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了解那些被人们随意弃入遗忘的阴沟的无名的战士背后的故事吗？你能体味到历史中一些备受妖魔化的人物心中的甜酸苦辣和委屈冤枉吗？谁是人类真正的英雄？什么是真正的“失败”和“胜利”？作者以一种仿佛感同身受的心理分析方式，表现传记主人公的心灵、遭际和命运。让你在复杂的历史图景中去辨别隐隐约约、忽隐忽现的真相。

《异端的权利》是记述加尔文、卡斯特利奥和塞文特斯等人鲜为人知的经历的传记。它的可读性和感人的力量。尤其是其中所透射出来的那种对人类信仰自由与宽容精神的吁求和激情，并不亚于房龙的那部名震遐尔的著作《宽容》。

【译序】

【第一章】

加乐文夺权

【第二章】

“清规戒律”

【第三章】

卡斯特利奥登场

【第四章】

塞文特斯事件

【第五章】

杀害塞文特斯

【第六章】

宗教宽容宣言

【第七章】

良心对抗暴力

【第八章】

暴力泯除良心

【第九章】

两极相遇

【附录】

16世纪大事件表

狂热分子法里尔

1536年5月21日，星期日，日内瓦的自由市民们被一阵号角声正式召集到主要广场上。他们举起右手，一致宣布从此之后他们将完全“selon l＇évangile et la parole de Dieu”(按照上帝的福音和格言)生活。

这是在经过了公民投票(一种至今仍在瑞士流行的极端民主制度)之后，在前主教的宫殿里宣布的。改革后的宗教从此成为曰内瓦唯一合法有效的信仰，就是这座城市的信仰。那老派的天主教信仰，不单要从这罗讷河滨的城里给驱逐出去，还要将其碾磨成粉而加以根除。完成这一切，有几年的时间就足够了。在一群暴徒们的威胁下，最后一批神父、教士、修士和修女全部被逐出了修道院；所有的教堂无一例外地都清除了雕刻的神像和其他“迷信”的标志。于是，终于迎来了5月里这决定胜利的节日。从那一天开始，在日内瓦，新教教会不仅取得了优势地位，而且掌握了独一无二的权力。

在日内瓦城，这一激进而不受约束的宗教改革，主要由一个狂热分子所推动，此人便是传教士法里尔。他喜怒无常，长相吝啬，盛气凌人而又冷酷无情。连生性温和的伊拉兹马斯都说：“我这一辈子，还从未见过那样放肆、那样无耻的东西。”这位“法国的路德”，对群众施加了压倒性的影响。他身材矮小，面目丑陋，长着红胡须，头发邋遢。当他在布道坛上向群众们大声喊叫时，他那狂暴的天性激起了他们感情的暴风骤雨。和政治革命家丹东一样，法里尔这位宗教领域的革命家，能把群众分散隐藏的天性联合起来，煽动他们团结一致发动攻势。在胜利之前，法里尔上百次冒着生命危险。在农村，他曾经被人投掷石块，被逮捕，被当局褫夺了教权。但他精力过人，蛮横无理，却又信念专一，以强力粉碎了对手的抵抗。他带着一队冲锋队员做保镖，闯入了一所天主教堂，那时神父正在圣坛上做弥撒。他冲上布道坛，在支持者的欢呼声中，严厉谴责反基督教分子。他组织了一批街头流浪汉，作为供他使用的第二武装；他煽动一帮孩童，在礼拜时间袭击大教堂，他们尖声呼啸，大笑不止，像鸭子一样嘎嘎直叫，扰乱天主教徒的祈祷。最后，追随法里尔的人不断增加。他也更为大胆。他动员卫队发动最后攻击，指挥他们闯入修道院，从墙上扯下圣像，把这些“偶像”付之一炬。这种诉诸野蛮武力的手段，竟取得了成功。少数人的积极行动。通过显示他们罕见的勇气，通过他们随时随地准备使用的恐怖手段，就足以吓倒大多数人，只要这所谓的大多数人——不管他们人数有多大——是一盘散沙。天主教徒们虽抱怨这些滋事捣乱的活动，试图使市政委员会有效运作；但总的说来，他们宁愿静静地躲在房里，到最后，主教竟把自己的宝座拱手让给了获胜的改革派，没有还一下手就仓皇逃窜了。

法里尔犹豫不决

然而事到如今，在胜利的日子里，法里尔却明显地暴露出了自己缺乏创造力的典型革命家性格。凭着冲动和狂热，他能够推翻旧秩序。却没能力建立起一个新的秩序。他是一个辱骂的高手，却缺乏组织的才干；他是一个破坏者，却不懂得建设。他能够辱骂罗马教会，能够煽动愚蠢的民众去仇视修士修女。靠着亵渎神灵的双手，他也能够破坏法律条文。而一旦大功告成，他却只是带着绝望的困惑，凝视着自己造成的废墟，因为他的心里并没有目标。现在，日内瓦的天主教已被扫地出门，新的原则即将确立之时，法里尔却成为了一个失败者。他那纯属破坏的精神，仅仅造成一个真空而已。因为，一个街头革命家，永远不会属于理智型的建设者，一旦破坏完成。他的工作也旋即结束，随后必须另有他人接过他的工作。开始重建。

