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的视角，平实的文字，平凡的生活，回忆往昔亦真亦幻，距离现实亦远亦近，再现刚刚逝去的生存方式和生活形态。平民的历史，特别是平民的平凡生活，自古以来是很难被写入正史的。本书就是“老百姓自己的东西”，因而也就是“真正的平民历史”。

回首三四十年前，多少“英雄人物”显赫一时，却又都黯然从历史舞台上退走，那个烈火烹油般的时代所发生的是是非非，转眼便成虚空，又有谁说得清?唯有青山残阳仍在，城郭人民仍在，还有忆旧谈往者留下的那些写着斑斑点点历史陈迹的文字。

序李乔

户口和居民管理

北京户口和“户口簿”

居委会的大妈们

饮食习惯、购物方式和日常商

品物价

居民区里的“合作社”

票证印象

既熟悉又陌生的“酱菜味儿”

难觅“京白梨”——对蔬菜水果的记忆

让老乡笑话的“割肉”习惯

点心匣子

“烟文化”和“酒文化”

时令食品和紧俏食品

算不上“冷饮”的“冷饮”

蜂窝煤

“四海轩”的炒饼和如今的“过度热情”

“打饭去”

穿着习惯、款式和衣着消费

布票和母亲的“列宁服”

2块9毛7一条的棉毛裤

不见“布拉吉”

看奶奶做棉袄

“赵本山式”的帽子和“秋菊”的方头巾

补袜板儿

“脚下没鞋穷半截”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居住条件、生活习惯和开销

车公庄一区九楼二单元207

从儿子找垃圾箱说起和环境有关的旧事

张家长、李家短

大同小异的家具和家居用品(一)

大同小异的家具和家居用品(二)

“忠”字和倒“福”字

怀念“荞面皮芯枕头”

没有冰箱的日子

“卡口”、“螺口”和“管儿灯”

洗澡难

安“风斗”的季节

“89分局”和“公共电话”

搓衣板儿

出行、交通设施和票价

我家门口的“扳道房”

“26路”——我认识的第一路公共汽车

不能小看的“俩轱辘”

蒙着眼睛坐“出租”

从学龄前到“父母大学生”

“开裆裤”和“纸尿裤”

展览路第一小学

“不是101，是110”

中学毕业歌

挂两块牌子的学校

偶遇当年的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从吃“忆苦饭”到学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

“入队”和“入团”

青春期

77级、78级

“游戏”人生

S的调侃

从“小人书收藏热”想起

儿子对父母球技的感叹

玩会了“游泳”

女孩子的游戏

难忘跳皮筋

娱乐生活点滴

声音的魅力

“小豆子”和“参考消息”

“展览馆电影馆”和“市委党校礼堂”

“叠罗汉”和看电视

学演“样板戏”造就出的群众文艺骨干

服务设施及功能

“铰”头发

“展览路街道医院”和“海军医院”

“阿姨，8分的邮票多少钱一张?”

“小红在喊毛主席万岁”

从“红包书”到《安娜·卡列尼娜》

呼唤公共图书馆

“同仁医院”和“大明眼镜店”

从Garage sale想起的

后记

北京户口和“户口簿”

中国以“户”为单位的户籍登记和管理制度有着几千年的历史。无论哪朝哪代，从未间断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例外。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四款明确指出，“户口登记簿和户口簿登记的事项具有证明公民身份的效力”。可见，户口本对每个家庭和每个人的重要性。

从很小的时候起，就知道在我家五屉柜里，有一个纸盒。纸盒里放着几个重要的本子，其中一个就是户口本。大小嘛，约三寸长，四寸宽，紫红色硬壳的封面和封底。左边是两个孔，这种装订形式是为了方便中间活页卡的增减。一家有几口人，户口本里就有几张活页卡，也就是说，从户口本的厚度就能知道一个家庭的规模。每张卡所记录的事项除了没有照片和身份证号码外，与今天的“中国居民身份证”差不多，包括姓名、性别、民族、出生年月、出生地、家庭住址等。户口本的第一张卡一般是户主的，后面依次是每个家庭成员的。比如我们家的户主一直是我母亲，因为我父亲是军人，户口不在地方。

