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看的文字，再现大清王朝VS大英帝国。

小女子笔下的大历史，看青年一代写史者如何直面那一段挨打的历史。

2008年最值期待的历史读本！天涯网众多写手拍案力荐！

本书是对1840—1842年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的一种全景式解读。全书将第一次鸦片战争放在了国际大背景之下，展现了19世纪中叶世界广角镜下的实力格局，详细描述了中英双方综合实力的对比、战前准备、战争经过、战后的结果及影响等，并引用了大量史实和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使读者对第一次鸦片战争有了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了解和认识。

本书是对1840—1842年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全景式解读。全书将第一次鸦片战争放在国际大背景之下，展现了19世纪中叶世界广角镜下的实力格局，详细描述了中英双方综合实力的对比、战前准备、战争经过、战后的结果及影响等，使读者对第一次鸦片战争有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了解和认识。

作者希望通过这种全景式的解读，展现当时西方国家正在加速走向现代文明，而中国却在专制愚昧中踽踽蹒跚的情景，通过此种对比来厘清鸦片战争中大清一败涂地、屡屡挨打的根本原因：不在于一个皇帝的能力高低，不依靠几个臣子的忠奸与否，也无关乎民心向背，腐烂的专制制度才是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主因。

本书的文字延续了作者以往作品的鲜明风格，幽默犀利，略带网络语言的调侃，让人读来酣畅淋漓。而其历史专业出身的知识背景，使她的文字十分注重史实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再加上作者强烈的社会担当，使全书引人深思，余味无穷，是一部值得市场期待的历史作品。

前言 后鸦片战争时代，别扭的姿态和梦中的自慰

第一章 大英与大清，不是冤家不碰头

　维多利亚女王VS道光皇帝

　英国对中国：单相思很久了

　乾隆对乔治三世：你到我身边，带着不怀好意的笑

　威尔士亲王对嘉庆皇上：最后一轮“秋菠”

　大清在广州：防火防盗防洋妇

　英国驻华商务总监们在广州的闯关活动

第二章 综合国力：硬实力与软实力的比较

　西方第一号现代工业强国VS东方第一号原始农业大国

　那边厢的放任自由主义和这边厢的闭关锁国

　热兵器VS冷兵器

　东方式的绝对专制和英国式的君主立宪

　科学的巨人VS科学的儿童

　那边是文艺的春天，这边是文艺的冬天

第三章 鸦片：大清人民就爱这一口

　鸦片：大清人民就爱这一口

　禁烟的“红头文件”何其多

　道光主持的一场禁烟大辩论

　琦善怎么就成了弛禁派？

　道光与林则徐，君臣之间有关禁烟的一场嘀咕

第四章 天朝救星林钦差VS英国“佐罗”义律

　钦差大臣林则徐驾到

　英国“佐罗”义律现身

　义律与林则徐，谁上了谁的圈套？

　甘结，两大文明的冲突

　虎门销烟，大清帝国“虚幻的胜利”

