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追溯古老殉情的田野实录，一次参与灵魂探险的盛宴狂欢，一曲千古传唱的经典悲歌，一条永恒爱情的涅磐之路！

本书是一部长篇纪实文学，也可以定为人类学范畴。主要是通过发生在云南丽江周边地区的纳西人身上的殉情故事，阐述纳西人殉情的历史文化和民俗风情。自2003年4月开始，谷雪儿多次远离深圳，跨越云南、四川、青海三省，深入纳西人居住的地方进行了长达三年的田野调查。在这期间，谷雪儿穿越了无数条茶马古道，经常出没于高山峡谷和悬崖峭壁之中。

《纳西人的最后殉情》与其说是一部长篇纪实文学，倒不如说它是一本研究人类学的著作。

作家谷雪儿历经两年零七个月，徒步田野调查，跨越两省。步履艰辛，面对禁忌文化。她本着求实求真的原则。搜集整理了解放后三百多例殉情实例。为了找寻纳西人与“殉情”之间存在不可言说的神秘关系，雪儿更是跟随马帮进入到闭塞的有着四百年历史的俄亚大村。寻找殉情情结的根源。

全书以调查实录的叙事手法。尊重纪实原则，深度采写案例。其间更有大量如马帮殉情、一个家族的殉情、一个家族的情史等以往纳西文献中从未记载过的案例。为研究纳西人殉情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堪称纳西殉情文化史上一部经典著作。(“纳西人”在本书中特指漓江周边地区的纳西族，不涵盖全部纳西族。)

自序 忧伤札记

小引 学者的声音一证据的力量

梦引

第一章 殉情与东巴教

第二章 寻找殉情之毒一草乌

第三章 不怕死的纳西女人

第四章 东巴殉情

第五章 灵魂狂欢的故乡

第六章 寻找最后的殉情

第七章 四十年后的殉情

第八章 县委书记的情死

第九章 一个男人和七个女人的情死

第十章 马帮殉情一茶马古道上活着的化石

第十一章 家族殉情

第十二章 一个家族的“情”史

第十三章 情死之乡

第十四章 最后的原始群落——神秘的俄亚婚情

后 记 一次灵魂盛宴的游历

纳西女人为大，生活中处处可以体现。在恋爱中女人主动表示爱意，如婚姻受到干预，不能结婚，最先萌生殉情念头的必定是女人。面对死亡，女人表现出的坚决和无畏的勇气，纳西男人自愧不如。曾听说几起有关女人威逼情人殉情的故事。战栗、退缩、逃死的永远是男人。有的女人一定要情人死，便逼迫男人来到悬崖边，或强令其喝毒酒，有的男人会跪下来哀求女人放他生路。在被女人嘲讽的同时，刚烈的纳西女人会趁男人不注意，或推下山崖，或把酒猛地灌进男人嘴里，确定对方死亡后，自己便果断结束生命。

在虎跳峡、木增土司牧场、拉市海等著名的殉情地都有类似事件发生。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虎跳峡就发生过几起。相爱的两人达成了殉情的共识后，牵着手来到悬崖边，准备跳之前，男子突然产生不想情死的念头，女子尽力说服对方，男子仍无动于衷，最后女子趁男子不注意，转到男子背后将对方推下山崖，自己也纵身跳下去。这一幕在解放前和解放初期常常上演。

女人在殉情上的果断与勇敢，正是她“为大”而不能“大”的虚构尊重所致。丽江纳西女人走路时腰间的钥匙叮当作响，象征着她掌权，是一家之主，除了掌管家务，还负责经济上的保管权利。在过去，女人只起到保管钱财的义务，没有花钱的自由。男人的悠闲有时失去一个做丈夫的责任感。如果村里哪个男人抱孩子被发现，他会躲在家里很久不好意思出来。夫巴就说自己当兵回来后想分担妻子的辛苦，有心抱孩子都不敢，他说只要有人看见就会被当成笑话一直传播下去，还会带到工作上，甚至影响别人对你人格的看法。