不知如今北京户口对人们是否还具有吸引力，具有多大的吸引力。反正在几十年前，具有北京户口可是件令外地人羡慕的事儿。而迁入北京，拥有北京城市户口，也非常难。高中毕业时，我和几个朋友离开到京郊“插队”的“大部队”，自己跑到派出所去注销户口，要去陕西插队落户。当时有个亲戚就点着我的鼻子说：“咱别的不说，怎么就这么轻易地放弃了你的北京户口呢?有人想有个北京户口想了一辈子，你可好，怎么说不要就不要了!”还有个例子，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后，不少人放弃报考全国重点大学的机会，而选择上北京市属高等院校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如果上了全国重点大学，便有可能被分配到外地工作。而上市属院校，毕业后则肯定能分配在北京工作。可见当时的人们对北京户口看得相当重，这不仅仅表示你是以京城为长久居住地的北京市民，还可能决定着你的人生际遇。

获得京城户口难，自然，京城户口的管理制度也严。印象中，我小的时候，街道和派出所经常挨家挨户地查户口。若家中来了亲戚，三天之内得向居委会报告。只要留宿超过三天，就得申报“临时户口”，而且“临时户口”一般不能超过三个月。不过，也有例外。比如我父亲的三叔是个聋哑人，原本和他弟弟一起住在乡下。60年代末，弟弟去世了，他成了无依无靠的人。我父亲就把他接到了北京，和我们一起过。每三个月给他延长一次临时户口，居委会和派出所倒是很通融。70年代初，在我父亲部队的努力下，居然还给他上了北京户口。可我中学同学X家就没有这么幸运了，60年代初，中央决定调整国民经济，精简职工，压缩城镇人口，一大批职工响应党的号召，顾全大局，分担国家的困难，离开北京，到农村安家落户，X的父亲就是这批职工之一，主动放弃北京户口，到辽宁工作去了。可X的妈妈不愿离开，结果，x和妈妈及弟弟的户口在北京，父亲和妹妹的户口却落在了辽宁。据我了解，至少到80年代，还是没有能解决父亲和妹妹的北京户口问题。这事儿让她妈妈一直后悔，说当时并不知道出去容易回来难，否则说什么也不会同意丈夫去。由于严格的户口管理制度，没有京城户口的人，很难在京城呆得住。因此那个时候没有听说过“黑户”这个词。“黑户”这个词的广泛使用是后来，特别是流动人口多起来以后的事儿。

说到户口本，让我想起两件有关的事儿来。  一个是户口本上的第一事项——姓名。从50年代到60年代，不看户口卡主人的出生年月，光凭名字，就能猜出卡主大约的出生年代。比如出生在1949年的，不少人被父母用“建国”命名。生在50年代初的，有不少叫“抗美”或“援朝”的。我在人民大学的一个同事叫“统销”，据说他有个兄弟叫“统购”。如果是生在50年代末，不少人被父母起名叫“跃进”、“建设”、“卫星”。“文革”期间“永红”、“红卫”、“向东”、“卫东”更成了不少父母为孩子起名时的首选。不仅如此，还有不少人在“文革”中改名字，即把原本不够“红”的名字改成有时代特征、有革命意义的名字，甚至闹了些笑话。听说有这样一家，老大叫“学思(马克思)”，老二叫“学宁(列宁)”，老三叫“学林(斯大林)”，老四叫“学东(毛泽东)”，老五原本叫“学奇(刘少奇)”。“文革”开始后，刘少奇被打倒了，便改名叫“学彪(林彪)”。没想到后来林彪又出事了，又跑去改名，这回谁也不“学”了，改叫“学彬”。

