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记录了中国南方的100种老职业,约大多数与手艺有关。手艺一道,蕴涵着文明的累积和嬗变,它们在物品上所刻留的痕迹,反过来为手艺塑造了不灭的形象。无论是从技艺的发展着眼,还是就文化的承载而言,民间艺人或匠人们已经达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水准,但置身于大机器年代,却面临严峻的挑战,就更不用说在数字化生存时代手艺人那飘摇的命运了。
道理很简单,工业文明对产品的要求就是无限复制,但手艺在某种程度上是拒绝复制的。正因为手艺在施展过程中出现的必然差异,恰好为文化存留了一个容身的空间,与其说是文化的使命创造了手艺,倒不如说是手艺保留了文化的余脉。
老职业,这些被记忆所保留下来的印象,总是莫名其妙地牵动着历经者的灵魂,在时尚的间隙里,投射出它们独特的光辉。本书写了100种老职业,绝大多数与手艺有关。手艺一道,蕴涵着文明的累积和嬗变,它们在物品上所留下的痕迹,反过来为手艺塑造了不灭的形象。无论是从技艺的发展着眼,还是就文化的承载而言,民间艺人或匠人们已经达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水准。
弹棉花
弹棉花的人,一般都来自山区,行头不外是一副大弹弓,外加一个大背篓,里面装着一些白花花的棉线和非常简单的生活用品。他们走街串巷,衣服上头上沾满永远也弹不干净的棉花屑,微风吹来,棉花屑就像欲飞的蒲公英一般,他们好像不是在赚钱糊口,倒更像是民间乐器的演奏大师。
弹棉花的通常是一男一女,男的把那张巨大的弯弓扛在背上,尾部紧紧插进腰带,柳木制成的弯弓扎实且富有弹性,在木弹锤的敲打下,一颠一颤的,一床死板板的旧棉被就整个儿翻了个身子。弹锤在弹筋上敲击,嘭——嚓——嚓——嘭……弹花人的身子随声响忽高忽低地起伏,抑扬顿挫,极富节奏感,女的则忙于在弹好的棉被上铺线,经线和纬线交叉而行,然后用一块盾牌似的圆木头盖将被盖压平,压齐。
旧时,百姓人家每到临冬之前,总要拆洗被褥,受经济所迫,使用的棉花并不都是新的。但已经穿用过的棉花难免板结,这时就需要进行纺弹将棉花弹松再做成棉絮。我以前喜欢看弹花匠将一层一层发黄发硬的旧棉絮牵扯成白白柔柔的云絮,扁扁的一床棉絮越来越蓬松,比原来高出了好几倍。而那弹棉花的人,在棉絮四周东奔西走,像是一个在演练游身八卦掌的高手,渐渐地,蓝褂子上也漫出了白絮,再后来头发上眉毛上也挂上了霜,整个人看上去如雾气中的行者……
其实,旧时弹棉花的行头十分简单,一张弹花弓,一个榔头,一个带把手的圆木头盖,再加一条长竹篾。弹花弓长约1.7米,据说,最讲究的是用香樁木做成,弓弦用牛皮线子,又最好是牛脊背上的皮割线做成。但弹棉花的人坚持说,弹筋一般是用牛筋或者蚕丝制成的,上好的牛筋越来越不好找,用蚕丝就很普遍。蚕丝是最结实和最有韧性的东西了,它比一根一样粗的铁丝的拉力还大!不信?你们自己试试!弹棉花的人说得大伙儿一愣一愣的,当然了,谁也不会亲自去实验的。
弹棉花另一个重要工具是榔头,榔头用枣木制作,高约30厘米,蜂腰而沉重,有些像朝鲜族的腰鼓。操作时,竹篾铺在门板上,放上棉花,身背弓弦,弦朝怀里,弯腰使弦紧贴棉花,右手持榔头弹打弓弦,弓弦的跳动使棉花蓬松起来,弹好后就用竹篾将棉花卷成一筒。到上个世纪60年代逐渐有了用柴油机为动力的大型弹花机,20世纪70年代后改用电力,原始的弹弓就束之高阁了。所弹的棉花,用途不同,质量要求也不相同,做织布经线用的要求最高,纬线次之,而用以做被褥的则好坏无论。
