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学史？我们需要能把古代文学的大美大善、大哀大痛、大喜大悲传达给我们的文学史，我们需要一部能让我们无限接近古人真实情怀从而分享他们的感受的文学史，我们需要一部心灵史。一部熨贴我们心灵、充实我们心灵、感动我们情怀的文学史，一部让我们掩卷之际，情不能已的文学史。

本书像是一本文学史札记，这五十多篇表达生动、新见迭出的札记，几乎涵盖了中国文学史中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及流派。已经足以架构一个文学史的框架，而重在点的描述与深度阐释。体现了文学史的感性化特征，也体现了历史学的思想性特征。

本书作者没有按常规的教材模式来编写则是显而易见的。全书五十一个专题，既不按朝代也不按文学潮流加以分期，只是大略地依照时间顺序，挑出作者心目中最为杰出的作家与作品加以介绍和论析，而自然而然形成具有“史”的意味的流动。就好像在一大堆成色各异的珍珠中挑出了最漂亮的珠子贯穿成链，显得简洁而好看。体现了文学史的感性化特征，也体现了历史学的思想性特征。

余序

骆序

一个民族的情怀 《诗经》

历史何以成为散文(上) 《左传》

历史何以成为散文(下) 《战国策》

道德文章 《孟子》

激情与超脱 《庄子》

面向风雨的歌者 屈原

言语侍从与御用文学 司马相如

汉代的冷幽默文学 东方朔与扬雄

听那历史的哭声 《史记》

死亡与爱情 《古诗十九首》

大地的歌声 汉乐府

文学的大纛 建安文学

生存还是死亡 阮籍与嵇康

良心何在 西晋文学

南山种豆 陶渊明

没安好心 谢灵运

迷者之歌 鲍照

南方和北方的女人 南北朝乐府民歌

感伤的青春 初唐诗歌

张若虚的夜晚 《春江花月夜》

谁在台上泣千古 陈子昂

鹿门幽人 孟浩然

艺术囚徒 王维

秦时明月汉时关 高道与岑参

兴高而采烈 李白

一个人如何成为诗圣 杜甫

长安花 白居易、元稹

永州之野产异文 柳宗元

百年老鹗成木魅 李贺

无限夕阳 李商隐、杜牧

有人楼上愁 唐人词

花开花落 五代词

天地词心 北宋词

词歌·词诗-词论 柳永、苏轼与辛弃疾

醉翁与他的亭 欧阳修

缥缈孤鸿 赤壁赋

菊花与刀 李清照

野唱 元散曲

浪子伟人 关汉卿

豪杰之文 李贽

不紧要之文 袁宏道

民间的三国 《三国演义》

快意恩仇 《水浒传》

换一种读法 《西游记》

欲与死 《金瓶梅》

拍案叹世 三言二拍

人为什么堕落 《儒林外史》

词坛谢幕 纳兰性德

天下一聊斋 《聊斋志异》

桐城好文章 桐城派

中国悲剧 《红楼梦》

后记

人为什么堕落 《儒林外史》

一个民族，如果在世俗政权之外，没有更高的信仰，是可怕的。一个民族中的人，如果除了追求世俗政权的承认，追求体制中的地位及其相关的利益，别无更高的精神支撑，也不免要堕落。所以，孔子才说“士志于道”，而且即使是做官，出仕，也是“行其义”，而孟子更明确地提出在世俗政权的“人爵”之外，要有“天爵”，而追求这种精神层面的“天爵”，是人的最高使命，人爵，只是追求天爵的一个额外奖赏罢了。先知先觉们通过自身的修炼性命，敏锐地发觉了这个道德的大玄机：没有信仰的追求，没有精神的崇拜，一个民族就没有精神力量；只有升官发财的世俗追求，只有成功发达的功利理性，一个民族必然日趋下流。