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是近年来的一个热点，薄薄的一册《上学记》更是2006年读书界的一个亮点。超然与淡定让年逾八十的何先生获得了一种“随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这份自由让几乎见证了整个中国二十世纪历史的他在追忆过去的时候，充分地保持了一个历史学家的本真与哲学家的睿智。可以说，《上学记》是上个世纪前半叶中国历史的一页剪影，可其中又缠绕着口述者对后半叶历史的深切反思。其中个别的记忆或有偏差，但是并不影响何先生对于过去那个时代整体精神的准确理解和表达。追求自由却拒绝虚无，捍卫真实却并不偏执，追忆过去并不造神和美化，反思现实又烙印着历史的启示，何先生的为人、为学都令人钦敬。

历史的吊诡往往让人哭笑不得。在一个时代巨变，政局动荡，外族入侵，战火频仍，物质生活极其匮乏，连生命安全都不能保证的环境里，从小学至中学，至大学，少年和青年时代的何兆武所感受到的，非但不是恐慌、忧虑、不安，恰恰相反，是幸福。而在今天的学校里，在一个安定、富足、物质条件极大提高的环境中，莘莘学子们恐怕很难体会到幸福的感觉。当代学校教育的失败，早已不是新鲜话题。学校教育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政治和教育之间，教育和社会之间，应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何兆武通过他的回忆，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的追问，促使我们再度面对国民教育这个无比重大的话题。当然，这本书的价值远远不止是对教育的追问，它所触发的感受和思考，必将发生长期的影响和讨论。

修订版序言

序 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幸福和自由

第一章 (1921—1939)

我的祖上没有名人

三民主义的少年兵

“一二·九”见闻

上学记·甲

1.力矫时弊，以古为则？

2.无故乱翻书

3.天籁幻想

鬼子来了

恋恋故乡情

返乡

湖南印象

上学记·乙

1.中央大学附中

2.西方教科书

3.逃离“修道院”

第二章 (1939—1946)

上学记·丙：迁徙的堡垒

1.自由散漫的作风

2.三个大学从来都“联”得很好

3.自由，学术之生命

4.逃课、凑学分与窗外的聆听

5.图书馆不是藏珍楼

6.茶馆听吹牛，里根挂二牌

7.兼职做教师

8.恋爱？

9.“天人交感”下的人生观转变

几个难忘的人

1.一包热情的闻一多

2.民主人士张奚若

3.战国派雷海宗

4.吴晗印象

5.冯友兰先生

6.金岳霖先生

7.中国通温德，白俄噶邦福

8.曾昭抡先生

9.数学系

10.物理系

战火芬芳

“一二·一”运动

1.“打倒孔祥熙!”

2.一多先生被刺

3.一个人的政治底线

五柳读书记

忆同窗

1.“科里红”何佶(吕荧)

2.殷福生(殷海光)印象

3.大才子王浩

4.因言获罪的陈良璧

5.老友郑林生

6.高干子弟？

第三章 (1946—1950)

教书台湾

日日江楼坐翠微

上学记·丁：革大学习

零敲碎打

后记：把名字写在水上文靖

我的祖上没有名人。太平天国打仗的时候曾祖父逃难从长江的对岸跑过来，因为我的老家岳阳在洞庭湖口的东边，所以说他是河西来的，从湖北尺八口到岳阳，然后就在岳阳定居。他是劳动人民，烧炭的，不识字，我也没见过他，只是回老家听老人们说，他很勤俭而且勤奋，所以晚年生活改善了一些。他一辈子的遗憾就是不识字，所以他要他的孩子念书，后来我的祖父在清末的时候考上了一个秀才。清朝末年废科举、兴学校，我的祖父在我们家乡办了第一个小学，按解放后的阶级分析来说，应该是从封建知识分子转化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了，其实这个说法也有点过分，那个小学什么都没有，就是一间普通的房子改一下，收几十个学生。后来祖父要我的父亲到省城里学习。那时候已废科举改立新式学校了，每个省差不多都有一个高等师范或者高等工业学堂，比如现在的武汉大学就是原来的武昌高等师范，现在的南京大学就是从前的中央大学，再早就是三江师范学堂，湖南也有一个高等学校，叫湖南高等实业学堂，是现在湖南大学的前身，我父亲上的就是那个学校，学采矿。

