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选择日常生活的角度，用知识考古学的方式，就延安时期的某些历史关键问题或趣味敏感话题，作溯流探源与疏浚流程的工作，借以考察改造、塑造我们几代人精神人格的集体生活规则，探讨制约、规范我们几代人思维言说习惯的集体记忆法则。

本书题材新颖，资料丰富，文情并茂，既是大众话题，又是学术研究，堪称近年来该学科领域的翘楚之作。

本书选择日常生活的角度，用知识考古学的方式，就延安时期的某些历史关键问题或趣味敏感活题，作溯流探源与疏浚河道的工作，描述延安生活中的历史真实，借以考察改造塑造我们几代人精神人格的革命集体生活规则，探讨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革命精神。作者用严肃认真的学术态度，在查阅大量文献档案资料，多方采访延安革命老人，深入延安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展开对延安历史生活的研究。题材新颖，资料丰富，文情并茂，既是大众话题，又是学术研究，堪称近年来该学科领域的翘楚之作。

自序：“五四”过后是延安

饮食篇

延安生活指数

工人有什么才来劲

改造“二流子”

把日本战俘变成革命战友

人文篇

延安医生“告御状”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激烈争论

秧歌是这样开发的

晴朗的七月十五日

黑色的七月十五日

男女篇

飒爽英姿是怎样炼成的

飒爽英姿炼成之后

延安交际舞始末

恋爱中的枪声

附录：《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刑事判决书》

补记：刘茜的家庭与出身 

风物篇

关于宝塔山延河水的万千说法

狼与虱子的生死浮沉

后记：缘于南京路上的思考

三 危难中的斗争

革命队伍里潜藏着的产业技术工人与红军干部的矛盾，到1942年全部暴露出来，并导致公营工厂里激烈的斗争。

事情肇始于1941年初“皖南事变”爆发，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国民政府完全断绝了原来拨给八路军的军饷经费，从而直接导致边区政府财政紧张的局面。毛泽东后来公开承认，“陕甘宁边区的财政问题，就是几万军队和工作人员的生活费和事业费的供给问题，也就是抗日经费的供给问题。”“最大的一次困难是在1940年和1941年，国民党的两次反共摩擦，都在这一时期。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大生产运动是因此而普遍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的，此前只有为着改善伙食而种菜、养猪、打柴等零星的生产活动，不足以抗拒经济封锁带来的财政困难。

受经济封锁的影响，边区一些公营工厂同样陷于困顿之中。赵占魁所在的边区农具厂，由于生产设备简陋，熟练技术工人少，合格产品不多，加之周转资金短缺，“常使工作发生障碍，甚至工人工资生活费用难以维持，更谈不上赚钱”。此前，1940年9月，朱德巡视边区各工厂，就已经发现农具厂等多个公营工厂存在基础薄弱，设备简陋，原料缺乏等较严重问题，并提议将若干工厂合并，移交军委工业局管理，强化军工生产。1942年初，中央军委总后勤部下文，将边区农具厂与军委工业局机器二厂合并，并将军工局三厂的手榴弹和复装子弹部分与河庄坪修械所一起合并起来，形成以生产手榴弹和复装子弹为主的兵工生产基地。厂址在距离延安西北30余里的温家沟村，对外仍称边区农具厂，隶属于八路军留守兵团，同年9月留守兵团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合并，该厂隶属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后勤部军工局。

与财政困难相伴而生的，是物价飞涨。1938年一盒香烟0.1元，到1941年就是2—4元。如果以1937年上半年延安的平均物价指数为100计算，那么，到1941年6月为1914.5，到12月为442l，全年为2228.9。也就是说1941年底的物价，是1937年初的物价的44.2倍。

为了保障工人生活不受物价上涨因素的影响，1941年9月，公营工厂采取“货币与物品工资制”，就是除工人的衣食住由工厂供给外，再依其技术熟练程度酌发货币工资，以为日常生活费用。工人们普遍接受，一切正常。但到1942年5月，情况突然发生变化，并酿成工潮斗争。