　林维禧事件，东西两大文明的再次冲突

第五章 战前热身与战争前奏

　战前热身

　道光耍起了二百五

　林则徐发给维多利亚女王的一封天朝特色的信

　林则徐的夷情判断、战争准备及天朝特色的野蛮

　虎门销烟后，英国国内所谓的民意

　战争前奏，英国议会关于是否出兵中国的辩论　

第六章 稀里糊涂的战争就开始了

　战争开始了，英夷怕林则徐吗？

　“布朗底”号在厦门：送不出去的最后通牒和看不懂的白旗规则

　定海（舟山）的失陷和林钦差的倒下

　英军来到了大沽口，迎接他们的是直隶总督琦善

　天上掉下坨乌鸦粪：道光着伊里布收定海

　天朝第三个钦差——钦差大人琦善驾到

　虎门之战（1）：败则败矣，但成全天朝仨英雄

　琦善和谈：一不小心就成了卖国贼

　虎门之战（2）：成全了关天培，一个最悲凉的英雄

　广州之战：杨芳的尿桶战术、奕山的“汉奸”观

　和广州府的白旗

　三元里抗英的神话故事

第七章 冷不丁的，战争就扩大了

　英国重新洗牌：义律下岗，璞鼎查爵士上岗

　厦门之战，颜伯焘的花岗岩和怡良的祸水引流计

　第二次定海之战与三总兵之死

　镇海之战和钦差大臣裕谦之死

　“归国华侨”璞鼎查他老家——宁波沦陷了

　扬威将军：天朝卓越的书法家、无能的军事家奕经驾到

　刘韵珂的“十可虑”和伊里布的二次出山

　乍浦之战：满洲兵的顽强和满洲家属们的节烈

　吴淞之战：陈化成，顿饭能吃120个包子的英雄

　上海和平失陷啦

　镇江之战：海龄副都统是英雄还是狗熊？

第八章 战争的结束和战争的果实

　伊里布、耆英、牛鉴与英夷：瞧不懂的媚眼与照会

　道光 ：一个人的抗战

　中英《南京条约》

　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及《虎门条约》

　中美《望厦条约》

　中法《黄埔条约》

第九章 余音袅袅

　鸦片问题

　广州的民情和天朝的两个大“粪青”

　琦善的命运波折

　林则徐死得其时死得其所

　道光的羞愧和阎崇年的苛责

　恩格斯的预言和拿破仑的失望

1840年至1842年，大清帝国的道光皇上很郁闷。

拥有4亿人口、90万常备军、1000多万平方公里江山的天朝上国被一个小女人领导的蕞尔小岛上的蕞尔小国给打了，被迫签下了不情不愿的《南京条约》。这个小女人名叫亚历山德拉?维多利亚，后来被称为“欧洲的祖母”；这个蕞尔小岛叫大不列颠岛，全部国土面积仅20多万平方公里，略相当于现在中国的一个广西省；这个蕞尔小国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代称英格兰，或曰英吉利，全部人口仅4000万，陆军14万，加上用于内卫的国民军，算是有20万的常备军。

身为帝国法人代表，道光皇上不郁闷能说得过去吗？大清，一直以全球老大自居来着。现在可好，突然从不知名的角落里冒出一个不知名的英吉利，频频来大清国门口骚扰；骚扰还不算，竟然带着仨瓜俩枣的人马闯进来了；闯进来还不算，还逼我大清签订一个什么劳什子条约，是可忍孰不可忍？

这个《南京条约》，我们都习惯叫它不平等条约。为什么叫不平等呢？

签订的程序不平等。用法律术语来讲，这叫程序不公正。打个比方，即使您是出于好心，比如要白给我100万两白银，那也得经过我同意啊。我不同意，您愣给，俺不接您就打，逼俺接了，那就叫不平等，欺负人也不能这么欺负嘛。

条约的实际内容不平等。用法律术语来讲，这叫实体不正义。《南京条约》总计13项条款，有割地、赔款、释放英囚、赦免汉奸、大英与大清国体平行、五口通商、废除广州行商、制定新关税等多项内容。这些内容如何不平等，还真不好掰扯。蒋廷黻先生曾经概括过，当时的大清不但不承认所谓的国际规则，它的眼里，简直没有所谓的国际的存在。所以大清所谓的平等，就是其他国家都得在他面前装孙子，都得三跪九叩，都得认大清为老大，否则不叫平等。英国政论作家奥威尔的《动物庄园》里有句经典：“所有的动物都平等，但有一种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而大清，就是动物庄园里要求更平等的那一种动物。要求不来这个更平等，对大清来讲，那不就是不平等了吗？比如通商，虽然英国流行自由贸易主义，认为天赋人权，自由贸易也是人类的天赋原则，但是大清承认什么天赋人权和天赋原则啊，它只承认天赋皇权与皇权绝对的原则。比如闭关锁国、垄断贸易、明税之外交不完的杂税，那都是我天朝内政，你爱来不来，来了还嫌俺不够自由并逼俺一道跟尔自由，成何体统？买卖要双方情愿，非得与俺做生意，羞也不羞？比如释放英囚，我们古代有两国交兵不斩来使的规矩，可你这英囚是俘虏，是放下武器的敌人，对你还讲什么人权？