女人劳作，男人悠闲。所以很多纳西男人擅长雕刻、书画、歌唱，后来成了一种交流的方式和谋生的手段。纳西女人无论在殉情上还是生活能力上大都比纳西男人强。无论是解放前还是解放后的殉情案例里，经常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女人和一个男人同时殉情的案例，很少出现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去殉情。故，殉情的主角永远是女人，女人更重视“情”的质量，相比起男人，女人才是“情”的责任者、为“情”说话的人。

纳西族把出嫁叫“喜如”，是妇女漫长的无止尽的劳作的开始。儿媳妇讨进门来后，婆婆就开始“每每” (纳西音：调教训练)。每天天不亮就要上山砍柴拉松毛，回来煮好早饭后才叫醒丈夫，服侍子女，然后下田劳动，晚上回家还要为家人烧火做饭，服侍家畜，做完这一切后，有些婆婆还会派很多活路，诸如磨豆子等等，干完这一切已过子夜。能做好这一切艰辛的活路，就是“命瀑”。 (木春燕(《丽江第二届东巴艺术节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云南民族出版社2005年3月301页)

婚俗上女人受的约束要比男人多，从服饰和礼教方面，主要是女人传承着民族文化，同时也承受着婚姻带来的各种悲剧。已婚女人的头上永远戴顶帽子，目的是告示别人我已婚。此后你可以把她的头砍下来，也不能把她的帽子拿下来。

纳西人生殖崇拜，对女性器官的尊重从自然界当中都能感受到。尽管其他地区也有类似生殖器造型的天然山石，比如广东韶关的阳元石，一阴一阳，像雕塑般逼真。尤其男性生殖器形状的山石更是似真似幻，女人阴部模样的山石，我个人认为并没宣传的那么像，只能说有些形似。而在纳西人生活的地区，有些岩石的造型却酷似女性生殖器。我们假设一个场景，纳西女人曾经有过非常辉煌而悠久的社会统治时代背景，因为君臣的造反，她们从此被社会排挤、被男人统治。于是就有了仁慈的大自然对纳西女人产生了怜悯之心，借自然界的力量为尊重女人而塑造了场景，供后人朝拜。这只是一个假设而已，不具备考证的价值，但在白水台下游有块石壁，形状酷似女人的腹部，石壁底部有个被香火熏得发黑的流水的洞口，形似阴口。远近的妇女常来此求子。纳西族不但在女性生殖崇拜上受到大自然的引导，在生育上又是个优生的民族。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还保持传统的婚俗礼节。和湛老师讲起那个时代的情景，言语中隐隐流露出对女人的悲悯之心。结婚后的夫妻，不能马上同房，先隔离一段时间。丈夫睡堂房，妻子睡厢房。妻子的门上有个栓，如果身体不舒服，她就把栓挂上。当然男人硬闯也可以进去，门栓只是起到习俗的作用。婚后一段时间内妻子和丈夫的母亲或妹妹同住，半夜如丈夫在门口徘徊，母亲就用咳嗽警告儿子，表示对儿子的讥讽。女人生孩子后，由自己的母亲照顾，如半夜丈夫偷偷进来，第二天岳母就找个借口回家，为他们提供一个机会。从这点可以看出纳西是一个羞涩的民族。追求性爱自由、情爱自由、婚姻自由已成为一种习俗，而羞涩也是纳西族传统的习俗。

解放前，由于落后、愚昧和贫穷导致女人在生育上忍受种种痛苦和磨难。采访和湛时他讲起了小时候看到的场面，在和湛的老家，女人生孩子，婴儿死亡率是三分之二，母亲死亡率也很高，多半死于难产。女人只有临近分娩的那一刻，才停止劳动，以前还有妇女来不及就把孩子生在田里的案例。重体力劳动和严重的营养不良，造成难产的几率比顺产高很多。如果哪家有难产的消息传开，全村的人都围在院子里。接生婆挽着衣袖在屋子里烦躁地走来走去，直到她发出“保大人还是保孩子”的信息后，就证明必须放弃一条生命。如果是头胎，一般保大人。

