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已故美国兰登书屋创始人、美国出版界划时代的标志性人物贝内特·瑟夫的回忆录。这部回忆录生动反映了美国二十世纪出版业风云变幻的经典性著作，同时也是一部充满趣味、幽默与智慧的文学作品。

已故美国兰登书屋创始人贝内特·瑟夫（1898-1971）是美国出版界划时代的标志性人物，他的回忆录《我与兰登书屋》是一部生动反映美国二十世纪出版业风云变幻的经典性著作，同时也是一部充满趣味、幽默与智慧的文学回忆录。

性格幽默开朗、为人诚恳善良的贝内特·瑟夫在书中回顾了自己从少年时代的阅读生活、到青年时代的创业，乃至投身出版业四十年的人生体验。一九二五年，他与唐纳德·克劳弗尔合伙收购“现代文库”丛书，奠定了他们于一九二七年创立兰登书屋的基础。在随后的四十多年中，他们将兰登书屋逐步发展成为美国最大的出版集团。作者讲述了他创业经营过程中无数幽默、有趣的轶事，其中涉及他与尤金·奥尼尔、威廉·福克纳、詹姆斯·乔伊斯、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杜鲁门·卡波特等很多作家的交往，也有关于他和美国其他出版家的交往。作者用他幽默、智慧的亲身经历向我们展示了他是怎样经营出版社、扩大自己的品牌影响，如何与作者、同行、媒体打交道，如何运作图书的……读者可以从一个成功出版人的成长轨迹看到兰登书屋这个美国最大出版集团的崛起之路。

二○○七年是该书在美国出版三十周年，也是兰登书屋创立八十周年。全新中译版《我与兰登书屋》是首次获得授权的插图全译本，收入一百幅相关图片，完整再现了该书原貌。

序言

原版出版说明

我与兰登书屋

译后记

译名对照

我是个颇为奇怪的人，因为不光是我，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和我父母都出生在曼哈顿岛。我爸爸这一支家族来自法国阿尔萨斯，而我妈妈则是一个姓怀斯的德国人后裔。我爸爸的爸爸，马塞尔·瑟夫，是个珠宝商。瑟夫家族很有魅力但没多少钱，而怀斯家族呢，正相反，很有钱但没什么魅力。我外公内森·怀斯拥有一家烟草经销公司——大都会烟草公司——在他稳健的经营下，他积累了一百多万美元的家产，后来这笔家产的分配方式在我事业起步阶段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每个人都奉承我外公怀斯，他蓄着大胡子，不苟言笑，看起来就像当时印在“史密斯兄弟”牌止咳药包装盒上史密斯兄弟中的一个。我主要是在星期天才会见到他，这是跟他们一家吃晚饭的固定日子。我妈妈有五个兄弟姐妹，三个兄弟两个姐妹。外公有一幢私家大宅，生活颇为优渥，他的汽车是我这辈子见到的第一辆汽车。他用手背打人很有一套。在餐桌上他会猛然伸手过来，没等你反应过来就打你一下。所以每到星期天晚餐时，挨过打的人都坐得离他远远的，越远越好。下午他午睡的时候，屋子里必须像教堂一样安静。我一辈子都没有安静的时候，所以常常会把他吵醒，挨他反手一巴掌。

我爸爸古斯塔夫·瑟夫长得很帅，又讨人喜欢。我很崇拜他，人人都喜欢他。他的工作是平版印刷工，业余兼职教演讲课，一度还考虑过打职业棒球。他曾经作为接球手打过周末的半职业比赛，一八九二年还参加了布鲁克林道奇队的一场联赛预赛。他一辈子都被我们取笑没能参加职业棒球大联盟当接球手，不过不管我们多少次拿他开玩笑，他总要花很长时间解释为什么他没去打棒球。

我父母是通过一种相当奇怪的方式相识的。那时候上大学的女孩不多，至少我们家生活的圈子里是这样。不过我父母年轻的时候，体面人家的小姐上点演讲课、会朗诵《男孩站在燃烧的甲板上》这样的诗，已被认为是颇为重要的事。我妈妈弗雷德里卡·怀斯家就请来一个老师教她上演讲课，这位教书先生就是我爸爸。这对师生陷入了热恋，然后私奔——这令我外公暴跳如雷，他觉得我爸爸是个讨人喜欢但不牢靠的家伙。但他俩一辈子都彼此深爱。我就这样，出生在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里。

我出生的房子所在的位置现在是纽约最破的地区之一——第一一八街，就在和第七大道相交的地方——可它一度是最繁华的犹太人社区。后来，在我很小的时候，我们家搬进了附近的第一二一街西二。一号，道格拉斯公寓楼。