更严重的是，大英与大清从此国体平行、官员平等；照会上凡出现道光皇上要抬格两字的尊荣，维多利亚女王也得享受；中英两国官员文书往来，也得按官职平行对待……

反了天了，大清立国200多年，哪受过这等鸟气？当时的江苏布政使李星沅看到《南京条约》的抄本，割地、赔款他不怎么郁闷，他最郁闷的是“夷妇与大皇帝并书”这一条。臣子郁闷，道光皇帝更郁闷，堂堂的大清皇上，沦落到与一个“黄毛夷妇”平起平坐的份儿上，这脸可是丢大了。可怜的道光无缘看到亲历这场战争的英国海军上尉宾汉所著的《英军在华作战记》，如果他看到了，可能得心绞痛的，因为这个英国大兵在作战记的末尾洋洋得意地宣布：

“没有人有足够的勇气否认中国已经俯伏在英国女王的脚下！”“中国被一个女子征服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五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17~318页)

我晕，俯伏还不够，还俯在人家黄毛夷妇脚底下，道光皇上要吐血了！老脸往哪儿摆？还怎么好意思“皇上圣明”？　  事实上，早在签订条约的3个月之前，道光就开始屈尊，不耻下问了。他在扬威将军奕经的折子上批了几条批语，希望他的大将军能给他一个完满的回答。有关英国女王这么个黄毛夷妇，他问得最细：

“该女主年甫二十二岁，何以被推为一国之主？有无匹配？其夫何名何人，在该国现居何职？”(《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四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752～1753页)

这问题问得那是相当的弱智。问题是，这么弱智的问题，不说奕经回答不好，就是全大清的士大夫加一块，也解析不出来啊。大清遭遇大英，那是鸡遇上了鸭。

这些问题中，道光最纳闷的，首先就是夷妇如何做得了一国之主这等夷俗。因为大清国流行性别歧视，母鸡不得司晨，否则家国不兴。道光不知道，人家英国的母鸡司起晨来并不比公鸡弱，而且还用不着像中国的老母鸡武则天那般竖着鸡毛天天与成群的公鸡们斗智斗狠。比如维多利亚这只小母鸡坐上英国王位，就很有程序、很能拿到台面上、很具英式风度。英国在1701年通过了一个《王位继承法》，规定王位继承者必须是新教徒。该法还确立了长子继承原则和男性优于女性原则。王位根据年长顺序传给已故国王的儿子；如无子，则传给女儿；如无子女或后裔相隔很远，则传给旁系亲属或其后裔。英国没有儒家文化，没有宗法制度，不但女儿可以继承王位，就是女婿都行。只要跟王室血统沾一点边，就有希望。更关键的是，人家没有偷偷摸摸，一切都是公开的，在大家可以监督的程序下进行。当然，维多利亚之所以能混上英国王位，背后也有所谓的国情原因，那就是英国国王都得遵循一夫一妻制。不但一夫一妻，而且这一夫一妻还大都是近亲结婚，导致两口子生养不多甚至不生养或者生养了但孩子有些毛病。有那风流国王，在外面和情妇倒是生养颇多，且生养的孩子个个聪明，可英国的王位继承没有私生子女的份儿。于是乎，英国的王位继承人不但候选人稀缺，且这些候选人资质平平，很难出现圣明君主康熙、乾隆之类的天朝国货。更严重的是，说不定哪一天，英国王位就轮到一些八竿子打不着的人身上了，玩得很玄。就说维多利亚吧，她是与乾隆同时代的那个神经病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孙女，由于自己的大爷大娘们包括她自己的父亲集体不争气，不是早逝，就是无后，所以她就捡了个大笨枣，做了英国的女王。