1942年5月5—9日，边区总工会召开公营工厂工会干部会议(简称“五五会议”)，讨论工人教育工作和工会整风问题，并自上而下地对工人工资标准和劳动合同作出修改。修改后的《陕甘宁边区战时公营工厂集体合同准则》规定，工人每天劳动时间10小时，比此前增加2小时，夜班工作时间与日班相同；星期天和例假日休息与此前不变，但节假或纪念日如遇星期日，不再补假；工人工资标准取消最低与最高限制，“工资之大小，根据技术之高低与熟练程度以及劳动热忱(按件工资之大小，根据成品之数量、质量以及原料节省)，由估价委员会估定，经厂方批准公布(估价委员会由厂方负责主持，协同工会聘请或选举若干工人组织之)。”并且，取消原来每半年估价一次的规定，“估价委员会除临时个别估价外，集体估价的期限由各厂与工会依据各厂具体需要决定之。”这样，本来主要由工会代表工人利益决定工资标准，现在变成主要由工厂行政部门决定工人工资标准。

实际上在这之前，已经有部分工厂的工人为了支援抗战，自动地增加工时，降低工资标准。现在边区政府遭遇经济困难，对工人劳动时间和工资标准作适当的调整，应当说是完全有可能被接受的。“公营工厂的盈利，不像私营工厂落在私人的腰包里，而是消耗于战场上，消耗于党政军民学的需要上，基本上是没有钱挣的。边区公营工厂既然不是专门图利的，而是为供给抗战与人民需要的，它的劳动是带有义务性的，所以公营工厂的工资一定要比外面低些，但公营工厂的工资虽低，但仍发给一定额的工资，所以又并非完全是义务性的。”可惜的是，在会议期间这个新合同准则就没有得到大多数代表的通过，加之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工作方式，主持其事的领导人命令式的工作作风，佐之以军法处置的严厉手段措施，使得在贯彻执行中更遇到严重阻力，并激发了长期存在的技术工人与红军干部之间的矛盾。

先是中央印刷厂孙铁林问题。孙是该厂印刷工人，厂工会组织部部长。五五会议后，他代表工会主席回厂传达会议精神时，公开表示自己的不满情绪，反对厂工会在工人利益问题上的“妥协退让”态度，说这样的工会是厂方的走狗和附庸。在遭到厂长的反对后，他就衣服、鞋子、伙食、病号待遇等具体问题，代表工人要求厂方兑现合同，影响了该厂的生产和团结。

接着是光华印刷厂工会反对工厂和总工会。该厂两届工会主席任路明、江淋代表厂工会抵制执行新的劳动合同，在工人中鼓动说，这样的新规定是工厂对工人的剥削，要求工厂提高工人的伙食待遇，导致该厂大半年生产数量大减。

再之是边区农具厂狄德建事件。狄出身普通工人，熟悉手榴弹制造，凭着工作勤奋，为人坦率耿直，当选为该厂工会主任。6月16日该厂行政部门与工会讨论执行新合同准则时，他当即表示反对，认为这不是改善工人生活，而是剥削工人劳动。会议难以进行，他退出会场，以工会名义召开工人大会，将问题公布于众。工人们群情激愤，张贴标语：“狄建德代表工人利益”，“打倒溜尻子的”，指责上级主管部门留守兵团欺骗工人，答应条件不兑现，要求毛主席、朱总司令出来作解释。

此外，还有难民工厂工人走出厂区，包围延安市政府，要求与市长直接对话；边区机器厂工人围攻区政府；新华化学厂工人与进厂平复工潮的警察发生冲突，捆绑警察；边区被服厂工人辱骂警察，等等。

面对如此工潮，边区政府采取的对策是，首先用组织群众运动的方式，寻找积极分子，鼓励积极分子站出来揭发坏人，以此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各个击破。在中央印刷厂的工潮中，工人徐立想请假回家，工厂不同意。孙铁林为其出主意，“要在工作上表现坏，工会开除你会籍，厂方也开除你出厂，你就可以回家了。”徐立听从计策，就有一天不做工。但工会没有马上开除其会籍，而是通过说服工作，将他争取过来。他将孙铁林为他出的主意全盘倒出来，于是让孙孤立了。边区农具厂事件后，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派出李颉伯和边区总工会章萍两人进驻该厂工作48天，他们将工人分层次分先后地个别谈话，然后找出好人赵占魁，坏人狄建德。

其次，严厉惩处，绝不手软。结合整风运动提供的新的政治标准、斗争旗号和敌我界线，对于揭发出来的坏人重新命名，谁不执行五五会议精神，谁不服从上级领导，谁就不仅仅是一般的坏人，而且是特务、汉奸、反革命分子。“在今天公营工厂的生产任务中，与赵占魁运动同样重要的，是建立各工厂必要的管理制度，清洗破坏分子，实行经济核算，反对贪污浪费。”振华纸厂将带头怠工的工会组织委员高成明开除工会会籍，开除出厂。光华印刷厂现任工会主席江淋，被撤销主席职务。边区农具厂工会主席狄建德被孤立后，由留守兵团司令部下达命令，将其交由军法处处办。