父亲毕业那年正值辛亥革命，孙中山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他们几个刚毕业的同学商量，要为民国的新政府服务，就直接跑到南京找政府。虽然没有任何关系，政府却把他们几个都留下来工作，这好像挺奇怪的，现在不能想象了。很快，孙中山的临时政府和北京袁世凯政府合并(不是一个政府推翻一个政府，而是合并)，把政府搬到北京来，我父亲跟着到了北京，就在北京政府工作。所以从民国初年起，我家就在北京落户了。后来到北伐的时候，1928年，国民党打过来，把北洋政府打败了，但也不是推翻(解放是推翻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但那个时候不算推翻北洋政府，而是打倒北洋军阀的政权)，而是合并，又把北京政府合并到南京，依然是中华民国政府。那时候我还在上小学，北京一下子空了很多，很多人都跟着走了，我父亲那几个同学也跟着去了，但我父亲没有去。

我的父亲不是国民党党员，至少我不知道他是。父亲一生讨厌政治，认为政治是黑暗的、肮脏的，小时候我经常听他这么说，所以我想他不是党员。后来他搞采矿，算是一个工程技术人员，中央政府搬到南京去，他觉得自己是搞技术的，凭本事吃饭，老跟着政治转没意思，所以就没有去。那时候像他这样的学生，毕业一出来叫“技士”，就是技术员，熬多少年有了成绩，升为“技正”，才成为正式的工程师，这是两个不同的级别。我父亲一直在北方的煤矿里工作，在龙烟铁矿，在宣化、石景山，在六河沟的煤矿、河南焦作的煤矿，还有开滦煤矿，他都工作过。

我是1921年生于北京，一直到1937年日本人从卢沟桥发动侵略战争，我们才回老家。不久，大部分沿海地区都被日本人占领了，包括南京、上海这些城市，很多人——至少是大部分的知识分子都跑到后方去了，我的幼儿园、小学、初中都是在北京上的，直到高中一年级才回老家。

三民主义的少年兵

我上小学的时候先后经历了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两个时期。印象仍然很深的是，这前后两个政府的统治有很大的不同，至少在我的感受上是这样。不过这一点，好像写当代历史的人都没有足够地强调。

民国初年，中国实行西方的制度，也开国会，也有多党竞争，比如梁启超是进步党，孙中山是国民党，小党派也很多，但党是没有自己军队的，要凭选票选到议会里，谁的票多谁上去组阁。孙中山有个非常著名的助手叫宋教仁(当时“民国伟人”号称“孙、黄[兴]、宋”)，满脑子是按西方的体制搞议会政治、搞选举，根据选举组阁。不过那个东西并没有效率，而且结党营私，表面上看党派林立，政权像走马灯一样，今天换这个明天换那个，其实都是一些政客在操纵，并没有搞好。袁世凯当然也看不顺眼，就把宋教仁刺死了。

所以，孙中山改组以前的国民党是按照西方的体制组建起来的，用我们的术语来说，是个资产阶级政党，始终不成气候。毛泽东总结说，在中国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那些北洋军阀有军队，打到哪里统治就到哪里，孙中山后来为什么要把大总统让给袁世凯？因为孙中山没有自己的军队，没有军队就没有地盘，就没有自己的势力范围，所以“号令不出国门”。而袁世凯有自己的武装，实力摆在那里，也不会听他的。所以孙中山只要袁世凯承认民国，就把总统让给他。