相形之下，大清这方面虽然也有规则，但它的规则让人感觉拿不到桌面上来。早些时候，中国龙墩传承并行父死子及和兄终弟及两路。这种继承法很不好玩，有些乱套，于是商晚期的统治者鼓捣出一个嫡长子继承制。后来，赵匡胤和他弟弟赵光义不信邪，搞复古，闹了一出兄终弟及，后果很严重，从此，赵老大的子孙就没戏唱了不说，老兄还死得不明不白，民间都怀疑老弟拿着家伙把老兄给锤了呢。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嫡长子继承制就非常好玩，也有不好玩的地方。比如朱元璋坚持嫡长子继承制，没有嫡长子，就传长孙，但是人家排在老四的朱棣就愣不服劲儿，不服劲儿的结果就是取建文而代之。清朝入关前后，由于是创业的非常时期，所以这个王位的传承有些稀里糊涂，潜规则可能是实力决定屁股。到了康熙时代，皇上觉得龙墩问题得有个说法了，你说一家子在全国臣民面前你争我抢、你砍我杀的，忒不好看不说，还怎么好意思教育国民们仁义礼智信？所以就模仿大明的嫡长子继承制，立了皇太子。结果，问题又来了，康熙儿子多，大家都瞪眼守候呢，皇太子也觉得不安稳，于是，父子之间、兄弟之间开始了阳谋。乘乱的当口，身为老四的胤禛浑水摸鱼，居然当上了大清皇帝，这龙椅来之不易。兄弟互相残杀，血流成河，不厚道不说，还影响大国形象。有鉴于此，雍正想了一个秘密立储的办法。具体规矩是：现任皇上秘密写下接班人的名字（是不是嫡长子倒不在乎了，择优而立），置于专门的锦匣之中，藏于乾清宫最高处一匾额之后，老皇帝驾崩前，再派专人取匣示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供匣藏身的匾上有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正大光明”，这四个大字乃清世祖顺治亲笔书写。老实说，把接班人的选定搞到见不得人的境界，搞到被窝里、裤裆里，搞得鬼鬼祟祟的，然后标榜“正大光明”，这种自打嘴巴、严重挑战民众智商与情商的事情，大清王朝做得面不改色心不跳，突出体现了中国政治阴阳两个层面的滑稽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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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鸦片战争时代，别扭的姿态和梦中的自慰

按我们的教材，鸦片战争无疑是中国近代化进程的起点--当然也有怀疑的--比如美国学者孔飞力认为王朝的衰落并不意味着旧秩序的衰落，而中国旧秩序的衰落至少不会早过1864年，即太平天国覆灭的那一年，所以他认定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至少要推到1864年之后。日本学者滨下武志认为，如果把经济关系的国际化作为近代标志的话，那么中国的近代应回溯到19世纪初；如着眼于中国国内旧制度的解体和新制度的萌生，则中国的近代似应开端于19世纪后半期。这里且不论中国的近代化起于何时何事，单论距鸦片战争一个半世纪之后，我们的学者还在研究“中国离现代化尚有多远”、“中国是否拉丁化”之类的课题，这种历史的吊诡对我们不能不构成刺激：我们的现代化，何时完成？

鸦片战争之后，天朝社会似乎并没有受到什么触动，正像电视剧《篱笆、女人和狗》里唱的那样，“星星还是那颗星星，月亮也还是那个月亮”，一切还是老样子。

对政府来讲，鸦片战争只是个“地方事件”(滨下武志语)，“剿夷”或者“讨逆”而已。道光甚至认为，英夷已达到了目标，以后再不会骚扰他了，把《南京条约》认作了“万年和约”。咸丰做了皇上，比他老子还要顽固，御前集中了一批嗷嗷叫的强硬派。对外强硬不是什么坏事，一种姿态而已，但是以“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敬酒不吃吃罚酒”、“挨整砖不挨半截砖”的二百五、半吊子精神去强硬，被打得半死还噘着死鸭子嘴愣不承认自己比别人落后，就是很大的坏事了。

