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皇帝溥仪的生父，权倾一朝的摄政王，以“和平逊位”方式改朝换代，写下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篇章。一个向往和平、追求安逸、隐忍含蓄的父亲，在时局动荡中度过了颠沛流离的一生。

提起载沣，有些人或许感到陌生。但说到中国封建王朝最末一位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熟悉的人就多了。本书所记述的主人公即是末代皇帝溥仪生父——爱新觉罗·载沣。

爱新觉罗·载沣，生于光绪九年正月初五(1883年2月12日)，故于1951年2月3日。他近68年人生岁月，经历了戊戌变法、庚子之变、溥仪登基、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伪满洲国建立，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而载沣本人，在上述历史巨大变迁之中数度沉浮，最终在平静中走向了生命的终点。

家世

父亲奕譞

生母刘佳氏

两位胞弟——载洵和载涛

醇亲王府

从政

德国之行

婚事风波

当上了摄政王

摄政之难

斗不过袁世凯

谋刺摄政王案

退位之后

孙中山来访

不许留洋

嫡福晋之死

宫城大火

溥仪躲进醇王府

教堂避难

在天津

到天津去

太平日了不太平

溥杰造反

生平一怕

挥泪别静园

到伪满探亲人

探亲归来

再迁日租界

天津发大水

重返北平

“不胜今昔之慨”

欢庆过后足哀伤

“花甲含饴”

晚景凄凉

一场虚惊

解放前后

出售王府

最后的岁月

载沣子女一览

载沣年谱

两位胞弟——载洵和载涛

载沣兄弟七个，其中三个早丧。二哥载湉在载沣出世前八年当了光绪皇帝。载沣排行老五。他和六弟载洵、七弟载涛同为奕譞侧福晋刘佳氏所生。光绪则为奕譞嫡福晋叶赫那拉氏所生。载洵生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光绪二十八年(19()2年)，他十七岁的时候，过继给瑞敏郡王奕志为嗣，并承袭贝勒。嘹承袭人载漪因参与义和刚运动被清政府革职退继。其所居住的原端工府已在庚子年(1900年)被外围联军烧毁，所以任决定载洵承继奕志为嗣后，载沣将原属醇王府所有的“适同”赠与载洵，作为洵贝勒府(适园旧址存原西单商场北门外今中央组织部院内)。

载洵自幼精明，吟诗作画，吹拉弹唱，样样在行。他的书法也颇见功力，篆隶楷行草无所不能。今宋庆龄故届内听雨屋的匾额即为载洵幼年所书。

载洵虽比载沣小两岁，但他往往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担当发号施令的角色。譬如，小时候他与载沣和载涛一块儿吃烧饼。他曾经别出心裁提出这样一个动议：每个烧饼都由兄弟三人分而食之。据说当时吃芝麻烧饼，数量有限，每人两个。为了自己能吃得好，载洵规定由他吃沾满芝麻的烧饼盖儿，这部分味道最佳；载涛吃芝麻酱很多的松软的烧饼瓤和酥脆的烧饼底儿；剩下最没味道的烧饼边儿归载沣“消灭”。

载沣生性宽厚，他从不与弟弟计较。比起堪称“美食家”的载洵和载涛，他品味餐食的水平相差殊远。幼年时弟兄三人在醇王府用餐，规定三人轮流每餐点一道菜，轮到载洵和载涛点菜时，他们总要费尽心机花样翻新，很少重复。而载沣则叫不出太多的菜名，点来点去不外乎那几样：炖鸡、熏鸡，熏鸡、炖鸡。一次好不容易想出一道新菜：熏小鸡炖白菜。厨师虽没听说过这道菜，但载沣点厂，只好硬着头皮去做。结果是菜上来了，味道实在不咋样。载沣一看也不是自己想像中的那道菜，就向载洵和载涛讨教，他俩一听就明白了，载沣要的菜应该是鸭架汤，而不是什么“熏小鸡炖白菜”。这件事从此被载洵和载涛当成笑料到处传扬。载沣却不计较，只是一笑了之。

载洵深知载沣宽厚、随和的好脾气，不管什么事，只要你向他坚持，到头来他总会让步。宣统二年(1910年)，载洵和载涛一起，死死缠住载沣向他要官做。载沣起初不肯，后来禁不住他俩软磨硬泡，竟然儿戏般授权载洵当了海军人臣，还派他专程去欧洲考察了一番。授权载涛当了相当于今天全军总参谋长职位的军咨府大臣和近卫军训练大臣。