第二件事儿是家庭的规模。六七十年代，一家三代同堂的不少。比如我们单元的16户人家中，有六家是三代同堂，至少是“同堂”了好多年。由于还没有实行一家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独生子女的家庭不多。16户人家中有两家是只有一个孩子的。不过，知识分子或干部家庭中，多子女的也不是很多，大多是两三个孩子。就说我们单元，每层是四家人，门牌号从5到8。一层105有五个孩子，106有一个，107有两个，108有两个；二层205有五个，206有两个，207有四个(我家)，208有一个；三层305有两个，306有两个，307有两个，308有两个；四层405有两个，406有两个，407有两个，408有两个。相对来讲，工人家庭平均每个家庭的孩子数量比知识分子或干部家庭多。以我中学十个出生在工人家庭的同学为例，平均每家是四个孩子。

如今各类重要证件越来越多，包括身份证、信用卡、银行卡、驾照等，都是些非常个性化的证件。过去那种以“户”为单位的身份证明之作用日趋减弱了。我想这和社会的发展变化、人的个人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扩大、国家管理的需求以及管理自动化条件的具备都有关系。

上个星期刚刚写完这篇小文，今天——2004年12月27日，在搜狐网上看到一篇新闻，题目是“北京八岁女孩没户口自杀三次，不想拖累父母”。原来这女孩是个弃婴，家住丰台区王佐乡的养母在八年前捡到了她，并带回家中抚养。当女孩曾三次自杀的消息传出后，有记者采访她。女孩说：“我和其他的孩子是不一样的，我不是爸爸妈妈亲生的，我也没有户口，办一个户口要很多的钱，家里没有钱，爸妈都很发愁，妈妈老在半夜哭，我真的不想再拖累他们了，我想死。”看来，尽管中国的户口政策放宽了许多，但仍然有许多实际问题需要解决。P1-4

怀旧怀古，大概是人的天性。“遥想公瑾当年”，“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沈园无复旧池台”，或豪壮，或寂寞，或哀伤，都是人们怀旧情绪的流露。于是，文林里便有了无数忆旧谈往之作。尤其是中国人，历史观念重，有写史的传统，在官方，有正史；在民间，有野史杂记；而在野史杂记中，忆旧谈往之属占了相当的比重。

这类忆旧谈往的文字，由于源于作者的亲历、亲见或亲闻，所以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对于后人了解和研究那些已经消逝了的历史现象，极有帮助，因而，这类文字可以算是史料中的“翘楚”。有名的《东京梦华录》，是一部典型的忆旧之书，南宋文人孟元老靠着他的博闻强记和朴茂之笔，把曾亲历亲见过的北宋都城汴梁的盛况呈现给后人。明人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虽不是专门的忆旧之作，但书中许多内容，都是他祖父、父亲和他自己的见闻忆旧文字，因而成为研究明史的珍贵资料。凡此种种非官方的忆旧谈往文字，往往能提供很多官修史书上不载的史料。例如，《东京梦华录》记载的北宋商业盛况和市民生活，是正史中所见不到的，《万历野获编》所记载的许多关于嘉靖皇帝的昏庸和宫廷奢侈的史实，在《明史》中也找不到。鲁迅曾说过，野史笔记如月光从树林密叶中照在苍苔之上，颇能写照出当日的事实。我想，大概正是由于野史笔记中常包含着作者亲闻亲见的历史原貌，所以才具有鲁迅所说的那种价值。

写忆旧谈往之书的人，大都多少有一点重史、存史的观念，担心自己所知道的有价值的旧事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湮没，他们都希望用自己手中的笔，把这些旧事贮藏起来，成为后人可查可知的历史，并对后人有一些用处。孟元老在《梦华录自序》里，写他著书的动因时说：近来我与亲戚见面时，谈到往昔，年轻人都已是浑然不知了。我怕年深日久，再论及当日风俗，便会失于事实，实在可惜，所以编写了这部《梦华录》，以使后人开卷得睹当日之盛况。孟元老所说的，大概是一般写忆旧谈往文字的人的共同心理。