事实上，虽然我们是一个不断强调礼义廉耻的民族，但揆诸历史，我们可能不得不承认，我们的民族的整体道德水准一直并不高，而且随着专制统治的日趋强化，权力对社会人生的侵蚀日趋全面，我们的整体道德水准也日趋下降，整个民族越来越没有体面、尊严与光荣，而谄谀、狭媚、虚伪、奴颜媚骨、奸诈阴险却日益滋漫。明清时期的中国，就是我们民族奴性日深、体面与尊严渐失的时代，生长于清代的吴敬梓假托明代背景的小说《儒林外史》，给我们描写的，就是这样一个下流的世界及营营于其中的众多下流胚。在这部小说里，我们可以看到人性的肮脏丑陋卑鄙下作，看到是什么东西促成了人的堕落——那就是无孔不入的世俗权力及人们对体制的屈从和膜拜。体制地位至高无上的价值观直接否定了彼岸价值，从而导致一个民族彻底失去了信仰的力量，彻底拒绝了信仰女神对我们的向上提携，在炼狱之中，我们已经满足。

在全书的第一回《说楔子敷陈大义，借名流隐括全文》中，提及明太祖议定取士之法：“三年一科，用《五经》、《四书》八股文”，作者借王冕之口评点说：“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

最后一回，五十五回(卧闲堂本)，作者更自己出而议论：

论出处，不过得手的就是才能，失意的就是愚拙；论豪侠，不过有余的就会奢华，不足的就见萧索。凭你有李、杜的文章，颜、曾的品行，却是也没有一个人来问你。所以那些大户人家，冠、昏、丧、祭，乡绅堂里，坐着几个席头，无非讲的是些升、迁、调、降的官场；就是那贫贱的儒生，又不过做的是些揣合逢迎的考校。

这是前后的呼应。

一切以世俗“成功”为最高目标，最终目标，而这世俗成功，又不过是“功名富贵”四个字，是这四个字所代表的物质享受社会地位和名望——而这“名望”，或者说受人传扬与尊敬的东西，不是人格修养，不是知识智慧，不是道德水平，而仍然是他在这个高度体制化了的社会中所盘踞的位置以及与此地位相关联的攫取社会资源的能力与事实。我们尊敬什么人？我们尊敬有权势有钱财的人。我们惧怕什么人？我们惧怕有权势有钱财的人。什么人可以骄人？有权势有钱财的人。贫谄富骄不仅成为这个社会的黑暗现状，而且获得了‘充分合理性的证明，获得了全社会的认可，获得了道德上的通行证、荣誉证、资格证。《儒林外史》所写者，即是这样的一个社会，即是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的蝇营狗苟的芸芸众生。

闲斋老人序云：

其书(《儒林外史》)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

其书开篇写一夏总甲，已是体制高塔之最底层，但仍意气扬扬，洋洋自得且傲慢骄人；其书中间写一牛浦郎，读书学写诗，只是想以此“相与老爷”，他在甘露庵老和尚处偷得客死此处的牛布衣诗集，见题目上都写着：“呈相国某大人”，“一怀督学周大人”，“娄公子偕游莺■湖分韵”，“兼呈令兄通政”，“与鲁太史话别”，“寄怀王观察”，其余某太守、某司马、某明府、某少尹，不一而足。

浦郎自想：“这相国、督学、太史、通政以及太守、司马、明府，都是而今的现任老爷们的称呼，可见只要会做两句诗，并不要进学、中举，就可以同这些老爷们往来，何等荣耀！”因想：“他这人姓牛，我也姓牛。他诗上只写了牛布衣，并不曾有个名字，何不把我的名字，合着他的号，刻起两方图书来印在上面，这两本诗可不算了我的了！我从今就号做牛布衣！”当晚回家盘算，喜了一夜。(第二十一回)