弹花匠一般要拜师学艺,出师后方可营业,没有认师学徒的被称作“捐班”。“捐班”也可以为人弹花,但要随时接受同行的“盘道”。“盘道”的内容是问行业的祖师,认师某某,学徒几年,或自称为“混交经”(老辈相传世代织布为业)。若能对答无误,彼此客气一番,互称师兄师弟,备感亲切。若回答不对头,就会被卸下行头拿走。对于溜乡弹花的匠人,同行们从背弓弦的方式就能断定是否行业中人。按行规,匠人应该右肩背弓,弓弦向怀里,左手持榔头敲击弓弦,使发出声音,用以招揽顾客,否则即是“捐班”。
弹一床棉被,我记得在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大约工价是3元钱,弹棉花的人得足足忙活一个钟头。想想眼下,鸭绒被、俞兆林奇暖被正蜂拥进人大众的生活,弹棉花人的空间,注定是越来越小了。民间俗语所说的“弹棉花的没被盖”,已经伴随着弹棉花人的背影,走到了历史小巷的深处,岁月的尘埃连同那些棉花屑,正飞舞在他们的身影中……
难怪作家们会说,在大雪飞舞的时候,看见弹花人,总让人产生异样的感觉。 货郎
进入奴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人们手中有了剩余产品,可以进行少量的物物交换。随着交换规模及地域的扩大,产生了专门走街串巷从事物物交换的货郎,也就是最早的商人。我们知道,“商”是地名,商朝的名称由地名而来,盘庚迁镐以后,虽然改称“殷”了,但习惯上还保留商的称呼,殷商并称,殷人即商人。武王伐纣灭殷,建周朝,殷遗民过着受压迫的生活,既无政治权利,又无土地,只好东奔西跑做买卖,日久成为殷遗民的职业特点,所以说商人的名称(指做买卖的人)出于商人(即殷人),成为封建社会“四民”(士农工商的统称,而商业出于商朝)之一。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过程中,商人从出现的那一刻起就没有社会地位。
在元曲中,有“货郎儿”的曲牌,最早是沿街叫卖的货郎担为招徕顾客而唱的小调,后来演变为民谣,最后又再演变为艺人的曲目。可见货郎的历史几乎是与封闭的经济和交通成正比的。现在,也只有在山区的羊肠小道上,还可以听到货郎那缥缈的铃铛声。
周作人在《水乡怀旧》里回忆穿行在江南的货郎:“城市里本有货郎担,挑着担子,手里摇着一种雅号“陳闺’或是‘唤娇娘’的特制的小鼓,方言称之为‘袋络担’,据孙德祖的《寄龛乙志》卷四里说:货郎担越中谓之袋络担,是货什杂布帛及丝线之属,其初盖以络索担囊橐街且售,故云。后来却是用藤竹织成,叠起来很高的一种箱担了,但在水乡大约因为行走不便,所以没有,却有一种便于水行的船店出来,来弥补这个缺撼。”西南地区并不这样称呼,而是直接称其为拨浪鼓,似乎没有“惊闺”或是“唤娇娘”来得有诗意。这也暗示了一个情色隐喻,很多女人,往往就是因为产生感情而跟着货郎远走他乡的。
这铃铛声就像以前镖局走镖时的呼号,声音飘过几个山冈,在空旷的山野里回荡。姑娘汉子们放下手里的事儿,回家拿点钱,就等着货郎的到来。货郎这时候就像演员似的,用行动证明自己带来了好货。其实不外乎是些针头线脑、香烟火柴、毛巾肥皂、铅笔信封、蚌壳油雪花膏之类,一副挑子简直就是一个移动的杂货店。最激动的要数上次要货郎带东西来的人,他(她)已经盼望了很久,梦寐以求的东西终于带来了,他们甚至会把货郎——这个小小的生意人,视为希望的使者!就像一个收到情书的人,会冲动地去拥抱惊愕的邮递员。