再次，继之以对工人的教育改造，重新塑造赵占魁式的劳动英雄的新工人。

这些措施，尤其是后两者，在1942—1943年整风运动中的延安公营工厂里实施，是非常有成效的。因为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固然给陕甘宁边区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同时也使得进出边区的道路不再通畅，此前延安对知识分子和技术工人实行来去自由的政策不复存在。据曾任陕甘宁边区军事工业局局长的李强介绍，“抗战以前，边区也曾来了几个专家和技术人员，想在这里参加工业技术工作，由于关系没有搞好，不久他们又走了。”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以前如此进而出，出而进的人多的是，但现在都不可能。  P45-49

自序：“五四”过后是延安

朱鸿召

我们早已关注“五四”，我们刚开始关注延安。

从“五四”到延安，20世纪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河流拐了一个弯。

十年延安时期(1937—1947)，不仅规范制约了此后半个多世纪十几亿中国人的生死浮沉与歌哭，而且重新阐释了此前包括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内的中国近现代社会史、文化史和文学史，重新规划了中国古代社会史、文化史和文学史，还重新描述了世界社会史、文化史、文学史。

立于又一个新世纪之初，回顾刚刚成为过去，还带着我们父辈、祖父辈体温的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具有思想文化史价值意义的时代，只有“五四”和延安。“五四”发现了人，延安改造了人。20世纪中国社会的历史因此而溶人我们的血脉，凝结着我们父辈、祖父辈的泪水、汗水和血水，吸纳了我们几代人发自心灵深处的风声、雨声、咆哮声、厮杀声、欢笑声……

这种人，就是近现代中国读书人，现在通称的知识分子。

发现人，是寻找历史遗嘱的执行人。经历过19世纪后半叶中西方商贸、炮火和文化的交流来往，中华民族危亡日渐加重，历史的遗嘱在等待执行。清末一系列新政运动，带来前所未有的经济变革和社会变革，但被一再拖延，最后胎死腹中的政治变革，导致一而再，再而三的武装斗争、军阀政治。旧秩序已经破坏，新秩序还没有形成，科举制度废除，斩断了中国读书人与原有社会政治体制的必然联系，他们成为一群飘忽不定的自由人。五四新文化运动在进化论旗帜下，寻找到已经接受或正在接受西方新文化思想影响的新式知识分子，作为引领时代发展方向，担当思想解放、文化解放，创造新人生、创造新社会的历史遗嘱执行人。

尽管脐带斩断，血脉相通，这些新式知识分子骨子里流淌着浓厚的传统中国文化习性。但是，他们中的优秀分子已经具备了“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铮铮傲骨，“大胆地设想，小心地求证”的科学态度，“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浩然情怀。他们在“五四”之后，担当道义，抗争强权，呵护天下良知和黎民百姓。

改造人，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经历过延安整风审干抢救运动，进入革命队伍里的新知识分子，率先接受洗心革面的人生改造。在阶级论思想指引下，无论你是出身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必须改造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这是此后几代中国读书人唯一可走的人生道路。

五四新文化运动因为发现了人而创造了20世纪前半叶历史，延安时期因为改造了人而创造了20世纪后半叶历史。并且，因为改造人，重新塑造人，延安改写了整个中国社会历史。这是怎样一段惊涛拍岸、波浪滔天的河湾呀!

本书选择日常生活的角度，用知识考古学的方式，就延安时期的某些历史关键问题或趣味敏感话题，作溯流探源与疏浚流程的工作，借以考察改造、塑造我们几代人精神人格的集体生活规则，探讨制约、规范我们几代人思维言说习惯的集体记忆法则。

延安十年历史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当代性，远远超出了“五四”。我相信，清理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遗产绕不过延安，建设2l世纪中国社会文明进程同样绕不过延安。我希望，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幸福的人都关注延安、思索延安，以此作为我们今天选择生活方式与生存方式的逻辑起点。

盼望呼应，期待批评。我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E-mail：zhuhongzhao@vip.sina.com