对事件的当事人--林则徐、邓廷桢、琦善、耆英等封疆大吏来讲，随着条约的签订，似乎随即就把自己作为主角参与的这次事件中的对手忘到了后脑勺，被时人称作“雨过忘雷”。对于对手的素质及来头，他们没有起码的探究兴趣，哪怕仅是战术上的“知彼”的要求，他们也不屑去做，或者，做的时候依旧眯着小眼儿，甚至干脆不睁眼。鸦片战争结束后，道光询问参与《南京条约》谈判的耆英：“逆夷接仗之际，所带夷兵，何以能使有进无退？”(《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四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169页)耆英找到的一个原因是：“英夷武官四十以内不娶妻室，兵丁亦然，是以无所顾瞻，临敌争先。”道光批曰：“可恶之至。”(《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五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320页)真的是可恶，君臣两个探讨的结果竟然是英国人都是光棍，没有老婆，所以打起仗来不怕死！

战后，也有几个知识分子，比如魏源、徐继畲等人把探究的目光转向了西夷，但这种探究是有限的，影响力更是有限。魏源写出了《海国图志》，对美国的民主制度表示了一丝羡慕，重点提倡“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提倡，理论上虽然是正确的，但是天朝无人接受；20年后，天朝有识之士接受了他的“师夷”理论，但是实践上，又始终不知道所谓的“长技”到底应该包括哪些东西。徐继畲写出《瀛环志略》，对华盛顿“三尺剑取国而不私有”、“英吉利尤称其雄富强大”表示了稍微那么一点羡慕，就坏了菜了，被时人怀疑有汉奸嫌疑。史策说此书“张外夷之气焰，损中国之威灵”；李慈铭认为徐继畲作为一个封疆重臣居然敢一意为泰西造声势，“轻重失伦，尤伤国体”；稍后的曾国藩也认为此书“颇张大英夷”。这样的世界地理著作既然是长敌人之威风、灭自己之志气的，那它在天朝的命运就很不济了，受了20年的冷落。

于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10年时间，清政府给白白浪费了，并等来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时间，清政府还想白白浪费，历史老人可能看不下去了，它让太平天国玩了一把。而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的，乃是外国人组织的洋枪队。洋枪洋炮的威力，让天朝的督抚们大开眼界，遂认定了洋枪洋炮就是夷之“长技”，于是，中国的洋务运动终于启动了，而这时，距离第一次鸦片战争，已经20多年了。可惜的是，洋务运动只学西方的器物，不学西方的制度，这意味着中国近代化的跛足起行和单冀起飞，更印证了杨小凯先生所谓的“后发劣势”理论。罗荣渠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延误--一项比较现代化研究》一文中说，直到19世纪末期，清政府愣是“没有完成向现代国家转变所必需的基本认识转变”。清政府的这种蒙昧，当时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对其的描述最为形象：“在1894年4月这一时期，中国确实处于一种酣睡的状态中。它用并不继续存在的强大和威力的幻想来欺骗自己，事实上，它剩下的只是为数众多的人口，辽阔的疆土，沉重的负担，以及一个虚无缥渺的假设--假设它仍然是中心帝国，是世界的中心，而且像个麻风病人一样，极力避免同外国接触。当我能够更仔细地开始观察中国，并同总理衙门大臣们初次会谈，我惊讶地发现这个满汉帝国竟是如此蒙昧无知、傲慢无礼和与世隔绝，还粗暴地标出'不要摸我'的警告！”(施阿兰：《使华记，1893-1897年》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2页)

问题是，英国不挺这种警告，连着“摸”了大清两回，更可恶的是，经过与中国的洋务运动起于同时的明治维新，小日本也学西方的小样，前来摸大清了，这一摸可不得了，把大清政府的洋务果实全给摸没了--中日甲午海战，中国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标志着中国洋务运动的全面破产！

