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将朱熹与苏轼相提并论，可以清晰地看到宋代士人如何由复兴积极入世的儒学，走向出世的注重内心宁静解脱的佛老庄禅，走向无我、无念而自由潇洒的无差别境界；然后又如何入室操戈，由道、释思想返归儒学，在心性存养方面确立儒家道德主体的居敬自律法则，这样一种复杂的心路历程……

在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研究中，人们更多关注的是他们的思想、学说、著作、经历和政绩，而很少对他们的心态做认真的分析和描述。这种缺陷无疑给历史文化留下了一行空白。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人类的心灵史，如何用清新脱俗的笔墨描述出人类心灵发展的轨迹，也许正是新一代学者需要担负的工作。本书从另外一个角度、另外一种眼光、另外一种笔调审视、描画历史的意义和价值。

心灵中的空白

历史无言，却诉说着一切

 则喜则忧的中国士人

 处世心态的文化分析

 宋代士人的典型代表

面对无尽的忧患

 文人的抉择

 儒者的思考

 两种觉悟和解脱方式

佛道的生存智慧

 无所住的清净心

 “至人”境界

 “真人”修养

 昭昭灵灵的禅

 道骨仙风

新儒家的安身立命之道

 儒、释之辨

 为去圣继绝学

 持敬、克己工夫

 为学方法

文心旷达。道心惟微

 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

 如行云流水

 十六字传心诀

 孔颜乐处

魂归何处

 作文之乐与读书之苦

 文士风流与儒者气象

 是非谁人评说

引用书目

附录一 苏轼、朱熹年表

附录二 苏轼作品选注

附录三 《朱子语类》选讲

后记

   佛道的生存智慧

但应此心无所住，造物虽驶如吾何。

          ——苏轼

心外无法，满目青山；通玄峰顶，不是人间。

          ——朱熹

人活着有什么意思，或者说生命的意义何在?这是属于人类生存根本方向与智慧方向的终极关怀问题。当中国士人在现实社会政治生活里遭到挫折，而在以往儒家的传统思想里又找不到解决的办法时，他们往往到佛家思想和道家思想中去寻求答案。如苏轼谪贬黄州后，更喜好佛老庄禅之说，甚至想皈依佛门，以在家而出家的居土佛自居。朱熹年轻时一度醉心于佛典、道籍，后来虽成为一代大儒，可直至晚年也没有完全断绝对佛境仙国的神往。

宋代士人所接受的佛学思想的影响，主要来自中国化了的禅宗和华严宗。所谓“中国化”，指的是佛学的老庄化和土大夫化，三教合流，佛老庄禅不分，成为较长一段时期支配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主导倾向。如在由北宋名僧契嵩传写的《坛经》里，禅宗六祖慧能偈颂中的“佛性常清净”，被改写为了“本来无一物”，用带有老庄玄学色彩的“本无”说诠释“佛性”清净，揭示佛心佛性就在于自性和本心的空灵明觉。这似乎更能让谙习老庄的士人明白“若识本心，即是解脱”的禅学精髓。禅宗所宣扬的“明心见性”的顿悟方法，和以“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无念为宗”的修行方式，与庄子所讲的“至人无己”的精神境界相结合，不仅对文人的生存智慧和创作思想有深刻的影响，也渗透到儒者的心性修养和人生哲学里。佛教吸引吐纳的守意禅法和道教学仙炼丹的长生方术，亦被士人用来作为养生保真的妙方。

从苏轼和朱熹两人出入佛老的心路历程来看，佛、道以虚无空寂为本的心性论和静虑修养的解脱方式，作为一种化解忧患的生存智慧，对宋代士人的精神生活具有很大的影响。

无所住的清净心

受家庭环境和师友讲习的熏陶，苏轼接触佛、道两家思想的时间比较早。这对他一生的思想言行和处世心态，有着非常隐蔽而深刻的影响。

在《真相院释迦舍利塔铭叙》里，苏轼说他的父亲和母亲均笃信佛教，爱做佛事；在《十八阿罗汉颂叙》里，他叉记述幼时家中曾供有十八罗汉像。这些对于幼时的他不会没有影响。他在《子由生日，以檀香观音像及新合印香银篆盘为寿》一诗中说：“君少与我师皇坟，旁资老聃释迦文。”表明他与弟弟苏辙在少年时代就已开始阅读佛道典籍了。他八岁时入眉州天庆观北极院从道士张易简读书，对道教的飞仙悟真之说也多有耳闻。

