章 在西藏自治区成立的日子里

 第一节 参加西藏基层选举

 第二节 再任中央祝贺代表团副团长

 第三节 从驻藏到返京任职中央

附录一 回忆和学习张经武同志

附录二 张经武年谱简编

主要参考文献与著述

后记：张经武研究缘起

经过谈判，双方共同确定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

谈判的焦点之二是关于成立军政委员会和西藏军区问题。

据乐于泓回忆，西藏和谈代表对中央十条提出的疑问，基本上是领导权问题。西藏代表提出第二条与第三条合并，即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一条，与西藏现行的各种政治制度概不变更、达赖之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的一条，加以合并。他们怕另成立什么政府。他们希望对有关西藏各项改革事宜的第八条，要说明中央保证不用强制手段和压力。藏军要发展到解放军的水平，自守国防，并由中央补充装备。在5月10日的谈判中，李维汉对西藏和谈代表提出的疑问作了明确解答。但是在谈到设立军政委员会时，又引起了争执，西藏代表认为这与第二、三条有冲突。

对于西藏地方和谈代表在十项条件上的疑问，李维汉说，关于公约第一与第三条的意义是否一致，“据你们的了解，认为：一方面是不改变，另一方面又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另搞一个政府。我们说，不是这样子。第二条的‘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这是我们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也是共同纲领中最基本的一项。这一条政策，对西藏来说，是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如果是对蒙古来说，就是实行蒙古民族区域自治，所以这一条是一般的政策。这一条的基本意义就是说：各民族在上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可以按照自己的情况，自己去管理自己的事情。第三条所规定的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不予变更，达赖活佛的地位、职权不予变更。这就是根据西藏目前的具体情况决定的。假使西藏人民愿意有些变动，那由你们自己做，中央是说可以不变动。关于第五条改编西藏军队成为解放军间题，上次我已经谈过是逐步地做。中央的意见是：逐步地做，和你们商量着办。对第八条，代表团建议改写为由西藏政府自己起来改革。这样提法，我们同意。政府起来改革是好的。”

对于成立西藏军政委员会和西藏军区问题，西藏和谈代表是误解很深的。李维汉解释说：军政委员会是中央的代表机关，西藏是一个地方政府。那么，就应该受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所以就可以设代表机关。军政委员会代表中央，指导西藏军、政各项事情进行。设立军政委员会，并不是用军政委员会来改变西藏一切制度。因为军区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代表机关，军政委员会是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机关。不管军政委员会也好，军区也好，如果签订协议，中央一定根据协议办事的。例如关于贸易问题，你们有些土产要运出来，就需要中央贸易部来帮助你们，把物品运出来，实行等价交换。办这类事情都要由政府办，不能由军区来办。因此必须要有机关。军政委员会就是起这样的作用：把西藏政府与中央人民政府双方面沟通联系起来。

阿沛回忆说，经过多次协商，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认为：“解放军进西藏，中央代表也到西藏，没有一个统一的机关，不好开展工作。军政委员会就是这样一个机关。既然军队都同意进去了，成立军政委员会也就是件小事了。因此，必须承认。”不仅如此，双方根据西藏代表提出的要求明确进藏人民解放军的人数、时间、人藏路线问题，在人民解放军进驻数量、驻地等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中央代表团明确了进军人数，对驻守的国防线和交通要道作了明确答复。

经过反复解释，再三协商，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在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和成立军政委员会等问题上最终取得了一致意见。

谈判的焦点之三是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的地位问题。阿沛回忆这一问题的谈判情况时说：“协议草本已经拟定好了，附件草本也定了下来，就等双方代表举行签字仪式了。就在这时，中央提出把班禅问题写进协议条款。这个问题一提出，几乎使整个谈判破裂，这是谈判中碰到的一个主要问题。”