繁衍生息对纳西人来说是女人的天职，不能生育的女人也就意味被淘汰、被鄙视、受冷落。严重的甚至用生命交换。纳西人的生殖崇拜，也是以女性为代表，女人要大胸、大肚皮，所以纳西妇女过去有个习惯，把买回来的东西喜欢放进身前的皮囊里，以显示她的生育能力，现在偶尔还能看到往皮囊里塞东西的妇女。纳西人把生育看成是非常严肃、又非常自然的天大的事。

P88-91

自序 忧伤札记

我始终偏见地认为，一切执着的理由，都源于兴趣本身。早在1999年，我就接触过纳西族文学、民俗、宗教、历史方面的书籍，出于对这个民族文化兼容性的好奇，刻意查阅一些可求证和不可求证的文字记录。至于后来我对纳西文化的跃跃欲试，要归功于它的神秘文字“东巴文”。认识纳西族，首先源于我认识一个纳西朋友送的一幅东巴象形书法，这幅富有神秘色彩的文字深深吸引了我，也就注定了我进入纳西文化的前提。画中有两行由象形文表达的祝福，形象到了即便是艺术家也会感到不可思议的程度。再后来，也就是看了大量的关于殉情方面的书籍之后，感觉到其中杨福泉先生的系列研究尤具蛊惑力，由此使我对这个民族的好奇心和忧伤意识更加强烈，并奠定了我做进一步田野调查的决心。

“东巴文”古老的象形文，还有令人战栗且敬畏的“殉情”，为原本具有异域风情的纳西族平添了几分神秘和苦涩。尽管在现象和应用等方面，这些离我们今天的生活看似有些遥远，但他们的存在感和存在意义’作为探究者身份出现的时候，呈现出的是巨大的惊喜，或许还有惊喜背后的深入“发现”。纳西文化给了我犹如生命中_场措手不及的诡秘的“艳遇”，它与茶马古道敦实茂盛的土地一起强烈地冲击着人们的内心，你会不由自主地深陷于那些牵魂裂魄的既不遥远也不陌生的故事。近几年我写了大量有关生与死的诗歌和散文，对生与死充满探索欲望。但我对自己文学定位是“生命文学”。以往创作的普遍的文字里，在我看来，也只不过是处在接受治疗的阶段。只有敢于怀疑自我需要治疗的人，才有能力成为一个真实的宽容的技师。当我对“绝望”产生欲望的时候，我实现了自己以“雍容的接纳者”的心态，才得以超越自己锁定的生与死的困境。与其说对此是一次冒险，不如说成是探险。我试图借助我蕴积已久的消化和理解，尤其是对生死的感悟，对纳西族这个性情刚烈、勤劳朴实，文化、宗教自成体系且带有强烈悲剧色彩的神秘民族做一次真正的探访。

更何况这是个带有强烈悲剧精神色彩的民族历史。坚定抱着琐碎的思想渗透它的悲剧，借用蕴积已久的消化和理解，开始了我的走访。

翻阅大量相关资料时发现，跟殉情有关的，更多记录的是1950年以前的案例。

至于此后，特别是近些年来是否还有殉情，则更像是一个悬疑。当然也不是未有涉及，但多是三言两语的轻描淡写，缺少具体的情节。“直至上世纪70至80年代，丽江各地还有零星发生的一些殉情事件，但与过去席卷丽江的殉情风尚相比，已属于十分罕见的事，可以说是纳西族历史性殉情悲剧的尾声。” (杨福泉《殉情》)对于我想致力的田野调查来说，这种定论和资料缺失一样，既是一种障碍，也是一种激励。在能够找到的个别案例资料中，甚至连殉情的最初起因和殉情者的真实身份都模糊不清。

一些相关的纳西学者干脆坚定地下结论说，解放后纳西就再没有出现殉情，殉情是解放前或更久远年代以前的事。如果有，就那么几例，不足以构成一本书。说实话我倒宁愿这样的论断是有所根据的，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也就没有理由太把这些定论放在心上。既然解放后出现过几例殉情，尽管不具备普遍性和数量的规模，但也没有理由使我放弃深入田野的计划。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会构成对解放后破除迷信和普及教育的否定，除非我们认定，迷信和缺少教育，也就是通常所谓的“愚昧”，是普遍存在的殉情现象的唯一肇因。话又说回来，在蕴涵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和人类情感信息的殉情现象面前，那种无视事实、仅仅根据某种需要就率尔下结论的武断做法，其本身不更像是出于一种迷信，缺少教育，至少是完备的教育所致吗?