2007年5月改定

后记：缘于南京路上的思考

我生长在中国，这是一片多灾多难的土地。

作为一个读书人，忝为知识分子，强烈的现实感是一种澎湃的激情，激励着我在延安日常生活的历史间穿行。我现在供职的单位毗邻南京路，几乎每天都要从这条被称为中华第一商业街走过。这里永远不缺乏流行时尚，但流行时尚的背后却是一种过于喧嚣的单调与乏味。

在琳琅满目的商场货架上，你很难找到有我们自己独立知识产权的商品，除了仅有的土特产——邵万生糟货和蔡同德堂中药。又何止是这条商业街上的商场货架呢?生活在上海这样一个现代化大都市里，你的衣食住行、你的耳闻目睹，同样也很难找到有我们自己独立知识产权的用品、物品和产品。如果说这只是形而下的物质生活层面的现象，那么，属于形而上的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情况又是如何呢?我们每个月出版数以千计的杂志，数以万计的图书，有层出不穷的温情时尚，有翻来覆去的风花雪月，却难得见到真知灼见的思想、别开生面的智慧；我们每年上演播出数以千万计的影视戏剧作品，不缺乏歌舞升平的热闹场景，却难以见识属于我们自己的堪称伟大的艺术才情和独具匠心的创造精神。还有居于这形而下与形而上之间的知识文化传递层面的中小学教育，孩子们写作的作文也没有想像，没有幻想，在最应该做梦的年龄放弃了做梦的权利、丧失了做梦的能力。而幻想、想像力，正是创造能力的标志与象征，对于一个人是这样，对于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社会，也是这样!

没有想像力，就没有创造力，在世界日渐一体化的地球村里就不能开拓和拥有属于自己的心灵天地，甚至就难以呵护属于自己的精神文化家园。

我本来学习的专业是文学，致力于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但面对如此现实，我从文学转向对社会历史文化的人文关注。

从“五四”经延安到现在，20世纪中国文化的河流，流量渐变。我们在进化论、历史决定论观念指引下，倡导“少年中国”说、“新青年”主张，发动大革命风暴、新启蒙运动，形成政党政治，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追求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将本来就断裂得没有连续300年的历史迫不及待地用炮火和推土机摧毁碾碎，然后贴上光洁靓丽的瓷砖或马赛克。这样，我们在20年不到的时间里，全国上下，从中央到地方，从京城到乡镇，所有广场上的地砖和厕所里的瓷砖，都是那么惊人地相似，一样的花头。

我因此而关注延安，思考延安，重新发掘整理延安。

延安虽然距离我们现在只有半个多世纪，但是我的工作已经持续了近十年，这部书稿也先后写作了近五年，我仍然感觉到最困难的是史料。对史料的发掘考辨，绝不是什么学究冬烘，而是因为这十年延安的历史经验，规范制约了此后半个多世纪，以至于今天，几代中国人的生死浮沉和精神生命历程。我是将自己在现实生活工作中遇到的所有困惑与思考，都寄托在了对延安十年历史的梳理审问研究。

图书馆里可以公开查阅的资料，似乎都在描述着一个我们耳熟能详的延安。掩藏在一些未公开的档案材料和个人记忆角落里的，似乎还有另外一个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延安。我无意于用一个来否定另一个，我相信如果确实存在两个延安，那么值得我们关心的是，一个完整的真实的延安到底是什么?

记得那是1998年底的一天，在巨鹿路那座曾经是某某资本家的小洋楼改制的《上海文学》编辑部，蔡翔先生问我，能否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来写延安?对，用知识考古的方式，还原延安生活面貌，描述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真实，揭示那些已经进入历史与未能进入历史的延安日常生活记忆的加减乘除法。

透过这个窗口，我忽然发现了一片奇异的风景。

从那时到现在的几年时间里，这部书的部分篇章承蒙蔡翔、杨斌华，以及编辑部其他先生的器重，陆续在《上海文学》杂志刊载，并不断被其他报刊转载。其中《秧歌是这样开发的》还荣获第八届(1998—2003)《上海文学》优秀作品奖。这增添了我继续研究，不断探究的兴致和勇气。

延安，浓缩了现代中国革命的集体记忆法则。它不但决定了我们对过去延安时期日常生活的取舍缩放和抑扬褒贬，而且规范了我们对现在生活的价值判断和认知程度。

日常生活本身是充满情趣、惊喜和荒诞的，但我的写作绝对不属于文学创作，从来不敢妄置一词、乱断一语。为了查证核实1943年5月17日高岗在陕甘宁边区党群系统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我从上海打电话到北京，几经周折，又转到西安，一个月后获悉在陕西省档案馆可以买到包含这份史料在内的图书，可惜该馆不办理邮购业务。我只有拜托西安的朋友代劳，从档案馆买到30本一套的资料，再花半个月时间零担托运到上海。书价300元，零担托运费加来回提货运输费，总共400余元，得到的是一条注释的安顿。