谈判解决班禅的地位问题是中央人民政府既定的谈判内容。1950年9月上旬，毛泽东在北京接见了班禅致敬团，答复了他们提出的问题和要求。据范明回忆，1950年9月23日，中央向西北局、西南局以及青海省委发出了《关于班禅致敬团提出的问题和要求的指示》。指示肯定班禅代表“所提西藏政教组织方案的意见很好，是合乎爱国与团结的精神……”，作出了中国共产党争取团结班禅集团的决策和方针。这就是：“班禅集团愿意同我们合作，是一件很好的和很重要的事情。不管西藏解放形式如何及达赖集团的变化如何，我们必须积极争取班禅集团和他们所能影响的人民和我们合作。”对班禅致敬团所提问题和要求，中央答复如下：(一)确定增加班禅封号的时机，俟西藏代表团来谈判后再定；(二)班禅回西藏是确定了的，回藏时机亦待以后情况决定；(三)同意他们组织民族部队3000至5000名，其中包括班禅卫队500名。由人民解放军派出得力与又能搞好民族关系的人员，帮助他们组织和训练；(四)同意在塔尔寺附近设立民族学院分院或单独的训练班，帮助他们训练行辕人员和一般干部；(五)同意成立宣传队；(六)同意拨一个医务所；(七)帮助他们成立机关消费合作社；(八)同意拨给一部电台，并配给报务和译电人员；(九)同意拨给汽车；(十)同意建立北京、重庆、西安、西宁四个办事处；(十一)经费，班禅本人每月用费银洋1500元，班禅行辕人员包括眷属412名，总计每月发面粉2468袋(44斤为一袋)；(十二)发还香日德垦牧地，将来如实行土地改革，依政府法令处理；(十三)同意由政府派联络员参加行辕。指示还要求，“转告有关的党政军干部，对他们采取积极和热忱帮助的态度，所有派去他们那里工作的人员，必须加以选择和加以必要的教育，使他们充分认识党的民族政策，具有热忱帮助西藏人民的决心和良好的工作态度”。

据乐于泓回忆，一到北京，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就告诉他，班禅额尔德尼也将从青海来京，谈判要谈班禅与达赖的团结问题，要他向阿沛等代表说清楚，并通过他们说服取道印度来的和谈代表，还请他们在班禅到京时派个代表去车站迎接。他同阿沛·阿旺晋美谈到班禅来京时，阿沛提出了两点意见：第一、他们这次来京主要是和谈，不是解决班禅和达赖的关系问题。第二、如达赖出走，班禅回藏，达赖所辖地区仍由他们实行区域自治。至于欢迎问题，班禅是西藏活佛，他们藏民当然是应该去接的。

1951年4月27日，班禅到京。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经过商量，决定派最末位的代表桑颇·登增顿珠和两个翻译前往车站迎接。中央非常重视做好各方面的团结王作。班禅到京的当天晚上，周恩来总理就为他设宴，做他的工作。

此次陪同班禅晋京向毛泽东主席致敬的范明以及西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常黎夫，也参加了中央人民政府谈判代表团的内部工作。

然而，关于班禅地位问题，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起初并不同意列入协议。阿沛回忆说：“本来，我们与李维汉、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在谈判中一同交换意见，相互访问，双方关系比较融洽，初步建立起信任，没有发生过问题。但班禅问题一经提出，矛盾就尖锐地发生了。我们代表团在这个问题上意见完全一致，认为这次到北京是为签订《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与班禅问题毫无关系，希图这次解决札什伦布拉章与噶厦政府间的关系问题，根本不行!班禅问题，可以在协议签订以后，另找机会由中央、西藏地方政府、札什伦布拉章一起讨论解决，但是，中央坚持一定要把班禅问题包括在协议里面，我们坚持它与协议无关，不讨论这个问题。这样，双方坚持己见，使谈判僵持了好几天。”P45-49

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米，西藏逐步实现了由旧到新的历史性变革和由封建农奴制度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性跨越，确立并发展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平等、团结，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成为当代西藏地方历史发展的主题。

