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歌舞升平、笑靥如花的盛世，在太多的历史戏说和“名家解读”之中，本书保持着—个军人特有的严峻和警觉。是一本关于国家、民族和个人命运的兵家解读。作者立足在历史经线与现实纬线的每个交叉点上，以政治、经济、文化为背景，平视过往，环顾左右，言说兴亡，从军事战略的高度，论及国家兴衰、民族生存和个人沉浮，其中涌动的忧患意识与热血豪情令人肃然。此中没有寓言与演义，而是历史真实的残酷与确凿，也不是借古喻今，而是直面种种危机与险象，在对兴废沧桑的叙述中甚至也可以忽略细节与修辞的意义。 这是一本具有硬度和质感的书，气象开张，目光雄阔，对历史的客观谨严态度，宏大的叙事风格，沉着从容、纵横自如的文笔，使它显得严肃、大气、丰厚、威严。读之令人五内俱热、肝胆明亮。

本书的作者不仅是—个诗人、作家，更是—位经历过战火洗礼和政治风云的我军当代高级将领，特殊的生存状态和特殊的视角，使这些文字被赋予了与众不同的气质。如果本书要有—个副标题，它应当是“关于国家、民族和个人命运的兵家解读”。作者立足在历史经线与现实纬线的每个交叉点上，平视过往，环顾左右，言说兴亡，其中涌动的忧患意识与热血豪情令人肃然。

全书文章30篇，以政治、经济、文化为背景，从军事战略的高度，论及国家兴衰、民族生存和个人沉浮。政权存续，国家统一，战事胜败，是其基本主题。此中没有寓言与演义，而是历史真实的残酷与确凿，也不是借古喻今，而是直面种种危机与险象，在对兴废沧桑的叙述中甚至也可以忽略细节与修辞的意义。本书告诉人们，历史就是“生存或者死亡”，现实也一样，它确切、严峻，拒绝猜测和妄想。

这是一本具有硬度和质感的书，气象开张，目光雄阔，将因此给人带来一种特别的阅读快感。相比同类题材的图书，对历史的客观谨严态度，宏大的叙事风格，沉着从容、纵横自如的文笔，使它显得严肃、大气、丰厚、威严。读之令人五内俱热、肝胆明亮。

更为可贵的是，在歌舞升平、笑靥如花的盛世，在太多的历史戏说和“名家解读”之中，本书保持着—个军人特有的严峻和警觉。以政治、经济、文化为背景，从军事战略的高度，论及国家兴衰、民族生存和个人沉浮。

写在前面

第一部 血泊中沉浮的帝国

长平之战

振长策而御宇内

寻访赵王城

秦皇驰道

边墙

孤独的陵园

同庆毋忘告林翁

第二部 一望河山苍茫

遥远的牧歌

合楞其人

西域之旅

秦岭古道

兴隆山

第三部 天下战事昨夜看

看懂新一代战争

巴格达的陷落

萨达姆

新闻部长萨哈夫

信息攻心战

一场胜败参半的战争

第四部 缘何名将多寂寞

彭大将军

朱可夫雕像

战争中的巨头们

凭吊一处古战场

汉初三杰悲情录

第五部 看我行读天下

彼得堡，沧桑三百年

海峡与战争

漫游河西

草原上的庙

罗布泊随笔

着陆场纪事

我终于找到一个机会，迎着萧瑟秋风，从黄河南岸驱车一路向北，过黄河，过沁河，进入晋东南太行山区，踏上长平之战古战场，去看了一项非同寻常的考古新发现……

司马迁：“四十余万尽杀之”

长平之战，是战国末期秦国与赵国之间进行的一次规模空前的大战役，它对随后中国历史的走向和进程，曾产生过决定性的重大影响。

“(秦昭襄王)四十七年，秦攻韩上党，上党降赵。秦因攻

赵，赵发兵击秦，相距。秦使武安君白起击，大破赵于长平，

四十余万尽杀之。”

——《史记·秦本纪》

一个“杀”字，好生了得!联想起来，人类社会的连绵战争，真是残酷。但战争却并不会因为它过于残酷，人们对它普遍厌恶，它就会从人类文明活动中自动销声匿迹。至少到目前为止，还看不到战争消失的前景。也许有人会说，如今人类正在依靠不断进步的科学技术，创造着崭新的文明时代。此话诚然不错。但很不幸，每当人类取得一项最新科技成果，往往都首先被应用于军事目的。以往如此，未来也将如此。如若不信，请读读大名鼎鼎的未来学家托夫勒夫妇的《第三次浪潮战争》一书，书中所描绘的未来的高科技战争的种种手段和景象，令你触目惊心。他们的预见性描述虽然不一定条条兑现，但因为有几千年人类文明史(或日战争史)的发展轨迹作参照，对他们作出的总体判断，使人不得不信。