载洵入政，却原来是个只知摆谱不务正业的“腐败分子”。据解放后出版的《北洋军阀统冶时期史话》载：载洵“曾被派到奉天查案，火车到了，他小肯下车，派人示意地方官孝敬貂皮三干套才肯下车。关外虽是产貂皮的地方，但是一口气拿出三千套却是办不到的。而钦差大臣不下车，地方官就不能不提心吊胆地担负很大的责任。因此他们派专人携巨款到北京加紧采办，凑足了三千套貂皮献给载洵”。

辛亥革命之后，载洵赋闲在家。1928年，与载沣一家一起移居天津。在天津与梨园界交往甚笃。晚年尤嗜大烟。1949年卒于天津寓所。

载涛生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宣统登基，随着载沣监国摄政，他也被加官晋爵，成了握有实权的人物。但仅仅才过两年，他这位未动过真枪真炮，没打过一次仗的军咨府大臣，就被辛亥革命的风暴卷下了台。

载涛自幼习武，尤喜欢骑术。他曾专门对皇城禁卫军进行过骑术培训。外出欧洲考察时，他还特意参观了法国的一所骑兵学校。载涛本人骑术也很高。据说他可以在飞奔的马背上做出俯身、倒立、倒骑等多种姿势。他对马的研究也有颇深的造诣。走到街上，随便碰到一匹什么马，他立刻能辨识出它是驭马、骑马、耕马还是驮马。  有了武术的根底，载涛的京剧武生戏也成了行家。年轻时由红极一时的名武生杨小楼教了多出武戏。如颇见功力的“猴子戏”《安天会》，描写太平天国与清帅向荣交战故事的《铁公鸡》，都是载涛的拿手好戏。因其特殊身份，载涛演戏不在戏院也不上堂会，只是在亲贵之家的小范围内才偶尔露一露。

P11-13

中国历史上最朱一代皇帝溥仪的生父载沣于今已是几乎被人淡忘的人物了。当今之所以要提起他，还不仅仅因为他是末代皇帝的生父，更在于他虽曾身为摄政王，辅佐幼帝溥仪权倾一朝，但在“辛亥革命”爆发后，手握实权的他，识时务地选择了皇帝“逊位”，和平地交出了大清政权，从而避免了一场大规模的流血冲突。

可以这么说，大清王朝就结束在他的手中。虽然，从历史的大背景上来说，他不是主要责任人，但他毕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载沣以“和平逊位”方式改朝换代，这在中国封建历吏上也是绝无仅有的篇章，载沣之举因之愈发值得肯定。

载沣1883年出生，1951年病逝，前后近68年的人生旅程中，经历了中国近、现代史上十多起重大历史事件。在某些事件中，还充当了重要角色。但他从来没有飞扬跋扈不可一世之态。相反，他从政也好，为人也罢，从来是谦和并且谨小慎微，更像一个少有主见的和事佬。他不具备君临天下的雄才大略，面临复杂的政局，往往缺少主见。不要说与慈禧即使与光绪相比，也不在一个档次。但历史就是这样地不可捉摸，尽管载沣驾驭政局能力平庸，但因为他是皇亲，一样可以成为政治舞台上风云显赫的人物。本书中记述的汪精卫刺杀摄政王事件，其与袁世凯明争暗斗的较量，都再清楚不过地证明了立在政坛上的载沣，实在是历史的误会。

“逊位”后的载沣，天真地自以为可以过上不问国事，只“回家抱孩子”的生活。他没有料想到，由于他与他的家庭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在时局动荡的中国，平静安逸的生活不可能属于他。于是就有了他在其后数十年间颠沛流离。丁巳复辟，溥仪出宫，伪满立“国”，天津避难，中共建国，出售王府……这些载沣亲历的事情或事件，没有哪一个能让他悬着的心平静下来，直至他最后辞别人世。

载沣曾自撰一副对联“唷书真富贵，无事小神仙”。可见他对和平生活是多么向往。本书以较多的笔触，讲述了他‘逊位”之后的家庭生活。嫡福晋瓜尔佳氏曾为包括载沣在内的整个醇王府的主宰，其自杀后，王府内的日子才有了相对的安定。但多变的政局，却一直缠绕着载沣和他的一家。特别是围绕着溥仪的去向，载沣的态度虽然坚决——希望溥仪归隐江湖，不再抛头露面。但溥仪自己经不住重立江山的诱惑，死心塌地追随日本逃到长春，紧接着溥杰还有韫龢、韫颖、韫娴(分别为载沣次女、三女和四女)等也步其后尘而去。溥杰逃离前，还连蒙带唬地将一家人骗到天津。载沣对此是无可奈何。长期在身边陪伴他的除了邓佳氏只有四子溥任和两个最小的女儿。因其特殊身份，也出于安全考虑，他不能与外界有过多的交往。孤独寂寞的他，也很天真。如他为掩人耳目，明明搬了家，却仍让其子女放学下学绕到原来的住处晃一晃——这其实是连小孩子都骗不了的把戏，他就做得这么认真!