我爸爸是个很骄傲的人，一家的生活全靠他一个人挣钱。我在城里长大，在街头巷尾跟一大群强壮的小孩打棍子球，其中不少人后来都很出名。那时候在街上玩耍不像现在这么危险；汽车刚开始出现。我们常常穿着旱冰鞋，手搭在送冰的马车上满城乱窜。手伸进去抓点冰块是很了不起的事。你还可以在大街中央玩“拳球”，玩这种游戏你不用经常跑到人行道上去。

我们小孩都是狂热的棒球迷。(打我五岁起，爸爸就带我去看比赛，我因此受了启蒙。)那时候《纽约先驱报》报社在第一二五大街、第七大道有个办事处，门口放着一块棒球比赛积分板。每隔一会儿就有个男孩拿着橡皮垫跑出来，把比分贴在板上。由于当时还没有广播，更没有电视，我们放学以后就站在那儿等那个男孩贴比分。每次他出来，我们就喊，“怎么样?”可他老是装蒜，不回答我们，只是把比分贴上去。我们都是纽约巨人队的铁杆球迷，一直讨厌布鲁克林道奇队，尽管我爸曾经差点进道奇队打球。他们是死对头。蝴蝶结的衣服出门，引起了曼哈顿大道、第八大道一带爱尔兰裔小孩的注意。回到家时，我的领子撕破了，鼻子流着血，气得大喊大叫。我并不是为那些对我搞偷袭的孩子生气，而是为妈妈让我穿成这副样子。我是她的骄傲，她的快乐，她的独生子。他们告诉我，我当时虽然没怎么被宠坏，可有时候碰到事情还是会大着胆子按照自己的方式做。我不记得这次是不是也算在内，不过我记得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穿着这种巴斯特·布朗式的打扮上学。第十公立学校是所好学校，我们都认为在这里读书是一种恩宠，所以很为此骄傲。这所学校有很多聪明孩子，其中一些成了我终生的朋友。霍华德·迪茨就是其中之一，他后来成了著名的剧作家，写过《乐队花车》。他在担任米高梅公司公关部主任的时候，给一个小演员露茜儿·勒苏尔改名“琼·克劳馥”。

这所学校的毕业生里还有一个叫莫蒂·罗杰斯，他后来成了著名的妇产科医生，我的两个儿子都是他接生的。他有个小弟弟，我们那时候常常绕着房子踢脚，叫他“滚出来”，他后来也相当有名，就是理查德·罗杰斯，他的热门音乐剧——《葆·乔伊》、《俄克拉荷马!》、《南太平洋》、《音乐之声》等一一不仅让他自己发了财，还丰富了整个音乐世界。第十公立学校的校长叫珀金斯博士，人人都爱戴他。有一位名叫艾比·格林堡的老师，也是学校运动队的教练，他带的队很厉害，第十公立学校一年接一年地夺得校际锦标赛冠军。我一直是个近视眼，可跑步不错，所以在运动队里跑接力比赛。

我自小就爱读书。一开始读杂志，记得当时很爱读的有《流行》、《拔尖》，里面刊登关于棒球、橄榄球和探险方面的故事——按照今天的标准来看它们很乏味，可我就是爱读。《星期六晚刊》是当时很受欢迎的杂志，我们所有人常常到街上兜售，肩上背着装满这份杂志的白包，我们就在地铁站入口或者其他繁忙的地方蹲点。一份卖五分钱，我们根据销量提成。

我记得自己最早看的书是《流浪少年》、《摩托少年》和《普特南堂的士官生》。后来我发现在第一二三大街和雷诺克斯路路口有一个公共图书馆分馆；我和伙伴们都去那儿，一起发现了一个名叫拉尔夫·亨利·巴博的作家写的书。我到现在还记得他的一些书名：《深红色羊毛衫》、《为了学校的荣誉》、《四人宿营》和《四人漂流》。这些书让我从读《拔尖》杂志的阶段提升了一步——这是第一步。我妈妈也一直喜欢读书，她督促我读当时流行的儿童故事，比如《黑美人》、《阳光溪农场的丽贝卡》，可要说哪些是真正的好书，我父母就没多少主意了。我舅舅赫伯特对我童年的影响最大。他是我妈妈的弟弟，只比我大五岁，长得一点都不壮。他是我见过最了不起的人之一，绝对了不起。我觉得他什么都懂。