在关键时刻，法里尔表现出的犹豫不决，并非是个别的现象。在德国，在日内瓦以外的瑞士其他地区，宗教改革派的领袖们对于历史所赋予他们的使命，同样是各执己见、优柔寡断、不知所措。路德和茨温格里起初的计划，不过是净化现存的教会，把对于教皇和市政委员会权威的信仰，导向久已为人们所遗忘的福音派教条。对于他们来说，宗教改革，就意味着对教会进行重建的开始，也就是说，使教会改善、纯化，并恢复其早期的正直。然而，天主教会却固执己见，不愿做出让步。他们无法在天主教会内部进行工作，只能转到教会的外部，而且事不宜迟，因为一旦需要超越破坏，转入到生产建设，分道扬镳便不可避免。当然，对于路德、茨温格里以及其他宗教改革的神学家们来说，最为合乎逻辑的情况便是：为了新的教会，在共同的信条与实践的基础上，宗教革命家们如兄弟般地团结起来。然而，逻辑的和自然的道理又什么时候影响过历史的进程呢?一个世界范围的、统一的新教教会不曾存在，而一大群小型教会反倒在各地层出不穷。维滕贝格对苏黎世神学家的话不屑一顾，日内瓦又批判伯尔尼的实践。每一个城市，都希望有自己的一套宗教改革，分别按照苏黎世人、伯尔尼人或是日内瓦人自己的方式。在每一个历史的关头，欧洲各国民族主义者的骄傲自大，都会在一个小规模上以各州郡的骄傲自大的精神作为预示和伏笔。路德、茨温格里、梅兰克森、布塞、卡尔斯塔德和余下的一些人。正围绕一些吹毛求疵的神学细节问题在小册子里进行激烈而又尖刻的争论，浪费了他们的精力。曾几何时，只要他们团结起来，这种精力曾帮助他们瓦解了那个世界性教会的巨大结构。在日内瓦，当法里尔凝望着旧秩序的废墟时，他感觉到彻底的束手无策。这真是一个人的典型悲剧，他捕捉到了历史赋予他的使命，而对于使命强加于他的职责，却无力胜任。P3-6

斯蒂芬·茨威格是奥地利著名的传记作家、小说家、诗人、戏剧家和翻译家。1881年12月28日，他出生于维也纳一个富裕的犹太企业主家庭。青年时代在维也纳大学和柏林大学攻读哲学、德语文学和法语文学，1903年获得博士学位。他曾担任过《新自由报》编辑，后广泛游历欧洲、北非、印度和美洲等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流亡瑞士。他的第一部反战诗剧《耶雷米亚》(1917)即在瑞士首度公演。1919年开始隐居于萨尔茨堡，从战前主要从事的诗歌翻译工作转向全心全意的文学创作。1928年。他应邀赴苏联参加纪念L.H.托尔斯泰诞生100周年庆典。希特勒上台后，他的作品遭禁，遂侨居英国，于1938年奥地利并入德国后加入了英国国籍。20世纪40年代初，他到达巴西。时值法西斯势力猖獗，疯狂的战争、血腥的屠杀、残酷的镇压，以及决不容忍任何新异思想和自由精神的文化独裁氛围，令这位作家目睹他的“精神故乡——欧洲”的沉沦而深感绝望。1942年2月22日，在孤寂与理想破灭的痛苦当中，他与他的第二位夫人一起在里约热内卢近郊的寓所内双双服毒自杀，结束了作为人道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的一生。

除了诗剧《耶雷米亚》、悲剧《伏勒波尼》(1927)、歌剧《沉默的女人》(1935)之外，茨威格的主要成就表现在小说创作和传记文学方面。最重要作品有：中短篇小说集《初次经历》(1911)、《马来狂人》(1922)、《恐惧》(1925)、《感情的迷惘》(1927)：长篇小说《焦躁的心》(1938)；传记作品《三位大师》(1920，为巴尔扎克、狄更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传)、《罗曼·罗兰》(1921)、《同精灵的斗争》(1925，为德国作家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和尼采作传)、《三位诗人》(1928，为托尔斯泰、斯丹达尔和卡萨诺瓦作传)、《约瑟夫·福熙》(1929)、《精神疗法》(1932，为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等人作传)、《玛丽·安托瓦内特》(1932)、《玛丽亚·斯图亚特》(1935)等。他的回忆录《昨日的世界》(1942)、小说集《象棋的故事》(1941)以及未完成的长篇传记作品《巴尔扎克》(1946)、都是在他逝世以后出版的。1982年，在作者的遗稿中，人们又发现了另一部长篇小说的手稿《富贵梦》。