按一般的说法，甲午海战时，大清帝国的军事实力排在第六至第八位之间，日本海军实力排在第十一位至第十六位之间。(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191页)为什么小日本能把曾经的师傅--大清揍得鼻青脸肿稀里哗啦？为什么海军实力远不如大清的小日本能在甲午海战中把中国海军拍得一个子儿不剩？关键原因就在于，小日本不只学了西方的器物之精，还学了西方的制度之美。光绪皇上在康有为的忽悠下，模模糊糊地明白了这一点，所以在他的力主之下，中国终于开启了包含有政治改革诉求的维新运动。而此时，距离第一次鸦片战争已经30多年了。更可惜的是，慈禧这个老太婆作为天朝那艘破轮船的掌舵人，既没有产生“咸与维新”的内在自觉，更没有发现政治改革的外在紧迫，为了自家的“寡妇”(皇帝叫寡人，老太后便只能相对应着称寡妇了)利益，一棍子把这运动给拍坏了。于是，大清的近代化再次跌盘。

20世纪初，日本在日俄之战中一举打败沙俄，这让一直打算走亲俄路线、希望联俄制夷的慈禧老太吓了一跳，惊吓之余，似乎明白了些什么，遂扭扭捏捏地搞起了宪政。但是，历史已经对清政府的诸般迟钝与扭捏丧失了耐心，革命派要动手了……

不得不承认，后鸦片战争时代，中国的伤痛与悲哀有限，沉迷和荒唐居多，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沉迷和荒唐与“民族主义情绪和民族主义愤懑”(费正清语)纠缠在一起，酝酿出一种强烈的鸦片战争后遗症，以至于后来，对于鸦片战争，某些国人和学者还保持着一种别扭的姿态：

宏观方面，总体上承认，鸦片战争的失败在于中国的落后。中世纪的政府、中世纪的军队、中世纪的组织技术，不足以抵抗近代化的西方文明国家。

微观方面，具体叙述上，又有意无意地流露出这样一种倾向：只要中国坚持抵抗，只要道光皇上用人得当，只要全体大臣都是林则徐，只要以琦善为代表的投降派不搞破坏，中国就可能获得胜利……

这种民族情绪从表面上看也许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隐藏在它背后的假设：大清制度的落后是有限的，多几个清官能吏就行；大清的经济落后也是有限的，政府加大力度反贪就行；大清的文化，咳，五千年文明呢；大清的科技落后也是有限的，嗯，只是一时落后，差那么一点而已；大清的军事落后也是有限的，清兵拿出不怕死的血肉筑长城的肉弹精神就行……总之，只要如此这般，大清这艘破船就可以继续自绝于现代文明与国际世界，顺着自己的老航道，一条道走到黑，用不着回头！

保持别扭姿态的同时，中国一些学者与民众对鸦片战争的那种说不完道不尽的絮叨，在旁观者眼里，难免具有祥林嫂式的嫌疑与色彩。历史的罪恶虽然无所谓有效与无效之追诉期，但即使在鸦片战争那个时代，天朝得到的同情也是很可怜的，或者说是很有限度的。正如美国学者孔飞力所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亚洲受害者只有有条件的同情。” (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 2页)

马克思对中国大清政权遭遇外来打击的同情，仅相当于对木乃伊遭遇风化的同情，他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说：“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正因为同情是有限的，所以马克思对鸦片战争的概括便有了一些超然，他在《鸦片贸易史》中对天朝的禁烟作出了如此评价：“中国皇帝为了制止自己臣民的自杀行为，下令同时禁止外国输入和本国人吸食这种毒品，而东印度公司却迅速地把在印度种植鸦片和向中国私卖鸦片变成自己财政系统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半野蛮人坚持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自私自利的原则与之对抗。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也不敢想象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说得太对了，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中国人·半野蛮人pk英国人·文明人。