一九一一年我们家搬到了河边大道、第一五七街，正好是我从第十公立学校毕业、在毕业典礼上代表我们班发言的时候。新家在一栋叫做里维埃拉的公寓楼里，我记得我们家在十二楼，朝右望出去可以俯瞰哈德逊河上的奥德邦公园。

当时，华盛顿高地还没有建，在现在的乔治·华盛顿大桥所在位置的正南方，这个大型住宅区的第一幢公寓楼刚开始拔地而起，就像里维埃拉大楼一样，今天依然屹立。从我们家窗口望出去，可以看到在纽约中央火车站西边铁轨上穿行的火车，另一个乐趣是观看河上的船只往来，尤其是看开往奥尔巴尼的夜航船，探照灯从哈德逊河这头到那头一路明灭。很多人坐夜航船去阿迪伦达克山脉，他们先坐船到奥尔巴尼，再转乘火车。我记得我们也是这样去野营的，当时亲身坐在船上，而不是站在窗口眺望的那种兴奋劲儿，至今记忆犹新。从十二岁到十五岁，我每年夏天都和莫蒂·罗杰斯去野营，后来他弟弟迪克长大了，就跟迪克和日后成为他事业搭档的拉里·哈特一起去。

P3-8

在一九六七年九月至一九六八年二月间，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部的玛丽·R·霍金斯对贝内特·瑟夫作了二十一次问答式长篇访谈。这些访谈均有录音和文字整理，经他初步校订后又重新打字。一九七一年三月，他又补写了一些笔记，使口述历史的内容一直更新到最近的时间。

撰写《我与兰登书屋》是他本人的主意(书名也是他取的)，写作的方式是从一千多页打字稿中整理，把问题删掉，重新安排布局，校订、润色文本，补写他访谈时没想到的内容。在一九七一年八月猝死之前，他已经开始写了，而且在他生前最后几个月里，他经常跟我们和别人说起他对这本书的想法。如果他能活着写完，我们一定会参与他的整个写作过程，而不是带着悲伤的心情，在他缺席的情况下努力贯彻他的意图。

口述历史的材料是《我与兰登书屋》的主要素材，但不是惟一素材。极少有人会像贝内特这么有条理地记录自己的人生，我们从中获益匪浅：他保存着哥伦比亚大学学生时代的日记，到国外旅行的日记更多；精心保存的大量剪贴本，它们本身就是一个参考文献图书馆，里面有关于兰登书屋和他自己的新闻、以及几百篇他发表的文章剪报；大堆大堆他按照顺序有条不紊整理好的书信(很明显，他几乎从不扔信)。

所有这些资料在贝内特的记忆偶尔出现疏漏的时候，都成了核对日期、事实最宝贵的依据。更重要的是，它们实质上也构成了本书的内容。当我们发现对同样的主题，他很久以前写的文章比口述历史的更好时，我们就采用前者。在他的旅行日记中有好几则他当场写的片断，比他多年以后在访谈中回忆的更有趣更详尽，我们就替换掉访谈中的回忆内容。最后，在从大量口述历史素材中选择材料的问题上，我们都是以他自己为这本书定的书名，和我们估计他本人也会那么做的思路为指导，这样，本书首先就是一本关于出版和他在其中的卓越表现的书。

菲丽丝·瑟夫·瓦格纳

阿尔伯特·厄斯金

两年多以前，我在上海外文书店原版书区域的历史传记书架最下一层意外发现AtRandom：The Reminiscences of Bennett Cerf这本书。抽出来翻看，猛然想起来，这不就是十多年前的那本《我与兰登书屋》吗?

一九九一年，三联书店出版美国兰登书屋创始人贝内特·瑟夫(当时译为贝内特，塞尔夫)的回忆录《我与兰登书屋》(陈瑞兰、杨淮生译)，收入著名的“文化生活译丛”。它为尚未进入商业化时代的中国出版界打开了一扇了解美国现代出版业风云际会的窗户，为国内不少立志从事文学出版事业的出版人提供了全新的思路，也吸引了不少年轻人投身出版业。不过时至今日，当年首印三千册的《我与兰登书屋》已经很难寻觅。