偏爱表现心理和意识流动过程可以说是20世纪西方小说创作的一大显著特征。作为一个现代小说家，茨威格与时代主潮的合拍毋庸见怪。然而，无论是在小说还是在传记作品的创作中，茨威格都表现出了对心理分析和心理描写的特别钟情，力求“从心理的角度再现人物的性格和生活遭遇”。这不可不谓是他的一个鲜明特色。他有一个特殊的称谓：“Austrian writer of sensitive psychoanalytic biographies”(奥地利敏感的心理分析传记作家)，表明他擅长于以一种仿佛感同身受的心理分析方式，着意表现传记主人公的心灵、遭际和命运。由此可以想见。他的传记作品不会拘泥于史实，突出的是性格、情感、思想、意识和精神。

茨威格的传记文学创作不仅文字优美流畅，具有独特的艺术欣赏性，同时更兼备强烈的人文情怀。充满了对人类的博爱与自由的颂扬，对相互平等、宽容与和谐的幻想。对于他，人的思想价值和精神自由独具一种神圣的魅力，绝对不容一丝一毫的亵渎。这些特点在《异端的权利——卡斯特里奥反抗加尔文》(1936)中同样表现得十分突出。虽然这部记述加尔文、卡斯特利奥和塞文特斯等人鲜为人知的经历的传记并不是他最为著名的作品，甚至连知晓者都为数不多，但它的可读性和感人的力量。尤其是其中所透射出来的那种对人类信仰自由与宽容精神的吁求和激情，并不亚于房龙的那部名震遐迩的著作《宽容》。考虑到这两部作品几乎都出版于同一时期——缕述人类思想发展历史、倡言思想自由、主张宽容异见、谴责独裁思想的《宽容》初版于1925年，再版于1940年，——都以希特勒暴政开始横行世界这样一段历史作为背景。认为二者实有异曲同工之妙似乎不算是一种过分的评论。

无论如何，还是让我们引述《异端的权利》中的一段来体会一下茨威格的文字与思想的感染力吧：  历史无暇顾及公正。历史作为不偏不倚的编年史家的工作只是记录各种各样的成功，至于这些事情的道德价值，她极少评估。她的目光只是盯着胜利者，而把失败者晾在一旁。于是这些“无名的战士”便被随意弃入遗忘的阴沟。既没有十字架，也没有花环来记录他们徒劳无功的牺牲。然而事实上，心地纯洁的人们所作的努力，都不会徒劳无益；道德能量的任何消耗，也不会消散长空，毫无回响。那些人虽然生不逢时，虽然被击败了，在实现永恒理想的过程中，却自有意义。因为理想是一种凡人难以看得见的观念，只有通过这些人的构思，这些人的全力以赴。还要准备着为它步上尘土扑面而来的死亡之路，才能在现实世界中得以实现。从精神方面看，“胜利”和“失败”两个词都有了新的意义。从此以后，我们一定要不断提醒这个眼里只有战胜者丰碑的世界，我们人类真正的英雄，不是那些通过堆积如山的尸体才达到昙花一现的王国的统治者，而是那些毫无抵抗力量、被高高在上的势力压倒的人们。

当我们读到茨威格的这些话时，感动之余我们或许也会感到有些夸大其词，因为历史的记录中不乏失败者的凄凉、悲切。然而，当我们仔细回味起所熟悉的历史来，又不禁发觉历史的“话语霸权”的确是一把锋利无比的匕首，在不经意间抹杀、掩饰、弱化着另类或异端的声音，而我们时不时地必须在历史的角落和缝隙里去寻找血淋淋的真实碎片，以便对历史进行重新的思考和组合。也许，这种新的历史观创造了又一种强加于人的描述，但在比较和对照中出现的历史毕竟有益于人们的思想和认识，有益于在丰富、复杂的历史图景中去辨别隐隐约约、忽隐忽现的真相。因而，若无茨威格的《异端的权利》，能有多少人会重新体验清教大师加尔文的心路历程，重新审视加尔文这位历史伟人的光辉形象并从中发现可能暗含的鲜红的血色呢?若无茨威格的《异端的权利》，又能有多少人会重新体味到历史中一些备受妖魔化的人物心中的甜酸苦辣和委屈冤枉，察觉到这些“奸雄”却原来有可能是一群具有坚定信仰和崇高人格的英雄呢?有鉴于此，翻译《异端的权利》是令人心潮澎湃的一种经历。我们为历史中失败者前赴后继始终不断的呼吁和抗争所激动，为成功者凭借阴谋、权势、淫威、暴力而实施的压制和屠戮所震撼。我们也在为今天的社会文化所取得的巨大进步感到庆幸，尽管我们深知真正的精神自由和思想宽容的实现仍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

本书的翻译工作由任晓晋、方红、尹锐负责完成。我们虽已尽心尽力，但由于专业知识和语言水平有限，疏漏和讹误之处在所难免，万望读者不吝赐教。

译者

2005年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