佛、道两家视人生如梦幻的思想，在苏轼年少的心里早已留下了较深的印象，使他对世事的飘忽变幻和人生的偶然无常，有着异于常人的敏感。当他与弟弟和父亲一道赴京师应试而名震朝野时，忽然传来了母亲病故的消息，父子三人匆忙离京奔丧。归家后所见，已是一片人亡家破的荒凉景象。在母丧期满而再度入京时，苏轼于《涮阳早发》一诗中写道：“富贵本无定，世人自荣枯。嚣嚣好名心，嗟我岂独无。”已对自己追求的仕途功名产生了怀疑，有一种人生荣枯难料的虚无之感。

当苏轼再次踏上仕途，路过以前与弟弟赴京应试时住过的渑池县，得知所投宿寺庙的僧人奉闲已圆寂归天，当年兄弟俩留在僧舍壁上的题字也看不清了。一种岁月飘忽、生死难定的虚无缥缈之感油然而生，他在《和子由渑池怀旧》里抒发了这样一种人生感慨：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这几句诗被认为是最能反映作者性情本色的神逸之作，蕴含着某种彻悟人生底蕴的禅机，为后代无数中国文士所喜爱。清人查慎行在为苏轼的这几句诗作注时，引禅宗天衣义怀禅师教人参悟之语为说，即：“雁过长空，影沉寒水。雁无遗踪之意，水无留影之心。”用鸿雁飞过空中时，无意间留影迹于水中的意象，喻示世间万物的虚幻不实和似有非真，要人摆脱一切执著和迷妄，以无住无念之本心，对待世间万物的迁流不息、生灭无常。这与苏轼所说的空中鸿雁偶然于雪泥上留印迹，飞时不计东西，意思是很相近的。或者说，在苏轼以雁喻人所表达的人生体验中，已清楚地透露出他早年受释老空无思想影响的消息。

正因为如此，在苏轼刚踏上仕途，任凤翔签判时，本应一展其治世济民宏愿的他，却对宣扬出世哲学的佛教产生浓厚的兴趣。他在《凤翔八观》第四首的《维摩像，唐杨惠；塑，在天桂寺》中，表达了对佛教著名人物维摩居士的神往，以为“今观古塑维摩像，病骨磊嵬如枯龟。乃知至人外生死，此身变化浮云随”。所以在凤翔任职期间，他开始向同事王大年学习佛法，如他在《王大年展辞》中所说：“予之喜佛书，盖自君发之。”但这只是苏轼正式习佛的一个开端。

凤翔任满后，苏轼回到朝中任职，不久因政见与主持变法的王安石不合，被迫离开京师，出任杭州通判。到杭州后，他遍游江南名山寺庙，广泛地与禅师和诗僧交往。当时与苏轼交往较密、被他敬为师友的僧人有：海月法师慧辨、辨才法师元净、大觉禅师怀琏、佛目禅师契嵩、了元禅师佛印以及诗僧惠勤、惠思、清顺、可久、参寥等。苏轼在《海月辨公真赞》里说，每当他与法师“清坐相对，时闻一言，则百忧冰解，形神俱泰”，可以从中得到心灵的安慰和解脱。这是他热衷于与僧人交往，主动接受佛家思想影响的一个重要因素。

苏轼的习佛，并不以超然玄悟的出世间法为目的，而是想以出世的精神来做入世的事业，以便自己在变幻无常的人生历程和风浪险恶的政治生活中，求得身心的清净和安宁。随缘自适，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把出世与入世融为一体，才能保持自己人格的完整，做到进退有据，在充满不平和烦恼的现世生活中，保持一份超脱情怀和安宁心境。而佛学的某些看待人生问题的观点，特别是禅宗的解脱方法，是有助于做到这一点的。

还在“乌台诗案”发生之前，睿智的苏轼就已预感到了政治风浪的险恶和命运之神的飘忽无常。他原以为自己离开朝中政治斗争的旋涡，出外任地方官，优游山水，访僧谈禅，即能避开社会政治的纷扰。然而愈演愈烈的党争，使他清醒地意识到这是不可能的。在《百步洪》诗中，他以急流飞舟的描写，暗喻“险中得乐虽一快”的政治生活，透露出诗人对党争将导致社会政治动乱的感慨，涛声喧哗中已有一片空漠之感。人生短暂而仕途忧患日深，怎么办才好？苏轼在诗中说：‘‘但应此心无所住，造物虽驶如吾何。'’所谓“无所住”，本于《金刚经》所说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亦即禅宗六祖慧能在《坛经》中所说的“以无住为本”，意思是要保持性自清净的“本心”和“实相”，心量广大，犹如虚空，不为外物所动。这样才能超然于纷纭世态之上，获得精神上的解脱。