凡书写西藏和平解放至西藏自治区成立这一不平凡的历史，就不能不载入中央人民政府最初一任、最后一任也是唯一一任驻西藏代表张经武的思想与业绩。在西藏和平解放、西藏自治区筹备、平定西藏叛乱与民主改革，以至西藏自治区成立的整个历史进程中，张经武先是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之一，直接参与了和平解放西藏谈判，其后一直以中央人民政府赴藏和驻藏代表之职，直接领导和参加了西藏革命与建设的伟大实践，为在西藏贯彻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为实现祖国统一、维护国家主权、巩固民族团结和促进中华各民族共同繁荣，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厥功甚伟。

在西藏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史上，为管理西藏，元朝曾在中央设释教总制院，后为宣政院，推行政今于整个藏区，并在西藏地方设“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和“万户”等机构；明朝设朵甘卫、乌思藏卫，后改为行都指挥使司；清朝在西藏设置驻藏大臣衙门，派驻藏大臣督办藏务；中华民国时期，中央政府先后设蒙藏处、蒙藏事务局、蒙藏院和蒙藏委员会，派中央政府驻西藏办事长官或设驻藏办事处。新中国成立和西藏和平解放初期，根据《十七条协议》，“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之下，西藏人民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设立军政委员会和军区司令部”。后因历史条件变化，未设军政委员会，而改设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进而正式成立了西藏自治区。因此，基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社会制度的变革，以及民族平等政策的实行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的实现，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无论在性质、职能上还是在历史地位上，都是“驻藏大臣”和“驻西藏办事长官”不能与之相提并论的。毛泽东说：张经武“不只是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而且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历史越发展，人们对于张经武作为中央驻藏代表的历史地位就认识得越清晰。在创建和发展新西藏的历史进程中， 当年与张经武建立起深厚感情，成为相处相知、肝胆相照的挚友的阿沛·阿旺晋美，在纪念张经武同志诞辰100周年时说，张经武代表是新中国成立后开辟西藏工作的先锋。他是第一个进入西藏的高级领导人，也第一个把共产党高级干部的良好形象展现在西藏僧俗人民面前， 同时把中央对西藏的方针政策，特别是《十七条协议》的基本原则传达给了西藏的僧俗官员和人民群众，起到了稳定人心、稳定政治局势的重要作用。他把第一面五星红旗插在了拉萨城头，向世人宣告，西藏是中国的西藏，是西藏人民的西藏。

中央人民政府派驻西藏代表，是新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行使治权的一个重要而具体的象征与标志。张经武作为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的活动与业绩、思想与实践，是西藏社会从封建农奴制、政教合一制，通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和实现民族区域自治这一伟大历史变革的富有代表性的缩影，是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的西藏工作和中央治藏方略与实践中具有奠基性和开创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最光辉的人生篇章。为此，研究张经武的中央驻藏代表生涯，可资揭示张经武在复杂的民族工作中与西藏各族人民结下的不可分割的历史联系，表现他作为民族团结的楷模和反分裂斗士的风范与形象，纪念他，并学习他的“老西藏精神”；可资系统反映中央驻藏代表制度的确立与发展，以及这一制度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并挖掘这一制度性历史资源，为丰富、发展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提供历史借鉴；可资总结西藏民族平等团结和民族区域自治的历史经验，探索西藏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与特点。

本书按照人物生平和历史发展的阶段与脉络，首先，阐述张经武赴藏前的人生历程，交代其之所以被中央选派为赴藏和驻藏代表的历史背景与机遇。其次，论述张经武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之一，参加和平解放西藏谈判的经过，主要反映其对西藏的初步认识和在谈判中的作用与贡献。其三，记述张经武赴藏之旅，主要反映中央对其赴藏的部署，以及他在赴藏征程中的历经艰辛而一往无前的气概。其四，探求张经武在西藏工作将近15年的活动与业绩，主要反映他在贯彻执行《十七条协议》、加强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增强民族团结、筹备成立西藏自治区、平定西藏叛乱和开展西藏民主改革，以及促进西藏地方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在“西藏问题”上反分裂斗争等方面的生动实践、历史作用与贡献。