忆旧谈往之文，是随时可以写的，但大致在世道发生了大变迁，尤其是发生了大变乱之后，出现的尤多。原因很简单，那些旧事很重要，有些还令人刻骨铭心，所以很值得记录下来。大变乱之后，往往是承平之世，人们有了怀旧的心绪和条件，这便促使人们去多写怀旧述往之作。远的不去说了。“文革”以后，特别是近一二十年来，忆旧谈往的文章书籍，多得不得了，正所谓汗马牛，充栋宇。但其中数量最多、影响力最大的，主要是政治人物和文化名人所写的回忆录。由普通人写的，记录普通人自己生活的作品并不是很多，有影响力的也就只有几本。

近日，我的大学同窗张海惠女士，忽然从海外寄来一本忆旧之书——《一天又一天——六七十年代北京人生活素描》的原稿，让我写篇序言，这让我既惶愧又欣喜。写序本是名人、大人物的专业，我来写序，岂不是有点僭越?但推辞不掉，只好拉杂写点感想。欣喜的是，书林中又多了一本普通人写自己生活的作品。

平民的历史，特别是平民的平凡生活，自古以来是很难被写入正史的。梁启超说，正史是帝王的家谱，是相斫书，说的极是。太史公是个很独特的史学家，唯独他在《史记·货殖列传》里写了磨刀郅氏、卖羊肚浊氏、卖浆张氏等一些卑微商贩的名字和行迹。但司马迁的平民思想，并不是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所以他的那种写法，不过是中国史书中一闪即逝的火花而已。如今，已有许多史学家充满热情地撰写普通人的生活史了，普通人更是可以自由地撰写自己的历史。但人们也许很少去想，这样的局面，实际是史学革命，乃至社会革命的成果，是来之不易的。

平民的生活史是否有可记述的价值?这一点，若是用唯物史观的大理论来解释，话可就多了，还是引粱启超的一段话比较切近。梁氏在其名著《中国历史研究法》里说：“一商店或一家宅之积年流水账簿，以常识论之，宁非天下最无用之物?然以历史家眼光观之，倘将‘同仁堂’、‘王麻子’、‘都一处’等数家自开店迄今之账簿及城乡间贫富旧家之账簿各数种，用科学方法一为研究整理，其为瑰宝，宁复可量?盖百年来物价变迁，可从此以得确实资料；而社会生活状况之大概情形，亦历历若睹也。”梁氏这番话，对于我们认识平民之史的价值，有极大的启迪。首先，平民的物事绝不可小觑，那里面包含着最切近社会本质的历史信息，对于研究大的历史问题，如时代优劣的判定，威权人物的臧否，都有基础性的认识作用。其次，梁启超提示我们，只有用历史家的眼光来考察这些平民物事，才能看出名堂，理出头绪，找出其中的历史意义所在。

胡适在《中国书的收集法》一文中，说过这样一句话：“老百姓自己的东西才是真正的平民历史。”我理解这“老百姓自己的东西”，既可指真正反映老百姓生活的东西，又可指老百姓生活中产生的东西，而后者中，就包含了普通人所写的关于自己的经历和生活的文字。对于前者，胡适举出了反映明代商人生活的《金瓶梅》和反映清代男娼风气的《品花宝鉴》；对于后者，我觉得可以举出同仁堂、王麻子、都一处的账本和孟元老写的《东京梦华录》。张海惠写的《一天又一天》也应当属于后者。 《一天又一天》就是。‘老百姓自己的东西”，因而也就是“真正的平民历史”。

张海惠当然是平民，但她却是一个有史学素养的人，她在大学念的是历史系，后来长期在图书馆搞古籍工作，现在是美国一家图书馆的馆员。我感觉，她的《一天又一天》，正是循着梁启超所指点的重视平民史的路子写成的，不管她事先是否专门看过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从书中所谈的内容，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这本书纯正的平民性。所写的穿着习惯和款式、饮食习惯、购物方式、商品物价、居住条件、日常开销、出行方式、交通设施和票价、邻里关系、娱乐游戏方式，等等，都是普通人最基本、最具体、最平凡的生活事项，而写清楚这些，也就是写出了当时中国社会生活最基本的状况，写出了当代中国经济史、政治史的一个侧影。