北京的档案出版社曾经出版过一套14辑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由于分辑出版，前后拖延时间长，我在上海、北京的几家图书馆都没有看到全套图书。一个偶然机会，我和吴晓梅君说起此事，希望她通过朋友帮我到该出版社仓库去查找。当她电话告诉我，已经找到其中的11辑，并负责挂号邮寄赠送给我时，我觉得此时此刻她是天下最可爱的人!还缺3辑怎么办呢?一个月未到的时间里，上海市福州路上的图书城举行过期图书特价展。一个周五的下午，我和我的同事在提前做完工作后，抽空去逛书店。真是苍天有眼，我一次就淘得我所缺少的这套书中的2辑。怀着几分侥幸的心理，随后几天我又去图书城，终于在第三天下午，竟然就有了我唯一缺少的那l辑书。而该书展能够拿出来展售的本身就是不成套的丛书。

天高云淡，气朗风清，我自认为是那个下午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呵，回到单位办公室，正好发给我工作上的什么奖励100元，赶快请实习生拿去买糖，大伙儿见者有份!

还在我读博的时候，远在青海的王世朝兄得知我以延安为博士论文选题，便将自己曾在西宁街头一家小书店里购得的半套6卷“延安文艺丛书”，亲自带到上海馈赠于我。这是丁玲生前主持编辑，交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为了补齐另外10卷，我多次写信到湖南人民出版社，托长沙的朋友去打听，时日长久，茫然无所求。去年4月，我应邀参与中央电视台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60周年特别节目制作，没想到在北京的延安精神研究会办公室里堆放着成批的全部精装本的后lO卷图书。原来这后半部丛书改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怪不得湖南人民出版社的编辑一问三不知了。承蒙厚意，延安精神研究会秘书处慷慨捐赠此书一套给中央电视台节目摄制组，摄制组的朋友们“宝剑配英雄”，将其归属于我。我背着满满一旅行袋的书，登飞机时严重超重，不得不按邮政包裹的收费标准支付超额部分的运载费。但充实我心的是幸福与感激，虽然我称不上什么英雄。

写作过程中，为了核实一个数字或一个名称，我经常就近到上海图书馆或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去查询。这样，几个字的代价，就是至少半天时间加50元车旅费。

天气晴好的星期天，上海文庙旧书市场人涌如潮，摩肩接踵。侧身其间，两手乌黑，两眼发亮，鼻腔呼吸不畅。因缘时会，可以碰到极其罕见的解放区出版物或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出版物。从书上的印签、题记或旁注中看出，应当是当年的南下干部夹在背包里带来上海。或因战乱迁移重庆再回归上海的高校图书馆藏书与私人收藏，人世沧桑，流落坊间，现在浮出市场，往往都是天价。我无意于做图书版本的交易买卖，完全是出于学术研究的需要，当场翻阅磨蹭的时候多，借以在枯黄的原始文本上寻求历史的质感，万不得已才付出相当一笔钱款，购买那些一定是迫切要用的图书。

吴光伟是一个具有谜一般经历的人。为着考辨她的身份和照片，我先将其存疑的照片翻拍，邮寄给有关人士辨认，得到的回答竟然都是“记不清了”。偶然间从曹禺的追忆文章中获悉，吴光伟到延安之前曾经是南京国立戏剧学校的学员。曲曲折折，打听到设在广州某中学的该校在粤校友会，承蒙其主持人陈学璇先生厚意，我从该会惠赐的纪念册中查找出吴光伟所在的首届学员名录，然后逐个请教大陆还健在的朱家训、左恭、沈蔚德、叶子(叶仲寅)等几位耄年老人。遗憾的是他们对于这位当年的同学，也是大多回避。幸亏92岁高龄的叶子女士，在北京史家胡同寓所里接受了我的拜访。

那是个春天的黄昏，我和友情出场的吴晓梅君在一幢长满半墙常青藤的寓所里，看着老人拿着放大镜，非常肯定地确认了吴光伟这位先后在北平和南京两度同学的相片。

随后，我又找到早已归并为现在的北京师范大学，攀上某生化楼顶层隐藏在一间研究生教室里厢的档案室，数次查询吴光伟和叶子的学习档案。同时，我写信给远在海外，寥若晨星的原南京国立戏校的首届学员，试图探询吴光伟晚年的情况。

