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跨文化沟通个案研究丛书”之一，本书以20世纪中西文化的视野来研究穆旦及其诗歌，在梳理了穆旦与中西文化的关系之后，从跨文化的角度对穆旦不同阶段的诗歌翻译进行了文本细读式的考察，由此揭示他在翻译实践中体现出的跨文化视野以及主流意识形态对他诗歌译本的渗透。

在20世纪的诗歌写作中，穆旦以其独特的诗歌经验、感受方式和书写方式为现代汉诗的写作呈现了一种新的可能性。作为诗人，穆旦综合了五四以来新诗的成就，一直站在“四十年代新诗现代化的前列”，被誉为新诗现代化的旗手；作为翻译家，穆旦在五六十年代出版的大量诗歌译作使得后人在谈及中国译诗的成就时，“名单上少不了他”。

本书以20世纪中西文化的视野来研究穆旦及其诗歌，在梳理了穆旦与中西文化的关系之后，从跨文化的角度对穆旦不同阶段的诗歌翻译进行了文本细读式的考察，由此揭示他在翻译实践中体现出的跨文化视野以及主流意识形态对他诗歌译本的渗透。

第一章 一个抹去了“诗”与“生命”界限的诗人

 一、诗与生命的融合

 二、“穆旦”的由来 

 三、曾经辉煌与重新被发现 

第二章 “血液的激荡” 

 一、穆旦与雪莱

 二、穆旦与拜伦

 三、穆旦与惠特曼 

第三章 “丰富和丰富的痛苦”

 一、穆旦与意象派

 二、穆旦与艾略特

 三、穆旦与奥登

第四章 “他创造了一个上帝” 

 一、意象的移植

 二、宗教情怀的表现

第五章 “我长大在古诗词的山水里”

 一、儒家文化传统的影响

 二、道家理想的渗透

 三、古典文学的浸染

第六章 “诗歌生命的延伸”

 一、诗译概说

 二、翻译中的跨文化意识

第七章 雪莱抒情诗的翻译

 一、诗译与意识形态

 二、意识形态影响的体现

第八章 《拜伦抒情诗选》的诗译修改

 一、诗译修改及其文化内涵

 二、对改译现象的考察

第九章 艾略特诗歌的翻译

 一、对现代主义的认识

 二、艾略特诗译的变异

穆旦著译集目

参考书目

穆旦大事年表

如果我们可以把一个人的一生比作一篇神秘浪漫的传奇，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亦或是一首小桥流水式的抒情诗，那么穆旦的一生无疑是一篇传奇。只是，在这篇传奇中抒写得更多的是苦难与忧思。这里，我们愿意和读者一起回到那些峥嵘的岁月，共同去体验诗人曾经历过的喜怒哀乐。

1918年4月5日，对于许多人而言，只是一个平凡的日子。然而，在天津北马路恒德里的老宅里，一个男孩的呱呱落地却预示着这将是一个为后人时时提起的不平凡的日子，因为这一天就是诗人穆旦的诞生日。穆旦，原名查良铮。一提起查姓，我们就很容易想到一个个熟悉的名字：清代诗人查慎行、当代武侠小说家查良镛等等。然而在查姓的族谱中，名人才俊、文人墨客远不止这些。据记载，早在宋代查姓就出过殿中侍御史查元方、龙图阁待制查道。元代有名士查居广。明代有史学家查伊璜，学者查继佐。到了清朝，查姓家族中进士及第者前后共有十四人，并曾书写过“一门七进士，叔侄五翰林”的辉煌历史。这样一个源远流长的诗书传统对于穆旦的成长自然是十分有益的。

在天津，查家曾经是一个大家族。但是等到穆旦出生的时候，这个大家族已经破落得不成样子了，尤其是他的父亲忠厚老实，族人都欺负他们一家。好在母亲是一个刚强、果敢而有尊严的人。她精明强干明大理，教育穆旦一定要好好读书，明辨是非，为家里的人争气。生活在这样一个家族中，作为家里唯一的男孩(他还有一姐一妹)，穆旦从小就养成了坚韧、倔强、负责任、敏感、细心的性格。他在任何时候都向前走，任何时候都不折服，一辈子侍奉父母，提携姐妹，帮助朋友。

十一岁那年，穆旦进入著名的南开中学读书。在此期间，他开始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当时的校刊《南开高中生》上，他经常发表诗歌、散文和论文，是当时南开中学的两大写手之一。每逢有急稿，主编周珏良就请他救急，而他也总能如期交稿。周珏良和穆旦是同届同学，也是西南联大的同学，后来周的妹妹周与良嫁给了穆旦。从穆旦中学时代发表的诗文来看，他已经开始理性地思考人生和现实，忧郁地关注社会和底层人民。

1935年7月，穆旦中学毕业，并以优异的成绩同时被三所大学录取。最后，他选择了清华大学外文系。当时清华大学校园里聚集着一大批热衷于文学的青年，穆旦在这里继续探索和写作现代诗歌，并开始在《清华学刊》上发表诗歌。他的同班同学王佐良注意到，这位瘦瘦高高的北方青年在诗歌创作上热情很高。他写的诗大都是典型的雪莱式的浪漫派的诗，有着强烈的抒情气质，同时又有很强的现实感。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中国进入全面危机和抗战状态，大学教育面临着严峻的困境。10月，清华大学南迁长沙。在长沙南岳圣经学校，穆旦仍在探索新诗。但是南京失陷后，日本法西斯威逼武汉、长沙，长沙临时大学的师生只好从衡山湘水再迁云南。当时一部分师生组成了长途跋涉的“步行团”，开始了中国教育史上著名的“长征”，穆旦就是步行团中的一员。步行团从1938年2月19日晚8点从长沙出发，至4月28日抵昆明，共行六十八日，经过湘黔滇三省，行程三千五百多里。