我在采写载沣经历的过程中，曾与其子女多有接触。载沣四子溥任对我说过，父亲与子女间除了饮食起居，基本上没有思想的交流。他只是从载沣的言谈举止中去揣摩他的所思所想。溥任认为，他的内心世界实际上充满了困惑和矛盾。这一点从他1915年在旧书摊上偶然购得的《醇亲王使德始末恭纪》之后，数十年反复阅读，多次写下感慨之言，即可以近切地感受到。再有出售王府一事，蒋介石派人来买，他断然拒绝。而中共来买，他则痛快地答应，因为他心里非常明白，卖掉王府祖业势在必行，不卖是绝对不可以的。能力平庸的他，对如何在紧要关头保全自家性命一贯是十分清醒的。这“清醒”实际是以承担巨大的心理负担为代价的。

载沣坚持用满文写了几十年日记。李文达先生在帮助溥仪写作《我的前半生》时，曾参考了日记中不少记述。但平心而论，载沣的日记写得简略枯燥少有趣味。即使像孙文来访这样重要的事情，在他的笔下也不过三言两语。(《载沣日记》最近将由群众出版社出版，读者若有兴趣，不妨一阅。)可惜这部极有史料价值的日记，“文革”中从溥任家抄走，自此再也无消息。现在将出版的这部日记，还是当初在帮助溥仪写作《我的前半生》时，李文达先生请人另抄的‘抄本”。因抄者不懂满文，一些不清之处也就“照葫芦画瓢”描摹，错谬在所难免。

正是由于载沣一家的特殊地位，在其宣布‘逊位”之后的五六十年间，几乎所有的家庭成员，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东西南北地经历了各不相同的命运。溥仪伪满称“帝”，溥杰入日本士官学校，次女韫稣(长女韫嫫早逝)嫁与伪满总理郑孝胥之孙郑广元，三女韫颖嫁与婉容之弟郭布罗润骐，四女韫娴嫁与清末绍兴知府贵福之子赵国圻(后更名赵琪瑶)……

综观此书，因涉及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纷杂，需要核查大量史料，这是非常耗费时间的事。此外，对一些相关的问题，尚要向专家讨教。如我在载沣‘婚事风波”一节时，经过对一些资料的比照，与《我的前半生》中关于此事的描述有所不同，这一点得到李文达先生的肯定。李文达先生特意对我说过，我的看法可能更接近真实。

时光如水，不知不觉中，采访与写作本书，已经是十几甚至二十年前的往事。其间许多接受过我采访的人物已经过世。现今与我保持联系的只有溥仪四弟溥任了。但因年事已高，双耳失聪，已经很难与其进行长时间的交流了。男有溥杰，曾为本书题写过书名，可惜书名现也不知何处。而溥杰则已辞世多年。我个人感觉，溥杰先生是个相当和善与坦率的老人。如他曾向我评价张学良时说，他与张在北京饭店跳舞时相识。张很鼓励有复清之志的溥杰去日本学军事，张说他与日本政界多有交往。载沣一家流亡天津日本租界，实际是张学良出的馊主意。其意是要载沣一家到天津寻求日本人的“保护”。可见张学良与一直跟日本人明争暗斗的其父张作霖不同，起码在九·一八之前，他一直与日本政界有着密切联系。

又因关于载沣从政的史料和吏实多见记载，我在写作本书过程中，有意将这一部分简化，而在记述其退位之后的生活部分因可资写作的资料很少，全靠查阅故宫尘封的档案及对其尚在的亲友采访所得，很多见闻都是第一次披露。叉因此书着重点在于纪实，故对所记录的事件或人物少有渲染。

综观载沣一生，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想到这样一句话：

一切都会过去，凡过去即为历史。

当我把这本书奉献给读者的时候，希望读者能从中受益。大家都知道我们读过的所有历史，只能是繁杂的历史过程中极简略的瞬间。而历史的全部还要靠我们通过这些记录下的瞬间信息去思索、去品味。但无论如何，历史是万万不能“戏说”的。因为“戏说”是对现实和历史的双重背离，它终将导致一个民族整体对真实历史的失忆。

作者柳 白

2006年3月25日于北京花园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