关注战争是军人的天性。

长平之战规模之大，“杀人”之多，影响之深远，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罕见的。

秦、赵两国在长平之战中一共投入了多少兵力?司马迁没有记下总数。我们不妨以被杀的赵国战俘为基数，去作些推算。《秦本纪》中说是“四十余万尽杀之”，《赵世家》中也说“四十余万皆坑之”。如嫌这两说较笼统，另有两处则说得明确而肯定。《白起王翦列传》中说“前后斩首虏四十五万人”，《廉颇蔺相如列传》中也说“赵前后所亡凡四十五万”。综合这四种说法，可以肯定被杀的赵国战俘在40至45万之间。根据常识，赵国的参战兵力肯定大于被杀的战俘数，当超过45万。再根据常识，由于秦国对赵军采取的是围歼战术，它的参战兵力只能多于赵国，决不会少于赵国。更何况，在战役进程中，秦国还有增援兵力开往前线，这是有明确记载的。

战役进展到关键阶段，秦昭襄王得到前线战报，得知白起已将赵军围困在长平地区，“闻赵食道绝”，赵军的补给线也被切断了。秦昭襄王是个军事嗅觉异常灵敏的人，他立刻作出准确判断：将赵军死死围困下去就是胜利，已被切断的赵军粮道千万不能让其重新打通。他兴奋得禁不住打了一个寒战：“好啊，这时再去加它一把火，这一大锅肉肯定就焖熟啦!”他于是劳驾亲征，从咸阳赶往河内(今河南省黄河以北地区)，就地征发十五岁以上壮丁火速增援前线，“悉指长平，遮绝赵救兵粮食”。看来，秦昭襄王在军事上真是很有一套，他很善于抓住敌方要害，给以致命的一击。正面交战有大将白起在指挥厮杀，他亲自派出的增援兵力，专门去截断赵军粮道，阻止赵国援兵。这无异于死死掐住了一头困兽的喉管，任它嚎叫挣扎，咽气只在转瞬之间。“赵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内阴相杀食”。那个只会“纸上谈兵”的赵军统帅赵括，绝望之际企图率军突围，“出锐卒自搏杀”。但他纵有困兽犹斗之心，却无饿虎扑食之能，刚刚冲到阵前，就被秦军射杀，赵军顿时大乱，大败，败得惨不忍睹，“数十万之众遂降秦……”

秦国夺得这个大胜利，也付出了大代价。秦军统帅白起战后说：“今秦虽破长平军，而秦卒死者过半，国内空。”这一点也可以用来解释这样一个问题：秦国在长平之战胜利后，为什么未能趁热打铁，一鼓作气彻底征服赵国?不是秦国不想，而是军力来不及恢复。秦昭襄王太想一鼓作气吃掉赵国了，长平之战胜利后第二年，就派王陵率军进攻赵都邯郸，结果攻了一年多攻不下来。这就不难看出，秦军进攻的锐势已远不如前，组织大兵团连续进攻显得力不从心。但这时的秦昭襄王有些被长平之战的胜利冲昏头脑，他认为邯郸久攻不下，主要是前线统帅王陵无能。他马上想到打胜长平之战的白起，想要他再次挂帅出征。白起深知量力用兵之理，如实告诉秦昭襄王说，秦国为夺取长平之战的胜利，付出了重大代价，现在秦军迫切需要休整，切不可轻率地连续劳师远征。秦昭襄王哪里听得进白起的劝告，生气地将袖子一拂，“使王龅代陵将，八九月围邯郸”。但事与愿违，“不能拔”，楚、魏来救，解赵都邯郸之围。

长平之战，秦、赵两国打得如此激烈残酷，双方投入的总兵力当在百万上下。百万大军交战于野，那是何等波澜壮阔的战争场面!须知，这是发生在距今2258年之前的一次大战役，那时的交通条件、运输工具、补给能力等等，都根本无法与现代相比，这就更显得这次古代大战役非同小可。对于交战双方秦、赵两国来说，进行如此规模的大战役，都是倾其国力而为之，明显地带有“决一死战”的性质。我曾在《寻访赵王城》一文中借用一位老教授的话说过，长平之战“实际上是秦、赵两国最终决定谁兴谁衰、谁存谁亡的生死大决战”。