1923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以俄为师”，学习苏联共产党的经验，模仿苏联的体制，而且是全方位地模仿。他们之间互称“同志”，那也是学苏联的，而西方的政党内部并不是“革命同志”的关系。苏联是一党专政的革命的党，党是领导一切的，包括军队，所以孙中山也要建立自己的军队，组建黄埔军校，要靠自己的武装把那些军阀都打倒。当然，后来他死了，北伐没有成功，到蒋介石接手以后，北伐才算是成功。在军队制度上国民党也学苏联，军队里面有政治委员，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个党部，执行“以党治国”的路线，所以日本媒体称国民党军队为“党军”，党本身有自己的军队，这跟西方体制完全不同。

再比如三民主义，三民主义包括“民族”、“民权”、“民生”：民族主义就是说中国是受欺负的，中国要翻身独立，民权主义是指中国过去没有民主，以后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权，这叫“民权”；最后归结到“民生”，就是要改善人民的生活，所以孙中山自己说：“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民生主义”最开始的两大内容就是要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平均地权当然也要土改，节制资本就是不许个人的资本无限扩大，所有重要的经济方面的事业都归国营，铁路、银行、大型厂矿都归国家所有。这是孙中山的改良主义，不过后来并没有真正实行，蒋介石走了官僚资本的路，蒋介石时期确实大的事业或者企业大都是国营，大的银行，像中央银行、交通银行都是国营，也有私人银行，但都是小银行，问题是，所谓的国营实际上乃是“政府营”，所谓的“政府营”就是政府里的几个寡头营，其实就是官商，和国家、人民没有关系。

P3-7

这本小书《上学记》确实是一个偶然的产物。四年前，青年友人文静女士来找我谈话，想从我这里了解一些旧时代学生生活的情况。当时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更谈不到思想上的酝酿，只是东拉西扯地信口闲谈。文静女士据此写了几篇小文，居然得到刊载，这或许引起了她的兴趣，于是又连续和我几度闲谈。就我而言，事先并无写书或出书的念头，只不过是零星回忆一些往事而已，所以全然没有一个整体的构思，闲话太多，较重要的事情却多有遗漏，乃至后来读到成稿时，已经难以重起炉灶，只不过在个别字句上略加修饰，点缀成文。

我想有一点是要特别加以说明的。回忆录不是学术著作，也不可以以学术著作视之，读者切不可用所要求于学术著作的，来要求个人的回忆录。学术著作要有严格的客观根据，绝不能只根据作者个人的主观印象。而个人的回忆录则恰好相反，它所根据的全然是个人主观的印象和感受，否则，就不成其为个人的回忆录了。诗人歌德青年时曾热恋绿蒂，甚至于想要自杀，终于写出了《少年维特的烦恼》，一泻千里地发抒了自己火炽的热情。及至晚年写自己的回忆录《诗与真》时，他却对自己青年时的热情出之以嘲讽的态度。然则“两般谁幻又谁真？”我以为，两者都是同样的真实，都是诗人自己个人真实的写照，

《上学记》一书出版后，我送给当年同在北京(北平)师大附中读书的一位老同学，当时我们同样经历了卢沟桥事件和中日战争的爆发，也同样对当时政局的内幕一无所知。不过据我当时的印象，宋哲元只不过是一心想在夹缝之间作他的土皇帝，七月七日卢沟桥开火，几天之内日方就以重兵包围了北京城，而当时的宋哲元却还一味地大谈其什么：“和平、和平，能和就能平，能平就能和。”纯属一派胡言，痴人说梦，不知所云，足可以和阎锡山的哲学(什么“存在就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之类的混沌逻辑)相媲美，正当他大作其和平美梦的时候，就被曰军打了个落花流水，不但北京沦敌，二十九军还牺牲了一个副军长和一个师长。1940年，宋哲元逝世于四川绵阳，临死时还感叹：“这个局面怎么向国家交代？”这是我对他的印象，而我的老同学则认为宋哲元还是抗日的。当然，他也同样不了解当时的内情，这只不过是他个人的感受。我想，我们尽可以有各自不同的感受和印象，如果是写回忆录，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而且都应该忠实于自己的感受和印象，至于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那是学者研究的事情。我们两个人的感受不同，回忆各异，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的友情，更不妨碍事实的真相。相反，你必须尽量使每个人都忠实地回忆，才能尽可能地得出真相。