卧闲草堂评牛浦郎是“世上第一等卑鄙人物，真乃自己没有功名富贵，而慕人之功名富贵者”。

其书末尾写一妓女聘娘，见嫖客是官，便欢喜不尽，曲意逢迎侍候，至夜梦做了官太太。这是贯穿全书的讽刺，体制对人的控制对人性的戕害，以及导致全社会的日趋下流狭媚，跃然纸上。

第一卑鄙人物是牛浦郎，因为他年龄小小即无一丝天真，一开始即无任何体面的思想与志趣，行为恶劣，品性下流。偷窃，冒名顶替，休妻娶妻，只把这世界当成他招摇撞骗的大舞台，而问题在于他果然处处得手，时时顺遂，往往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可见这个社会已经没有一点自我净化的功能，一丝残渣与肮脏都不能过滤与截留。与他一样令人厌生百端的还有一个严贡生，这家伙不特和牛浦一样下流，还比牛浦郎阴险，比牛浦郎虚伪。吴敬梓刻画人物用力最多而又最成功的，除了周进、范进，便是这个严贡生。他骗诈穷乡邻王小二的一头猪，还唆使自己的几个如狼似虎的儿子，把这个王小二“拿拴门的闩，赶面的杖，打了一个臭死，腿都打折了”。又诈骗乡下老人黄梦统的银子，还把黄梦统的驴子和米粮都抢到家中，两人告到县衙，他自知理亏，无法狡辩。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卷卷行李，一溜烟急走到省城去了，把这官司丢给兄弟二老官严大育严监生。严监生出钱替他了了这场官司(第五回)。严监生死后，他从省里科举了回来，得了严监生死前送给他的“簇新的两套缎子衣服，齐臻臻的二百两银子”，却还怪这位兄弟办事不济：“若是我在家，和汤父母(汤知县)说了，把王小二、黄梦统这两个奴才；腿也砍折了！一个乡绅人家，由得百姓如此放肆！”(第六回)。后来他狡计诈骗船家，欺凌弟妇，强占家产，十足的无赖恶棍。而这无赖恶棍，卑鄙下流之徒，偏偏是被前任周学台举了“优行”，又替他“考出了贡”(第六回)的人，这社会的评价系统还有什么可信？而这样内心肮脏之人，却常常有一种自我不凡的狂妄：

自古道：“公而忘私，国而亡家”，我们科场是朝廷大典，你我为朝廷办事，就是不顾私亲，也还觉得于心无愧。(第六回)

这是多大的道德招牌？从小的方面说，小心处往往有大道理，低贱人往往戴高帽子，这固是一个人个人的虚伪无耻处。但若细细一想，像严贡生这样的人，多行不义，却毫无愧疚，怕也不仅仅是由于他个人品行上的麻木与无耻，而是体制上的道貌岸然，已然遮隔了私密处的淫狭恶行。不仅一个人的地位是由体制给的，而且一个人的体面与品行，也由体制给予了。这是一个社会彻底烂掉的原因，也是一个社会彻底烂掉的结果。

比较一下《金瓶梅》中的西门庆和《儒林外史》中的严贡生是有意思的。西门庆和严贡生都是作者着力描写的坏人，而且，严贡生是比西门庆更丑陋得多更堕落得多的，名副其实万劫不复的下流胚。西门庆处处有厚道在，在为人处世上常常有私德在，而严贡生则无处不可厌，在为人处事上已一无是处。西门庆可以说是无恶不作，而严贡生则是无作不恶——即是说，西门庆，固然是作恶多端，多恶的事也能做得出，但尚不是事事恶，时时恶；而严贡生则举凡行动言语，无不是恶。问题还在于，这种人，偏偏是体制认可的“优行”之人！

两者的一个大区别就显示出来了：西门庆在小说所描写的社会语境中，就是一个坏人。而严贡生在小说所描写的语境中，却是一个受人尊敬，被体制认可的乡绅。这不仅体现了《金瓶梅》与《儒林外史》手法上的差异：《金》是批判，而《儒》是讽刺。更深刻的启示是：就这两个人物而言，《金瓶梅》是写一个坏人，而《儒林外史》是写一个坏价值。好的价值会判断出坏人，而坏的价值则不能。