长平之战对胜负双方产生的影响都是决定性的。有一个很突出的例子：北方弱小的燕国，一向是仰赵国的马首是瞻的，赵国长平战败后，它居然也想来欺负赵国了。燕王派相国栗腹到赵国去送礼，“以五百金为赵王酒”。说，一点小意思，这五百金请赵王您老人家买点酒喝吧。燕王的真实用意，是要栗腹去探听一下赵国的虚实。那时长平之战已经过去五六年了，但赵国的战败景象仍未改观。栗腹从赵国回去，高兴得不得了，对燕王说：“赵氏壮者皆死长平，其孤未壮，可伐也。”于是燕王“举兵击赵”。由此可见，长平之战对赵国影响之深远。长平一败，已注定了赵国最终灭亡的命运。而对于秦国来说，长平之战虽然也使它付出了沉重代价，但它付出的是胜利的代价。它的元气不难恢复，恢复之后将会变得比长平之战前更加强大。经过长平决战，秦国已将山东六国中惟一能“西抗强秦”的赵国锐气挫尽，这就决定了最终要由秦国来统一中国，这个历史走向已不可逆转。

杜甫：“古来白骨无人收”

司马迁不愧为记录中国历史的第一大家，如本文开头所引，他在《秦本纪》中用大手笔寥寥数语，便将长平之战发生的时间、地点、过程、结局，交代得一清二楚。但是，由于他只记下了这次大战役的主干脉络，具体细节一概从略，这样一来，也使长平之战留下了诸多历史之谜。如“四十余万尽杀之”这件事，就有许多说不清的问题。

也许，司马迁历数前朝史事，战争和杀戮已司空见惯，记不胜记。因此，在他笔下，虽然秦国与诸侯各国间的历次重要战役战斗均可找到线索，但记得都很简约，大致只记下每次战事发生的年份、地点及“斩首”(歼敌)数目。在《秦本纪》中，长平之战前就有如下一串记录：

秦献公二十一年，“与晋战于石门，斩首六万”；

秦惠文王七年，“与魏战，虏其将龙贾，斩首八万”；

秦惠文王更元七年，“韩、赵、魏、燕、齐帅匈奴共攻秦。

秦使庶长疾与战俺鱼，虏其将申差，败赵公子渴、韩太子奂，

斩首八万二千”；

秦惠文王更元十一年，“败韩岸门，斩首万”；

秦惠文王更元十三年，“击楚于丹阳……斩首八万”；

秦武王四年，“拔宜阳，斩首六万”；

秦昭襄王六年，“伐楚，斩首二万”；

秦昭襄王十四年，“攻韩、魏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虏

公孙喜，拔五城”；  秦昭襄王三十二年，“攻魏……斩首四万”；

秦昭襄王三十三年，“攻魏卷(卷是地名)、蔡阳、长社，

取之。击芒卯(魏将名)华阳，破之，斩首十五万”；

秦昭襄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韩，拔九城，斩首五万”；

以上是从公元前364年至公元前264年，秦国与诸侯各国百年间的主要交战记录。接下来，就是秦昭襄王四十七年(前260年)的长平之战。

司马迁一路记将下来，记到长平之战时，也感到秦国这一次坑杀赵国战俘的数目实在太大了，前所未有，骇人听闻。但他仍坚持他的一贯治史原则，只记重大历史事件的主干脉络，具体细节一概从略，因而仍以“四十佘万尽杀之”一笔带过，只是多用了一个“尽”字来加重一下语气。司马迁一从略不要紧，在历经2200多年风雨沧桑之后，后人再想从他的字里行间去追索长平之战的有关细节，变得难上加难。于是，信史中的这句话也变得有些“难以置信”起来。

比如有人会问：

“四十余万尽杀之”，究竟是怎么个杀法?为什么史籍中有的地方说是“坑杀”，有的地方说是“斩首”，还有的地方说是“挟诈”诱杀?

杀掉40多万赵国战俘，秦国自己需要动用多少人去操刀，这可能吗?

杀掉一只鸡还要扑腾一阵呢，人非鸡犬，何况赵国战俘都是带甲士卒，更何况赵军具有“胡服骑射”传统，在山东六国军队中战斗力是最强的，为何40余万之众被斩尽杀绝，竟毫无反抗，这可能吗?