传说中丽江周边地区的纳西初民一直在神山圣水的滋养下过着安逸闲适的生活，男人狩猎赶马，女人农耕织锦。这种说法或许是太理想化了。丽江于公元1723年(雍正元年)完全归于清朝管辖以前有这样的描述：  “古时的丽江是荒服极边之地。” (《丽江府志略》上卷《建置略》记载)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 (《禹贡下》第四卷)后经李格(J.Legge)在《中国经典》第三卷第一篇147页中翻译成：最偏僻遥远的五百里构成野蛮区域，三百里被野蛮部落占领，二百里被大量放逐于此的犯人占领。

丽江在公元794年曾被称为丽水，丽水也是金沙江的名字，同时也称神川。到了元朝(1276年)那个区域才更名为丽江。这个本身就充满神秘和战争的美丽边界，竟连准确的测量纬度都有所不同。“根据戴维斯(Davies)少校的推算，丽江城位于北纬27度10’；根据勃莱费(Playfair)的说法，它位于北纬26度52’，东经100度27’；军用地图服务社根据丁文江地图所编的中国地名图所标的经纬度却是东经100度15’，北纬26度51’。它的高度为8200英尺(2499米)。”(洛克《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100页)

然而这些都不是我的兴趣所在。我的兴趣始终在于：在这样一个生存秘境深处，一个民族怎样世世代代繁衍生息传承至今?在性情刚烈的纳西青年男女中普遍存在并延续不已的殉情现象，和这个民族的生存和传承之间，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困难时期的贫穷、征兵，以及作为《东巴经》三大名著之一的叙事长诗《鲁般鲁饶》中的有关渲染，以及社会、历史、文化的多重因素，与纳西族独特的殉情传统是怎样交织在一起，彼此间又存在怎样的交互影响?无论如何，对一个相信灵魂存在的民族来说，一种缺少信仰的生活如同没有最终归宿一样，是既不可想象也无法忍受的。由此形成的生命和文化传承以集体记忆的方式构成了这一民族的鲜明特质或其成员的“第二本能”，一旦面临某种灵界状态，他们就会情不自禁地动用这种本能，而不管其是否具有一定程度的悲剧性。这肯定不是我之所以要从事这项田野调查的理论预设，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却越来越成为我考察和思考问题的出发点。最初我更多地把殉情或“情死”看作是对某种制度化的婚姻的反抗方式，但越是到后来，我就越是倾向于将其视为一种对生命自由的极端诉求方式，一种信仰或向往灵魂美好归宿的极端表达方式——尽管我本人并不赞成，更无意赞美这种方式。

由于存在语言交流方面的障碍，和家修老师一直是我选题的全程翻译。他也是第一个在家里给我讲他家族殉情的人，为我做这个选题的决心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两年半艰辛的田野调查过程中，走遍了与“殉情”相关的乡村，顺着马蹄印闻着茶香多次深入茶马古道和险峻的横断山脉，探访与殉情有关和无关的纳西古村落。整理完那些写得密密麻麻的记录本和数十盘录音带后我惊讶地发现。自1950年至今，丽江周边地区的纳西族殉情案例，仅经我采访获知的就有近三百例之多!这个数字不但震惊了很多年从事东巴文化、纳西文化和殉情文化研究的专家，同时也震惊了我自己。