据苏辙的《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所说，苏轼读释氏书而能“深悟实相”，还是在他谪居黄州之后。也许只有真正在人世间经历过生死体验和种种人生磨难的人，才会对佛教那种视人生如苦海、似梦幻，为摆脱烦恼而寻求解脱良方的出世哲学产生深刻的内心共鸣。更何况苏轼流放到黄州后，许多官场上的亲朋好友都与他断绝了音信往来，生怕由此得罪了朝廷，于自己的仕途不利。在苏轼看来．这是理所当然的，可以理解。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在他处境艰难的时候，过去结识的一些释、老方面的朋友，却不远千里寄信来问候，情义之厚，胜过平时。真是患难见真情啊!苏轼不由得感叹道：“以此知道德高风，果在世外也。”(《与参寥子书》)正是出于这样一种认识，苏轼才把佛法的清心、节欲、慈悲为怀，看做优良人格的德行，认为是人的“聪明”和“德力”的表现，这更增加了他习佛的主动性。

与僧人交游唱和，论诗参禅，亦俗亦僧，在宋代文人中是一种时尚。因为这不仅可以在仕途失意时求得某种心理上的平衡，还可以表现出身在官场红尘中士人的潇洒脱俗和大彻大晤。在宋代文人的笔记杂录和僧人的传灯录里，留下了许多苏轼与名僧交往的趣闻轶事，其中尤以他和佛印禅师之间“斗机锋”的佳话，为人们津津乐道。

P043-047

       心灵中的空白

公元1046年的一天，准确地说也就是宋仁宗庆历六年的九月十五日，范仲淹应被贬谪到岳州任职的好友滕宗谅之托，为重新修建好的岳阳城西门堞楼写下了一篇传诵千古的文章《岳阳楼记》。登上岳阳楼的迁客骚人，面对着洞庭湖“衔远山，吞长江”的奇秀景色，肯定会浮想联翩，产生不同的心境。然而，范仲淹在文中所表达的却是自古以来的仁人志士们的人格追求，这便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后世的人们大多只注意赞赏范仲淹在文章中表达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却很少看出上面的那段话是范仲淹对中国土人们普遍心态的一种概括。

范仲淹提出了一个十分要紧的问题：仁人志士们“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也就是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无论什么时候都处于忧虑之中，他们什么时候能开心呢?他认为这要等普天下的人都开心了，他们才会开心。但直到今天，也没人敢说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开心了。范仲淹的千古名言无疑是一个伟大的抱负，然而到目前为止，历史却做了另一种安排，只要恪守范老先生的教导，士人们注定终身无快乐之时。然而即使如此，许多良知未泯的士人们仍在孜孜以求。

自“五四”运动以后的学者，大都将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心理特点用“忧患”二字来概括。纵观历史不难发现，良心未泯、富有个性的知识分子，大都怀有对社会、人生、自我、文化等问题的深深忧虑，也许他们在生活中获得过许多乐趣，可在他们内心深处，又有什么时候是真正快乐的呢?

在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研究中，人们更多关注的是他们的思想、学说、著作、经历和政绩，而很少对他们的心态做认真的分析和描述。这种缺陷无疑给历史文化留下了一行空白。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人类的心灵史，如何用清新脱俗的笔墨描述出人类心灵发展的轨迹，也许正是新一代学者需要担负的工作。

现代心理学为观照古代士人的心态提供了理论基础。在弗罗伊德看来，人的本我与自我、超我是不同的心理层次，也就是说，人的行为和心理往往并不一致。“文如其人，人如其文”是一种极其普通的常识，于是，以文论人，或者以人论文，便成为我们评论文人的惯例。从弗罗伊德的观点看，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小小的误区。倘从心态的角度来看，会发现许多文不如人、人不如文的现象，这往往是一个人内在心理矛盾的体现。中国古代的士人在处世、从政、为学以及面对生死、忠孝、功名、酒色等问题上，常常是矛盾的。利害与道德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以及儒道佛思想的杂陈。始终积淀在士人们的心底，铺垫出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许多学术著作深浸着浓厚的八股文气息，能不能采用一种新颖的文体通俗易懂地来向人们讲述古代那些被人们忽略了的旧事呢?能不能从心态的描述中发现中国古代士人们不可避免的人格悲剧呢?评传、史传之类的学术著作，是不是不面面俱到，不做广博的引证考据就不足以体现学者风度呢?回想唐宋八大家的作品，有多少是艰涩枯燥的呢?那恢宏的气势、清新的笔调、幽默的文风、酣畅的文字，常常使人过目难忘，也正是这种不假规矩的洒脱摆脱了学究气，而展现出唐宋大家的自然风范。

我早就有心编撰出一部不具学究味而具学术观点的通俗文化著作，来展示中国士人的复杂心态。然而，我在笼子里呆的时间过久，让飞也飞不起来，深深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如今，年轻的学者张毅博士有志于这项工作，而且靠他的努力为历史奉献出这本清新脱俗的著作，使我的夙愿变成了现实，也更使我体会到换一种眼光、换一种笔调来审视、描画历史的意义和价值。至少，在我们心灵的原野中又略去了一行空白。

           刘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