穆旦在这支队伍里有一些很引人注目的行为，一是开饭的时候经常迟到，二是背英汉词典。他每天背英汉词典，当“长征”结束的时候，一本英汉词典也就背完了。多少年过去了，远在台湾的当年长沙临大经济系学生蔡孝敏还清晰地记得穆旦这个惊人的举动：“十一级查良铮兄，系教育家查良钊十七老校友之昆仲，于参加旅行团之前，购买英文小字典一册，步行途中，边走边读，背熟后陆续撕去，抵达昆明，字典已全部撕光。”但是，在三千多里步行的途中，穆旦记住的远不止那本英汉词典里的单词。对于一个对现实有深切关怀的诗人来说，如此近地接触最底层的人民无疑是一次深刻的人生体验。“长征”路上，他写下了组诗《三千里步行》：“我们终于离开了渔网似的城市，／那以窒息的、干燥的、空虚的格子／不断地捞我们到绝望去的城市呵!／／而今天，这片自由阔大的原野／从茫茫的天边把我们拥抱了，／我们简直可以在浓郁的绿海上浮游。”从城市到农村，从狭窄的街巷到广阔的田野，从自我到大众，穆旦的诗歌有了更深广的依托。这在他到达昆明以后创作的诗歌中有明显的表现。他的诗里多了一点泥土的气息，语言也更加硬朗。

在“步行团”到达云南昆明之前，长沙临时大学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于1938年5月4日开始上课。联大由原有的清华、北大、南开共同组建而成。或许是应了那句“国家不幸诗家幸”的古语，由日本法西斯发动的侵略战争自然给包括诗人在内的中国广大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然而也正是因为战争，来自中国三所著名学府的才俊才有可能一起聚集在云南昆明这一相对偏僻的地区。这无疑为一个人的成长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当时的西南联大可谓是群贤毕至，少长咸集：闻一多、朱自清、冯至、卞之琳、废名、沈从文、李广田……一连串中国诗歌史上耀眼的名字对于穆旦的诗歌探险显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比如步行团中的教授闻一多先生，一路上和学生同吃同住，衔着大烟斗，长须飘飘，诗意盎然，沿途画画、谈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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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世界文化正面临一个新的转折。为反对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原教旨主义，必须大力推进多极制衡和文化的多元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文化必然成为世界新文化建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诠释，以利于其现代发展并有益于世界进步；另一方面又亟须总结过去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吸收西方文化的经验和教训，对百年现代文化进行总结，以便为建构未来的世界新文化作出贡献。这一总结的核心无疑是百年古今中西文化的冲突激荡及其酿成的发展趋势。

百年中国比较文学正是在这一历史使命的驱动下发展起来的。20世纪的一百年，是中国学术文化史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并在中外学术的冲突和融通中曲折地走向成熟和繁荣的一百年。在这一百年中，比较文学先是作为学术研究的一种观念和方法，后是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在中国学术史上留下了深刻而独特的足迹。比较文学在20世纪中国的发生、发展和繁荣，首先是基于中国文学研究观念变革和方法更新的内在需要。这决定了20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的基本特点。学术史的研究表明，中国比较文学不是古已有之，也不是舶来之物，它是立足于本土文学发展的内在需要，在全球交往的语境下产生的崭新的、有中国特色的人文现象。

百年中外文学的关系和相互影响是中国比较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说：“从历史上看来，各国发展比较文学最先完成的工作之一，都是清理本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相互关系，研究本国作家与外国作家的相互影响。”百年来，已有很多学者在这方面作出了显著的成绩，但过去这方面的研究多局限于西方文化对中国学者和作家的影响，少有研究这种影响如何在中国文化自身传承之中发生和发展，更少有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得到新的诠释而促成自身的现代化。本丛书从这一现实状况和学术史的角度出发，对20世纪一百年来卓有成就的中国学术名家如何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西方文化，根据时代和社会的需要形成独特的中国现代文化，进行全面的总体探讨和深入研究；并在这一基础上探讨继承传统文化，吸收西方文化以及多元文化交汇共存的规律，目的在于阐明新文化在中国生成的独特路径，通过实例对延续百年的中西、古今之争作出正确结论并预示今后的发展方向，以便中国文化真正能作为先进文化，在世界文化多元格局中占据应有的地位，在推动世界文明进步中起到应有的作用。

古今文化承接和中西文化沟通是20世纪文化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但学术界至今较多关于这方面的一般理论探讨，较少有将中西会通和古今传承二者结合起来的、有分量的重点个案分析。本丛书从学术史的角度出发，对沟通中西文化、对中国文化发展卓有贡献的中国学术名家进行深人的个案研究，在古今中西文化交汇的坐标上，完整地阐述他们的生活、理想、事业、成就及其对中外学术发展的贡献。特别着重探讨20世纪一百年来他们如何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西方文化，形成完全不同于过去的20世纪中国现代文化景观。着重个案研究，意在通过主要人物的生活、理想、事业、成就，以及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对西方文化的吸收，突出他们对中外学术发展的独特贡献，阐明新文化在中国生成的独特路径，力图通过实例对延续百年的中西、古今之争作出正确结论并预示其今后的发展方向。

本丛书的作者都是国内跨文化研究和中西文学方面著述颇丰的一流专家学者，具备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研究功力，是继20世纪仞沟通中西文化的钱钟书、季羡林等大家之后涌现出来的新一代领军人物。基本上做到了名家写名人，研究有深度，叙述到位，资料翔实，视角独特。

总之，本丛书进行的这种研究不仅对中国极为重要，对世界多元文化的对话和沟通也具有突出的方法论和认识论意义。本丛书志在这方面填补学术界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