中国·陈腐世界pk英国·现代社会。

而且，这场pk赛中，大清注定要被pk掉，“半野蛮人”铁定不是“文明人”的对手！

这对某些喜欢在鸦片战争中寻找安慰的中国学者，无疑是当头一棒。因为他们在梦里以各种方式自慰好久了：

之一：他们遗憾清政府在战争中没有“举国一战”。

罗志田先生在他的《“天朝”怎样开始“崩溃”--鸦片战争的现代诠释》一文中，拿鸦片战争中的镇江一战和甲午中日战争时的台湾抗日让敌方遭遇重创来推断：“这是否提示着清政府若能举国一战， 结果会有所不同呢？”不说“举国一战”是否会导致结果有所不同，单说这“举国一战”本身有无可能。国是谁的？张岂之说：“中国人只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陈独秀说：“中华民族自古只有天下观念，没有国家观念。”顾炎武更是怕大家把亡国与亡天下混淆，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而矣！”一句话，“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天下，是文化的天下，而不是某朝某姓的江山！顾炎武这时候还想不到体制问题，更想象不到世界上会出现英国那样的体现民意唯民意是移的民主政府，他只知道国是肉食者的，与食草之民无干，与吃不起肉的士人无干，与士民全无干，又怎么“举国一战”？民众学商纣王的奴隶，举国倒戈还差不多。

之二：他们幻想天朝在与英国的较量中展开游击战争、人民战争甚至持久战。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清臣蒋琦龄给咸丰皇帝上了一个《请幸太原疏》，内中提出了类似游击战的战术：“我众彼寡，则分军为三四，仿古人更休叠战之法，或扰之不听其休，或环攻以分其力，我败有援，贼死无继。”他说，北京的“妇孺皆有激昂思奋之意，岂行间遂全无同仇敌忾之心？”(《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57页)他的意思是，国军完全可以“游击”战了，但他没有建议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众所周知，封建统治者最害怕的就是人民力量的动员，所以政府的国防思想就是防民甚于防寇。据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抚记》载，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奕经的幕僚臧纡青向奕经建议：从山东、河南招丁壮万人，从本地招丁壮两万，让他们分伏宁波、镇海与定海，人自为战，战不择地。各地士绅领团勇伏于城内，大军伏舟港口，声东击西，内外交逼，英夷必败。他的建议当然不会被采纳。新中国的学者胡思庸，20世纪50年代写过一则《论林则徐的思想》，也遗憾大清没有用人民战争对付英夷。一看写作年代，我们就明白他何以提出人民战争了。另外，他可能看到了林则徐在鸦片战争爆发后所提出的战术：“或将兵勇扮作乡民，或将乡民练为壮勇，陆续回至该处，诈为见招而返，愿与久居，一经聚有多人，约期动手”，“杀之将如鸡狗”。(《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一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470页)林公这一招，顶多是兵勇壮勇战，与臧纡青一个意思。林则徐比臧纡青还要狠的一个意思是，利用民力抗夷，能产生“以奸治奸，以毒攻毒”(《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93页)的奇效，但这并不妨碍当今的学者自作多情地把封建大吏们的这种借刀杀人法想象为人民战争！《林则徐传》的作者杨国桢先生甚至幻想大清沿海官吏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把英军“牢牢”地“牵制和分割”在各个战场上。(杨国桢：《林则徐传》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9页)

世界级的天才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也提倡民众战争。这家伙1831年去世，他的《战争论》由妻子整理出版，被西方奉为军事“圣经”。天朝的蒋琦龄、臧纡青和林则徐等人，应该无缘看到此书；马、恩、列、毛对此书都专心研究过；不知杨国桢、胡思庸等先生是否看到过？克劳塞维茨认为，民众战争是对战争的扩大和延续，采用民众战争可以扩大力量。但他并没有忽略民众战争的前提：民心和民意。一句话，政府可以利用民众战争，但是，大清那样一个既无民心又缺民意的极端腐败、专制的末世王朝，搞民众战争的前提条件在哪儿呢？而天朝的人民，军事上的组织和技术若能对付得了现代化的英夷，那他们费那事干吗？直接把天朝推翻不就得了？！