我的回忆中还有一桩，即我对殷福生(殷海光)学长的印象。有一年顾寿观学长和我同住一个宿舍，殷福生常常跑来和他高谈阔论。我和顾寿观很要好，觉得他忠厚朴实且又好学深思，但对殷福生则印象不佳，总觉得他仿佛是高人一节，褒贬人物毫不留情，尤其在反共这一点上，不愧是一个法西斯，但后来的情况却又大谬不然。他到台湾之后，成为了自由主义的一面旗帜，成为台湾青年一代知识分子最有影响的思想导师，受到台湾当局的迫害，致使英年早逝。我对他早年的印象竟然是完全错误的。但是作为回忆录，我以为仍然应该如实地记录下当时自己的感受。当然，也包括自己今天的歉疚之情。

至于书中提到冯(友兰)先生的地方，我不想多做辩白。凡是亲身经历过西南联大那段生活的人，我想都会一清二楚。邹承鲁院士的学术和人品大概是学术界耳熟能详、一致公认的，他对当时老师的月旦，可谓要言不繁、一语中的(见《科学文化评论》2004年第一卷第一期，第122页)。凡是对当时同学们的诸多壁报还有所记忆的，大概也不会忘记当时大量严厉的批判文字，本来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卢梭的一篇《忏悔录》是千百篇卢梭传所无法望其项背的。为尊者讳、为贤者讳，并不是真正对人的尊重。一个人的思想本来是活泼的、与时俱进的，又何必一定要把它弄成一种思想上的木乃伊，让人去顶礼膜拜呢？

以几度私下的闲谈而居然能滥竽于正式出版物之列，未免令我惶恐。许多重要的遗漏(如旧时代学校中的生活，自己思想所受的影响，以及个人对当时学术界的感受和批评)，都无法在这里一一补充了，这是要告罪于读者的。最后我要衷心感谢友人文静女士为此书所付出的辛勤劳动，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曾诚先生，感谢三联书店编辑吴彬女士为此书所承担的那么多意外的麻烦。

2008年2月28日

北京清华园

访问何先生的缘起有好几个版本，记得在清华作研究生时上葛兆光先生的课，他不止一次地感慨说，应该找一批研究生给老一辈的专家学者做录音整理，至少留一份珍贵的史料。之后不久，金克木去世，大家深以为憾。2004年，我的心情很差，总有一种想要逃离的冲动，想起葛先生那几句话，觉得至少有这样一件具体的工作值得去做，找个理由把时间塞满就不必直着眼睛过日子了，何况对别人也是有意义的。为“别人”受益，所以“自己”要去做，自古就是一个冠冕而有效的理由，不过很快我就发现，这件事的动力因与目的因正在被不断修正。

何先生的渊博自不必说，在他面前大可不必装模作样，只要带着你的好奇来，就像小的时候搬个马扎凑到邻居家的收音机前，捅一下开关，再拨拉拨拉旋钮，孙敬修爷爷开始讲故事了。何先生讲话风趣得很，八十多岁依然像孩子一样满是奇思妙想，平平常常一件事，被他一类比果然显出滑稽，说到兴起处自己先忍不住咯咯咯地笑，就算一只路过的蝴蝶也要染上他的快乐，每天陪着这样一位老人，书房里的桌椅板凳该是怎样的幸福呢。

我想我是一个很好的聆听者，但绝不是一个称职的采访者，不会把握进度，不会引导思路，事先拟定的计划从来没有实现过。想来也许是受了何先生的影响，何必事事汲汲于功利？不知不觉到了晌午，厨房传来哔哔啵啵的炒菜声，楼上楼下四溢香飘，清华附小的学生们麻雀一样在窗根底下叽叽呱呱个没完，这才发现，正题尚未进行一半，又要告辞了。换个有经验的采访者，同样的话题大概只要几个月就可以完成，我却断断续续用了将近两年，而且每星期都盼着见面的日子，以为年复一年，永远不结束才好。