匡超人是作者刻意描写的又一典型人物。这个本性纯朴的人，只因了向往体制，试图通过科举走进体制以谋求体制许诺的功名富贵，便自踏上科举之途的那一刻起，一天天堕落起来，他的在体制中的升迁过程就是在道德上的堕落的过程，地位、官职的提升与道德的堕落同步。作者用这个形象，生动而深刻地说明了，当体制至高无上，体制不再作为人类走向彼岸的阶梯.体制自身成为目的与终极关怀时，体制阶梯上的上升之路，就是道德人品上的堕落之路。体制的阶梯如果不通向上帝，必通向魔鬼，不通向天国，必通向地狱——别无他路。

关于《儒林外史》的主题，历史上有不同的指认。上引闲斋老人认为是反“功名富贵”(闲斋老人《儒林外史》序)。王仲麟认为是“痛社会之混浊”(《中国历代小说史论》)。胡适先生更进一步认为是“批判明朝科举用八股文的制度”，且指出科举功名是“专制君主困死人才的唯一妙法”(《吴敬梓传》)。客观地说，“功名富贵”说有较优大的包容性，而反科举反礼教则有其深刻性。我以为，《儒林外史》主题之深刻，之伟大，之广博，在于他的“反体制”思想，是体制造成了儒林整体的堕落，使之曰趋丑陋。所以，《儒林外史》便成了儒林丑史。周进，范进这样没有真学问当没有什么劣迹恶行的人，是体制把他们逼得可怜又可鄙，这是中国明清时代的“变形记”。写出儒林之堕落，蜕变，吴敬梓是中国古代的卡夫卡。

由功名富贵到科举制度到体制，是一条相互串联的枷锁。体制通过科举支付富贵，欲求富贵者，也通过科举而进入体制。社会就这样带上了脚镣手铐。人类当然不可能没有体制，但体制的无限膨胀，以致垄断了社会的所有资源——无论物质资源还是精神资源，则无疑是中国明清以后社会的一大特征。体制以外没有成功，体制以外没有光荣，没有体面，没有尊严，没有地位，没有肯定，没有追求，没有结局，没有出路。而这种高度垄断的体制，无孔不入的体制挤占了所有社会空间，终于使中国这个文明古国，变成了一个狭媚的世界，一个鬼魅的世界，一个丑陋的世界！

写出这样的大主题，写出了这样的既属于中世纪，又警醒现代社会，警醒整个人类历史的大主题，《儒林外史》不仅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古代一流的小说，即使放入世界文明史上，也是一部警醒人生的艺术大吕！

胡适先生把《儒林外史》定义为“讽刺小说”(《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而鲁迅先生更称为“在中国历来作讽刺小说者，再没有比他更好的了”(《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第六讲)，并且指出了它“感而能谐，婉而多讽”的特点(《中国小说史略》)。其写人状物，“烛幽索隐，物无遁形，儿官师，儒者，名士，山人，间亦有市井细民，皆现身纸上，声态并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中国小说史略》)。吴敬梓的语言，是一流的，是足可以和《水浒传》的作者一较高下的。

但总体而言，这部小说似有前紧后松的弱点，前面的精彩篇章、精彩细节纷见迭出，令人目不暇接而又意味盎然，且语言老辣，炉火纯青，而从第二十四回鲍文卿出场起，后面的章节就有了一些拖沓，有了一些凑合，而且不少章节人物都似脱离了儒林，如第二十五至二十七回。问题是，他写到儒林时才格外有精神.因为这才是他熟悉的生活。从第三十七回写到郭孝子以后，儒林似乎成了水浒，而吴敬梓说故事的能力显然不及罗贯中，郭孝子的故事说得如同儿戏，而且经不起推敲处亦颇多，如郭孝子深山遇虎，不仅虎及怪兽写得奇怪，死得蹊跷，而且，郭孝子见老虎走远，他不远逃，而是爬上大树等虎回来，显然不合情理。后又在老和尚处见一独角怪兽，这还不算，后来竟然又跳出一只老虎，而这老虎竟被郭孝子一个喷嚏吓得跌进冰涧，冻死在那里。再往下，郭孝子竟然传授强盗武艺；嗣后又轻易地见到了寻访二十多年的父亲。这些，都让读者觉得作者的技拙。确实，吴敬梓的优长在语言、细节，缺点在不会讲故事。