在西藏社会处在由旧到新的历史变革与转折关头，处在开创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历史选择了张经武，张经武也成就了历史。他深深扎根于西藏高原，倾心贡献于西藏和平解放和民族区域自治，在当代西藏历史上树立起一座不朽丰碑。

张经武研究缘起

研究当代西藏历史和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缘于我1988年进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工作后，开始接触并研习藏学这门综合性学科。在参与编校李安宅《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责编谭·戈伦夫《现代西藏的诞生》和整理“中华民国时期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大事记”的过程中，我逐步对标志西藏和平解放的《十七条协议》及其签订产生了比较浓厚的研究兴趣，由此萌生了开展这项研究的设想。于是，在1989年，我写成《<十七条协议)蕴涵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一文，并提交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首届学术研讨会。该文经由与张经武同期进藏工作的多杰才旦总干事、随张经武一同进藏的彭哲副总干事等专家组成的评审委员会的推荐，获得汉文论文一等奖。当时，我在受到极大鼓舞的同时，认为此次获奖并非基于研究水平，而在于选题。这使我进一步增强了立足《十七条协议》走藏学研究之路的信心。当然，研究《十七条协议》就不能不去研究张经武及其在谈判与签订中的活动。

随后，根据组织安排，我与以藏族为主体力量的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赴藏工作组，于1990年3月8日离京奔赴西藏工作。此前，多杰才旦总干事为我赴藏专门布置了关于“西藏社会跨越性发展”的研究课题，并多次找我谈话。同时，在单位的组织下，我还学习了三个月的拉萨藏语。这些为我在藏工作指明了努力方向，准备了思想基础和语言基础。我珍惜这次进藏工作的机会，选择离拉萨78公里、海拔3900米的墨竹工卡县，开始了在藏一年(原计划一年半)的学习和工作。

在藏期间，我除参加县委统战部的日常工作，主要是民族与宗教工作外，还参与了县委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组、稳定秩序工作组，以及落实政策和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暨西藏第一次人口普查工作，通过驻乡入村入寺入户，深入农牧区调研，在工作中与当地各族干部群众结下深厚情谊，并对西藏社会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与切身体会，特别是对于张经武、十八军进藏部队和进藏工作干部以忠诚于祖国、长期建设西藏的信念与行动所创造和实践的“老西藏精神”，由衷敬仰，并油然而生研究之责任。

但是，由于当时研究能力与条件所限，我未能如多杰才旦总干事所愿，在藏期间完成“西藏社会跨越性发展”的研究。这促使我产生了进一步学习深造的想法。从西藏回到北京后，为改善知识结构，丰富学术背景，提升研究能力，我于1993年考入母校北京大学继续求学，因而暂时离开了藏学研究工作第一线。但是，在多杰才旦总干事关于学成再回来的期待下，在随洛桑·灵智多杰副总干事赴甘肃、四川和青海藏区考察所给予我的爱国爱藏思想的熏陶与影响下，以及大丹增副总干事、雷卓夫社长、廖祖桂总编辑和高淑芬老师等长辈学者的关心下，始终没有放下对藏学研究的关注，特别是对《十七条协议》和西藏和平解放的研究，主要是收集这方面的史料与研究成果，以及在民族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的研习。在校6年间，我有幸担任北京大学研究生院主办的《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刊》(现改名为《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主编和编委会副主任，井被聘任为《北京大学学报》编辑。这些宽领域的学术工作为我打下了更好地适应民族政治学研究需要的学科基础，增进了学术素养。当然，这一切，是与我的导师萧超然教授、丁则勤教授、关海庭教授的指导与教育分不开，与沙健孙教授、梁柱教授、宁骚教授等的学术思想的影响分不开。他们严谨的治学精神、理念与方法，成为我做人和治学享用不尽的人生财富。