其实生活对何先生那一辈的人并不公平，就他本人来说，三个姐妹都是北大、清华出身，作学生的时候一个是地下党，一个被国民党抓起来关了一年，一个在抗战后去了延安，若干年后，一个自杀，一个疯掉，一个漂泊在外、二三十年无音信。对于家里人，何先生很少谈起，偶尔提到也是一问一答不肯多说，只言片语中难以掩饰无可奈何的惋惜。小时候他的父亲经常对他们讲：“政治是非常之黑暗、复杂、肮脏的东西，一定要远离政治。”这句话给他的印象很深，所以一生游离于各种政治派系之外，追求着更声远、更奥妙无穷的精神境界。尽管如此，依然在知识分子普遍遭殃的年岁里被“捎”进了牛棚。他们这一辈人，用何先生的话讲，是生在白旗下、长在白旗下的一代，从小接受的是所谓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教育，到了而立之年，思想基本定型了，社会却发生翻天覆地的转变，自由、民主被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一概否定，要他们彻底的否定过去、否定自己，从精神到肉体接受双重地改造。运动一波比一波来的凶猛，其间，有人选择背叛自己的良心，有人不能禁受这种精神上的乾坤逆转，选择了死亡，更多的人，用他们的半生经历了一场精神上的幻灭。

2004年，我个人也深陷在一场类似的幻灭之中，虽不能与前辈的磨难相提并论——最好也不要有“并论”的机会，然而正是这样一次经历，已然让我体味到了信仰缺失的困惑与悲哀。好比脚下的土地，不必刻意去认识它，也未必当真相信、崇拜过，但从降生的那一刻起，你就在用身体感受一个信念：大地的存在毋庸置疑，不因为你爱它而增一分，恨它而少一分，它是生活的一部分。然而忽然有一天，坚实的土地塌陷了，阿拉丁的神灯会变戏法，它把我的脚底板撤空了，留下我和我的困惑，无名的尘埃一样悬在半空，抬眼望去，四周满是飞不起来、沉不下去，似乎也无所谓的同类。烟尘四起的一霎那，我的灵魂开始流浪，我听见我的影子在哭。

听人说，我们这一代是幸福的，可是我不快乐。相比之下，何先生那辈人是不幸的，然而战乱、混乱，错乱之下，他却可以活得释然，愁苦中捡起的是希望，无奈中发现的是有趣，为什么？我们的差距在哪里？有人把这归因于时间、阅历或者读书多少，但我以为这不过是自我安慰的借口：时间能淡化一切，却不能成为解释一切的理由，阅历、读书之后，毕竟还要归结于个人的判断与选择。五十年前，何先生不像我现在这样认知世界，五十年后，即便使我经历再多的事、读再多的书，照现在的思维方式走下去，恐怕也是渐行渐远，难以达到他的境界。我们的差距一定出在一些更根本的原因上。每次拜访之后，我得用更多的时间做整理，一句一句的重温，一字一字的回味，因为太熱悉了，字里行间全是他的声音，渐渐的，甚至可以做到用他的声音来思考。我不断尝试用他的声音来思考，从他的视角看我的世界，在他的故事里，我在寻找自己的答案，寻找我的精神家园。

……

做事拖沓，外加我的私心，让这部口述自传拖得太久了些，上下两本用了将近两年。期间，何先生的二姐去世、夫人去世，他本人因股骨头坏死、心脏病两度住院，一直陪伴他的孙女也出国了，何先生说：“从今往后，我得习惯一个人的生活。”像往常一样，说这话的时候他依然笑眯眯的，好像那是一件快乐的事，我心里却不是个滋味。

苍天有知，不该让这样可敬、可爱的人老去，他却说：“人生一世，不过就是把名字写在水上。”不管你如何奋力，如何着意，还是如何漫不经心，结果都是一样的，名字一边写，一边随流水消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