另外，全书还有一些硬伤，如萧云仙打瞎了响马贼头赵大，身背禅林的老和尚，竞“一口气跑了四十里”才放下，这匪夷所思的写法只为前面有一个交代，“这四十里内，都是这贼头旧日的响马党羽”。而萧云仙精力已倦，在一个小店内坐下时，见到一个头戴孝巾，身穿白布衣服，脚下芒鞋，形容悲戚，眼下许多泪痕的郭孝子。不料这个本来萧瑟落魄的郭孝子，竟然大出人所料地向他笑道：“清平世界，荡荡乾坤，把弹子打瞎人的眼睛，却来这店里坐的安稳！”他哪有这份心情呢？更何况他从何处得知四十里以外发生的事呢？从细节到情节，都很矛盾而不真实了。

关于《儒林外史》的结构问题，是历来评论家特别关注的题目，“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迄，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中国小说史略》)。这是对《儒林外史》结构特点的一个客观描述，大约是鲁迅先生对《儒林外史》格外青睐，所以，他对这个特点作了这样的评价：

但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因亦娱心，使人刮目矣。

但客观地说，这样的结构给了作者太大的自由，使他不免有些随意与草率，有些地方的承接就显得突兀而不合常理，使读者的阅读期待大受挫折。如第三十八回，从在四川的郭孝子突然转写陕西老和尚，其间的过渡只是郭孝子的一封信，颇为突兀。再如第四十一回，写沈琼枝被两个官差押回，船上见到两个婊子一个汉子，作者就丢掉前面大张旗鼓地写来的沈琼枝，说起两婊子来，显得好没道理。这样唐突读者，三番五次地硬牵着读者的鼻子走，逼读者转弯抹角，这都是由于他自己太自由，太没约束的缘故。

因为，作者读到此处，一定对沈琼枝的命运发生牵挂，这样一个独来独往、敢作敢为又有一些唐突的女子，她被押解回去以后，又会怎样？等待她的，是什么样的命运？但吴敬梓显然对沈琼枝的命运并不关心，但他应该理解读者对沈琼枝的关心啊，况且这种关心还是你自己挑起的。事实上，吴敬梓不关心他笔下任何人的命运，包括杜文卿、迟衔山、庄征君、虞博士这一类人物，在他笔下，一概没有个了局，一概没有个下场，死活不管，活不见人，死不见厂。这种对人物命运的漠不关心，在小说这类叙事作品中极为罕见。

这样太自由地写一处丢一处，拐一处撇一处，甚至使他草菅人命起来：写一个人，要丢开他而又丢不开，放在手边叙述起来又嫌碍手碍脚时，他便让他死。让他这样弄死的人，在一部《儒林外史》中，有数十个之多，有时甚至直接让人绝户：那严监生一家，转眼之间，死了三个人，丢下一个小寡妇哀哀无告。这吴敬梓好心硬。P309-314

余恕诚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几千年连续不断的历史的民族，而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华民族所代表的文明，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从这个意义上说，记录这个民族几千年喜怒哀乐、体现这个民族几千年艺术才华的中国文学，有特别的价值和意义。在中国文学史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民族几千年来面对世界、面对自己命运时的表情；可以看到这个民族对自身行为的反思，对自身道德人生、道德实践的观照和剖析；对人性缺点与优点的揄扬。在中国文学史中，不仅有对“实有”的生活及世界的或依恋或批判，还有对“应有”的生活与世界的向往与想象。在中国文学史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民族对美好世界和完美人性的不懈追求。