《一天又一天》对所写史事的时段和地域都做了限制。在时段上，只写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地域上，只写了北京。这实际是作者的一种史学眼光。这个时段，就是作者要写的“断代史”；这个地域，就是作者要写的地方史。20世纪六七十年代，正值“文革”前以及“文革”中的一段时间，这段历史是非同寻常的。并不是随便哪一段历史拿来写都有意义，而写这一段历史，即使是写普通人的生活，也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在平民史的背后，是当时的天下大势。关于北京史，历史上名作甚多，写作高手如林，但多数著作所谈的都是古代和近代的北京。张海惠则是写“今上”，写亲历亲闻的北京生活，这是北京史资料之树上发的一支新枝。

写《一天又一天》所用的笔法，是史笔，虽略输文彩，但质朴平实，讲的都是真实的人与事，可以作为信史来读。有心研究这一段历史的学者，可以将此书作为史料引用；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普通读者，可以略见那个时代的生活概貌；有怀旧情结的人，大约会产生一些与作者相同的情感共鸣。

张海惠在美国生活多年，比较了解美国人，所以文章中常有将中关共有的生活事项加以对比的文字，这些文字，多少带有一点近代以来留洋人士所写的文章的笔调，其眼光是开阔、弘通的，议论也时有精警之语，使人读后能产生更多的思考。

看《一天又一天》，有一点总觉得不够满足，就是书里对那个时代普通人的精神生活着墨不多，这也是我读许多回忆那个时代的忆旧文章时所感觉到的遗憾。那个时代，人们的精神备受压抑和扭曲，苦闷至极，精神生活更是苍白贫乏有如沙漠，但也不是没有值得记述的东西。那些在今天看来已成为笑柄、但当时却大行其道的许多精神生活内容，如攒纪念章，吃忆苦饭，学样板戏，办赛诗台，偷看“禁书”，等等，就很值得记录下来。当然，记述这些东西往往要谈到当时的“左”倾政治，似乎不大容易写，但也正是这种不容易，正说明这类东西大有记述的必要。因为，真正对后人有警示作用的，恐怕主要是这类东西。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我极喜欢明代大才子杨升庵写的这首《临江仙》词，觉得可以称得上“千古第一怀旧词”，词中仿佛把怀旧者的沧桑感、兴亡感、悲壮感和哀伤感都写尽了。我觉得，许许多多忆旧述史之作的作者，似乎都有一些这首词所表现出的情怀。《三国演义》的著者罗贯中，就把这首词置于全书之首，然后才展开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而阅读忆旧述史之作的人们，也时常会怀有这首词所吟诵的心境。我读《一天又一天》时，心头就常常涌出这首词。

是啊，回首三四十年前，多少“英雄人物”显赫一时，却又都黯然从历史舞台上退走，那个烈火烹油般的时代所发生的是是非非，转眼便成虚空，又有谁说得清?唯有青山残阳仍在，城郭人民仍在，还有忆旧谈往者留下的那些写着斑斑点点历史陈迹的文字。是啊，现在已经到了可以怀旧谈史的时代了，渔人樵夫也可以把盏斟酒，说说自己的历史，谈谈天下的兴亡了。

是为关于《一天又一天》的一点感想，权且当作序。

2006年11月22日写于京西定慧寺之扪虱堂。

连日浓雾压城，今始散去。树叶已黄，寒雀

惊飞，冬意渐深。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生活距离我们亦近亦远，发生在那段时间里的事亦大亦小。