特别值得感念的是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的叶维丽女士。我在有关材料上看到海伦·斯诺当年在延安采访过吴光伟，并留下她的英文传略。用电子邮件拜托叶维丽帮我在哈佛图书馆查找，没想到这类图书借阅的人竟然很多，需要事先预约。经过一个春节，图书馆通知预约的书已经到位，更没想到叶维丽自己却崴伤了脚踝骨。打上石膏模具，伤筋动骨一百天，她因此而度过一段痛苦的日子。我除了万分的抱歉，只有耐心地等待。

埃德加·斯诺、海伦·斯诺、史沫特莱被称为“三S”的作品，都有汉译本，我全部拜读过。一次，我在上海图书馆等待一位朋友的到来，等待的时间里随意翻检图书目录检索系统，并索取借阅海伦·斯诺一本早已有过汉译本的英文原版书。翻开这本装帧精美的原著，赫然出现在我面前的竟然就是我苦苦追寻多年的吴光伟访谈录和延安时期的照片。

海伦·斯诺原著中的吴光伟照片，证明叶子女士对另一张照片的确认是完全正确的。

纵然如此，我对延安时期原始材料的涉猎占有还是留下很多遗憾。本书原来写作计划中有一篇《多种经营大生产》，准备通过对延安时期的机关单位发展多种经营的详细叙述，阐明供给制生活与市场经济的最初嫁接。但这方面一些最关键的原始材料我至今未能掌握，最后只能放弃，付诸阙如，以待来日。

如果说理论是灰色的，只有生活之树常青，那么有一种理论的灰度，有如旧称“洋灰”今称“水泥”的cement。人们在用它建构历史大厦的同时，便将不合乎其框架规范的砖头板块抛弃了，然后再将大厦周围的地面全部浇注成意识形态的水泥地，显要的位置上摆放几盆真真假假的香草鲜花。

对此，我个人目前所能做到的就是打开日常生活这个窗口，希望能够观赏到水泥地浇注之前的生态面貌。

好在至少南京路步行街已经撬掉了水泥地，铺陈上规整华丽但有坚实质感的花岗岩地面。

2003年4月于非典肆虐中

时光又流逝了三年。

我供职的单位已经从毗邻南京路变迁到衡山路地铁站附近，值得庆幸的是，当时在南京路商业街上的那种强烈的文化缺失感，现在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建设创新型国家，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发展不再是简单的经济GDP数据增长，还有社会、文化、政治、环境、道德、伦理，等等。这样的改革和发展，迫切需要学术研究提供理论支撑。对过去历史的反思和梳理，应当是这种学术研究的一部分。

有朋友告诉我，学术界对延安时期的重新研究，已经引起读书界的普遍关注。问题是现在重新发现的延安，与已有历史教科书上的延安颇多差距。所以，他们客气地希望我能够客观公正地描述出一个真正完整的延安。

我很感念这些朋友，包括很多当年在延安生活工作过的尊者长者对我的厚爱。确实，在这本书里所描述的延安，更多的是与已有教科书和人们观念中的延安不大相同的延安生活历史的某些方面。但我绝对无意于将延安的这一方面取代另一方面，或用这个延安来否定那个延安。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学术研究，首先努力发掘那些曾经被忽略或掩埋了的延安，然后将其与我们几代人所熟悉的另一方面的延安合成一体，构建一个完整的全面的延安。在我与黄华、凌青、李锐、张仃、华君武、罗工柳、于蓝、干学伟、陈明、曾克、黎辛、王丹一等诸多延安老人的交往中；在我翻阅延安时期的历史文献过程中，我切身感受到延安时期那激情燃烧的岁月，那生命升华的天堂般的记忆，以及那残酷的斗争、严峻的现实。

延安有过欢笑，延安也有过泪水。这是我们的前辈为生存所创造的光荣和付出的代价。作为后代，我们有选择的权利，没有拒绝的责任，最需要的是情怀和智慧。我将在下一部关于延安的书里，更多探讨关于欢笑与泪水铸成一枚历史金币之两面的缘由。

感谢始终关心本书出版的向继东先生，感谢责任编辑周伟先生，感谢本书所配图片的拍摄者和保存者。

2007年6月于沪上永福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