震惊之余是忧伤——只能是忧伤。是的，我已经历过太多的忧伤，却无法不再忧伤一次。

一次灵魂盛宴的游历

这真是一场可以用一辈子与沉重计较的经历。

有些沉重会渐行渐远，然后消失得你根本不愿说起。这本讲述关于灵魂的话题，直到结束全程的调查，我也未能从这场压抑的灵魂盛宴的氛围中跋涉出来，太沉重。三年多来，未曾轻松过。于是与这个话题无关的生活内容，也都因这场沉重的影响而被传染得无比复杂与繁琐，严重地说，甚至出现过毁灭。

我对这个世界上唯一还在使用象形文的原始宗教——东巴教，始终抱着一种猜测和对纳西人灵魂不死的尊重与理解，才因此跨越禁忌和体能，冒昧地云游了一次“殉情世界”。

现实的艰难远比当初考虑到的预设更不可估量。智慧、胆识、勇气、机会、经验、力量，具备了这几个词语，听起来做什么事都能成功。然而，对于研究纳西族“殉情文化”来说，信念比什么都重要。由于信念和使命感才迫使我走到最后，从一次次恐惧和惊吓中爬行出来。我也不知要为这个重灵魂的民族肩负什么样的使命感，只知道无论困难多大，生命暂时阶段都归属于他们，这是个让我舍不得撒手的民族。

爱情在过去纳西青年男女眼里高于众神之上。当万物摧毁和亵渎他们的“情”，他们就会给“情”找一个永恒的归宿——殉情。

纳西文化背后现身的“死”，可以把它理解为永生。

这无疑是一次在魂灵狂欢的夜路上的游历，行走是为了展示那是怎样的风情民族，美丽之余，一些学者曾用生命给这一民族加上了“悲剧的民族” “殉情之都”的沉重别名。

早在19世纪初至始末，纳西文化一直备受国外学者们关注。他们除了在丰腴的土地上寻找有价值的研究之外，纳西另一种文化同时也冲进他们的视线，最后成了纳西人再也不能回避和遗忘的记忆。 “殉情”就在那个时候才被系统地、详细地记录下来，直至今天我们看到的并产生好奇的一段无法言说的文化过程，大多来源于本民族以外的学者。

从深圳开车四十个小时的行程，于凌晨一点到达昆明，云南新闻图片社的社长是我这次采访第一个接触的人。

初到昆明，正值八月十五。在贵州与云南接壤的一片开阔的野地里，车吃力地前行，月亮一路追随着我，但我并不喜欢它带着窥视和情感勒索的心态真理似的挂在天上。有月亮的夜晚和没有月亮的夜晚，对我来说没任何区别。也许正因为如此，此时特别需要月光照亮路面的时候，我才觉得今晚的月亮分外清爽，同时又非常可爱。然而，正当我平生第一次仔细端详月亮的时候，突然发现眼前垂手可得的景色，很快随着车的移动就消失了。这不能不是一种遗憾。

此次赴云南丽江采访，一路顺利，身后的故事像灌满泥浆的水槽结实且沉重，它忽而立体、忽而扁平地荡漾在我的心底，历时越久，就越像酒一样醇厚，因而被我重视，被重视成永恒。

一年前李友仁还被称呼为社长，一年后我再一次踏上云南土地的时候，他已从社长变成云南图书馆的馆长。他不是纳西族，但来昆明之前在丽江做了八年文化局局长。他是典型的性情中人，充满激情，笑声爽朗，对纳西宗教及所涉及到的纳西文化，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的观点是，殉情在丽江地区解放后就已经消失了。文化和教育的深入影响，使纳西人对自己固执的信仰有了正确的认识，过去纳西人那么多青年男女殉情，是本民族文化向另一种民族文化过渡时期的一个异化现象。他还提出一个观点：藏族对纳西族全方位的影响深远，从礼节到服饰上都有相似之处，纳西族在过去本是个弱小的民族，但它没有被强大的藏族吞没，其主要原因是它始终与朝廷保持非常紧密的联系，背靠朝廷这棵坚实的大树，从而获得了自身独立存在的价值。解放后殉情几乎消失了，他说小的时候听说过。当我和他聊起一个县委书记殉情的时间是1963年时，他说这只是个例，不具备普遍性。