我们总说人是欲壑难填的动物,但这要看人置身的是什么环境。这些生存在连绵群山中的人们,没有膨胀欲望的酵母,一个小小的惊喜就会让他们感动很久很久。这大概也是货郎始料未及的。
“山水相连可相望,羊肠小道通八方。肩挑手提卖货郎,城乡山水四季忙。”这首山歌是昔日中国西南地区的交通和贸易情况的真实写照。孙犁先生在散文《童年漫忆》里也提及货郎的生活:“在我们那一条街上,就有好几户人家,以长年去山西做小生意,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而且一直传下好几辈。他们多是挑货郎担,春节也不回家,因为那正是生意兴隆的季节。他们回到家来,我记得常常是在夏秋忙季。他们到家以后,就到地里干活,总是叫他们的女人,挨户送一些小玩意或是蚕豆给孩子们,所以我的印象很深。”
在民间传统观念中,只有学无所长的人,实在没法了才会去当货郎混饭吃。其实货郎是非常辛苦的,下乡一次少说也是十天半个月。这也反映出传统观念中轻视商业的思想。值得一提的是,在浙江义乌,货郎叫拨浪鼓“鸡毛换糖”。义乌人多地少,历史上有用可作肥料的鸡毛换取红糖等小百货的传统,而“鸡毛换糖”可以说是如今闻名全国的义乌小商品市场的起源。
当经济的潮流已经漫流到越来越封闭的地方时,货郎的肩头,不也传递着时代的信息和经济的潮汛吗?P1-5
时光肯定是恒速的,而时光在物质上的投影却让观察者产生错觉。当物质的繁多迫使其生存周期缩短时,新潮事物对过往物品构成的遮蔽,使人们在斑驳陆离的光线中,目睹倾情以久的历史正冉冉离去而黯然神伤。
由如日中天过渡到正在消失,正如由希望到伤感的转化。时间被赋予的情感如此复杂和广泛,使得我们多么希望时间能够慢下来,就像浮士德对着命运高声呼喊的那样:你停一停吧,你真美丽!这些被记忆所保留下来的印象,总是莫名其妙地牵动着经历者的灵魂,在时尚的间隙里,投射出它们独特的光辉。
本书写了100种职业,绝大多数与手艺有关。手艺一道,蕴涵着文明的累积和嬗变,它们在物品上所留下的痕迹,反过来为手艺塑造了不灭的形象。无论是从技艺的发展着眼,还是就文化的承载而言,民间艺人或匠人们已经达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水准,但在大机器年代却面临严峻的挑战,就更不用说在数字化时期的命运了。
道理好像很简单,工业文明对产品的要求就是高技术的无限“复制”,而手艺在某种程度上是拒绝复制的。正因为手艺在施展过程中出现的必然差异,恰好为文化存留了一个容身的空间,与其说是文化的使命创造了手艺,倒不如说是手艺保留了文化的余脉。
我发现,凡是人文含量越高的物品或者行业,就是越先被流水线时代淘汰的物种。这并不是谁适应谁的问题,而是它们的生存环境完全是两码事,取决于两个迥然各异的价值体系。
可不管怎样,时间正在无情地湮没非凡抑或平庸的往事,“把往事留在风中”说的不过是男女之事,也许它的实质就跟风一样。但手艺却不同,即使时间朽坏了体现手艺的器物,但文字所抓住的手艺的形象,却可以向后来者传递手艺的温暖。如同夕阳的余辉在锋刃上的留驻,萧然地一闪即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