之三：他们遗憾清政府罢免了林则徐这样的清官能吏。

他们幻想，如果鸦片战争由林青天来指挥，那么结局将可能有所改观。这种幻想乃是典型的“拿个人道德之长，来补组织与技术之短”。按黄仁宇先生的研究，组织与技术短缺，乃中国传统政府的致命缺陷。黄先生的观点，我举三只手赞同。如果说政府有毛病，则中国某些学者更甚于政府，他们动不动就拿个人道德来填补组织和技术造成的巨大空洞。鉴于诸多原因，咱这里就不对这些史者点名了，只想点明，他们这种幻想可能是受了林则徐好友魏源的忽悠，因为魏源幻想得最典型，他在《道光洋艘征抚记》里说：“必沿海守臣皆林公而后可，必当轴秉钧皆林公而后可。”老实说，魏源搞了个伪命题，“沿海守臣”和“当轴秉钧”，怎么能人人都成林则徐呢？林则徐的娘倒是生了两个儿子，但林则徐只有一个。一个娘都生不出俩林则徐来，沿海守臣与当轴秉钧又怎么可能都是林则徐呢？

蒋廷黻先生很厚道，顺水推舟，在《琦善与鸦片战争》一文中假认全国官员包括道光本人都是林则徐，然后在此基础上作第二步的推理：“全国文武官员尽是如林则徐，中国亦不能与英国对敌。”

说得对，据时任福建汀漳龙道的张集馨记载，当时他曾就福建的水师营制征询过林则徐的意见，林则徐的回复是：“虽诸葛武侯来，亦只是束手无策。”(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3页)  林则徐都服劲了，当代一些中国学者却挤着眼睛愣是不服劲儿，煞是奇怪！至于闽浙总督颜伯焘，起初也是个大大的主战派，下车伊始，即言对英和、抚皆不善，唯有剿而已。甚至有“无敌可剿，恨敌不来之语”。(《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五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13页)问题是战争一开场，他老先生跑得比谁都快，净身出逃，衣服、财物都没来得及拿。过后跟张集馨闲谈，“畅论英夷船坚炮利，纪律禁严，断非我师所能抵御”(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0页)，这让张集馨感叹老颜前后判若两人。不怨老颜前后判若两人，只怨老颜领教了英船英炮的威力和英军的组织技术，跟林则徐一样，不服不行了。

虽然认定全国官员尽如林则徐也不行，但蒋廷黻先生还是在表示，希望林公不要被罢。不过他的立足点高人一等，他说：“林文忠的被罢是他的终身大幸事，而中国国运的大不幸。林不去，则必战，战则必败，败则他的声名或将与名琛相等。但林败则中国会速和，速和则损失可减少，是中国的维新或可提早二十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毫无革新运动，主要原因在时人不明失败的理由。林自信能战，时人亦信其能战，而无主持军事的机会，何怪当时国人不服输！”

蒋廷黻先生想让大清政府服输，用心良苦，认为天朝服输后就会早些开始维新。不过，果如他所言，不罢林则徐，林则徐战则必败。但是国人会不会因此而服输，则大可怀疑。因为天朝之所以为天朝，就在于它永不服输的那种执拗与蒙昧。天朝什么时候服过输？可以说，天朝直到灭亡的那一刻，都对西方不服输，西方夹着尾巴打天朝，天朝翘着尾巴挨人打。天朝头跌地上了，尾巴依然翘在天上。这就是天朝风度！

战争考验的是综合国力，而综合国力的体现是多方面、多角度的。它跟某个官员的道德与能力无关，而跟体制及体制的合力有关。清政府拿中世纪的政府、中世纪的军队、中世纪的经济、中世纪的文化来对抗近代化的政府、近代化的军队、近代化的经济、近代化的文化，时间上讲，那是过去对抗未来，相当于婴儿战巨人；空间上讲，那是寡人对抗群雄，相当于只手架群狼，如此情形下，还幻想前者战败后者的可能性，那不是白日做梦吗？

现在，让我们咳嗽一声，打断大家的梦境，进入那纷扰的历史现场，去观摩一下这场16世纪与19世纪之间的对决吧！

吴思说，端木赐香“用历史给人物和语言照镜子”，她使读者能够身临其境，成为历史的“局内人”。十年砍柴说她的作品是“最好看、最真实的‘历史评书’”，拿幽默当武器，用史料作子弹，不仅揶揄了历史的悲喜，更担当着一份切肤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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