由此，对这样的文学史作出描述和阐释，是一桩文化的大事业。而到这样的蕴含人类丰富情感的矿藏中开掘与炼取，找到对当代心灵的慰藉，更一直是一项充满诱惑的工作。同时，也是当代学者的责任。

通行的各种中国文学史，主要是作为教材来编写的。一般是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从对文学流派及作家、作品的阐释切入，以知识的灌输与认知作为基本落实点。这样的文学史，往往体现出强烈的传承文化的责任心，并以态度严肃、立场客观、立论科学、知识准确为自己坚定的学术追求。学术性强，理性精神突出，是其共同特点。

但是，文学史可以有不同的写法，而且，也应该有不同的写法。不同的写法，才可以展示文学史的不同侧面，勾勒出文学史的不同面貌，展示文学的多重魅力。实际上，作为描述文学现象，揭示作家内心世界，感悟作品艺术魅力的文学史，学术化的写法，在巨大的优点的背后，也有着明显的不足：过度的学术化，在揭示文学事实的同时，往往又遮蔽了文学自身的美丽；在冷静客观的学术化表达语境里，鲜活的文学自身却往往被遗弃在一边。作为认知与研究的功能突出了，而作为欣赏与感受的功能却退化了。而能否保持并提高对文学作品的感受力，能否被文学作品感动，才是一个人的艺术鉴赏能力的天然尺度。同样，能否有助于帮助一般读者感受文学作品，提高他们文学感受的敏锐性，至少是文学史的责任之一。

另一方面，要真正实现对文学流派、作家作品的深度阐释并揭示其当代价值或普世价值，必须有思想的介入。这不仅仅因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柯林武德语)，而且，还因为，在历史学中，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只有思想才能在历史中发现思想。因为，如果没有思想的光芒的照耀，很多被学术充分而准确地揭示出的“文学事实”里，其中的价值，也仍将隐藏在字里行间，不能被我们发现。因为，“价值”，往往是一种无形的存在，甚至，只在我们的阐释中存在。

鲍鹏山的这本《中国文学史品读》，其最为突出的特点及价值，即是，一、体现了文学史的感性化特征；二、体现了历史学的思想性特征。

实际上，这不是一本体系性很强的文学史著作，严格地讲，它更像是一本文学史札记。但是，这五十多篇表达生动、新见迭出的札记，几乎涵盖了中国文学史中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及流派。所以，已经足以架构一个文学史的框架。况且，这本文学史的结构，本来就不重线的勾勒，而重在点的描述与深度阐释。

鲍鹏山二十多年前在大学时即听我的课，这本书中的关于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文章，就是那个时候写就的，算是本书中最早的篇章。二十多年过后，他又回母校，跟我攻读博士学位。其间的二十多年，他在高校任教，埋头学问，并出版过不少著作。现在，他的这本很有特色的《中国文学史品读》即将出版，读完书稿，我非常高兴。先睹为快之后，特写了以上这些话，奉献给读者。

2007年6月7日于安徽师大中国诗学研究中心

在一次全国性的有关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的学术会议上，座谈中，就古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我提出过两点疑问：一是，我们现在的古代文学教学，是在教“学问”，还是在教“文学”？我们的本科生面对一篇古代优美的文学作品时，他们可能还保有欣赏的心情，还可能被感动，还很可能由此陶冶情操，形成审美理念；而我们的研究生、博士生，在面对这样的作品时，往往仅仅是把它作为一个学术观点的例证或个案，只是冷静的解剖和分析。这到底是艺术感受能力的提高，还是艺术感受能力的萎缩？