当时我没有读过三联版《我与兰登书屋》，但是在一口气读了两遍英文版后，心头豁然开朗，从此告别工作近三年的报社，投身书业，并且着手联系《我与兰登书屋》的国际版权。

没想到落实这本书的版权还颇费周折。

《我与兰登书屋》精装版初版于一九七七年，在贝内特·瑟夫逝世六周年之际由兰登书屋出版，二00二年兰登书屋成立七十五周年，出版社又请作者长子克里斯托弗·瑟夫作序，推出平装版。尽管该书版权为兰登书屋所有，但由于初版时间久远，独家代理兰登书屋翻译版权的版权代理公司数据库中并没有这本书的资料。幸运的是，不久我即随同黄育海先生参加了二00四年法兰克福书展。我心有不甘，径直跑到兰登书屋的展台询问。可是一般的年轻工作人员怎会了解这样一本近三十年前老书的版权状况呢?这时，兰登书屋一位慈祥的老太太帮了我的忙。她颇为兴奋地说：“这是一本好书!”并热情地介绍我在没有预约的情况下去找他们负责国际版权的一位小姐妮科尔谈。“书展结束后我会回公司查这本书，你回去等候版代公司的消息吧。”妮科尔把书名记下来，笑着对我说。接下来的事就十分简单了，一切如愿。

《文汇报》的陆灏兄获知我要翻译这本书，欣然将他收藏的三联版《我与兰登书屋》借给我作参考。我这才发现，这并不是全译本。译者特意说明：“为使本书集中于塞尔夫发展兰登书屋的全过程，译者将本书原文中叙述他幼年生活的片断及个别与本书主题关系并不密切的章节有所删略。译者相信这些节略将不会影响读者对塞尔夫这位卓越的出版家的了解。”

也许两位译者自有他们的道理，但在我看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在被三联版译者删略的开头两万多字内容里，作者从自己童年的家庭生活说起，写到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毕业后在华尔街的荒唐工作，乃至一脚踏进出版业、在利弗莱特出版社积累工作经验的过程。这些生活经历均与作者日后创立兰登书屋以及他的整个人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简单的删略只能令读者看不到作者性格、人生观的发展历程，难以理解他与许多朋友、事件之间的渊源和联系。而在作者创立兰登书屋之后的内容中，也有个别章节、段落被删略，最明显的是在某个章节中，作者讲述他身为自由派出版人，与两位极有争议的极端保守派惠克特·钱伯斯与乔治·索克斯的交往以及出版《联邦调查局故事》的过程。这整个章节的删除影响了读者深入认识作者在政治立场、交友标准和商业利益之间的微妙关系。

可能是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或者无从查找资料(当时查找资料远没有今天便捷)，旧的译本在涉及出版业专业背景的词汇翻译上很容易出错。譬如对出版社书目、图书发行、出版品牌、书系、图书俱乐部、图书附属版权、文学经纪人制度等许多出版专业背景知识的翻译和理解不够准确，可能会影响读者对作者行文和出版业的理解。此外，由于当时的译本并没有列出译名对照表，许多人名、书名、地名等专有名词与今天约定俗成的译名也相差甚远(书中提到的许多图书现在已有中译本)，这也令今天的读者很难对号入座，无法将自己所知道的知识与书中提到的相应内容一一对应起来。

距离一九九一年三联版《我与兰登书屋》的诞生已经超过十五年，中国出版业在这十五年中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版权贸易空前活跃，出版集团的裂变整合已不算新鲜事，图书俱乐部(书友会)也出现了。我重新翻译这部美国现代出版史上的经典作品，固然是出于自身对贝内特·瑟夫由衷的敬佩和对这本书的热爱，希望能尽量弥补过去译本中存在的一些遗憾，也希望它有助于国内出版同业在新的市场环境中获得新的启迪，对国际出版业有更深刻的认识。

新译本沿用旧译本《我与兰登书屋》的书名固然是因为它在国内读者中的影响巨大，也是因为原版中At Random这个极其精妙的双关语书名实难直译。在英语中，At random一词本意为“率性，随意，偶然”，这一层意思体现出兰登书屋不拘一格的自由派出版风格主张，而Random House音译为“兰登书屋”，则At Ramdom也意为“在兰登”。这样的双关正反映出作者贝内特·瑟夫生性幽默、爱好搜集双关语的特点。堪称不可译的绝妙书名。

感谢责任编辑赵萍小姐，还有陆灏先生、季晟康先生、王建梅女士以及所有喜爱《我与兰登书屋》的朋友，没有他们的鼎力支持，《我与兰登书屋》将不会以现在的面貌顺利呈现在读者诸君面前。感谢率先将《我与兰登书屋》介绍给中国读者的三联书店，是三联敏锐、超前的出版眼光使国内许多出版人和普通读者在九十年代从这本书中获益匪浅，也感谢两位前辈译者，他们在某些译文上的精妙处理，使我在翻译过程中深受启发。

二0O七年是兰登书屋创立八十周年，也是《我与兰登书屋》问世三十周年。这一新版中译本，是对贝内特·瑟夫这位伟大的出版家一种最好的纪念。

译者

二00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