我对他的分析和理论依据表示愕然。没想到第一棒就这么重地打下来，令我有些气馁。然而我始终觉得冥冥中有种力量在推动着我。我执拗地想弄清楚殉情的各种形式，并着重采访解放后殉情的典型案例。听说晚饭后杨福泉要来，我还是准备了一些话题，希望听听他的意见。

杨福泉属纳西族，云南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云南著名学者，研究十五年“殉情”课题，出版过很多与殉情相关的书籍。我也是看了他的一些书之后对“殉情文化”有了更深的认识。

此刻杨福泉就坐在我的面前。他听了我此行的目的反应比较淡然。这也是我预料的。他没有太多言辞，言语中对我此次出行的目的不是很看好。他也认为解放后的殉情只是个例，不够形成一本书的内容，如果存在殉情也只是客观因素造成的，绝不会因社会体制而殉情。他提出了几个导致殉情的观点，即主要原因是落后的教育体制，两种民族文化的冲突，以及本教的文化影响。这些多重的因素是导致殉情的内在联系。他出于关怀重重地说了句： “我做了十五年殉情的调查，还不敢碰解放后殉情的话题。我所有写殉情的资料也只写到解放前，解放后只是顺便提下而已，就算有几例殉情也不足以构成一本书。”我被眼前的“殉情专家”含蓄婉转地打击一顿，我想不到一个是老文化局局长，一个是研究了十几年殉情的学者，居然态度一样，语气一样，结果一样，于是，我的情绪“一样”也没有了。

不过，我认为，既然有县委书记做个例垫底，凭借纳西青年男女对婚姻自由的坚持、对包办婚姻制度的不满，就应该还会有异端出现。解放，只是政治思想的一种转变，而殉情是由来已久的风俗，除了包办婚姻之外，纳西人的宗教信仰也是导致殉情的根源，凭什么说解放后就没有殉情了?殉情怎么会因解放而戛然而止?

吃完饭后我们换到另外的酒吧聊天，我缠着杨福泉，请他讲殉情者的故事。听完一个个情死的故事，我忧伤地想，我应该到殉情的故乡去。但这是一种文化的接近还是心的接近?我问自己，但我无法回答。

……

郑重感谢以下对本书所作贡献的云南版图上的学者们：

和家修(纳西族)：云南丽江“中国西部研究发展促进会”会长，原丽江市委宣传部部长；

杨福泉(纳西族)：云南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云南纳西学会会长；

李友仁：云南图书馆馆长；

和力民(纳西族)：云南丽江“东巴文化研究院”研究员；

和尚礼(纳西族)：云南香格里拉县政协副主席；

鲍江(纳西族)：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博士；

冯文俊：丽江市文化局艺术创作室；

徐晴：丽江群众艺术馆馆长；

兰碧英(纳西族)：丽江群众艺术馆副馆长；

李德静(纳西族)：云南丽江“东巴文化研究院”副院长；

和湛(纳西族)：云南丽江“中国西部研究发展促进会”副会长；

和品正(纳西族)：云南丽江“东巴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员；

夫巴(纳西族)：作家。

特别感谢和家修老师对我的信任，以及他在我田野调查的困惑时期带来莫大的精神鼓励与支持!和老师，感谢您为本书田野调查做全程翻译!没有您准确无误的翻译，我将孤独地哑言面对“殉情”!

衷心感谢作家出版社!感谢晓渡对我的理解暨为此书出版所做的一切努力!

衷心感谢本书责编红雪，感谢你和我一起经过了一场灵魂对话；谢谢你为此书付出的辛苦!  感谢广东作家协会领导对本选题的扶持与厚爱!

依次感谢朋友：小白、冬梅、金贤志、东磐、画儿、田松。

感谢我慈祥的母亲给了我坚强的生命!感谢妹妹冬儿和妹夫谭源对我事业的支持!

就以上排列的名字而言，我却无力在书中体现太多你们对我的支持与鼓励，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