第二个疑问是，我们的古代文学研究，到底还有多少“文学”研究的成分？对文本自身作文学意义上的解读、阐释与鉴赏，在多大的程度上已经被无端的贬低，而考据、训诂、校正等等作为文学研究的前提及基础——应该仅仅是前提与基础——的“学问”，为什么反而被奉为文学研究的最终目的？被奉为最高境界？汤因比曾经发问：“为什么我们觉得科学的思想方法——本来是为思考非生命的大自然而设计出来的——就该应用于旨在研究活生生的物种和人类的历史思想呢？”(《历史研究》第一章：历史思想的相对性)事实上，这种学术思想的粗暴，在中国当代，假借传统的乾嘉学派和现代的“科学”名义，几乎垄断了当代可怜的学术资源与评价体系。

这实际上涉及一个历史学的基本问题：如果对历史事实的辨认就是历史学的全部内容，那么，我们有理由发问：历史为什么对当代、对我们是必要的？

还得用上汤因比的话：“历史的本质正在于不断地增添自身。”(同上)还有丘吉尔的话：“创造历史的最好方法就是撰写历史”(转引自尼克松《领导者》)。是的，历史，就是阐释史。我相信，当代的智慧和悟性，会让看起来既成的文学史永在增长中，并且越来越丰实厚重。

我一直坚信的是，文学的最高价值，是对人类心灵的安抚。而文学研究的最终目的，乃是对文学最高价值的认知，并且，有助于提高人们对文学艺术的感受力，提高人们的审美能力。

那么，我的这本文学史，有什么样的特色呢？简单地说，就是：作为思想史与心灵史的文学史。我的理解，中国文学史，就是中国人的心灵史，是中华民族三千年的理智与情感的渊薮。我就试图从这个角度，切入中国文学史。

书稿的写作过程并不顺利，这几年，我的日常工作太繁忙了。经常是熟读了某个专题的一大堆文献后，被繁重的工作拖离书桌，等到回来，可能已是十天半月甚至一两个月。而我的记忆力又非常糟糕，这些文献又得重新阅读。在交稿日期一拖再拖中，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本书策划、我的老师贺圣遂先生，一直对我宽容以待。而他的宽容给了我更大的压力。可以说，没有他的耐心、宽容以及由此而来的压力，我不可能写完这本书。

2006年秋，我到安徽师大中国诗学研究中心，跟随余恕诚先生攻读博士学位。我几乎一下子获得了导师的指导、比较安静而集中的时间、诗学中心的丰富而便当的资料等难得的研究条件，从而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终于完成了本书的写作。

多年来，不才的我却意外地得到很多导师的关心与指导。余恕诚先生是我大学时代的老师，直到今天，我仍然在他的庇荫下学习。十七年前，我在复旦大学读助教进修班时，骆玉明先生就是我的老师，2000年，我又成为他的访问学者。当然，在此不能一一提及的，还有很多我中心藏之的师长，给我学问的启迪。我在多年的领受他们教诲的同时，也跟随他们一点点长进。现在，我的这本拙著能同时得到余先生、骆先生的序，于他们而言，当然是对我的鞭策与鼓励；对我而言，则是莫大的光荣。

本书的责任编辑宋文涛先生在审阅书稿过程中，体现出了扎实的专业水平和强烈的责任心，他的严谨使书稿的质量得以保证。

一件事情的完成，往往有着太多的人付出劳动和心血，这部书稿也是这样。正如古诗所云：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几年的辛苦已经付出，现在，就等待着读者的鉴定和批评了。

读者诸君会发现，这部文学史由于没有一般文学史的那种框架，它的结构是开放的，它的内部，也预留了很多有待填充的空间，有很多重要的作家、作品、流派都还付诸阙如，等待着补入。我期待着读者的批评与建议，以使我可以不断地充实和修改完善这本文学史。我的电子信箱：baopsh@126.com.谨致谢意。

鲍鹏山

2007年6月15日于安徽师范大学

中国诗学研究中心