40余万尸体堆积可以成山，投河足以断流，究竟是埋了还是烧了?上古的殷商甲骨还不断出土呢，为何40余万赵国战俘的尸骨至今一根未见……

诸如此类，疑窦丛生，迷雾重重。P2-6

我写文章有点“笨”，用的是“搬石头垒墙”式的方法，非把它垒得结结实实不可，恨不得把每一条缝隙都填得满满的，干活不偷懒，却不够灵巧。有二一一个词叫“笨重”，人们觉得我的散文比较大气、厚重，大概与我的写作方法比较“笨”有点关系。

我有时也曾想过，我的文章为何也能打动一些读者?我自己找到的答案是，别人用旺火爆炒三鲜，我用老铁锅慢火墩肉，各有各的味道，各有顾客喜爱。

我的散文随笔是属于“大散文”这一派的。大，就有一些“大”的标志。例如，我喜欢写一些重大题材，思考一些重大问题，习惯于从大处着眼看世界，从大处切入写文章，评说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也喜欢讨论他们的大得与大失．如此等等。

我热爱祖国，热爱祖国的历史，岁月沧桑，聚散分合，光辉屈辱，成败得失，全在其中；悠久，丰富，深厚。在祖国大地上到处走吧，无论走到哪里，常常会在不经意间被某个重大历史题目触动，非写不可，欲罢不能。

我喜欢立体地、而不是平面地析事论人。写了这一面，再写另一面；剥开这一层，再剥下一层；写一个人．既写他的功，也写他的过、他的哀、他的悲，如此等等。

我写秦始皇，以《秦皇驰道》为线索，写秦始皇的大得与大失，写秦朝的速亡教训。但我又想到了另一个问题：春秋五霸、战国七雄，最后为何由秦国统一了中国?秦国何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于是我往前追溯一步，又写了(《长平之战》、《振长策而御宇内》二文，说明秦国强大得足以统一中国，其奥秘在于早在秦赢政当政之前，他的列祖列宗，自商殃变法之后的历代秦王，已经走过了百余年强国奋斗之路。我这样来写秦国的巨大成功与秦朝的速亡，前后观照，着眼点全在一个国家兴衰存亡的“长策与大计”。我觉得探讨一下这类重大历史问题，是有某种现实意义的。

我写长城，发现长城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一根装订线。正是依靠长城这根装订线，才把长城南北两边缝合到了一起，组成了一部完整的中国历史。假如把长城这根装订线从中国历史中抽掉，这部古老的线装书将立刻散落一地，难以收拾，理不出头绪。因此，用今天的目光去审视我们一贯以长城为界思考历史问题的思维方法，某些传统观念是值得商榷的，是应作些转变的。泱泱大国，对待本国的历史，应该具有一种历史大度。

我在写作历史题材时发现，古往今来，是南来北征的历史大潮在一波接一波地推动着中国的历史进程。古代的历史大潮主要来自北方，一浪又一浪地拍击着长城这道“长堤”，冲击着中原大地。中国历代封建帝王，从秦皇汉武一直到明皇清帝，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在围绕着长城防线的安危，日夜思考着他们的帝业兴衰、生死存亡。进入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风向为之一转，挟带着海风潮汛的历史大潮主要来自南方，一浪接一浪地拍醒中国。鸦片战争发生于南方，太平天国起自南方，辛亥革命起自南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武装起义也起自南方。中国的千年封闭，是被来自南方的海风打破的。历史要离远了看，才能看到一些大尺度的历史规律。

苏联搞了七十年社会主义，竟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对于发生在二十世纪之末的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怎能不令我痛苦地深深思索?为此，访俄期间，我带着强烈的疑问，一路走，一路看，一路问，苦苦寻找答案，生发种种感慨，写下了一组文章。这本书的《彼得堡，沧桑三百年》、《朱可夫雕像》即是其中的两篇。

伊拉克战争令我投去格外关注的目光，不仅因为它是一场发生在信息化时代的新型战争，调动了我作为一名中国将军的职业敏感；同时，着眼于新世纪伊始的国际政治动向，剖析一下伊拉克这个国家、萨达姆这位人物，也都具有某种典型意义。所幸，我跟踪观察伊拉克战争所写的《观战笔记》一书，虽是政论性、时间性很强的随笔性作品，但我在书中所作的一系列分析和某些预见性判断，都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并且正在被事态的发展继续印证。

朱增泉

2006年11月25日校毕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