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至今不过才三四十年的光景。三四十年作为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时间段，实在是太短暂，短到可以被史学家一笔带过或者忽略不计。然而，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所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影响了每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却是个不争的事实。尤其是80年代以后，经济和科技的飞速发展对中国人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那保存了几十年的生活状态和方式被迅速地淘汰、更新。速度之快、周期之短恐怕是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不曾有过的。因此，虽然三四十年前所发生的事情还清晰地留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里，近到触手可及，我们却已经无法对自己的下一代讲清楚什么是“蜂窝煤”，没有电视的日子是什么样子的，补袜子的时候干嘛要用“补袜板”，为什么他们的父母老大不小了还没有碰过异性的手……因为这些对于他们来说简直是生活“过去时”的“过去时”，是那么的遥远。

那段时间里与柴米油盐、吃饭穿衣、念书识字、挣钱养家有关的每件事都是大事，关乎着百姓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的生计。相对于国家之命运，它们实在是琐碎，实在是鸡毛蒜皮。比起朝代更替、金戈铁马、权力之争、民族危亡，百姓所经历的日常生活实在是小到不能提及，无法记载。

然而，20世纪六七十年代离我们近也好，远也罢；发生在那个时期百姓生活中的事大也好，小也罢；既然它作为中国社会生活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时间段，那些与百姓生活状态有关的琐事碎情曾经存在过，就该把它们记录下来，让百姓在那段时间里的生活“立体”起来。

北京是我出生、成长、学习和工作过的地方，六七十年代北京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是我所熟悉的，而进入80年代之后，京城百姓生活变化之大之快使此前的生活细节面临着被淘汰殆尽的局面，这一切便是我为什么选择“京城”和“20世纪六七十年代”作为我写这本小书的时空范围。记载当时京城百姓的日常生活，便是推开了解那个年代中国普通人生活的一扇窗口。这本小书并非文学作品，其内容全部基于我对生活事实和细节的记忆，以及对一些数字和史实的核实，尽可能如实、细致地回忆和记载那个年代普通市民的生活细节，以最普通的语言把它们记录下来，偶尔掺入自己的少许感想和感叹，是我追求的风格。

生活本身是琐碎的，没有琐碎就没有生活。琐碎的事情被如实地记载下来，便能反映某个特定历史时期人们真实的社会生活。于是，它便不再琐碎，因为它成了中国社会生活史史书中某一页上的几行……

2004年9月，惟一的儿子走进了大学校门，我随即无选择地进入了亲朋好友早已善意提示过的“空巢期”。回忆和记载一件件琐事，重拾和堆集一羽羽鸡毛，便成了我的选择，即以积极的方式让自己在生活的这个特殊阶段得以顺利过渡，事实证明了它的行之有效。几个月之后，也就是2005年夏季，本书的前五个部分便已经完成了。回国探亲时和几位大学同窗谈起了正在写的这本小书，得知大学系友刘仰东先生的《红底金字：六七十年代的北京孩子》刚刚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第一反应是我们很有可能在部分内容上“撞车”，在邢东田的帮助下很快收到一本仰东先生亲自转来的大作。这本书对六七十年代北京孩子的真实记载可谓十分细致全面，确是一部了解北京某个特定历史时期民俗和风俗不可或缺的作品。于是，我对当时尚未开始、与北京孩童有关的原定写作计划作了大幅度修改。出国十几年来，由于在大学东亚图书馆从事的是与图书咨询有关的工作，近些年也在不间歇地发表、编辑和出版与海外“中国学”研究相关的文章和工具书，但都没有像这两年中写这部小书来得轻松愉快。

感谢小友邹雨舟为此书所作的三幅插图。感谢大学同窗、北京中华书局资深编辑柳宪女士，中学校友张京云彭红夫妇、高小功先生、蓬莉女士、朋友宋熙平余鹃夫妇、堂姐贺心颖女士、从小生活在同一家属宿舍的刘赤丹先生、谭画白先生、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图书馆何剑叶女士、同事杨孔建女士、大妹张小夏等为小书所提供的珍贵照片和资料。感谢大学同桌、《北京日报》理论部主任李乔先生拔冗作序。最后，还要感谢我先生张云帮助我回忆一些生活细节。

张海惠

2006年11月18日于美国匹兹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