三进三出北京大学后，我于1999年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并来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工作，致力于研究中国政治思想与制度。然而，在宏观研究的同时，总是直接或间接地、自觉或不自觉地联系民族区域自治问题和与西藏有关的研究课题，久而久之成为我研究工作的一个习惯性思维。为使研究工作聚焦到民族研究和藏学研究中来，在所长王一程老师、副所长房宁老师的指导和支持下，在民族研究所藏学专家伍昆明研究员的力荐下，我于2002年申请了关于“改革开放以来党的西藏政策与反分裂斗争”的研究课题，并由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给予批准立项。此后，我抓紧这一课题研究，并作为课题组成员，参加了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毕华老师主持的“中国共产党西藏政策研究”课題工作，与同志加兄弟的藏族学者旦增伦珠研究员合作发表了《邓小平的西藏发展观》、《西藏民族区域自治的经济社会基础与自治能力建设研究》等论文。在课题研究申，还得到周源、周炜、廉湘民、杜永彬、冯智、黄维忠、王小彬等诸多老师和藏学同人的支持与帮助。正是在领导、老师和学友们多方面的指导与鼓励下，我得以重新走到藏学研究的一线上来。

自2003年9月以来，由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主要从事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特别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研究，经在国史研究领域思考西藏民族区域自治问题，对于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这一具有国史意义的历史问题重要性的认识愈加明确而强烈。而且，对于我来说，这一课题正是国史研究与藏学研究能够有机结合起来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责任感促使我加紧了对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问题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朱佳木副院长对于我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极为关切并给予热情指导。他曾在推荐给我的一篇研究西藏问题的文章上批示：“这篇东西是我找材料时翻出来的，记不清是在什么地方登的，什么人给我的。你研究这个问题，送你参阅。”也正验证了一句话：机遇往往青昧于有准备之人。2005年，我在中央编译局主办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与人民出版杜马长虹编辑谈起有关研究课题，得到他的积极支持与鼓励，历时一年半，终成这部题为《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与西藏》的书稿，希冀能有利于推动张经武研究乃至当代西藏史研究。而此时，距我开始接触藏学已过去了将近19年的岁月光阴。

关于张经武研究，起始于改革开放之初，主要表现为同时代人对他在西藏工作的回忆。随着赵慎应《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由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严格意义上的张经武研究得以正式确立。尽管赵氏之作主要是作者从一个记者的角度，选择一些重要历史片段来记述张经武的驻藏代表生涯，但这一研完成果因具有很强的开创性、奠基性而被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再版。2006年9月29日，西藏自治区党委在拉萨举行了“纪念张经武同志诞辰100周年暨《张经武与西藏解放事业》画传出版座谈会”，与此同时，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楼揭牌并举办了张经武生平图片展。以张经武画传出版为主要内容的纪念活动，将张经武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井在西藏干部群众中和关心、研究西藏的各界人士中，形成了宣传、认识和研究张经武生平与业绩的一个高潮，为进一步开展这一研究工作奠定了更为扎实的基础。

拙著就是在上述背景与基础上写成的。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原副总干事李国清老师审读全文，提出了宝贵修改意见。毕华老师也给予了积极评价，井向我介绍了张经武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势与工作重点，颇具指导性意义。在修改工作中，张经武之子张华川老师及时给了我多方面的指导与帮助。然而，与当年赵慎应老师同样遗憾的是，张经武在西藏工作中留下来的工作笔记，我也未能看到，不免在一定意义上局限了对张经武进行更为全面认识和系统研究。相信，随着这些工作笔记的逐步整理以及有关史料的进一步挖掘，张经武研究必将迎来一个新的发展局面。

作者

写于2007年7月1日香港回归十周年纪念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